《敕勒歌》的誕生受到漢文學的影響，但誕生后的《敕勒歌》又反過來影響了漢文學，并以其杰特的藝術成就豐富了中華文化的藝術寶庫：它第一次以詩的形式贊美了祖國的北疆，激起人們對少數民族聚居之地的激賞之情。在唐代王昌齡、岑參等雄渾奔放的邊塞詩出現之前，在詩的國度里，我國的西北邊陲一直是以大漠窮秋、塞風苦寒的面貌出現的，也似乎一直與孤城落日、戍樓刁斗的戰亂生活聯系在一起。這個調子，大概從我國第一部詩歌集——《詩經》就定下來了：《小雅·采薇》中所描繪的獫狁之地是“雨雪霏霏”，行役之人是“載饑載渴”，塞北似乎是一個荒涼苦寒的畏途。漢魏時代的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曹操的《苦寒行》等更是把北方與苦寒、戰亂、悲傷劃上了等號，幾乎成了同義語。但《敕勒歌》所描繪的卻是一種既開闊壯美又和平安定的北國風光：這里地勢平坦、水草豐茂、生活安定、牛羊肥壯。這是另一種邊塞，和以往的描繪完全是截然不同的基調，呈現不同的風格。從文學發展來看，這種貞剛的河朔之氣，對聲律風骨兼備的唐代邊塞詩的產生，其作用更不可低估。另外，這是首敕勒族的民歌，卻受到包括漢民族在內的境內多個民族的贊揚和傳唱。王灼認為兩漢之后，只有“《敕勒歌》暨韓退之《十琴操》近古”；沈德潛則稱贊它與另一首少數民族歌謠《哥舒歌》“同是天籟”。它在流傳的過程中，由敕勒語變為“鮮卑語”，再變為“齊言”：所有這些都說明一首優秀的詩作，它是民族的財富，也是各民族的共同財富，也將為全人類所共同擁有。民族文學之間，是相互影響也是相滲透的。

　　其次，它是中華境內各族從征戰對抗走向和解交融的歷史見證。

　　《敕勒歌》雖然是一篇文學作品，卻有著巨大的史學價值，它是中國境內民族之間由爭斗到交融的歷史見證，也為上層統治者的民族政策提供了正面的借鑒。《敕勒歌》中所詠歌的和平富庶的邊陲景象，首先是羈縻制度的產物。

　　所謂“羈縻”，是相對征伐而言，它是中國古代中央政權對周邊少數族政權所采取的以安撫、懷柔為主要手段的統治方略，即通過封官爵、賜尊號，認可其統治的合法性，以及下嫁公主、輸賜金帛、保留其制度、習俗等來換取對方對中央政權的尊從和依附，朝賀并納入中國版圖。在“羈縻”諸法中，“內徙安置”來“以夷制夷”，是其中影響最大、爭議反復最多、實績也最顯著的一種手段。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秋，匈奴渾邪王率十萬余眾降漢，武帝命長安令發車二萬前往迎接。長安令以無錢為由，不派車馬，武帝大怒，認為長安令不解制夷之術，貽誤大事，要將其斬首以示羈縻之策不可犯。遂將渾邪王等降眾安置在云中、上郡、北地等邊塞五郡作為屏障，自此“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資治通鑒》，“漢紀”十一），“以夷制夷”收到明顯效果。宣帝神爵四年（前58年），匈奴呼韓單于與屠耆單于爭權中兵敗，呼韓單于效法日逐王率眾南附，宣帝照樣安撫：命高昌侯董忠等率騎兵一萬六千人護送呼韓單于至雞鹿塞，并留下協防北匈奴的襲擊。為安頓其降眾，漢廷又前后轉輸谷米三萬四千斛、錢二十萬、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助其安民”（《漢書》卷九四，“匈奴傳”下）。。自此，匈奴分為南北，南匈奴一直依附漢廷，與北匈奴處于對峙狀態。自宣帝之后直至東漢滅亡這二百八十多年間，呼韓單于及其后裔南匈奴，一直成為漢朝防范北匈奴及其它部落南侵的屏障，并配合竇憲、馬續、鄧鴻等漢代歷朝諸將，開展對北匈奴、烏桓、鮮卑的軍事行動，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史上以夷制夷時間最久也最成功的一例。

　　中國古代羈縻方略中對少數族的“內徙安置”，盡管其主要動機是“以夷制夷”，盡管這個方略往往是以武力征伐為背景或前提，在執行過程中也充滿爭論甚至反復，但是必須承認：這個萌生于先秦、定型于兩漢，為歷代中央政權所尊奉并被制度化的“羈縻”方略，是維護國家統一，保障中央政權對周邊有效統治，避免民族戰爭和社會動蕩的一種有效手段；也是在中華境內各民族間由征戰沖突走向和解交融重要前提。北朝時期，敕勒這個民族與中原主要政權之間就呈現這樣一種演進規律，而《敕勒歌》的產生就是一個很好的歷史見證。敕勒在先秦時代是北方一個強大的民族，史籍稱之為“赤狄”、“丁零”或“丁靈”，當時居住在北海（又稱巳尼陂，即今俄羅斯貝爾加湖）一帶。兩漢時期，趁匈奴、鮮卑的遷移或勢弱而逐漸南下至燕然山和頞根河一帶（今蒙古人民共和國色楞格河流域）。西晉以后改稱敕勒或鐵勒，因他們造的車“車輪高大，輻數至多”，所以又叫“高車族”。南北朝時期，中原戰亂，已強大起來的敕勒族乘機南侵，首先是攻擊介于它和中原政權之間的老對手“蠕蠕”，然后越過“蠕蠕”直接與中原政權對抗（《魏書》卷103，“蠕蠕傳”、“高車傳”）。前燕光壽元年（公元357），慕容儁“遣其撫軍慕容垂、中軍慕容虔和護軍平熙率步騎八萬討丁零敕勒于塞北，大破之，俘斬十萬余級，獲馬十三萬匹，牛羊億萬余”。其子慕容暐繼位后，亦遣傅嚴“北襲敕勒，大獲而還”（《晉書》卷102，“劉聰載記”；卷104，“石勒載記”；卷110，“慕容儁載記”；卷111“慕容暐載記”）。公元四世紀末五世紀初，鮮卑族的拓跋氏逐漸統一了北方，強大起來的北魏從道武帝拓拔珪天興二年（公元399）到太武帝拓拔燾神笳二年（公元429），對敕勒人前后發動了四次較大的戰役，天興二年道武帝拓拔珪親帥大軍西出洛水，直搗敕勒族的生息地鹿渾海，“獲馬牛羊二十余萬”，然后分兵三路追擊其殘部，道武帝親帥中路，“合破其高車雜種三十余部，獲七萬余口，馬三十余萬匹，牛羊百四十余萬。驃騎大將軍衛王儀別督將從西北絕漠千余里，復破其遺并七部”。高車之族有十二姓，稱為十二部，今主力和七部并破，“于是，高車大懼，諸部震恐”。在這個背景下，拓拔珪又祭起歷代帝王羈縻方略中常用的法寶：進一步炫耀武力，迫使對方懾服，在高車周圍“大校獵，列周七百余里”。在這個強大的軍事態勢下，戰敗的敕勒開始分裂：其中一部分向中原政權臣服，如單于之侄利曷莫弗奈力健“帥其九百余落內附”，“高車解批莫弗幡豆健復帥其部三十余落內附”。北魏則加以封賞：“拜奈力健為揚威將軍，賜谷二萬斛”，“亦拜（解批莫弗幡豆健）為威遠將軍置司馬參軍，賜谷二萬斛”（參見《魏書》卷2“太祖記”，卷103“蠕蠕等傳”；《北史》卷98“高車傳”；卷197杜佑《通典》，“邊防”十三。）。但以其單于為首的主體部分則收拾殘部，退回原來的生息地巳尼陂一帶，繼續與中原政權抗衡。對北魏政權來說，敕勒族南侵的威脅并未從根本上解除。所以太武帝神笳二年（公元429），拓拔燾在廷爭中拒絕司徒長孫翰和尚書令劉潔的諫阻而聽從漢人崔浩的建議，“遣左仆射安原等并發新附高車合萬騎至于巳尼陂，高車諸部望軍而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羊亦有百萬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