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00年，距敦煌藏經洞被發現整整100年。藏經洞中的大量珍貴文物，為歷史地、真實地研究和比較中國古代文明和中華民族的文化淵源提供了豐富的、罕見的素材。世人公認的當代顯學——敦煌學，就是從藏經洞中一步一步走出來的。據悉，我國有關部門將舉行隆重的紀念活動以及一系列國際學術交流活動，這無疑是敦煌學的一件幸事。圍繞著藏經洞和敦煌學，國內外掀起了一輪研究熱潮，不同觀念、不同見解之間封閉已久的學術壁壘，正在—一被打破，一種嶄新的敦煌學學術精神正在弘揚。目前，相互理解、認同和接近，溝通認識，強化交流，精神共享，成為敦煌學研究的主流特征。

　　白敦煌文藝出版社推出的《百年敦煌》一書，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甚至在敦煌故里也產生了不小的沖擊波。作者雒青之是一名敦煌故鄉人，他對莫高窟為代表的敦煌文化具有宗教般的虔誠。為了《百年敦煌》一書，他深入敦煌腹地進行了多次自費考察，歷史的敦煌和現實的敦煌使他留連忘返。由于該書涉及了許多敏感的話題和敏感人物和事件，作者不逐潮流、不人云亦云的獨特認知，免不了被一些充滿“否定精神”的人士所否定。雒青之寫作此書，絕不是應時應景之作，而是他多年陷入敦煌學研究的心血結晶，他幾乎完美地做到了“史有出處、話有口據”。當國內一些知名報刊載文斥該書“滿紙荒唐”時，雒青之的心境是澄明的。但當他得知國內某些學者竟然反對紀念藏經洞發現100周年時，感到十分的不解乃至氣憤。他告訴筆者：“藏經洞是20世紀學術史上絕無僅有的發現，任何人都無法改寫歷史，追求真理的前提就是尊重歷史”。說到他寫作的原委，他說：“敦煌絕不是形而上學的敦煌，活生生的敦煌需要歷史的尋覓、文化的追思和精神的內省，重新認識、評價和定位敦煌學的各種思潮以及學術代表人物，并不是懷疑主義，而是把他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馬克思語）。”許多對《百年敦煌》揮鞭子、掄棍子的人，并沒有對敦煌藏經洞發現一百年來的歷史真實予以仔細辨查，他們站在敦煌學的視野之外，沒有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目光和胸懷去關照敦煌學的發展歷程。一些斥責《百年敦煌》的文章，也只是抓住“一土二洋”三個人物，濫發一些無謂的、狹隘的“民族感情”和狹隘的“愛國王義”。

　　所謂“一土二洋”，指的是王道士和英國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在評判正道士的歷史功過時，許多人只道其罪過滔天。不說其有功于敦煌莫高窟和藏經洞的一面。他們甚至都可以無視大清王朝的沒落腐朽，也不甘心寬恕一個文盲道士的無知。在書中，雒青之只不過給了王道士一點簡單的同情，發出了為其建立一個“紀念館”的感喟，便惹來一番埋怨：“雒青之是新的王道士”！對王道士的不寬容，到了對斯坦因、伯希和時，簡直只有仇視了。也難怪，將一切染指藏經洞的外國人統統稱為“強盜”的論點已有些年頭了。雒青之之所以敢于將斯坦因、伯希和與那些真正的外國強盜區別開來，就在于他敢于疑古辨偽，敢于沖破歷史誤區。事實上，在敦煌學鼎盛之初，包括王國維、羅振玉、陳寅恪、顧頡剛、向達等著名學者，都曾汲取了斯坦因、伯希和的研究精華，尤其是伯希和，以深邃的史學功底和獨到的研究成果，感召和影響了中國幾代敦煌學家，他們之間有著十分良性的學術師承，絕無人以“強盜”之語斥拒斯坦因、伯希和二人于學術大門之外的，這是不爭的事實。

　　斯坦因、伯希和不僅是國際公認的考古大師，而且也是東方文化的熱愛者，正是他們傳播了敦煌學，完成了敦煌學研究接力賽中的“第一棒”。否認這一點，不僅不是真正的愛國主義在藏經洞發現100周年的今天，許多“風靡一時”的觀點應該沉寂下去了，譬如對王道士的蓋棺定論，譬如對斯坦因、伯希和的不依不饒，譬如對敦煌學到底誰是首創者的爭論等等。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事物、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觀方面去理解”。在敦煌學研究中，我們當然不能超越歷史、超越實踐去理解，而必須以實踐的認識和思維去分析、審視和評判。

　　我們有理由這樣說：在一個錯誤的年代、一個錯誤的機遇和一個錯誤的發現者糾合在一起時，藏經洞的發現一開始就注定是一個歷史悲劇。而斯坦因和伯希和等外國學者的強力介入，則使藏經洞聲名遠播的同時，也帶來了種種福禍雙至的結果。當年來自不同國家的不同身份的人物，在莫高窟所進行的表演，充分展示了敦煌的苦難和敦煌的誘惑，大佛腳尖上的一片凈土頓時狼藉遍地。在此期間，小小的王道士扮演了本不應由他扮演的角色。作為一個經年累月埋首寺院的宗教狂徒，他的執著是驚人的，與當時小心翼翼縮在京城中的學界名流相比，他的獻身敦煌的精神不是虛傳。但他又是可憐、不幸乃至可悲、可惜的，藏經洞像一句咒語，套牢了王道士。正是這個本分老實、不會沽名釣譽的小人物，遭遇天賜良機，將塵封了千余年的藏經洞輕松地打開了，也同時打開了一段至為沉重的歷史，仿佛“嘩”地一聲，流沙響過之后，露出了驚心動魄的人間滄桑。

　　歷史無情地將一個文盲推到了文化的前沿，推到了學術圣地的門檻上。多么偶然，又多么必然！

　　其實，王道士的偶然所為乃是必然所致。正是由于大清王朝接近滅頂，無力顧及邊遠地區文化發展、文物保護，才必然出現王道士孤身一人守護莫高窟這種匪夷所思的局面；正是由于中國的翰林學者具有封閉、保守、自足、內省、循環的特點，才必然出現藏經洞發現前后沒有一名學者實地考證；正是由于王道士孤立無援地困守在莫高窟數十年，才必然導致只有他才能在無意之中揭開藏經洞的命運。

　　歷史不可預演。歷史不可復制。歷史只能是那個令人敬畏的、不可克隆的原初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王道士的個人歷史絕不是抽象的，而是實實在在地與真實的藏經洞聯系在一起的。（百年敦煌》并沒有刻意拔高王道士，書中只是道出了王道士完成的一個事件的始末：由這個人把藏經洞給暴露出來了一一一僅此而已。

　　俗話說：無知才能無畏。無知的王道士面對洞子中的一堆堆知為何物的東西，先是手足無措，而后是四處送官，最后才是引來買主，這一系列“無知”和“無畏”的事情，導致了數不清的百年恩怨是非，造成了王道士生前身后的不測命運。《百年敦煌》對王道士的絲絲惋惜和些微同情，實在無可厚非，大可不必因此圍剿雒青之。

　　在筆者看來，王道士是十足的經驗主義者、感覺主義者，他只有宗教的覺悟，而沒有文化的覺醒，更沒有一個只有文物專家才會有的鑒賞力。他的經驗告訴他，藏經洞也許并不是藏寶洞，他要做的事情不過是變廢為寶。他試探過當地清朝官吏的心態，謙恭地將經文寫卷進貢上去，卻無人賞識。他發現對財富特別敏感和貪婪的官僚政客們，并無興趣藏經洞中的發現，這足以使他迷茫和灰心。

　　王道士尚不具備“里通外國”的心計和眼力，他對斯坦因、伯希和這樣的洋人，既無惡感，也無好感。他當時的表現就是不卑不亢。他僅僅覺得藏經洞里的“垃圾”找到了合適的“收購者”。應當肯定地說，目光短淺的王道士并不是自覺的“賣國者”。在那個年代、那個地點，王道士個人的作為甚至摻不上一點政治味道。在被后人稱為“賣國行徑”的交易中，王道士只有平凡，沒有偉大，沒有崇高，他甚至忘卻了卑賤和狡詐，他只是做了一個未見過世面的文盲所能夠做的自以為最合理的事情而已！想起來就令人吃驚，以王道士的能力，怎么能夠與兩位世界級的學術大師平起平坐呢？且不說這場交易平等不平等，單是換一個遐想：如果王道士就是聲名顯赫的王國維，還會不會有這樣的結果呢？肯定不會。但中國的國學大師們恰恰不如王道士，能夠在沙漠邊緣上苦守幾十年、矢志不渝！如果非讓王道士承擔他根本承擔不起的開拓敦煌學的歷史重任，與讓王道士義不容辭地擔當他永遠無力擔當的“敦煌守護神”的使命，不是歷史笑話又是什么！國內前些年就有不少學者聲淚俱下地發出這樣沉甸的話問：“王道士何罪之有！”因此，寬恕王道士并不是雒青之個人的一廂情愿，而是歷史的公道如此，事實的真相如此！

　　如果深究起來，王進士在莫高窟的宗教活動都是自發性的，他一無家傳，二無師傳，全憑自己修煉。同時，他也沒有官辦宗教的根基，沒有任何體制上的姻緣。也就是說，王道士并非政教合一的執行人，他是一個“自然人”，他只對他自己也說不清的哪一宗教負責，盡管他有信仰，且很投入。因此，王道士并不是受官方或教派，指定或委派到莫高窟主持宗教事務的，他沒有一點官僚機構發予的俸祿。也許從這個角度看，王道士實在構不成應當對藏經洞文物流失負責的清朝政府當替罪羊的“惡名”。對分不清儒釋道的王道士而言，莫高窟只是他安身立命的生存之地。

　　雒青之在《百年敦煌》寫作期間，曾涉入敦煌民間，做了大量考古取證，搜尋探討了大量文物史料，他發現王道士確乎不是任何一個正統宗教組織的代表。王道士所在的敦煌莫高窟雖然煙火很盛，但多種宗教并存，各種信仰融合，而且沒有什么完善的宗教組織，王道士也是隨心所欲地以自己心目中的天堂為天堂、地獄為地獄，他沒有自己的教義、教規、教儀、教團和專聯的神職人員、教階體制、教派組織等。因此，王道士信佛也好、信道也好，從未有人質疑和干涉。結果，王道士賣掉藏經洞文物籌集錢款，將原有的雕塑、壁畫換成丑俗的西游記人物，就不足為奇了。

　　王道士注定是一個與敦煌學無緣實質性相會的小人物，藏經洞的發現只是“實物的發現”，并不是“學術價值的發現”。這才是雒青之在《百年敦煌》中反復申明的觀點。

　　貶低王道士與高估王道士一樣，都是不堪一擊的。對于王道士“不該出手時也出手”的文物買賣行為，我們似不能以“文物走私”予以界定。尤其重要的是，我們今天的任何人都不能自冒“圣人”，將一個不問人間疾苦的、甘心出世的小道士，釘在高深莫測的歷史恥辱柱上。王道士一直高壽，活到八十余歲，他的弟子們在道士塔

　　上為他撰寫了評價甚高的碑文，由此可見，王道士并不是等名千

　　的人物。

　　在藏經洞文物流失的問題上，國內許多知名學者渴望回歸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過于責難王道士就等于替清政府的無能作掩

　　飾。同樣，把責任推到斯坦因、伯希和身上，也是一種不合史實的做法。尤其到了新的世紀跟前，國際之間的文化交流、學術交流及日趨活躍和廣泛，以民族主義的心態唱愛國主義的調子，肯定會唱不準旋律的。目前，國內一些媒體相繼報道了斯坦因、伯希和的學術成果，給予了相當的肯定，這是非常好的現象。這也是敦煌學真正走向世界的前奏曲。過去，敦煌學“曲高和寡”。一提斯坦因、伯希和，就認為是為“強盜”翻案。其實，有哪一個敦煌學家，在自己的論文和著作中，沒有參照或引用過兩位大師的成果呢？

　　當年，斯坦因已是碩果等身，伯希和在漢學領域如日中天，他們“春江水暖鴨先知”，來到幾乎與世隔絕的敦煌，挑選到令他們一輩子振奮不已的文化瑰寶。他們是在學術利益驅動下，而不是在商業利益、甚或有人說的軍事利益驅動下，從主道士手中買走了藏經洞大量最有價值的文物。尤其是伯希和，憑著對東方歷史和東方語言學的精通，他理性地發現這批罕見的文物足以讓整個世界震驚的。他們二人是以各自的知識和智慧戰勝了弱小的王道士，他們似乎沒有顧忌到后人會以“強盜”視之。

　　在敦煌學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斯坦因、伯希和既是先行者，又是馬前卒，而王道士成了真正的殉道者。有的學者言稱甘肅學臺葉昌熾是敦煌學的首創者，乃是既不懂歷史又不看事實的信口之言。葉昌熾作為小有名氣的金石學家，對藏經洞文物絲毫沒有敦煌學意義上的價值發現，只是玩味了幾篇金石小品。而斯坦因、伯希和將文物運回各自國內后，馬上組織學家們分批研究，合力著作，短短幾年，成果驟出，令王國維、羅振玉等人吃驚不小。于是他們的研究成果，推動了國內學者的奮力追趕，才形成了“顯學”的聲勢和氛圍。

　　雒青之對斯坦因、伯希和的部分肯定，不僅是對國內一些學者死抱著不放的“強盜論”的否定，也是在倡導一種嶄新的、開放的學術精神，承認落后，肯定創新，提倡交流，推崇融合，這種學術精神的實質就是不能一葉障目。倘若以為國粹主義，民族主義就是“愛國主義”，而將科學性、民主性、道德性的學術精神劃為“民族虛無主義”，那不僅對作者不公正而且對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精神極其有害。

　　強盜自有強盜的邏輯。學術自有學術的公理。強盜所能干的事情只有掠奪和破壞，而不會是研究和創造。斯坦因、伯希和之所以不是什么強盜，乃是因為他們充分發現了文物的價值，而后又將其研究成果公布世人，推動了一門學科的誕生。伯希和從法國巴黎來到北京六國飯店，將自己的研究成果發布給中國同仁時，他等于向中國學者傳達了一個信息，你們重視敦煌，你們應當到那里發現歷史！至今，許多老一代敦煌學家都承認，伯希和的著作對他們既是刺激，又是哺育。斯坦因、伯希和以及歐洲當時眾多頗負盛名的漢學家、東方語言學家，之所以傾慕敦煌文化，就是因為他們看到一個嶄新的學術發祥地正在敦煌呼之欲出。

　　敦煌學的助產士當然不是王道士，也不是中國清政府門下的“經院哲學家”，而理所當然地是斯坦因、伯希和這樣的具有學術思想和考古精神，敢于探險和發現的實踐活動者。斯坦因、伯希和與藏經洞的幸會，才使敦煌學從無到有、從小到大。

　　敦煌學的先驅者雖然不是中國人，但這絲毫無損于敦煌學的價值，也絲毫無損于敦煌文化的世界地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敦煌莫高窟定為中國首批“世界文化遺產”，就是以證明敦煌在世界的高度。時到今日，如果仍舊輕率地將斯坦因、伯希和稱為“強盜”、“騙子”，不僅有違事實，而且也與“敦煌學”走向世界的聲音不合

　　諧。

　　作為世界頂尖的學者，斯坦隊伯希和絕非“婁阿鼠”形象。以斯坦因為例，如果是“強盜”的話，他會首選壁畫下手。他絕不會不知道莫高窟精美的壁畫價值連城。作為中亞細亞一帶常年出沒的考古專家，斯坦因對壁畫、巖畫的個人偏愛程度極高。但是在敦煌，斯坦因卻對壁畫止步。斯坦因沒有對壁畫產生任何盜掠念頭，因為這些壁畫保存完整，且有王道士看管，不需要他費心拯救。而藏經洞的經卷寫本對王道士等人來說無異于廢物，不經過專家研究，是不會自動成為有價值發現的文明成果的。斯坦因更深知這些“古董”對深居西方各國的漢學家的重要程度。他將文物無償提供給瑞典漢學家斯文·赫定等人進行研究著錄，就是最好的例證。

　　至于本身就是漢學大師，被人稱為“東方語言巨子”的伯希和，是人類歷史上極為罕見的語言天才，他在包括漢語在內的東方語言方面的造詣，無人能望其項背。伯希和在敦煌藏經洞的文物篩選過程中，眼光極為敏銳、準確，將大量價值極高的文物—一備案，他幾乎根本沒有從物質價值上衡量這些文物的財富等級，而是從學術角度，如數家珍地日夜發掘、整理、登記、編號、查核、驗校，做了大量中國書齋型學者難以做到的精微研究工作，如果說他低價地買走了這批文物就是“盜竊”，那么可以說，他盜取的就是敦煌學的原始火種，做了敦煌學者首創時期的“普羅米修斯”。雒青之對伯希和青睞有加，就是因為尊重他的學術思想，敬佩他的工作狂熱。試想，如果敦煌文物最有價值的這部分沒有伯希和的研究，而落入葉昌熾等官僚或學究手里，還會構成敦煌學的基礎嗎？還會形成敦煌學走向世界的良好氣候嗎？

　　文物流失當然不是好事。但光有保存并非就百分之百是好事，世界上的所有文明古國都曾經有過文物大量流失的慘痛經歷。雖然這些流失現象有巨大的負面影響，但也不可否認，流失促進了流動，人類文明進程的整合作用正是在流動中加強的，各民族間的文明成果不斷碰撞、不斷融合，在流失和流動中創造、更新和發展。

　　敦煌作為華夏文化與印度文化、伊斯蘭文化、希臘文化的交匯點，作為亞洲的十字路口，具有極大的文化融合力、再生力。莫高窟作為這個十字路口上最耀目的坐標，既是中國的驕傲，又是世界的驕傲。對于斯坦因、伯希和這兩位在莫高窟留下巨大聲名的科學家，我們能否公允地評價，是檢驗敦煌學能否走向世界的試金石之一。

　　千禧之年，不僅中國在紀念藏經洞發現100周年，世界上幾個敦煌學研究的大國如日本、法國、英國、美國、德國以及中國的臺灣省、香港特別行政區等地，而敦煌學家更應以敦煌故鄉人的形象和心境，從善如流，實實在在地與全世界的敦煌家一起爭取在敦煌學學術研究上取得新的進展和突破，用真正開放的、多元的學術精神開創敦煌學研究的新篇章，真正實現新老幾代敦煌學家振聾發聵的共同宿愿：“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