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內外即將紀念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及敦煌學創立一個世紀 時，有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那就是敦煌學史研究上，三個重要 人物：王道士、斯坦因、伯希和否定與肯定的爭議。這就如同溯 源江河時難以漠視那些最初的涓流一樣。

　　《百年敦煌》的作者雒青之，以一種激情式的文筆，向世人 展現了敦煌學領域內大師級人物斯坦因、伯希和的學習、生活 與工作的軌跡，讀來感人可信。

　　但是這本書問世以來，也受到一些人的詰難與發難，他們認 為，這些盜劫敦煌文物的帝國主義分子，強盛、騙子、間諜，么能夠稱之為“曠世大師”呢？作者不是在販買“賣國主義”嗎？ 尤其是在強調“愛國主義””的今天，推出這本書，符合“主旋律” 嗎？“社會效率”又在哪里？

　　誠然。《百年敦煌》不是教課書，不是《歐陽海之歌》那樣 緊扣政治形勢的作品，它的“社會效益”也小的可憐——充其量 就是一本供對敦煌學感興趣的人們參考的專著。但是，在研究敦 煌學的書中，它卻是近年來很有特色、直言不諱、資料翔實的書。 這本書站在歷史的高度，以嚴肅的態度，運用辯正唯物主義觀點 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提出了作者嶄新的史學觀點。

　　在藏經洞文物流失問題上，國內許多知名學者渴望回歸的心 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像過于責難王道士就等于替清政府的腐 敗作掩飾一樣，把責任扣到斯坦因、伯希和身上，也同樣是一種 感情用事的做法。尤其在新世紀面臨之際，國際間文化交流，學 術交流日趨活躍和廣泛，以落后的民族主義的心態唱愛國主義的 調子，肯定是唱不準旋律的。近年來，國內一些媒體給予了相當 的肯定，這是非常好的現象，這也是敦煌真正走向世界的前奏曲。 一百年前的斯坦因、伯希和，已是著作等身、成果累累。他 們以對中亞考古和探險活動的熾熱感情，和相互競爭的學術精神， 來到敦煌，挑選到令他們一輩子振奮不已的文化瑰寶。他們是在 學術利益驅動下，而非商業利益或者其他目的的利益驅動下，從 王道士手中買走了藏經洞文物。

　　作為敦煌學專家，斯坦因、伯希和是當之無愧的。他們都是 那個時代的學術精英、文化巨匠。他們和西方所有為科學文化獻 身的人士一樣，從小具備有沖破禁區、探索奧秘、取得學術成果 的理想并把這種理想身體力行、不怕困難挫折乃至犧牲的頑 強毅力。斯坦因、伯希和都具有很高的學歷和深厚的學問。敦煌 學成果只是他們一生學術成就中很小一部分。即使這很小一部分， 已為敦煌學奠定了堅實基礎，使其他研究者莫不在他們面前黯然 失色。因此，他們無論生前生后，一直受到國際學術界的推崇， 這其中包括中國敦煌學前驅人物羅振玉、王國維、蔣斧等人，他 們對伯希和在學術上積極協助和幫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在自己 的著作中表示了敬意。

　　雒青之對斯坦因、伯希和的充分肯定，不僅是對國內一些學 者死抱著不放的“強盜論”的否定，也是在提倡一種嶄新的、開 放的學術精神：承認落后，肯定創新，提倡交流，推崇融合。這 種學術精神的實質就是不能一葉障目。倘若以為國粹主義、民族 主義就是“愛國主義”，而將科學性、民主性、道德性的學術精神 劃為“民族虛無主義”，那不僅對作者不公正，而且對整個中華民 族文化精神極其有害。

　　強盜邏輯和學術公理判若天壤。斯坦因、怕希和之所以不是 什么強盜乃是因為他們充分發現了藏經洞文物的價值，爾后又將 其研究成果惠及世人，推動了一門學科的誕生與發展。伯希和從 巴黎到北京六國飯店，將自己的研究成果發布于中國學者時，他 等于向他們傳達了一個信息：你們應當重視敦煌，你們應當到那 里發現歷史：至今，許多老一代敦煌學家都承認，伯希和的著述 對他們既是刺激，又是哺育。那種認為中國敦煌學發展完全是靠 自己人完成的觀點，經不起考證，顯得十分虛偽。

　　敦煌學的先驅者雖然不是中國人，但這絲毫無損于敦煌學的 價值，也絲毫無損于敦煌文化的世界地位。莫高窟被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認定為中國首批“世界文化與人類自然遺產”之一，就是以 證明敦煌在世界的高度。時至今日，如果仍然將斯坦因、伯希和 稱為“強盜”、“騙子”不僅有違事實，而且也與敦煌學走向世界 的聲音不合諧。如果硬要說斯坦因、伯希和用低價從王道士手里 買走了藏經洞文物的大部分就是“盜竊”，那么可不可以說，他們 “盜取”的就是敦煌學的原始火種、作了敦煌學首創的普羅米修 斯？進而可以設想，如果這批文物不是由斯坦因、伯希和精心保 護，由許多國外學者前赴后繼的研究，最終成為全人類共同財富 和研究成果的話，而是落到清王朝那班如狼似虎的披著“學者” 羊皮的官僚手中，這些珍貴資料能構成敦煌學的基礎嗎？還會形 成敦煌學走向世界的良好氛圍嗎？

　　文物的流失當然不是好事，但讓文物消失或毀滅在出土地也 絕非好事。事實上，世界上所有文明發源地的出土文物，都存在 著流失現象，我們不應一味深責文物流失的負面影響，而忽視了 文物流動中的人類文明的交流、融合與進步。各民族、各地區文 明成果不斷地碰撞、不斷地融合，致使文明在流動的長河中更新 與發展。只有那些并非出于學術研究目的的劫掠式行為，才應該 受到無情譴責與批判，如亞歷山大圖書館的被焚、秦始皇的焚書 坑儒、清代的文字獄、希特勒的文物搶劫、美國人華爾納對敦煌 壁畫的破壞性掠奪等。這一點，《百年敦煌》的立場是鮮明的。

　　至于有些人說斯坦因、伯希和在中亞腹地，在敦煌沿途所拍 的照片，是間諜行為，這是根本不顧歷史事實的胡說八道。作為 英國地理學會成員的斯坦因，他的著作中大部分并非為敦煌而作， 那些珍貴的地理、民俗民風照片、豐富了其著作的價值，例如其 名著《西域考古記》，附有眾多宏偉生動的山川人文照片，顯示了 中亞考古的成果，“間諜”二字從何談起！還有伯希和，他們請 隨行攝影師拍攝的莫高窟早期洞窟照片，又有哪一張是為法帝國 主義服務的？中國有句格言：“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自己 才學淺疏，又不愿了解別人的學術功力，就妄下結論，這實在是 一種很壞的學風。

　　也有人批評雒音之過分地拔高了斯坦因、伯希和，認為稱他 們為“曠世大師”、“一代宗師”是“賣國主義”。這又差了。何 謂曠世？就是指無人可及的意思。在百年前，乃至某種意義上的 今天，伯希和、斯坦因，在他們的學術研究和實踐領域，確實是 沒有人可以超越他們，否則，請反證。說他們為“曠世大師”又 怎么“賣國”？

　　據說還有所謂“學者”，因為不愿意承認斯坦因伯希和的成 就，競然建議取消2000年在敦煌莫高窟舉行藏經洞發現100周年 紀念活動。這豈不成了笑話？可見改革并沒使有些人觀念有絲毫 的變化。

　　敦煌作為華夏文化與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希臘文化的交 匯點，作為“亞洲的十字路口”（斯坦因語），具有極大的文化融 合力、再生力。莫高窟作為這個十字路口上最耀眼的坐標，既是 中國的驕傲，也是世界的驕傲。對于斯坦因、伯希和這兩位在莫 高窟留下巨大聲名的學者兼考古探險家，我們能否公允地予以評 價，是檢驗敦煌學能否走向世界的試金石之一。

　　2000年全世界都將舉辦形式有別的學術活動，紀念藏經洞發 現100周年。作為敦煌學的故里，只有以一種坦率、誠懇、虛心、 自信的心態，以一種對話、合作、互諒的精種，才能真正贏得世 界的尊敬，也才能更好地為敦煌學發展做出更大貢獻。到那一天， 我們就可以當之無愧地對世界宣稱：“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 界”，實現新老幾代敦煌學家振聾發聵的宿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