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階段（1977—今）：蓬蓬勃勃

　　道教學被確定為國家高等教育科目，道教學被正式納入國家科研項目，國家道教學研究機構的成立，道教學專業研究人員的出現，道教學雜志的公開發行，全國性道教學術會議的召開，現代影印本《道藏》的問世，都是本階段的新事物。20世紀前80年可說是道教學研究的序幕，道教學于后20年才真正形成了。

　　本階段，將道教學作為主要或重要研究課題的研究機構與團體，經常刊登道教學成果的雜志，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前者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四川大學宗教學研究所、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中國道教協會研究室、中國道教文化研究所、臺灣成功大學歷史系道教研究室、吳真人研究會、湖北省道教學術研究會、泉州市市區道教文化研究會、中國鹿邑老子學會等，后者如《中國道教》、《世界宗教研究》、《宗教學研究》、《上海道教》、《三秦道教》、《道教文化》、《東方宗教研究》、《大陸雜志》、《東方雜志》、《道教學探索》、《道家文化研究》、《道教文化研究》、《河北道教》、《福建道教》等。

　　道教學術會議也經常舉行。如第三次國際道教學術會議、道教科儀及音樂國際研討會、全真道教齋醮儀式國際討論會、亞非學術會議、中國道協道教文化研討會、第一屆媽祖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中國道教音樂研討會、西安中國道教文化研討會、武當山中國道教文化學術研討會、道家思想、仙話與民間文化研究會、龍虎山道教文化學術研討會、海峽兩岸道教學術研討會、道家與道教學術研討會、道家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等。

　　20年來，道教學研究蓬蓬勃勃，借數千年深厚的學術根基，憑前輩八十年的披荊斬棘，參國外學者長期的成果積累，新老學者發憤圖強，廢寢忘食，突飛猛進，開墾了一塊又一塊處女地，攀登一座又一座高峰，較快地獲得一批令人矚目的成果。初步統計，本階段出版的道教學專著、文集、工具書和通俗讀物約200種左右，論文約1000篇左右，數量之大為前兩個階段無法比擬。其中有不少開創之作和精品。這些，為道教學在21世紀全面展開，深入進行，奠定了可靠的基礎。

一、道經研究、辭典編纂和綜合研究

　　（一）《道藏》研究

　　由于《道藏》是道教學研究的主要資料，所以對《道藏》的研究就成為基礎性的研究。這方面的研究在陳國符《道藏源流考》、吉岡義豐《道教經典史論》和翁獨健《道藏子目引得》的基礎上，取得重大進展。另外，道經的出版也取得顯著成績。

　　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繼愈所長組織道教研究室的研究人員開始撰寫《道藏提要》。簡要地介紹了每一部書的內容，盡量考訂其時代和作者，寫成《提要》1400多條，并附有新編目錄、撰人小傳及各種索引。該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于1991年7月出版，任繼愈擔任主編，鐘肇鵬擔任副主編。

　　朱越利是《道藏提要》的主要撰稿人之一。《道藏提要》寫完后，他繼續拿出相當的精力研究《道藏》，先后出版了《道經總論》（張岱年主編《國學叢書》第一批書目之一，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道教要籍概論》（《道教文化叢書》之一，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12月）和《道藏分類解題》（華夏出版社，1996年1月）三部專著。《道經總論》分道經之源、道經的產生、道藏編纂史、道經分類、道經目錄、敦煌道經、藏外道經舉例、道經評介等8章內容。書末附有“綜合索引”。書中肯定了前人整理道經的重要成就，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取得了新的拓展。《道教要籍概論》選擇從兩漢至清代道教要籍159種，從卷數、版本考證、成書年代、作者簡述、內容輯要、要旨評介等方面予以論述。《道藏分類解題》參照中國圖書館分類法，突破《道藏》原分類法，對《道藏》書目重新分類，以方便現代人使用。解題重點放在考證作者和年代。作者在每一子目下，均一一標明其書在明《道藏》及五種影印本中的類別、函目、冊碼和頁碼，并編制了一些索引和表，目的在于幫助讀者翻檢《道藏》。

　　此外，朱越利還發表了《〈道藏〉中的中國哲學史史料舉例》（《中國道教》1987年第2期）、《〈道藏〉中題屬佛教的著作》（《法音（學術版）》第2輯，1988年）、《〈道藏〉的編纂、研究與整理》（《中國道教》1990年第2期）、《道教類書〈云笈七簽〉》（《文史知識》1989年第5期）等研究《道藏》的論文。

　　柳存仁也發表了研究《道藏》的文章，如《閱道藏記凡例》（《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學術論文集》第1輯，1977年）、《道藏刻本之四個日期》（《歷史にぉける民眾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賀紀念論集》，東京，1982年）、《〈道藏〉之性質》（《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卷第1期，1992年）、《張君房與宋代道書》（《明報月刊》第240期，1985年）等。

　　從整體上研究、介紹或釋讀道經的著作還有陳敏編著《道教典籍》（中國邏輯與語言函授大學宗教系教材，1993年）、吳楓與宋一夫主編《中華道學通典》（南海出版公司，1994年4月）、田誠陽著《道經知識寶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以及姚道中的論文《道藏全真著作的歷史價值》（《食貨月刊》第8卷5期，1978年）等。

　　（二）道經的收集與出版

　　1977年臺灣藝文印書館縮小影印《道藏》，編為32開本60冊，另有總目和索引1冊。同年，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縮小影印《道藏》，編為16開本60冊，另有總目錄1冊。1988年，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縮小影印明版《道藏》，編為16開本36冊。末附明白云霽《道藏目錄詳注》。以《涵芬樓本〈道藏〉》為底本，并據原上海白云觀藏本補足，共計補缺1700余行，糾正錯簡17處，描補缺損500余字。

　　除影印《道藏》外，收集藏外道書的工作在繼續進行。成果有林潔祥主編《道教文獻》（丹青圖書有限公司，1983年）和《仙佛靈異叢書》（廣文書局，1989年）等。1992年8月—1994年12月，巴蜀書社出版了胡道靜、陳耀庭 、段文桂、林萬清等主編的《藏外道書》36冊。共影印（少數非影印）《道藏》失收道書、后出道書以及藏內道書異本共1016種。其中有稀世孤本和海內珍本。全書分為古佚道書、老莊注釋、經典、教義教理、攝養、戒律善書、儀范、傳記神仙、宮觀地志和文藝等十類。該書工程浩大，具網羅之功。

　　（三）道教詞典的編纂

　　本階段有幾部道教詞典問世，它們是李叔還《道教大辭典》（巨流圖書公司，1979年）、任繼愈主編《宗教詞典》（其中包括道教部分，由戴景素、卿希泰、龍晦、王家佑、羊化榮、曾召南、魏啟鵬和李永晟等撰寫，朱越利和陳兵等協助審稿，上海辭書出版社，1981年12月）、楊逢時《中國正統道教大辭典》（逸群圖書有限公司，1985年）、黃海德和李剛編《簡明道教辭典》（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年12月）、閔智亭和李養正主編《道教大辭典》（華夏出版社，1994年6月）、胡孚琛主編《中華道教大辭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8月）。

　　（四）百科全書中道教部分的編寫

　　本階段中國學者參加了《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5年5月）的修改撰寫工作，朱越利、陳兵、王卡和鐘肇鵬等撰寫了道教部分。卿希泰、趙宗誠、曾召南、石衍豐、錢安靖、古存云、丁貽莊和陳大燦等參加了《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年1月）道教部分的撰寫工作。《宗教詞典》、《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三書中的道教部分都是綜合性的，其中不少條目屬于開拓性的、填補空白性的研究成果。柳存仁《讀宗教詞典里的道教部分》（《明報月刊》第207期，1983年），對祖國學者的成績給予肯定。

　　（五）道教金石的收集

　　陳垣編纂、陳智超與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6月）收錄約1500篇道教碑刻資料，除移錄《道藏》中的資料外，還征引了大量拓片、金石志、其它道經、地方志、文集及叢書等，為大型道教碑刻資料集，較好地彌補了《道藏》的缺陷。當然，道教碑刻還會不斷地發現。如朱越利《讀徐州博物館藏〈陰符經〉碑刻》（《上海道教》1993年第3、4期連載）和《釋杭州〈重建葛仙庵碑記〉》（《浙江學刊》1990年第1期）等所述碑刻就可以補充《道家金石略》。近年又出版了王忠信編《樓觀臺道教碑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龍顯昭和黃海德主編《巴蜀道教碑文集成》（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年）等。綜合研究的宏篇有牟鐘鑒、胡孚琛等主編《道教通論──兼論道家學說》（齊魯書社，1991年11月）、胡孚琛、呂錫琛著《道學通論──道家道教仙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1月）和卿希泰、詹石窗主編《道教文化新典》（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5月）等。

　　（六）道教綜合研究與介紹

　　柳存仁《一千八百年來的道教》（《明報月刊》第246-247期，1986年）、《道教是什么》（《和風堂新文集》，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道教前史二章》（《中華文史論叢》第51輯，1993年）對道教做了介紹。趙家焯《道學重溫》（道教世界總廟文經司，1980年）、曾召南、石衍豐《道教基礎知識》（四川大學出版社，1988年3月）、朱越利《道教答問》（華文出版社，1989年）、李養正《道教概說》（中華書局，1989年2月）等屬于綜合性的道教知識讀物。柳存仁《民國以來之道教史研究》（《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論文集》，1992年）介紹了道教研究的歷史。

　　（七）道教專經研究

　　在專經的整理方面取得豐碩成果。饒宗頤著《老子想爾注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1月）是在《老子想爾注校箋》的基礎上增擴而成。作者對《老子想爾注》進行了校正、注釋和分析。王明著《抱樸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1980年第一版，1985年3月增訂后被收入《新編諸子集成》第一輯）第一次全面校釋了《抱樸子內篇》。楊明照著《〈抱樸子外篇〉校箋》（中華書局，1991年）第一次全面校箋了《抱樸子外篇》。胡孚琛著《魏晉神仙道教——抱樸子內篇研究》（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從歷史、義理和方術等角度論述了《抱樸子內篇》。王明著《無能子校注》（中華書局，1981年12月）和王卡點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中華書局，1983年8月）也都是首次。鐘來因著《長生不死的探求——道經〈真誥〉之謎》（文匯出版社，1992年6月）評述了陶弘景，闡述了《真誥》派別背景、時代背景、文獻淵源及其中的方術，探討了它的文化意義。王平《太平經研究》（文津出版社，1995年）是第一部全面研究《太平經》的著作。羅熾主編《太平經注釋》（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8月）是以《太平經合校》為基礎的《太平經》的第一部完整的注釋，并有今譯。

　　其他還有柳存仁《〈三洞奉道科誡儀范〉卷第五——P2337中金明七真一詞之推測》（《漢學研究》第4卷第2期，1986年）、馬學良著《彝文〈勸善經〉譯注》（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6年1月）、鄭志明《太上感應篇之倫理思想（上、下）》《鵝湖》第12卷11、12期，1987年）、陳祚龍《看了兩種模擬偽造的敦煌唐抄道經以后（上、下）》（大陸雜志》1988年第5、6期）、蕭登福《魏晉道教楊許〈上清大洞真經39章經〉探原》（《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21卷6期，1988年）、紀流注譯《成吉思汗封賞長春真人之謎》（中國旅游出版社，1988年1月）、朱森溥著《〈玄珠錄〉校釋》（巴蜀書社，1989年3月）、任法融著《〈道德經〉釋義》（三秦出版社，1988年）、曹震陽著《〈道德經〉注解》（大連出版社，1993年5月）、柳存仁《〈想爾注〉與道教》（《第二屆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1991年）、龔鵬程《太平經釋義》（《中國學術年刊》第12期，1991年）、楊福程《談抱樸子遐覽篇的道書數目——兼談錯誤估計所造成的錯誤結論》（《中華文化月刊》140期，1991年）、余崇生《陶弘景與真靈位業圖》（《鵝湖月刊》第201期，1992年）等。

二、道教史研究

　　（一）道教通史研究

　　道教史的研究取得長足進步。卿希泰主編四卷本《中國道教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1992年7月、1993年10月、1995年12月），卿希泰還與唐大潮合著《道教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12月），可謂四卷本的縮編。1990年6月，任繼愈主編的一卷本《中國道教史》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四卷本和一卷本《中國道教史》無論是深度還是廣度，都遠遠超過了第一階段的幾本小部頭的道教史著作，初步理清了道教產生與發展的脈絡。此外，南懷謹著《中國道教發展史略述》（老古文化事業公司，1988年）。柳存仁從資料角度發表了意見，如《史籍與道籍》（《神田喜一郎博士追悼中國學論集》，1986年）。

　　（二）道教專史研究

　　對道教教派、宗派及斷代、地域等各種歷史的研究也有了長足進步。斷代或宗派史研究的著作有周紹賢《道教全真大師丘長春》（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程似錦《明世宗崇奉道教之研究》（1984年東海大學碩士論文）、李遠國《四川道教史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莊宏誼《明代道教正一派》（臺灣學生書局，1986年）、鄭素春《全真教與大蒙古帝室》（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湯一介著《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和臺灣東大圖書公司于1988年同時出版）、黃兆漢《明代道士張三豐考》（學生書局，1988年）、詹石窗《南宋金元的道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2月）、郭樹森主編《天師道》（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張繼禹的《天師道史略》（華文出版社，1990年）、王士偉《樓觀道源流考》（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李養正《當代中國道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2月）、王光德與楊立志合著《武當道教史略》（華文出版社，1993年9月）、張金濤主編《中國龍虎山天師道》（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樊光春著《長安·終南山道教史略》（陜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等。

　　王家佑著《道教論稿》（巴蜀書社，1987年7月）中的《炳靈王與西南民族》、《夜郎與巴蜀》、《白馬藏人的宗教信仰》、《張陵五斗米道與西南民族》、《青城道教仙源錄》等文論述了原始道教與少數民族文化的密切關系。此外還有《陳摶生平大事考》和《唐代道教》兩篇論考歷史的文章。

　　在眾多的關于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論文中，一部分仍然是繼續“文革”前的爭論。其中，高敏的《漢末張魯政權史實考辨》（《中國農民戰爭史論叢》第2輯，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提出張魯政權應從188年算起，到215年降曹，符合史書“垂三十年”的記載。張魯政權代表了農民階級的利益與要求，直到降曹，才墮落成叛徒。另一部分則偏重于道教史的研究。如蒙文通《道教史瑣談》（《中國哲學》第4輯，1980年）認為太平道似源出儒墨，天師道蓋原為西南少數民族的宗教，入晉后二者漸合為一。另外還有晨陽《原始道教的產生和性質》（《河北師范大學學報》1982年第2期），趙克堯、許道勛《黃巾起義和宗教的關系》（《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1期），丁培仁《太一信仰與張角的中黃太一道》（《宗教學研究》第5期，1984年），都是研究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歷史的論文。王家佑、李遠國合作《豐都“鬼域”考》（《四川史研究通訊》1983年第1期）將蒙文通的觀點具體化，得出張陵天師道的基礎是建立在巴蜀氐羌原始巫教“鬼道”之上的結論。

　　柳存仁《張天師的妻女們》（《明報月刊》第224期，1984年）和《題免得龕藏漢天師世系贊卷》（《明報月刊》250-251，253-255，1986-1987年）研究了張天師的家庭及世系。

　　曾召南《天師道名稱小議》（《宗教學研究》第6期，1985年2月）認為張陵一派道教長期稱為五斗米道，東晉時期改稱天師道，這是大批世家大族和皇族紛紛信教的結果。丁培仁《關于早期正一道的幾個問題》（《宗教學研究》第2期，1986年6月）認為，張陵一系道派的正式名稱應為“正一道”；其來源主要有二：一是自戰國以來的神仙方術及時稱“善道”的黃老道，一是巴蜀地區少數民族的巫術；其創立者為張陵，發祥地是四川大邑鶴鳴山；其形成幾乎與于吉的“太平青領道”同時，早于張角的“中黃太一道”。文章指出，張修的“五斗米道”則是獨立的一支。

　　王吉林《古代方士與道教形成》（華岡文科學報》12期，1980年）、郭樹森《天師道的創立及其沿革》（《江西社會科學》1981年第5、6期）、陳守時《曹操與天師道》（《中國史研究》1979年第3期）、吳榮曾《鎮墓文中所見的東漢道巫關系》（《文物》1981年第3期）、黃烈《略論吐魯番出土的“道教符箓”》（《文物》1981年第1期）、唐長孺《魏晉時期北方天師道的傳播》（《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中華書局，1983年）、劉琳《論東晉南北朝道教的改革與發展》（《歷史研究》1981年第5期）和楊憲邦《南北朝時期的道教思想》（《中國無神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都是研究早期道教史的重要文章。

　　湯一介《論早期道教的發展》（《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4期）較全面地探索了早期道教的發展問題。論文指出，到東晉以后道教才逐漸形成一種完備意義上的有影響的宗教派別；它在東晉南北朝期間完成了五個方面的大事：整頓和建立教會組織；建立和完善宗教教義的理論體系；編纂道教經典；制定和完善教規教義；編造神仙譜系和傳授歷史；陶弘景是茅山宗的真正開創者，是早期道教的集大成者，也是早期道教的終結者。龍顯昭《論曹魏道教與西晉政局》（《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1期）認為，曹操對道教采取了利用和限制政策，導致了五斗米道與太平道的進一步結合，從而在趙魏之地形成了潛在的強勁道教勢力。它一直對后來的西晉政局變化產生著一定影響。李剛《論黃老道》（《宗教學研究》第5期，1984年）突出了黃老道在道教史中的重要地位。鐘國發《前期天師道史略論》（《中國史研究》1983年第2期），分析了天師道與茅山派的差異和此起彼伏。

　　姜伯勤《敦煌藝術宗教與禮樂文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11月）、李斌城《試論唐代的道教》（《山東師院學報》1978年第6期）和《茅山宗初探》（《中國史研究》1983年第2期）、丁煌《唐代及五代道教教派之研究（一）》（《歷史學報（成大）》第9期，1982年）和《葉法善在道教史上的地位之探討》（《歷史學報（成大）》14期，1988年）、丹化沙《金代曹道士碑之調查與初步形成》（《求是學刊》1980年第2期）、張榮錚《金代道教試論》（《天津師大學報》1983年第1期）、陳智超《真大道教新史料——兼評袁國藩＜元代真大道教考＞》（《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4期）、李豐《道教神霄派的形成與發展》（《幼獅學志》第19卷4期，1987年），都對后期道教史進行了新探索。其中分析了道教傳播到東北少數民族居住地區的歷史。陳兵《金丹派南宋淺探》（《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4期）分析了宗承北宋張伯端內丹說、主要流傳于南宋的金丹派南宗，探討了該派的傳承、演變、特色、宗教學說和影響。文章指出，金丹派南宗雖入元后逐漸與全真、正一派合流而沒，但其金丹說對以后的道教影響巨大。陳兵的又一篇論文《元代江南道教》（《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2期）論述了元代南方各派道教的狀況、演變及其共同特質。

　　此外，研究全真道的主要論文有：龍晦《全真道三論》（《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1期）、陳俊民《略論全真道的思想淵源》（《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和《全真道教思想源流考略》（《中國哲學》第11輯，1984年）、郭旃《全真道的興起及其與金王朝的關系》（《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龔鵬程《從元人文集看元代全真教之發展》（《道教文化》第5卷3期，1991年）。這些文章分別從不同的側重點去把握全真教的本質和特點。陳兵《略論全真道的三教合一說》（《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1期）提出，全真道從創建時起，就吸收了鐘呂金丹派的內丹理論。這一看法與傳統觀點不同。

　　柳存仁《許遜與蘭公》（《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3期）對凈明道的歷史做了考證。陳耀庭發表了論文《茅山道教現狀》（《宗教學研究》第1期，1985年11月）。柳存仁發表了《三國晉時之女仙真》（《宗教與文化》，1990年）和《徐神翁與林靈素》（《選堂文史論苑》，復旦大學中文系，1994年）。丁煌發表了《漢末三國道教發展與江南地緣關系初探（以張陵天師出生地傳說、江南巫俗及孫吳政權與道教關系為中心之一般考察）》（《歷史學報（成大）》第13期，1987年）。其它論文還有胡孚琛《魏晉時期的神仙道教》（《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86年第2期）、黃兆漢《張天師與明帝》（《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14卷，1983年）、莊宏誼《明代道教正一派之研究》（《明史研究通訊》第1期，1986年）、黃兆漢《明代的張天師》（《道教研究論文集》，中文大學出版社，1988年）、朱越利《張宇初論道派》（張金濤　　 郭樹森主編《道教文化管窺——天師道及其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黃兆漢《清代道教西派命名、活動及道統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12卷，1981年）、黃兆漢《從道書的形成看清代文人的宗教生活》（《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17卷，1986年）等。

　　（三）道教與日本關系研究

　　朱越利對中日文化交流進行了研究。他發表《道教傳入日本及其對神道的影響》（署名聶長振、齊未了，《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2期）一文，引起學術界的興趣。在《魯迅和桔樸的談話》（載中日關系史論文集第2輯《日本的中國移民》，三聯書店，1987年3月第1版）一文中，他介紹了60幾年前魯迅與日本記者對道教的討論。朱越利還發表了論文《從與徐福有關的神仙故事看中日古代文化交流》（載《全國首屆徐福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中國礦業大學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在《吉岡義豐與道教研究及中日關系》（載《中日關系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選編＞》，中國中日關系史研究會，1988年10月，有刪節。又載《中國道教》1989年第3期，完整）中，作者分析了中日關系對吉岡義豐從事道教研究的影響。《唐氣功師百歲道人赴日考》（《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3期）從道經中考證唐代道教內丹術可能傳入了日本和朝鮮。此外還有呂紹理《江南道教流傳古代日本》（《歷史月刊》40期，1991年）等。

　　朱越利等還翻譯了福井康順等監修的《道教》，列為王元化主編的《海外漢學叢書》之一種。第1卷由朱越利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第2卷由朱越利、徐遠和等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第3卷由朱越利、馮佐哲等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朱越利還翻譯了幾篇日本學者的論文：《何謂道教》（福永光司原著，《世界宗教資料》1984年第1期），《“日本道教”研究八十年》（下出積與原著，《道協會刊》第13期，1984年2月），《清代人和道教》（本田濟原著，《中國哲學史研究》1984年第3期），《太白山和道教》（福永光司原著，《中國道教》1989年第2期），《唐玄宗〈道德真經〉注疏中的“妙本”》（麥谷邦夫原著，《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2期），《道教生命哲學及其在日本的影響》（福永光司原著，《哲學研究》1994年第4期）。

三、道教思想與道教神學研究

　　（一）道教思想與思想史研究

　　研究道教思想史的著作以卿希泰的《中國道教思想史綱》（三卷本，現已出兩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出版第一卷、1985年9月出版第二卷）為最早。

　　龔鵬程《道教新論》（學生書局，1991年）、牟鐘鑒與胡孚琛等主編的《道教通論——兼論道家學說》、李剛《漢代道教哲學》（巴蜀書社，1994年）、盧國龍《道教哲學》（華夏出版社，1997年10月）都是很有深度的著作。
　　徐兆仁著《道教與超越》（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91年7月）描述道教超越思想的歷史，揭示其價值，是一部有特色的著作。陳霖生編著《道德經的實用價值（哲學部分）》（1993年6月）、《只有〈道德經〉能夠救中國》（聚賢館文化有限公司，1996年10月）和鄺國強編撰《儒道思想文化匯輯》也很有特色。

　　主要文章有：湯一介《略論早期道教關于生死、神形問題的理論》（《哲學研究》1981年第1期）、朱越利《試論〈無能子〉》（《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1期）、王明《談談道教哲學的范疇》（《求索》1984年第2期）、王明《道教基本理論的幾個來源》（《宗教學研究》1985年第1期）、朱越利《天老考》（《宗教學研究》1986年第2期）、王家佑《讀蒙文通先師論道教札記》（《道教論稿》，巴蜀書社，1987年7月）、王家佑《道教簡說》（《道教論稿》，巴蜀書社，1987年7月）、陳兵《道教之”道”》（《哲學研究》1988年第1期）、劉仲宇《道教思維方式探微》（《哲學研究》1988年第1期）、鄭志明《試論清靜的“道”》（《鵝湖》第13卷11期，1988年）、丁培仁《試論道教的“長生不死”信仰》（《宗教學研究》1988年2-3期）、朱越利《從〈山海經〉看道教神學的遠源》（《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1期）、郭樹森《試析隋唐五代道教道論的哲理化》（《江西社會科學》1989年第3期）、李剛《道教哲學芻議》（《哲學研究》1989年10期）、李剛《魏晉道教哲學三題》（《四川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蕭箑父《隋唐時期道教的理論化建設》（《海南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廖朝陽《迷幻與神通——關于道教思想與后現代理論的一些問題》（《中外文學》第20卷3期，1991年）、陳耀庭《論道教教義思想的結構》（《學術月刊》1992年第4期）、丁小平《論道教的現世觀念》（《浙江大學學報》社科版1992年第2期）、郭武《論道教初創時期的神學思想》（《四川大學學報》1993年第2期）、郭武《論道教的長生成仙信仰》（《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1期）、李養正《論道教的基本信仰及特點》（《道教經史論稿》，華夏出版社1995年）等。

　　（二）道教人物思想研究

　　葛洪的思想是學者們研究的重點，王利器著有《葛洪論》（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12月第1版）。主要論文有：林麗雪《葛洪事跡與著述考》（《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第6卷2期，1977年）、王明《論葛洪》（載《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傳》，1980年出版）、卿希泰《從葛洪論儒道關系看神仙道教理論的特點和本質》（《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許抗生《葛洪道教思想研究》（《北京大學學報》1981年第3期）、朱越利《釋杭州〈重建葛仙庵碑記〉》（《浙江學刊》1990年第1期）、王利器《葛洪著述考略》（《文史》第37輯）。研究陳摶思想的著作有劉聯群和鄧振中編撰《陳摶輯要》（內刊，1996年11月）。此外，南北朝的陶弘景、唐代的司馬承禎、吳筠、李荃、張果，五代十國時的杜光庭、譚峭，宋代的張伯端、陳景元、白玉蟾，金元時期的王重陽、丘處機、李道純，明代的張宇初、陸西星，清代的王常月、李西月、黃裳，近代的陳攖寧等道教人物的思想，都有學者撰文予以研究。

　　（三）重玄學研究

　　比較引人注目的是對重玄學的研究。主要著作有盧國龍的《中國重玄學》（人民中國出版社1993年出版）。該書是第一部系統研究重玄學的著作，其敘述了重玄學的產生與演變，分析了其歷史背景，從道體論、道性論、心性論的層次揭示重玄學的思想內容與價值，對成玄英、李榮、王玄覽等重玄學重鎮的思想做了深入的研究。在如何界定“重玄學”的問題上，學者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詹石窗稱之為“老學重玄宗”（《“老學重玄宗”簡論》，《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3期），李剛稱之為“道教老學重玄學派”（《道教老學重玄學派》，《宗教學研究》1996年第1期），盧國龍稱之為“道教重玄學”（《中國重玄學》），簡明則稱之為“道家重玄學”（《“道家重玄學”芻議》，《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4期）。

　　（四）《太平經》思想研究

　　《太平經》的思想仍是研究的熱點。除王平的《太平經研究》外，其他學者也紛紛展開對《太平經》的研究，探討了《太平經》中的元氣論、三合相通說、以十概全的思想、承負報應思想以及倫理思想，并將《太平經》的倫理思想與基督教《圣經》的倫理思想做了比較研究，如王明《論〈太平經〉的思想》（《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和卿希泰《〈太平經〉的哲學思想》（《四川師院學報》1980年第1期）。

　　（五）道教倫理思想研究

　　李剛《勸善成仙——道教生命倫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姜生《漢魏兩晉南北朝道教倫理論稿》（四川大學出版社1995年出版）、姜生《宗教與人類自我控制——中國道教倫理研究》（巴蜀書社1996年出版）、唐大潮與曾傳輝《勸善書今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12月）等著作，朱越利《〈太上感應篇〉與北宋末南宋初的道教改革》（《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4期）、卿希泰與李剛《試論道教勸善書》（《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4期）、李剛《〈文昌帝君陰騭文〉試析》（《宗教學研究》1987年第3期）、李剛《〈太上感應篇〉初探》（《宗教學研究》1988年第1期）、鐘肇鵬《道教的倫理思想》（《宗教·道德·文化》，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李剛《功過格解析》（《道家文化研究》第7輯）等論文，對道教倫理思想和勸善書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張繼禹主編了《道法自然與環境保護》（華夏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一書。

　　（六）道教與文化研究

　　研究道教與傳統文化的關系也引起人們的興趣。主要著作有葛兆光《道教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劉仲宇《中國道教文化透視》（學林出版社，1990年）、李養正《道教與諸子百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劉國梁《道教與周易》（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1月）等。呂錫琛《道家與民族性格》（湖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剖析了道家思想對中華民族思維方式、行為原則、價值取向、處世之道等各個層面的深刻影響及其正負效應。

　　主要論文有卿希泰《試論道教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哲學研究》1988年第1期）、王明《道教與中國傳統文化》（載《道家與傳統文化研究》）、李養正《道教與我國傳統文化》（《孔子研究》1989年第3期）、朱越利《道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現代中國》第41卷第9期，1992年9月）。有關論文集有王明著《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6月）蕭萐父與羅熾主編的《眾妙之門——道教文化之謎探微》（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8月）、卿希泰與詹石窗主編的《道教文化新典》（中華道統出版社，1996年9月）等。

　　（七）三教關系研究

　　柳存仁《唐以前拜火教摩尼教在中國之遺痕》（《和風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0月）討論了道教與摩尼教的互相影響，《朱熹與〈參同契〉》（《國際朱子學會議論文集》，1993年）討論了道教丹術與理學的關系。另外，徐西華《凈明教與理學》（《思想戰線》1983年第3期）認為凈明教義全是理學現成的東西，透過凈明教可以看到理學的宗教因素。
　　蕭登福出版了幾部研究佛道關系的著作：《道教與密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4月）、《道教星斗符印與佛教密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4月）、《道教術儀與密教典籍》（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年3月）、《道教與佛教》（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10月）。在最后一部著作中，作者全面介紹了道教對佛教的影響。

　　朱越利發表了幾篇研究三教關系的論文：《松潘黃龍寺的宗教融合現象》（《宗教學研究》1988年第4期）、《論王通對三教的主張》（《中國哲學史研究》1989年第1期）、《何謂廟會——〈辭海〉“廟會”條釋文辨證》（劉錫誠主編《妙峰山·世紀之交的中國民俗流變》，中國城市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禪宗思想對〈悟真篇〉》的影響》（釋永信與吳立民主編《中國嵩山少林寺建寺150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6月）、《試析“棄儒從道”》（《道家文化研究》第10輯，1996年8月）、《〈歧路燈〉展示的清代盛世士人對三教的態度》（《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3期）、《石頭希遷為何借用“參同契”作篇名》（王興國、徐蓀銘主編《石頭希遷與曹洞宗》，岳麓書社，1997年11月）等。李養正發表了《論道教與儒家的關系》（《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4期）和《論道教與佛教的關系》（《中國社會科學》1992年第3期）。

　　（八）道教美學研究

　　研究道教美學的著作有高楠《道教與美學》（遼寧人民出版社，1989年）。潘顯一《大美不言——道教美學思想范疇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論述了道教美學的主要內容、特色、辯證思想、趣味及價值。

　　（九）道教神仙研究

　　宗力與劉群編《中國民間諸神》（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收集歷代關于諸神的記載，其中多與道教有關。后此類書籍出了不少。蕭登福著《漢魏六朝佛道兩教之天堂地獄說》（學生書局，1989年）分析了道教的天界說、創世說、神階、神壽及各種地獄。他還著有《先秦兩漢冥界及神仙思想探源》（文津出版社，1990年）和一批有關論文。研究神仙的著作還有高大鵬《造化的鑰匙——神仙傳》（臺灣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1年）、周紹賢《道家與神仙》（臺灣中華書局，1981年）、陳耀庭與劉仲宇合著《道·仙·人》（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12月）、黃海德著《天上人間——道教神仙譜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等。論文有黃兆漢《玄帝考》（《馮平山圖書館金禧紀念論文集》，1982年、1983年）、黃兆漢《黃大仙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16卷，1985年）、朱越利《天老考》（《宗教學研究》1986年第2期）、王家佑《梓潼神歷史探微》（《道教論稿》，巴蜀書社，1987年7月）、朱越利《原始道教崇奉形象與出家現象小考》（《中國史研究》1993年第4期）等。

四、齋醮科儀符咒法術研究

　　（一）齋醮科儀研究

　　柳存仁《五代到南宋時的道教齋醮》（《明報月刊》第241-242期，1986年）考察了齋醮的歷史和特點。阮昌銳發表了《瑤族道教儀式畫》（《藝術家》第17卷2期，1983年）。

　　陳耀庭自1985年起連續發表了一系列道教科儀的研究論文：《上海道教齋醮和“進表”科儀概述》、《論“先天斛食濟煉幽科”儀的歷史發展及其社會思想內容》、《以生度死，以己度人——論煉度儀的形成和內容》、《照徹幽暗，破獄度人——論燈儀的形成及其社會思想內容》、《道教科儀和易理》、《論道教儀式的結構——要素及其組合》，系統地提出了在儀式研究中的結構分析和層次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學術上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在1985年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國際道教科儀及音樂研討會”上，卿希泰教授發表了《關于道教齋醮及其形成問題初探》一文，也是較早的自成系統的成果。丁常云發表了《道教的北斗崇拜與北斗科儀》等。此外還有呂錘寬《臺灣的道教醮祭儀式與科儀》（《藝術評論》第1期，1989年）等。

　　劉枝萬出版了日文著作《中國道教の祭りと信仰》（櫻楓社，1 983年）全面考察了道教的祭儀。張澤洪專攻道教科儀，在多篇論文的基礎上，出版了《步罡踏斗——道教祭禮儀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書。該書分別敘述了“齋醮源流”、“宮觀儀范”、“醮壇儀范”、“齋醮儀式”和“當代齋醮巡禮”等五項內容。閔智亭編寫了《道教儀范》的教材，陳耀庭編寫了《道教科儀概述》的講義。

　　（二）符箓研究

　　對于符箓的研究，這一時期也取得了重要的突破。莊宏誼發表了《明朝諸帝與道教正一派之符箓齋醮》（《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18期，1986年）。劉仲宇的《道符溯源》（《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1期）認為這些符宜稱為巫符，為道符的前身。而王育成的《文物所見中國古代道符述論》（《道家文化研究》第九輯，1996年）則認為即使前道符階段的符，也不能稱為巫符，只能稱為方術符。這些爭論，主要在于對東漢墓中出土的符的創造者為巫師或道士有不同看法，但對此類符接近符的源頭，可以解析，則沒有分歧。與圍繞東漢墓中的符文的討論相先后，人們還對符的起源提出了一些其它的看法。胡孚琛的《抱樸子內篇中的神仙方術》（《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3期）認為神仙方士中流傳的符圖和印章，源于古老的象形文字崇拜。劉曉明的《中國符咒文化大觀》（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則認為符文是青銅紋飾的遺風。其它論文還有蕭登福《道教符、箓、咒探原》（《鵝湖》第16卷12期，1991年）、張金濤、張青劍的《天師道的符、箓、齋、醮初探》（《中國道教》1994年增刊）、胡孚琛的《抱樸子內篇中的神仙法術》（《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3期）、劉仲宇的《葛玄、葛洪與〈抱樸子內篇〉》（《道教通論》，齊魯書社1991年出版）。

　　對于符的結構的解讀，王育成、劉仲宇、劉國梁、李遠國、劉曉明等都作過一些研究。

　　臺灣學者丁煌于《道教學探索》第8號（1994年）第9號（1995年）第10號（1996年）連續三期刊出《正一大黃預修還壽經箓初研》，公布了一宗大型道箓實物的部分情況。在此之前，臺灣出版了《符咒全書》（瑞成書局，1982年）、程靈凡《珍藏符咒施法秘要》（武陵出版社，1983年）、《中國道壇符咒》（集安堂編印，1983年）、普化真人《七星斗罡秘法》（武陵書局，1984年）、峨嵋居士《道壇作法》（逸群書局，1984年）、真德大師《步罡踏斗指法全書》（武陵書局，1984年）等。

　　關于巫術和道術關系的文章有：吳榮曾的《鎮墓文中所見到的東漢道巫關系》（《文物》1981年第3期），王育成的《東漢道符釋例》（《考古學報》1991年第1期），王德剛的《漢代道教與“買地券”、“鎮墓瓶”》（《文獻》1991年第2期）、劉仲宇《試論道教咒語的起源和特點》（《道家文化研究》第七輯，學林出版社1995年）等。

　　（三）法術研究

　　首先涉及雷法的是陳兵的《金丹派南宗淺探》（《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4期）。以雷法為專題的論文有：李遠國的《道教雷法初探》（《上海道教》1991年第3期）。1989年，劉仲宇發表《道教法術二十七問》（《上海道教》1989年3-4期合刊），對法術的內涵、諸派法術體系及法術常用手段符、咒、訣、步等做了探討。陳耀庭發表《道教儀式二十七問》（《上海道教》1989年1-2期合刊），其中談到法器、壇場制度等，也與法術有關。這些成果修訂后匯入《道·仙·人》（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12月）。《中華道教大辭典》，中的《符箓法術及占驗術數類》部分，主編為劉仲宇、陳永正，撰稿人還有李遠國、中孚子、古健青、史俊等。該部分超過70萬字，為1980年以來道教法術研究成果的匯輯。

五、道教音樂研究

　　1980年，陳國符發表了《明清道教音樂考稿（Ⅰ）》（《中華文史論叢》18輯，1981年），繼續把“道教”與“音樂”結合為一個邊緣學科進行研究。在《中國民族音樂集成》大型科研項目的帶動下，開展了對全國各地區道教音樂的收集、整理工作。中國音樂學院的部分教師，對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做了記錄整理，編印成《北京白云觀道教音樂》一集（油印本）。四川音樂學院、沈陽音樂學院的部分學者，也分別對川西青城山、青羊宮，沈陽太清宮、千山無量觀等宮觀的道教音樂進行了采錄、收集、記譜，印行了部分經韻曲譜。山東、山西、江蘇等地的學者，對山東“嶗山”、山西“恒山”、江蘇“蘇”（蘇州）、“錫”（無錫）、“常”（常州）等地的科儀音樂的收集整理也先后展開。以武漢音樂學院部分師生為主的研究人員出版了《中國武當山道教音樂》（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7年）。在此先后，居于港臺地區的部分華裔學者，如香港的曹本冶，臺灣的呂錘寬等，對香港和臺灣地區的道教音樂，也開始了田野考察和學術理論研究工作。

　　自80年中后期開始，隨著田野資料的積累，道教音樂的理論研究日見深入和系統，獲得豐收。主要著作有：史新民、周振錫、王忠人、向思義、劉紅采錄、記譜、編輯《玉溪道人閔智庭傳譜：全真正韻譜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1年），王忠人、向思義、劉紅、史新民、周振錫采錄、記譜、編輯《中國龍虎山天師道音樂》（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3年），王純五、甘紹成《中國道教音樂》（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1993年），曹本冶、蒲亨強《武當山道教音樂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蒲亨強《道教與中國傳統音樂》（臺灣文津出版社，1993年），周振錫、史新民、王忠人、向思義、劉紅《道教音樂》（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呂錘寬《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臺灣學藝出版社，1994年），曹本冶、王忠人、甘紹成、劉紅、周耘《中國道教音樂史略》（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曹本冶、劉紅《龍虎山天師道音樂研究》（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曹本冶、朱建明《海上白云觀施食科儀音樂研究》（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袁靜芳《巨鹿縣道教法事科儀音樂研究》（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劉紅《蘇州道教科儀音樂研究》（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詹仁中《“嶗山韻”及膠東全真道器樂研究》（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王光德、王忠人、劉紅、周耘、袁東艷《武當韻》（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等。

六、外丹和科技史研究

　　陳國符于1983年出版《道藏源流續考》（臺灣明文書局），該書由《中國外丹黃白法詞誼考錄》、《中國外丹黃白經訣出世朝代考》、《石藥爾雅補與注》、《草木藥隱名錄》等四篇文章組成。在此基礎上，經過修改和補充，1997年以《中國外丹黃白法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之名出版。陳國符先生的這些工作十分艱苦細致，無論對一般道教研究還是對煉丹術研究來說，都是富有建設性的基礎工作。此外還有袁翰青的《從道藏里幾種書看我國煉丹書》（《化學通報》1979年第6期）。

　　孟乃昌積多年的研究心得，于1993年夏秋之際出版了三部關于煉丹術的著作。其著《道教與中國煉丹術》（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6月）是我國第一部煉丹史專著。該書介紹了中國煉丹史輪廓、《道藏》、《道藏》外丹術的重要著作、中國煉丹家的理論觀點和主要成就。其著《〈周易參同契〉考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考證《周易參同契》的作者、成書過程、內外丹結合的層次等，都推翻了成說。該書還介紹了《周易參同契》中的化學知識、實驗和理論，勾畫了中國煉丹術的發展歷程以及內外丹之間的聯系。他認為中國煉丹術的基本理論是鉛汞論。他和孟慶軒合作編輯的《萬古丹經王〈周易參同契〉三十四家注釋集萃》（華夏出版社，1993年9月），是目前為止《周易參同契》最為完備的匯校和集釋本，幾乎包容現存所有該書傳注本的最精粹部分。

　　潘雨廷對《周易》和外丹的研究頗負盛名，生前完成書稿多種。其與孟乃昌合著《周易參同契考證》，由中國道教協會于80年代內部出版。

　　其它重要著作還有何丙郁著《道藏·丹方鑒源》（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80年）、張覺人著《中國煉丹術與丹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黃兆漢編纂《道藏丹藥異名索引》（臺灣學生書局，1989年）等。

　　80年代以來，煉丹術研究也引入了模擬實驗方法，并取得了一批十分重要的成果。如王奎克等人證明《抱樸子內篇》中關于雄黃的藥物處理方法可以得到單質砷，有的接近原始火藥配方。趙匡華等人識別了藥金、藥銀等的物質種類。孟乃昌模擬了火法、水法煉丹術。郭正誼證實古代煉丹家已經認識了物質守恒原理。此外，對煉丹術使用的很多藥物和名詞概念都得到比較正確的辨認和理解。

　　趙匡華主編《中國古代化學史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很大一部分內容實際上是講外丹史。包括外丹史的此類著作還有杜石然等《中國科學技術史稿》（科學出版社，1982年）等。金正耀著《道教與科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和祝亞平著《道家文化與科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1995年7月）全面介紹了道教在歷史上對促進科學技術發展所作的貢獻。

七、內丹術研究

　　（一）內丹術介紹與資料整理

　　本階段全國興起了持續不斷的氣功熱，有關氣功的文獻和功法介紹書籍大量出版，其中多有內丹著作和功法。李遠國用力甚勤，出版了《氣功精華集》（巴蜀書社，1987年）、《道教氣功養生學》（四川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等，尤以《中國道教氣功養生大全》（四川辭書出版社，1991年7月）最為宏大。

　　此類著作還有王沐選編《道教五派丹法精選》（中醫古籍出版社，1989年）、陳兵《道教氣功百問》（今日中國出版社，1989年）、王爾峰、曉舟編著《金丹》（中國婦女出版社，1989年）、王松齡《中國氣功的史、理、法》（華夏出版社，1989年）、王慶余《秘傳道家易筋經內丹功》（人民體育出版社，1990年）、周曉云編著《道家氣功寶典》（山西科學教育出版社，1990年）、張榮明編著《內丹與禪定——道佛醫氣功典籍選解》（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年）、施達郎《道教內丹養生學概要》（香港道教學院，1992年）、任法融著《黃帝陰符經釋義》（三秦出版社，1992年）和《周易參同契釋義》（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年）、丁培仁《北宋內丹道述略》（《上海道教》1993年第3期）、高雅峰等整理《道藏男女性命雙修秘功》（遼寧古籍出版社，1994年）、杜獻琛《內丹探秘》（中醫古籍出版社，1994年）、郝勤《龍虎丹道——道教內丹術》（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周汝明《中國安堂山道家內功內丹術》（四川科技出版社，1994年）、宋書功編著《攝生總要與雙修要集》（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5年）、戟斗勇《內丹學》（收于《國學通覽》，群眾出版社，1996年）、胡克禹《老子養生學秘字譜》（奧榮印務有限公司，1998年）等。

　　（二）內丹術理論和歷史研究

　　周士一和潘啟明合著《周易參同契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比較早地從理論上探討內丹術，并且與現代科學相結合，其依托的經典是《周易參同契》。黃公偉《道教與修真秘義指要》（新文豐出版社，1982年）和南懷瑾《道家密宗與東方神秘學》（老古書局，1985年）則著重揭示道教修煉術的奧義。王沐于《悟真篇》丹法有師傳。其著《悟真篇淺解》（中華書局，1990年）和《內丹養生功法旨要》（東方出版社，1990年）全面研究《悟真篇》的作者、流傳、思想和功法，并進而敘述宋代以后的丹法派別。松飛破譯《天仙金丹心法》（中華書局，1990年）是一部很別致的著作。作者認為原流傳的丹經《天仙金丹心法》是秘語，故意讓人讀不懂。他用橫讀、跳讀、倒讀等方法，如同解密碼一般重新排列原文，文意的確變得清晰明了。胡孚琛《道教與仙學》（新華出版社，1991年12月）敘述了道教的歷史和內丹仙學的內容。

　　張廣保《金元全真道內丹心性學》（三聯書店，1995年）介紹了全真道的歷史，然后分析全真道清靜、內道外儒、以道合禪、性命雙修等幾種心性論，最后將全真道的心性論與理學、禪宗作對比，從內丹的發展、時代思想等角度探討中國思想史中的心性問題。該書立意新穎。

　　關于內丹理論和歷史的研究，論文很多，如柳存仁《張伯端與悟真篇》（《吉岡博士還歷紀念道教研究論集》，東京，1977年）、王沐《〈悟真篇〉丹法要旨》（《道協會刊》1982年第9期）、陳兵《金丹派南宗淺探》（《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4期）王家佑《崔希范〈入藥鏡〉內煉思想初探》（《道教論稿》，巴蜀書社，1987年7月）、王家祐《論李道純的內丹學說》（《道教論稿》，巴蜀書社，1987年7月）、丁貽莊《〈參同契〉與古代氣功》（《中國氣功》1987年第3期）、陳兵《道教與氣功》（《文史知識》1987年第5期）、柳存仁《明代思想中道教之修持方法》（《書目季刊》第21卷4期，1988年）、陳兵《中華氣功在道教中的發展》（《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4期）、胡孚琛《道教史上的內丹學》（《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2期）、丁貽莊《從〈參同契〉到〈悟真篇〉》（《社會科學研究》1989年第2期）、李遠國《鐘呂金丹派丹理概述（我國氣功史上最早出現的一大內丹流派）》（《上海道教》1990年第1、2期）、孟乃昌《論中國煉丹術內外丹之聯系》（《上海道教》1990年第1、2期、第3、4期）、丁培仁《華陽子施肩吾的丹道思想》（《社會科學研究》1990年第4期）、蕭培《從〈楚詞通譯·遠游〉看內丹的發展》（《中國文化月刊》第130期，1990年）、孟乃昌《中國煉丹家的理論觀點》（《中國文化月刊》第142期，1991年）、別祖云《道教內丹學說中的性命觀》（《武當》1991年第3期）、李大華《試探道教內丹學與神學思辯的關系》（《哲學研究》1991年第8期）、田誠陽《道教內丹十大特征》（《上海道教》1992年第2期）、胡孚琛《道教內丹養生學發凡》（《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版）、柳存仁《關于〈陶真人內丹賦〉》（《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期，1992年）、李遠國《魏華存與〈黃庭經〉的內煉思想》（《上海道教》1993年第2期）、丁培仁《北宋內丹道述略》（《上海道教》1993年第3期）、胡孚琛《道教醫學和內丹學的人體觀探索》（《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明揚《內丹學理論中的信仰主義》（《宗教學研究》1994年第2、3期）、潘延川《道教內丹功簡述》（《中國道教》1994年第3期）、楊茗《時間、本體與歸根返源：道教內丹學哲學基礎之研究》（《宗教學研究》1994年第4期）、朱越利《張伯端生平與丹法流傳》（《道教研究》第1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2月第1版）、楊福程《〈黃庭〉內外二景考》（《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3期）、田誠陽《丹道內景談》（《中國道教》1996年第2、3期）、張欽《論內丹修煉心理的幾個原則》（《宗教學研究》1996年第3期）等。

八、道教醫藥與養生研究

　　主要著作有邊治中著《中國道家秘傳養生長壽術》（中國建設出版社，1987年10月）、洪建林編《道家養生秘庫》（大連出版社，1991年9月）。洪丕謨《佛道修性養生法》（上海文化出版社，1991年）、李遠國《中國道教養生長壽術》（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3月）、陳耀庭、李子微與劉仲宇合編《道家養生術》（復旦大學出版社，1992年8月）、李遠國《道教煉養法》（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11月）、孟乃昌《道教與中國醫藥學》（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11月）、朱鶴亭著《中國秘傳寶典》（亞洲藝術出版社，1994年6月）、王慶余與曠文楠合著《道醫窺秘——道教醫學康復術》（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郝勤與楊光文合著《道在養生——道教長壽術》（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等。

　　朱越利《〈養性延命錄〉考》（《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1期）對中國第一部養生集的資料來源進行了詳細考證。曾召南譯注《新譯養性延命錄》（三民書局，1997年6月）將此集譯成現代語言。

　　主要論文有魏啟鵬的《〈太平經〉與東漢醫學》（《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陳克勤的《論孫思邈在針灸學術上的貢獻》、謝文宗的《孫思邈對祖國醫學的重要貢獻》、姚遠的《中國歷史上一位偉大的醫學家——紀念孫思邈誕生1400周年》（以上三篇均載于《西北大學學報》1981年第4期）、孟乃昌《中國煉丹術與中醫外科學的關系》（《中醫藥學報》1984年第2期）、鐘肇鵬《道教與醫藥及養生的關系》（《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1期）、劉仲宇《道教對祖國醫學的貢獻簡述》（《上海教育學院學報》1987年第1期）、郝勤《道教養生源流簡論》（《成都體育學院學報》1987年第1期）、丁貽莊《道教養生資料匯編》（《宗教學研究》1987年第3期）、楊宇《中國傳統醫學與道教》（《宗教學研究》1988年2-3期）、丁貽莊《道教與醫學》（《大自然探索》1988年第4期）、丁貽莊《唐代服氣養生論》（《四川中醫雜志》1989年第5期）、鄭杰文《中國古代養生觀說略》（《文史哲》1992年第2期）、楊宇《道教與傳統醫學的關系及其研究——兼論日本學者的新成果》（《四川大學學報》1992年第3期）、朱越利《論孫思邈的房中術》（載王君、寧潤生主編《中國傳統醫學與文化》，陜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陳森鎮《道家道教對中醫學發展前期的影響》（《廈門大學學報》1993年第1期）、胡孚琛《道教醫學和內丹學的人體觀探索》（《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黃渭銘《道教養生思想的特點與方法》（《廈門大學學報》1993年第1期）、朱越利《馬王堆帛簡書房中術產生的背景》（《中華醫史雜志》第28卷第1期，1998年1月）。

九、宮觀山志的編修與宮觀文化研究

　　（一）宮觀山志的編修

　　王文才纂《青城山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是訂正、刪補清末彭洵輯《青城山記》和1928年羅元黼著《青城山記補正》而成。后在此書基礎上加以續修，由王純五主編，于1994年11月仍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錢安靖在撰寫《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仙境”條時，查閱大量資料，考出它們現今地望，考證出洞天福地112個地名，分布于今天的15個省區。這一份洞天福地的地望考證，應是相關研究中有重大價值的一項成果。

　　關于道教名山、宮觀的考證的重要成果，是王純五的《天師道二十四治考》（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全書凡23萬字，為迄今為止篇幅最大的有關二十四治考證的專著。由于作者不僅廣征文獻，且多用近數十年的考古成就，不少遺址還親為踏勘，所以顯得翔實而豐滿。

　　（二）宮觀文化研究

　　朱越利發表了《寺院文化的定義及特點》（《佛教知識》第2卷夏之號，1994年）。他在《中國道教宮觀文化序言》中闡述了道教宮觀文化的定義及特點。朱越利在其著作《道教答問》和其主編的《今日中國宗教》（今日中國出版社，1994年）第八章《宗教活動場所》中概述了道教宮觀的基本格局、宮觀園林、建筑風格。其中宮觀園林的論述頗具新意。朱越利主編的《中國道教宮觀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11月）由一些道長和學者聯手寫成，書中生動地介紹了主要道教宮觀和名山的文化內容。朱越利還發表了論文《原始道教寺院補考》（《中國道教》1992年增刊《西安中國道教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原始道教崇奉形象與出家現象小考》（《中國史研究》、《原始道教寺院種類考》、《松潘黃龍寺的宗教融合現象》，其它著作還有沙銘壽《洞天福地——道教宮觀勝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鐘華操《臺灣地區神明的由來》（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9年）等。

　　對于道教宮觀制度的沿革，丁煌發表了《唐代道教太清宮制度考（上、下）》（《歷史學報（成大）》第6、7期，1979、1980年）。錢安靖在《道教與道教建筑》（《百科知識》1986年第12期）中指出：道教建筑由于將壁畫、雕塑、匾額、楹聯、書畫、題辭、詩文、碑刻、園林等多種藝術形式與整個建筑物綜合統一，因地制宜，精心布置，巧作安排，具有較高文化水準與豐富多采之建筑藝術形象，從而給人以強烈藝術感染。王宜娥在《道教宮觀及其建筑藝術》（《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3期）中談到，道教宮觀平面鋪開的建筑形式，把空間意識轉化為時間進程，使人們身在其中好象是在漫游一個復雜而多層次的不斷變化的進程中，會感到一種時間的流動美，像是把人們帶向美好的神仙境界。所以道教的宮觀既富有人情味，又具有浪漫色彩，也更加反映出道教既出世又入世的宗教特點。陳鳴的《中國道教建筑的歷史轉換》（《宗教》1990年第2期）對道教建筑的發展和演變進行了歷史的思考。

　　王宜娥著《道教美術史話》（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簡要敘述了道教美術的發展歷程。

十、道教文學研究

　　（一）道教文學本身的研究

　　本階段有學者開始從宏觀上把握道教文學的發展過程，確立道教文學的學科地位。《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中古存云撰寫的“道教文學”條目，對“道教文學”的內涵和外延做了理論說明，并一一介紹了“道教文學”的主要形式。詹石窗著《道教文學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年5月）為第一部道教前期的文學史。該書介紹了道教前期（至北宋）各種類型的道教文學作品，闡述其發展軌跡，分析其價值得失，并對道教文學前史發表了看法。他還寫了一部研究道教傳說的著作《生命靈光——道教傳說與智慧》（香港中華書局，199 3年）。他還發表了不少有關論文，如《論元代道教戲劇的兩個藝術特點》（《道家文化研究》第7輯，1995年6月）、《明代神仙道化劇考論》（《道教學探索》1995年第9號）。伍偉民和蔣見元合著《道教文學三十談》（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5月）分析了大量道教文學作品，并且探討了道教對文學的影響。除上述學者外，林帥月《道教文學一詞的界定及范疇》（《中國文史研究通訊》第6卷第1期）也對道教文學的定義進行了探討。

　　不少學者對道教文學進行了分段或分體裁的研究或介紹。李豐《六朝隋唐道類小說研究》（臺灣學生書局，1986年）闡述了仙道小說的特性及其范圍、仙道小說的問題及其研究方法，考證并論述了《漢武內傳》、《十洲記》、《洞仙傳》等作品，考察了道教的傳說及其對文學的影響、唐人創業小說與道教圖讖傳說。其它著作還有鄭士有、陳曉勤合編《中國仙話》（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3月）、林帥月《古上清經派詩論研究》（東海碩士論文，1991年）、梅新林《仙話——神人之間的魔幻世界》（上海三聯書店，1992年6月）、王青《道教神話研究》（博士論文，1992年）、羅永麟《中國仙話研究》（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5月）、楊光文與甘紹成《青詞碧簫——道教文學藝術》（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

　　廖美云著《唐伎研究》（學生書局，1995年9月初版）展示了著名女冠詩人薛濤、李冶、魚玄機等近似娼妓的生活風貌，剖析了她們的內心世界和詩作的特色。

　　論文有陳飛之《曹操的游仙詩》（《學術月刊》1980年第5期）、黃兆漢《全真教主王重陽的詞》（《東方文化》第19卷第1期，1981年）、陳飛之《應當正確評價曹植的游仙詩》（《文學評論》1983年第1期）、龍晦《論敦煌道教文學》（《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3期）、黃兆漢《丘處機的〈溪詞〉》（《香港大學中文系集刊》第1卷第1期，1985年）、張士驄《關于游仙詩的淵源及其它》（《文學評論》1987年第6期）、張平《有關曹植游仙詩的幾個問題》（《文學評論》1987年第6期）、陳飛之《再論曹植的游仙詩》（《廣西師大學報》1991年第2期）、吳振國《馬致遠與朱有敦神仙道化戲異同辨》（《青島師專學報》，1991年4期）、鄭士有《中國古代神話仙話化的演變軌跡》（《民間文學論壇》1992年1期）、段庸生《馬致遠心態與神仙道化劇》（《重慶師院學報》1992年4期）等，可以看出在游仙詩的問題上展開了討論。朱越利撰《〈溪集〉創作時間考》（《文獻》1994年第4期）對丘處機的詩詞集《溪集》每首詩詞的創作時間進行了細致的考證。

　　（二）道教與文學關系的研究

　　柳存仁《陸西星吳承恩事跡補考》（《中華文史論叢》總第18輯，1981年）、《全真教與小說西游記》（《明報月刊》第233-237期，1985年）、《關于〈佛道教影響中國小說考〉》（《小說戲曲研究》第1集，1988年）等三篇論文都是原研究成果的延續和補充。劉守華《道教與民俗文學》（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5月）和《道教與中國民間文學》（文津出版社，1994年）是本課題填補空白的成果，書中分析了帶有道教色彩的民間故事、歌謠等，闡述道教與民間文學相互滲透、影響的類型和規律。黃兆漢《道教與文學》（學生書局，1994年2月）集八篇微觀的文章為一書：《李賀詩歌中的反神仙思想》、《全真七子詞述評》、《從〈任風子〉雜劇看元雜劇與道教的關系》、《粵劇戲神華光考》、《香港八和會館戲神譚公考》、《中國古代的猿猴崇拜》、《元代之武當道士張守清》、《大江派考》。鐘來因《蘇軾與道家道教》（臺灣中華書局，1986年4月）見解與眾不同，他通過分析蘇軾的文學作品和經歷，認為道家道教思想是蘇軾思想的主導。其它著作還有張松輝《漢魏六朝道教與文學》（湖南師大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黃世中《唐詩與道教》（漓江出版社，1996年5月）、詹石窗《道教與戲劇》（臺灣文津出版社1997年出版）等。

　　論文有朱越利《論〈金瓶梅詞話〉中的佛道教描寫》（載杜維沫、劉輝編《金瓶梅研究集》，齊魯書社，1988年1月第1版）、程迅《滿族神話傳說與道教仙話》（《民間文藝季刊》1988年）、張松輝《道教與山水詩的興起》（《中國文化研究》1996年第1期）、郭武《道教對云南文學之影響示略》（《民族藝術研究》1996年第5期）、朱越利《〈金瓶梅〉求助鬼神觀芻議》（《江西社會科學》1997年第2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