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nèi)學術界對道教科儀的研究，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20世紀初至80年代。對齋醮科儀進行的研究可說是寥若晨星，僅有北京白云觀的《太上出家傳度儀》（1924年）：艾信慧著的《湖北長春觀乙丑戒壇凳真錄》（武昌長春觀，1925年）；陳國符的《道教齋醮儀源考略》（1945年：此收在《明清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1962年）對有些探討或介紹。

　　第二階段，1980年——1990年。該一時期，在曹文治、羅柄良編的《國際道教科儀及音樂研討會文集》中（1989年），有上海社會科學院陳耀庭的《上海道教齋醮及其“進表”科儀概述》，對上海道教的齋醮特別是“進表”科儀的淵源給予了論述；并從用途及類型上對道教科儀進行分列歸類。四川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卿希泰的《關于道教齋醮及形成問題初探》（《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4期載），詳細考證了齋醮的含義，認為齋與醮具有密切聯(lián)系，均為祭禱神靈的一種儀式。另外還有白克京的《宗教儀式的文獻整理與分析》、包士廉的《消災儀式》等。這些論文從多角度、多側(cè)面對道教科儀進行了探討，立意都較高，論點也新穎，不乏真知灼見，為后來的道教科儀研究開辟了新視界，開始引起學術界的普遍關注。之后，又有陳耀庭的《論<先天斛食濟煉幽科儀>的歷史發(fā)展及其社會思想內(nèi)容》（《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1期），對“煉度”、“濟幽”和“斛食”三儀的形成作了歷史考證和比較研究，提出“香港道教的《先天斛食濟煉幽科儀》約形成于南宋，保存著古貌”的論點。田誠陽的《道教齋醮科儀》（《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3期），以所見所聞，解釋了齋醮的有關概念，并把齋醮發(fā)展劃分為五個時期；同時扼要介紹了一些醮壇科儀，并對現(xiàn)行齋醮情況及齋醮的意義進行了論述。該文為了解齋醮科儀歷史及現(xiàn)狀提供了較豐富的資料。

　　該段時期內(nèi)臺灣省學者對道教科儀的研究論文有丁煌的《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宣德本<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初研》（鄭志明編《宗教與文化》，臺灣學生書局，1990年出版）；著作有楊逢時的《道壇作法全集》（1983年9月——1985年3月）、《道符制法》（1983年9月）；蘇鼎貴、楊逢時著的《宅元大法》（1987年）、《和合大法》（1987年）（均由臺灣逸群圖書公司出版）；臺北集安堂編的《中國道壇符咒》（17冊）（1983年）；程靈凡撰的《符咒研究》（臺灣希代書出版社，1983年6月）、《珍藏符咒施法秘要》（臺北武陵出版社，1983年）等。

　　大陸道教界內(nèi)人士閔智亭的《道教儀范》（中國道教學院1990年編印），涵括從道教儀范概述、道教宮觀儀范、全真齋醮科儀、略論道教徒的修養(yǎng)等幾部分，詳細介紹了道教徒必須掌握的儀范知識。書中還編集了一些現(xiàn)行科儀文本。翔實的資料對道內(nèi)外人士均是有參考價值的。

　　第三階段，1991年——1996年。這一時期，除一批老學者在繼續(xù)進行科儀研究外，另有新的學者加入到此行列來，致以累累碩果。有關論文如下：

　　陳耀庭的《論道教儀式的結構——要素及其組合》（《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提出道教儀式是以表現(xiàn)道教教義思想為內(nèi)容的道教徒的一種行為系統(tǒng)，是道教徒寄托信仰，傾訴宗教感情的行為方式。并研討了道教儀式的淵源、與一般生活行為的異同、其組合規(guī)律及結構等。《照徹幽暗，破獄度人——論燈儀的形成及其社會思想內(nèi)容》（《道家文化研究》第五輯，1994年），對齋醮科儀中的燈儀的形成、發(fā)展加以論述，并指出其所具有的社會思想內(nèi)容。《以生度死，以已度人——論煉度儀的形成及內(nèi)容》（《道家思想文化——海峽兩岸道家思想與道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臺灣中華宗教哲學社，1994年），考察了煉度科儀要旨、不同煉度儀式的程序和內(nèi)容異同；認為煉度儀的形成與發(fā)展離不開社會原因和道教自身發(fā)展的需要；同時談及煉度儀流傳的意義?！稄凝S醮科儀說龍虎山的歷史地位問題》（《道教文化管窺——天師道及其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從三方面解釋了天師道齋醮科儀在思想、內(nèi)修、文化等方面的豐富內(nèi)容，并提出宗教思想和宗教儀式不論從宗教學也或宗教人類學角度看均無高低貴賤、上下雅俗之分的思想。

　　王育成的《明武當山金龍玉簡與道教投龍》（《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94年第3期），以考古、史籍相結合的方法，考釋了玉簡銘文，認為道教的投龍儀式是先秦時代先民對龍的崇拜和對天地山川河流祭祀的流承。在往后的發(fā)展過程中投龍儀式成為統(tǒng)治者常用的祭祀方式，對它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歷代帝王崇道的情況，因而該篇論文對此的初步探討是有意義的。

　　張澤洪的《唐代道教齋醮》（《上海道教》，1994年第2期）、《宋代道教齋醮》（《宗教學研究》，1996年第1期）、《宋代齋醮的特點》（《宗教哲學》第二卷第二期，臺灣宗教哲學研究社，1996年4月版）等文，對唐、宋、元、明各代的科儀活動、科儀經(jīng)書的編撰、齋醮特點及帝王對齋醮的態(tài)度、政策等作了論述。文獻豐富，論據(jù)充足，可資參閱以了解齋醮科儀的部分歷史。其《道教齋醮源流芻析》（《宗教學研究》1996年第3期），提出道教齋醮中的許多儀式源于先秦祭祀、繼承了先秦宗法宗教祭祀理論和觀念、受民間巫術祭祀的影響等觀點。

　　劉仲宇的《道符溯源》（《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1期）、《道教科儀在近代的傳承和演變》（《宗教學研究》，1996年第2期）；丁常云的《三官崇拜及其科儀》（《上海道教》，1994年第1期）；張金濤等的《天師道的符箓、齋、醮初探》（《江西社會科學》，1994年第4期）；姜生的《道教法服的倫理符號價值》（《中國典籍與文化》，1995年第4期）；丁煌的《<正一大黃預修延壽經(jīng)箓>初探》（臺灣《道教學探索》第捌號，1994年12月、第玖號，1995年12月）；李豐的《臺灣慶成醮的時空觀——一個非常觀的廟會文化》（《道教文化管窺——天師道及其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劉紅的《道教科儀音樂研究之概念和方法討論》（《中國音樂學》，1996年第1期）等文，均在各自的考證下提出相關論點。

　　專著類有張澤洪的《步罡踏斗——道教祭禮儀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這是國內(nèi)第一部系統(tǒng)研究道教齋醮的專著。全書分齋醮源流、宮觀儀范、醮壇儀范、齋醮儀式、當代齋醮巡禮五部分，概述了齋醮的歷史源流、醮壇規(guī)則、科儀、法樂詞章。側(cè)重分析了一些重要、常用科儀，對當代齋醮儀式、程序也有撰述。

　　第四階段，1997年至今。在以前研究的基礎上，該期對齋醮科儀的探討范圍不斷拓寬，涉及到歷史、人物、經(jīng)典、區(qū)域性、與藝術的關系等多方面。如：

　　張澤洪的《論科教三師》（《宗教學研究》，1998年第4期），介紹了道教科儀史上最重要的三個人物，即陸修靜、張萬福、杜光庭的主要成就及貢獻，指出科儀經(jīng)典和格式的日趨豐富與完善是科儀思想漸趨成熟的標志；《齋醮科儀中的焚香》（《上海道教》，1998年第1期）及《道教焚香漫談》（《世界宗教文化》，1999年3月），兩文概論了齋醮科儀中焚香的由來、焚香的科儀及靈香的制作等；《周思得與<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中國道教》，1998年第1期），介紹了《上》這一科儀經(jīng)典及其編撰者周思得的生平事跡。此外，還有《道教齋醮科儀與民俗信仰》（《宗教學研究》，1999年第2期）、《道教齋醮科儀中的存想》（《中國道教》，1999年第4期）等文。

　　科儀音樂方面，有蒲亨強的《道教科儀音樂歷史考察》（上、下）（《音樂藝術》1997年第1期，第2期），以原始道經(jīng)為基本史料，追蹤科儀音樂傳統(tǒng)形成、發(fā)展和演變的歷史全程，并略述各歷史分期的道派、經(jīng)典、人物和相關文化背景，首次清理了科儀音樂歷史發(fā)展的完整線索。甘紹成的《道教科儀音樂研究的回顧與存在的問題》（《宗教學研究》，1998年第2期），對80年代以來大陸及港臺地區(qū)在科儀音樂研究方面的發(fā)展狀況及存在的問題作了回顧總結，并對科儀音樂的研究范圍及方法提出一些建議。還有劉紅的《香港的道教音樂》（《中國道教》，1997年第2期）、王宜娥的《道教音樂》（《中國宗教》，1998年第1期）等。

　　符箓、咒術方面，有姜生的《道符結構、語義及功能研究》（《社會科學研究》，1997年第6期）；李遠國的《論道教符的分類》、《論道符的結構與筆法》（分載于《宗教學研究》，1997年第2期，1998年第2期）、《道教咒術初探》（《宗教學研究》，1999年第2期）等，這些文章從不同角度勾勒了科儀道符與咒術的輪廓。

　　探討臺灣省道教科儀有關情況的論文有賴宗賢的《臺灣的醮祭與符咒》（《宗教學研究》，1998年第1期）及柏登基的《臺灣道教科儀與煉養(yǎng)》（《宗教學研究》，1998年第3期）等。

　　科儀經(jīng)典方面的研究論文有張振國的《<靈寶望鄉(xiāng)泉臺金科>述略》（上、下）（《上海道教》，1997年第1期，第2期）及蕭登福的《<太上說南斗六司延壽度人妙經(jīng)>探述》（《宗教學研究》，1998年第2期）等。

　　楊民康等的《簡論云南瑤族道教科儀樂舞及其跨民族性、地域性藝術文化特征》（《民族藝術研究》，1997年第5期），向延洪的《溆浦土家村寨舉辦羅天醮會的啟示》（《中國道教》，1998年第3期）等文，表明對科儀的研究視野已擴展到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

　　此外，唐大潮的《道教科儀與中國古老宗教儀式》（《中國道教》，1997年第3期），王家佑的《道教齋醮科儀精義》（《四川文物》，1997年第5期），陳麒麒的《九幽燈儀簡述》（《上海道教》，1997年第3期），陳耀庭的《“為什么要做道場”第一、二、三講》（《上海道教》，1998年第1，2，3期），丁常云的《道教的禳鎮(zhèn)科儀及其功能》（《中國道教》，1998年第3期）及《道教齋醮禁忌》（《上海道教》，1999年第3期）等論文也為這一時期的科儀研究增光添色。

　　此期的專著有張澤洪的《道教齋醮符咒儀式》與《道教齋醮科儀研究》屬于儒道釋博士論文叢書之一（分別于1999年4月、9月由巴蜀書社出版）。作者經(jīng)過多年的田野調(diào)查、文獻研究，全面、系統(tǒng)。該書分四章，縱橫兼顧，即廓清了道教齋醮的源流、發(fā)展、演變歷史，又建立起科儀格式的理論框架，展示了壇儀法式的主要內(nèi)容；并從豐富的科儀類中選取常行儀式，深入地分析其格式及思想義蘊；最后介紹了齋醮科儀思想的內(nèi)容及宗教功能，以及與民俗信仰關系諸問題。

　　除了上面所羅列的成果外，還有許多有關道教史及介紹道教知識的綜合性書籍、大型工具書也涵蓋有道教齋醮科儀的內(nèi)容。

　　從以上的大略統(tǒng)計中，可以看出多年來對道教科儀的研究有以下特點。第一，對該專題的研究，自1980年代中期后，發(fā)展速度可謂突飛猛進。我們所劃分的四個階段，其年限間隔是逐漸變短的，而其成果卻在不斷增加。第二，因前人的研究少，可資借鑒的材料和觀點相應來說也較缺乏，因而后來者對科儀的研究多屬首創(chuàng)性或初步性的。第三，由于科儀本身內(nèi)容豐富，牽涉廣泛，學者們對它的研究角度就頗多，各角度少有相干。即使角度相同，其著重點也不一樣，因此幾乎不存在對某一相似問題的探討有爭論的現(xiàn)象。

　　道教科儀研究對拓寬道教文化研究領域、折射道教發(fā)展歷史以及深度挖掘道教的精神與信仰實質(zhì)等均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在總結成績的同時，我們不應忽視科儀研究中尚有不足之處有待彌補，如：如何對道教科儀進行改革以適應現(xiàn)代社會及它在現(xiàn)代社會中的意義幾乎沒有研究；對現(xiàn)實齋醮科儀的寫真少等。所以今后的道路仍然任重道遠，天地廣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