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 著名學者陳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錄序》中說：“一時代之學術, 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 以研求問題, 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正如陳寅恪先生在文中指出的那樣，在當時，“吾國學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學著作之林者，僅三數(shù)人而已”。但剛剛從國外游學回來的陳先生，站在世界學術的高度，指出了二十世紀敦煌學迅猛發(fā)展的趨向，誠可謂遠見卓識。

　　敦煌學的發(fā)展，雖然受到材料分散、內容龐雜、語言多異等種種困難，但各國學者孜孜不倦，苦心孤詣，使敦煌學日新月異，加之敦煌文獻陸續(xù)公布，敦煌考古也續(xù)有發(fā)現(xiàn)，到了八十年代，敦煌學一躍而成為世界學林中的一門顯學。

　　事實也正是如此。就以關于敦煌的學術會議為例，1983年在蘭州，1984年在巴黎，1985年在烏魯木齊, 1986年在臺北, 1987年在香港和敦煌, 1988年在北京和京都, 1990年在威尼斯、臺北和敦煌, 1992年在北京, 1993年在香港和敦煌, 1994年在敦煌和柏林, 1995年在嘉義, 1996年在成都和蘭州, 1997年在倫敦、布達佩斯和杭州, 等等，幾乎每一年都有綜合的或專題性的敦煌學術討論會召開。明年（2000年）6月22日，將迎來敦煌藏經洞發(fā)現(xiàn)一百周年的紀念日，在此前后，北京、敦煌、蒙特利爾等地都將舉辦高水準的敦煌學國際會議。

　　此外，除了創(chuàng)辨《敦煌學》、《敦煌研究》、《敦煌學輯刊》、《敦煌吐魯番研究》等雜志和專刊外, 還出版了大量的學術專著。據(jù)我和趙和平先生在編輯《敦煌學大辭典》時初步統(tǒng)計,自1980年至1994年, 海內外出版的敦煌學研究專著共有近四百種之多。我在美國耶魯大學圖書館中以主題索引的方式查有關“敦煌”的著作，映入眼簾的多達數(shù)百個名目。敦煌只是唐朝邊疆的一個小州，但有關敦煌的著作遠遠多于唐朝的都城長安的著作。

　　敦煌的魅力何在？敦煌學的研究范圍有多廣？

　　從陳寅恪先生《劫余錄序》的上下文來看, 他所說的“敦煌學”, 主要是指對敦煌藏經洞出土文書的研究。以后隨著敦煌當?shù)乜脊殴ぷ鞯倪M步, 特別是敦煌石窟的保護與研究, 敦煌漢簡、吐魯番文書、西域文書的大量出土, 以及海內外所藏敦煌絹紙繪畫等美術品的發(fā)表, 越來越多的學者把敦煌學的內涵, 擴大到敦煌乃至吐魯番和絲綢之路沿線出土或保存的所有文物和文獻。

　　在這一范圍內，僅就中國的敦煌學研究來說，確實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比如有關歷史方面的研究，學者們利用敦煌資料，來研究北朝隋唐均田制、賦役制、租佃關系、寺院經濟、法制文書、氏族、兵制、歸義軍史、唐五代西北民族、絲綢之路等等，都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同時，在宗教、文學、語言、藝術、考古、科技等學科，也利用敦煌資料, 有程度不同的學術貢獻。由于中國學者在八、九十年代的突出表現(xiàn)，可以說，在敦煌漢文文獻方面，國外的研究者越來越少，中國的研究者越來越多。

　　九十年代以來, 中國一些出版社對敦煌寫本的影印傾注了極大的熱情, 一系列大型圖錄正在陸續(xù)出版，如《英藏敦煌文獻》、《俄藏敦煌文獻》、《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北京大學藏敦煌文獻》、《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加上編輯中的《甘肅藏敦煌文獻》、《浙江藏敦煌文獻》，將極大地改變過去閱讀資料的局限，而《俄藏敦煌文獻》等首次刊布的新材料，也必將推動敦煌學許多領域的具體研究。

　　然而，從整個學術史的發(fā)展來看，在中國敦煌學的熱鬧背后，也存在著不少問題。

　　學貫東西而又對敦煌文獻做過深入研究的周一良先生, 在《王重民敦煌遺書論文集序》中說：“敦煌資料是方面異常廣泛、內容無限豐富的寶藏, 而不是一門有系統(tǒng)成體系的學科。如果概括地稱為敦煌研究, 恐怕比‘敦煌學’的說法更為確切, 更具有科學性吧。”（1984 年中華書局版）后來, 他又在《何謂“敦煌學”》中進一步指出： “從根本上講, ‘敦煌學’不是有內在規(guī)律、成體系、有系統(tǒng)的一門科學。”（《文史知識》1985年第10期）周先生的看法極有見地, 敦煌學的確是一門不成系統(tǒng)的學問。但敦煌學也確實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和獨特的研究對象, 可以作為一門學問而存在。這里特別提請人們注意周先生這一看法的原因，是目前的敦煌學研究，有一種就敦煌而說敦煌的傾向，把自己完全封閉在敦煌學的范圍里, 使敦煌學的路子越走越窄。我們切不可把敦煌學孤立起來，而應當利用各個不同學科的方法來研究敦煌吐魯番材料，用開放的眼光來看待敦煌的問題, 這樣往往可以在自己所研治的對象之外獲得更多的知識。

　　敦煌資料的大量公布, 使得一些個案研究得以深入, 所以近年來對敦煌文獻的分類研究，如書儀、變文、佛經目錄、社邑文書、星圖日歷、俗語詞、歸義軍文書等方面的工作，確實比前人更為完善。但我們沒有象王重民先生那樣的大家，我們對整個敦煌古籍還沒有清楚的把握，也沒有能夠把世界各地的敦煌目錄統(tǒng)編為一個分類目錄，我們也沒有象日本人那樣編出一套《講座敦煌》。在深入研究具體問題的同時，目前敦煌學的研究有著忽視基本工具書的編纂和超出個案研究的宏篇巨制。

　　現(xiàn)在我們距離21世紀還有不到一百天的時間，在即將來臨的新時代里，敦煌學還能否成為世界學術的新潮流，是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一個問題。

　　敦煌寫本的編目、整理、校錄、考釋和敦煌學的個案研究，仍將在21世紀持續(xù)下去，而且相信會做得越來越精細。但從敦煌學的資料來看，還有不少可貴之處沒有得到充分發(fā)掘, 從大文化的角度來審視, 還有不少課題可以開拓。這里僅從四個方面，來展望一下新時代的敦煌學。

　　一、中古時代的宗教史。

　　敦煌是絲綢之路上的佛教圣地，敦煌藏經洞中出土的寫本主體內容是佛教文獻。藤枝晃教授曾經警告敦煌學界，巴黎伯希和敦煌寫本豐富的世俗文書，把大多數(shù)敦煌學者引入到社會經濟史和文學等方面的研究中去了，而忽視了敦煌寫本的主題是佛教這一點。日本學者曾經從宗派的立場出發(fā)，對禪宗、凈土宗等不同佛教宗派的文獻作過細致的研究，在這些文獻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考察各個宗派間的關系、佛教宗派與世俗社會的關系、佛教教團與統(tǒng)治集團和下層民眾間的關系等等問題，仍然有著廣闊的天地。

　　道教是另一個重要的宗教史研究課題，因為從魏晉南北朝到隋唐, 道教得到了迅猛的發(fā)展，從被農民起義利用的“三張偽法”，變成李唐王朝的“國家宗教”，其歷史過程值得深入探討。敦煌文獻中因為保留了許多南北朝到唐朝時期的道教佚經，使道教史的內容得到了相當豐富的補充。在這一領域，歐美和日本學者，貢獻尤多。道教是更具中國特色的宗教，也和中國的政治、社會緊密相關，值得從歷史的角度來深入研究。敦煌文獻的另一特點，是具有唐代邊疆的地域性和遠離政治中心的民間性質，道教典籍也不例外，由此可以考察道教的地方特性和對西方影響的深度問題。

　　從西亞、中亞傳入的祆教、摩尼教，對北朝、隋唐社會產生過程度不同的影響。祆教是古老的波斯發(fā)源的宗教，由于粟特人的中介而廣泛流傳于中國北方。粟特地區(qū)持續(xù)不斷的考古工作和粟特語文獻的陸續(xù)解讀，使我們可以重新闡釋敦煌吐魯番漢文文獻和圖像資料中的祆教內涵，并由此擴展到整個中古中國一些現(xiàn)象的理解。吐魯番出土了大量的中古伊朗語和回鶻語的摩尼教經典，利用這些伊朗語學者解讀的材料，與敦煌出土的漢文摩尼教經典相發(fā)明，仍是研究摩尼教在中國流行問題的重要課題。

　　二、唐朝各個階層的社會和文化。

　　敦煌莫高窟是今天我們所能夠見到的最集中而且最豐富的唐朝文化景觀，敦煌藏經洞出土文獻，也是今天我們能夠見到的最為集中和最為豐富的唐朝圖書博物館了。但在唐朝時期，這里不過是邊陲城市周圍的一所佛教石窟，而藏經洞文獻，在我看來，也不過是敦煌十七個寺院之一──三界寺圖書館的藏書。不論繪畫還是文獻，都無法與同時期的唐朝都城──長安和洛陽相媲美。但不論長安還是洛陽，以及唐朝大大小小的州郡，地面的建筑現(xiàn)在都已經蕩然無存，而中原和東南文化昌盛之區(qū)，由于沒有西北干燥的自然保存條件，留存下來的文獻往往都是出自社會精英階層人物之手的著作，它們反映了唐朝的上層社會和精英文化，但這并非唐朝社會和文化的全貌。敦煌的繪畫和文獻為我們提供了唐朝社會文化的立體圖像，這里既有經師們讀的《尚書》、《禮記》等儒家圣典，也有學仕郎抄寫的《論語》、《孝經》練習冊；既有高僧讀的維識學經典，也有老百姓聽講的變文；既有文人雅士讀的《文選》和李白詩歌，也有農夫鄉(xiāng)民唱的俚曲小調；既有藝術家創(chuàng)作的壁畫雕塑，也有畫工照貓畫虎的平庸復寫。我們從文獻和繪畫中，可以看到社會各個階層的物質生活與精神文化的不同景象。這樣豐富多彩的立體畫面，是在敦煌之外很難集中找到的，為社會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的素材。

　　三、吐蕃王朝對敦煌的統(tǒng)治與漢藏文化交流。

　　唐朝安史之亂以后，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乘虛而入，占據(jù)了唐朝河西、隴右大片領土。自786年至848年，吐蕃王朝一直占領敦煌，對敦煌的政治、經濟、文化對產生巨大的影響。這一階段留存下來豐富的藏文和漢文材料，但由于古藏文資料的語言障礙和吐蕃時期十二生肖紀年法在文書系年上造成的困難，使得敦煌學界對于吐蕃統(tǒng)治敦煌時期的研究遠遠不能與其前的唐朝時期和其后的歸義軍時期相比。但隨著大量古藏文文書漸漸有了漢、日、英文的翻譯以后，必將推動這方面的歷史研究。而吐蕃統(tǒng)治敦煌時期，也正是吐蕃王朝從唐朝大力汲取文化營養(yǎng)的時期，敦煌文獻中保留了大量的漢藏文化交流的史料，包括唐朝政治制度的影響，漢地禪宗的輸入，其他宗教派別的滲透，等等課題，都可以由此而得到更為深入的研究。

　　四、用本民族的史料研究西北民族史。

　　敦煌不僅出土了大量的漢藏文寫本，也有多少不等的于闐文、粟特文、回鶻文、梵文等語言文字所寫的文獻和文書，莫高窟的壁畫上，除了與寫本同樣的文字外，還有晚期的西夏文和蒙古文。在這些語言文字當中，有些更是屬于自十一世紀以來就滅絕的“死文字”，但它們記錄了絲綢之路各個民族的歷史，特別是操各自語言的本民族的歷史。敦煌位于東西南北各民族交往的孔道上，沿絲綢之路的各個古代民族，對于東西方文明的傳播都有所貢獻，這可以從敦煌出土的這些各民族文獻材料本身得到印證。同時，由于這些民族傳世的文獻絕少或是根本沒有傳世作品，過去我們對于這些民族的認識都是來自其周邊較大的政治、文化勢力，如漢文中各個封建王朝正史的四夷傳，觀念上不免有所偏見，取材上也有不少限制。敦煌及周邊地區(qū)出土的大量各民族語言的材料，包含有大批文書檔案，真實地記錄了這些民族的歷史。但由于這些文書解讀上的困難，真正的歷史研究恐怕要等到21世紀才能充分開展起來。

　　我們樂觀地相信，只要把眼界放寬、各個學科之間能夠相互溝通，加強國際協(xié)作，取長補短，不斷總結提高，敦煌學仍然能夠在21世紀保持青春活力，繼續(xù)開拓出學術的新天地。

原載《辭海新知》第5期, 2000年6月，65-7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