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22日，是敦煌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紀念日。這個日子就像一道無形的動員令，從五月份以來，國內的學術界舉行了一系列的學術會議、演講、展覽、座談，大小媒體更是乘機炒作，報刊雜志上面“敦煌”、“藏經洞”等字眼撲面而來，應接不暇。國內媒體的炒作，大有幫助中國學者奪回“敦煌學中心”的氣勢。但頭腦清楚的學者，自然知道“敦煌學”的博大精深，不可能由中國學者包辦，所以，在北京、香港、敦煌三地接連召開的紀念敦煌藏經洞發現百年學術討論會上，大家仍然強調季羨林先生在北京會開幕式上所說的話：“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

　　雖然說“敦煌學在世界”，但我們在豐富多彩的報刊上，卻很難看到有關海外敦煌學的報道，可能由于今年是千禧之年，有關的會議較多，所以在國內召開的敦煌學會議上，沒有聽到太多的國外同行的聲音。目前，百年紀念的熱潮已經過去，筆者覺得有必要介紹一下近年來海外漢學界在敦煌學領域的貢獻，以便吸收其中的優秀成果，明確自身所處的位置，在世界范圍內新的學術潮流中推進敦煌學的進一步發展。

　　近年出版的幾本敦煌學專題論文集或雜志的專號，可以代表海外敦煌學的最新成果。

　　法國漢學界是海外敦煌學的一個重鎮，既有伯希和所獲的豐富藏品，又有雄厚的研究傳統，從沙畹以來的漢學大師，如伯希和、馬伯樂、戴密微、謝和耐，以及藏學、中亞學的頂尖人物，都對敦煌學有或多或少的貢獻。70年代以來法國科研中心敦煌學研究組的成員，發揮集體的優勢，陸續編輯出版了《法國國立圖書館藏敦煌漢文寫本目錄》和五本敦煌學論文集。1998年，以利用敦煌材料研究“書籍考古學”著稱的戴仁（J.-P.Drege）教授就任法國遠東學院（EFEO）院長后，更加大力推動法國乃至歐美敦煌學的發展。他一方面邀請有成就的美國、日本、中國的敦煌學研究者到巴黎講學，一方面編輯出版敦煌學專題研究文集。

　　1999年，戴仁主編的《敦煌繪畫論集：伯希和與斯坦因收集品中的紙本白畫與繪畫研究》（Images de Dunhuang. Dessins et peintures sur papier des fonds Pelliot et Stein）由法國遠東學院出版，其中收錄了蘇遠鳴（M.Soymie）、胡素馨S.E.Fraser）、戴仁、太史文（S.Teiser）、艾麗白（D.Eliasberg）的文章，胡、太史兩位是美國學者。本書內容涉及敦煌繪畫的圖象學問題、藝術家的畫稿與畫樣、插圖本寫卷、繪本《十王經》、敦煌卷子上的涂抹亂畫，這些論文研究的對象有別于敦煌藏經洞出土的精美彩繪絹畫，但卻是研究藝術創造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方面，其成果有助于對敦煌藝術基本內涵和產生過程的認識。

　　今年，又出版了由戴仁主編的法國遠東學院法英雙語刊物《遠東研究紀要》（Cahiers de Extreme-Asie）第11卷“紀念敦煌藏經洞發現百年敦煌學新研”專號，集中發表了八篇文章，其中有法國學者蘇遠鳴、戴仁、穆瑞蓮（C.Mollier）、童丕（E.Trombert）、茅甘（C.Morgan）等人關于敦煌繪畫的供養者、《大隨求陀羅尼》和早期印刷術、佛教對道教“廚”觀念的吸收和利用、敦煌寺院僧人飲酒問題、西北地區的占卜、藏文史書等方面的論文，以及中國學者（即筆者）關于藏經洞性質和封閉原因的論文。

　　這兩本論文集的出版，體現了目前法國學者關注敦煌的問題點和研究水平，表明法國仍然是海外敦煌學的重鎮，而且繼續擁有與包括中國學者在內的各國學者合作的廣闊胸襟。

　　英國圖書館和博物館是收藏敦煌文獻和繪畫更為豐富的地方，因此，英國在很長時間里也擁有像魏禮（A.Waley）、恒寧（W.B.Henning）、貝利（H.W.Bailey）這樣的整理敦煌繪畫和漢文、粟特文、于闐文文獻的大家。然而，近一二十年以來，除了韋陀（R.Whitfield）教授對敦煌繪畫研究的貢獻外，有關敦煌的研究成果甚微。但是，在英國圖書館漢文部主任吳芳思（F.Wood）博士的推動下，不僅促成了中英雙方合作編印15卷本的大型圖錄《英藏敦煌文獻》，還把《英國圖書館館刊》（The British Library Journal）第24卷第1期（1998年春季號，實為1999年出版）的大部分篇幅，給了敦煌學研究。在相當于敦煌學專號的這一期上，英國學者的貢獻主要是魏泓（S.Whitfield）博士討論九世紀政府禁令下歷日印行的文章，和韋陀教授對四幅英圖所藏未刊麻布畫
的研究。另外兩篇主要的文章出自曾經在英圖從事整理研究工作的中國學者，一篇是蘭州大學王冀青先生關于新發現的斯坦因第四次中亞探險所獲文書的照片（留在新疆的原物恐怕已經散失），一篇是筆者關于未刊敦煌殘卷（S.6981號以后）中重要的典籍和文書的介紹。

　　相對而言，英國對于敦煌學的貢獻，是附設在英國圖書館的“國際敦煌學項目”（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簡稱IDP）正在努力于把英圖乃至全世界所藏敦煌文獻數字化的工作。目前，我們已經可以在http://idp.bl.uk這個網址上，看到斯坦因敦煌和新疆所獲部分文書的清晰照片，這個項目的實施，不僅有利于敦煌文獻原卷的保護，也便于各國學者對敦煌資料的使用。另外，該“項目”在“通過國際合作以促進敦煌文化遺產的研究和保護”的主旨思想指導下，從1993年以來，聯合世界各國收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的單位，在倫敦、巴黎、柏林、圣彼得堡等地，陸續召開了多次以敦煌和中亞寫本的保護為主題的小型會議，對于敦煌寫本的保護和研究都產生了推進作用。在英、法召開的兩次會議的論集已經出版，前者題為《敦煌吐魯番論集：中亞古代文書的內涵與保護》（Dunhuang and Turfan. Contents and Conservation of Ancient Documents from Central Asia， London 1996），后者題《敦煌與中亞寫本的保護論集》（Conservation d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et d’Asie centrale， Paris 1998）。此外，英圖還出版了用科學手段研究敦煌寫經紙上的黃檗的專著（P.J.Gibbs and K.R.Seddon，Berberine and Huangbo: Ancient Colorants and Dyes， London 1998），目前正在編輯1997年英圖召開的有關“敦煌偽卷”會議的論文集。

　　一向以敦煌學作為其東洋史學驕傲的日本學術界，當然也不會輕易錯過敦煌藏經洞發現百年這個機會。日本東方學會的西文刊物《亞洲學刊》（Acta Asiatica）第78號，作為“敦煌吐魯番研究”專號在今年3月份出版，這顯然是日本學術界精心展示的他們為百年敦煌所奉獻的成果。這本專刊由資深的唐史和敦煌學專家池田溫教授主編，所收的四篇論文是：百橋明穗對莫高窟早期洞窟的探討，森安孝夫有關沙州回鶻與西回鶻王國關系的新認識，高田時雄談敦煌的多語言使用問題，吉田豐報告日德兩國學者合作研究吐魯番出土伊朗語寫本的初步結果，即利用對寫本漢文一面的比定結果，來幫助綴合考釋另一面的粟特文、中古波斯文文獻。最后是池田溫介紹近年日本敦煌吐魯番研究的文章，附有詳細的論著目錄，表明日本的敦煌學研究，遠比這里所發表的四篇文章要豐厚
得多。而之所以發表這四位學者的文章，編者在序言中毫不掩飾地說，他們是今天活躍在日本敦煌吐魯番研究前線上的學者，“盡管四篇論文所涉及的范圍有限，但讀者將能看到現在專門從事敦煌吐魯番研究的日本學者，對于敦煌當地的事情甚至比中國本土的學者更富有廣博的知識，同時他們對相關的西文論著也了如指掌。”我們讀過這幾篇文章之后，感到這句有些刺耳的話并非虛言。

　　今年5月份在東京舉行的第45屆國際東方學者會議，把“敦煌吐魯番研究分會”列為本年度會議的重點之一，也同樣是日本東方學會紀念敦煌藏經洞發現百年的舉動，這在主持這場分會的池田溫教授的開場白中說得很清楚。在這個表明日本東方學國際性的會議上，有日本、土耳其、美國和從中國特邀的一位學者發表研究成果，而分組會的主持人和評述者，則是日本新一代的敦煌吐魯番研究的中堅人物—-森安孝夫、武內紹人、吉田豐、荒川正晴、白須凈真、町田隆吉等。過去中國學術界盛傳日本學者藤枝晃在1980年說過“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的話，不論此話是誰講的，確實刺中了中國學者的痛處。今天，日本學術界特邀中國學者到他們的最高學術講壇上發言，固然是值得高興的事情，但面對一個個富有實力的日本敦煌學中堅，特別是藏學、粟特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我們仍然不要忘記“敦煌學在日本”這句激勵過許多中國學者奮發上進的話語。

　　除了這幾本集中反映海外敦煌學研究成果的論文集，專題研究的論著還有很多，海外學者沒有中國學者那樣強烈的紀念藏經洞發現百年的意識，而他們見長的胡語文獻也不是趕時間就能夠做得出來的，因此，讀者要想了解海外敦煌學的情況，是要不斷地追蹤學術刊物和新書，只憑介紹是難窺全貌的。

　　雖然報紙的篇幅有限，我還是想就此談談一些感想。

　　第一是學科整合。海外敦煌學的一個特點，是研究人員不多，但多種學科的學者往往集合在一起，除了各自的研究外，不同專業的研究者之間，有著較為廣泛的交流和互補，共同構成一個豐富多彩的研究成果。我們可以在他們的論集中讀到藝術史和文獻學研究的合成之作，有漢語和藏語、伊朗語文獻相互發明的考訂，有通過物質文化的探討而上升到精神文化問題的研究。敦煌保存的資料類別十分豐富，也是多學科綜合研究的極佳素材，但國內研究者眾多，各自形成了考古藝術、歷史文獻、語言文學的圈子，跨學科的交流反倒少了。

　　第二是國際合作。歐美、日本的敦煌學研究，都十分強調國際合作。國內敦煌學界同仁也同樣明白這一點，但由于國際合作需要較多的資金投入，這就限制了中國學者的手腳，除了敦煌研究院得地利之便，與國外學術機構就保護和研究進行了多項合作外，一般的研究者大多數是以個人身份參加國外學術機構組織的國際合作項目。上面介紹了法、英、日等國學者利用論集、會議等方式促成的國際敦煌學的一些合作成果，目前正在進行的美國芝加哥大學巫鴻（Wu Hung）教授主持的“漢唐之間的藝術與考古”項目、美國西北大學胡素馨教授主持的“佛教寺院的財富與世俗供養”項目、法國高等實驗研究院馬克M.Kalinowski）教授主持的“中古中國的占卜、科學與社會”項目，都是由國外基金會或大學支持的包含敦煌學內容的研究項目。

　　第三是電腦網絡。利用電腦和網絡可以推進敦煌繪畫和文獻的保護，促進敦煌學的研究，加速敦煌學研究成果的傳布，其優點已為國內外學人清楚地知道，但在這個表現學術全球化和數字化的新領域里，海外敦煌學者走在了前面。英國圖書館“國際敦煌學項目”的敦煌寫本上網計劃，是繼縮微膠卷、《敦煌寶藏》、大型圖版印刷之后，更清晰地展示敦煌寫本原貌的最新方法，由于電腦的縮放功能，網上的圖版，將更有利于學者對原卷的釋讀和研究。特別是寫本的復本量較大的敦煌文獻收藏單位，如中國國家圖書館，應當盡快考慮上網問題，因為紙本圖書印刷的計劃，耗時費錢，完全出版不知要等到何時。敦煌研究院與美國梅隆基金會（Mellon Foundation）合作，正在把一些敦煌石窟攝影后輸入電腦，開了一個好頭。中國學者在文字校錄上有絕對的優勢，其成果應當早日數字化，并盡快占據國際網絡空間。

2000.10.1

附記：《光明日報》2000年10月20日《歷史周刊》發表時多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