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一批“出口轉內銷”的竹簡從香港入藏清華大學，被刻意稱為“清華簡”，清華大學為此專門成立了清華簡保護中心，清華簡恰好成了清華大學百年校慶的獻禮，已經被宣傳得無以復加。

　　此種手法在十年前對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宣傳上，已經運用得爐火純青。

　　保護中心一方面說竹簡是匿名清華校友從香港拍賣行購得，后來又說是由清華校友趙偉國從香港拍賣行購得并捐贈清華大學的。

　　據公開的資料，趙偉國的確為清華校友，是一個私人企業老總，先后把清華大學同方電子、紫光集團收入囊中，被懷疑采用不正當手段廉價瓜分國有資產。清華簡如果是從拍賣行購得，拍賣行都會印刷手冊，對拍賣物品做詳細介紹，只會大張旗鼓地宣傳，決不會連拍賣行的名稱都加以隱匿。可是時至今日，我們仍然不知道這家拍賣行的名字。

　　筆者忝為上古史研究隊伍中的一員，承蒙多次被問到對清華簡的看法，有位老教授還不恥下問地跑到我辦公室來，我感到非常為難。因為我在2003年編了一套《古史考》，系統地就“走出疑古時代”口號和李學勤先生進行了商榷，其中第九卷反駁了耗資3000多萬元的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這一卷也是為劉起釪先生祝壽的，關心劉先生境遇的讀者請收藏）。

　　淺陋如我，從已經出版的兩大本清華簡釋文來看，內容平平，并沒有發現什么新鮮的。像“召公保奭”這樣的文字，本身還很可疑。至于說“清華簡”顛覆歷史、改寫上古史，已經是徹頭徹尾的宣傳造假了。

　　對清華簡本身的造假質疑

　　由于清華大學以外的研究者接觸不到竹簡實物，他人無法判斷。時至今日，清華簡保護中心對他們擁有的竹簡，始終拒絕全部做測年實驗，拿去做實驗的只是兩個無字殘片。因此無法排除這樣的質疑：即使竹簡屬戰國時代，也沒有證明竹簡上的字是戰國中期的人所寫。更何況，碳十四測定年代誤差較大，比如自1949年至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物質文明發生了巨大變化，后世如果采用碳十四來測定器物，很難判斷屬于六十多年中的哪個階段。

　　對清華簡的宣傳造假

　　為了彌補這個缺陷，他們把重點放在宣傳上，即宣傳竹簡的無比重要，變守勢為攻勢。他們宣傳“清華簡”的一大亮點是說證明了偽《古文尚書》確實是偽的，這真讓人哭笑不得。

　　早在春秋戰國，《尚書》的一些篇章已經在流傳。秦始皇燒滅《詩》《書》，博士伏生將他傳授弟子的一部《尚書》藏在房屋墻壁里，到漢初取出，殘存二十八篇。加上漢武帝時民間獻上的一篇偽造《太誓》，共計二十九篇，立于學官。因為是用當時通用的隸書寫成，所以稱為《今文尚書》，流傳至今，是二十八篇。

　　同時，從西漢中期起，多次出現了用先秦文體寫的《尚書》本子，稱為《古文尚書》，如孔子十一世孫孔安國家傳本、孔子壁中本，均已失傳。漢成帝時，張霸偽造了“百兩篇”《古文尚書》。

　　永嘉之亂（公元307－311年），西晉亡于匈奴之手，“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公元317年，瑯琊王司馬睿在建康（今南京）稱帝，重建晉朝，史稱東晉，此時典籍喪亡，豫章內史梅賾（或作“梅頤”）獻了一部《古文尚書》，計五十八篇，是將《今文尚書》二十八篇分割成三十三篇，另外還多出了二十五篇。

　　經過歷代學者的接力研究，如吳棫、朱熹、吳澄、趙孟頫、歸有光、梅鷟、羅喻義，至清初閻若璩集大成，他們沒有根據任何文物，斷定這多出的二十五篇是“偽古文《尚書》”，早已成定案。即使清華簡為真，充其量是錦上添花，更何況清華簡是不是《古文尚書》的篇章，還有疑問。

　　假如現在有人大張旗鼓地宣傳：“根據最近出土的珍貴文物，再次證明馬克思是德國人”，這有意義嗎？

　　最荒唐的是，清華簡研究領軍人物在其代表作《走出疑古時代》一文中說：“孔安國作隸古定，那時候他對戰國文字畢竟不大懂，所以弄出很多問題。”孔安國作隸古定一事，見于偽《古文尚書》中的“孔安國序”，是假冒孔安國名義寫的。而“隸古定”是東晉才有的，由偽《古文尚書》作者依據一些字書異體與各種奇字，加上向壁虛造，所構成的一種假古董，從唐朝陸德明到清朝段玉裁，都有精確論斷，怎么能由西漢孔安國來制作呢？這是清華簡研究鼓吹者信從偽《古文尚書》必然出現的難題。

　　最近十多年來，隨著出土資料的風吹草動，“走出疑古”的追隨者力圖為偽《古文尚書》翻案，與“走出疑古時代”口號形成合力。清華簡出現以后，“走出疑古”的倡導者丟卒保車，其追隨者恐怕走投無路了。

　　顧頡剛首次指出秦人始源在東方

　　宣傳清華簡的另一亮點，是說清華簡首次“解密”秦人始源在東方。這完全是夸大其詞。這個問題已經由古史辨學派創始人顧頡剛先生（1893-1980）在20世紀60年代完滿解決。

　　顧先生用8萬8千字的篇幅闡述了“‘秦’本是東方的地名，隨著移民而遷到西方”，“從東方驅走的飛廉一族，秦的一系長期住在今陜西和甘肅，所以得占周畿。”“非子住的‘犬丘’，于漢為右扶風槐里縣，今在陜西興平縣東南十里；其后所封的‘秦’，于漢為天水郡清水縣，今在甘肅天水縣西50里故秦城……秦、梁是遷今陜西、甘肅境內的渭水流域的。”（文中飛廉、非子都是秦人祖先名）

　　顧先生心細如發，全面發掘了秦人背后長達數千年的鳥夷文化傳統。“鳥夷”因以鳥為圖騰而得名，是一個極其龐大的族系，占有中國沿海一帶，相當于今天的山東、河南、安徽、江蘇、浙江諸省，延伸到東北。

　　不僅秦人是鳥夷族，建立商朝的殷人也是鳥夷族。傳說中的圣人堯、舜、皋陶也是鳥夷族。可以補充顧先生的是，我們現在所謂“漢字”，就是鳥夷族的殷人創造的。

　　對于有人故作高深地所謂《史記》說商的末年秦人已受封西土，顧先生分析，應該是秦人西遷之后，為了掩蓋他們被迫移徙的恥辱而杜撰出來的故事。可見歷史的復雜性不是單靠考古就能一錘定音的。

　　今天，在東方沿海及黃淮下游地區出土的鳥形器物和鳥形圖案不計其數，跨越距今約六千至四千多年，進一步證明了顧先生的遠見卓識。可見只要文獻研究做得扎實，就不必隨考古而左右搖擺，充當學術變色龍。

　　“清華簡”擔負什么“使命”

　　最荒唐的是，“清華簡”研究領軍人物曾經在1995年2月出籠一篇《探索秦國發祥地》，反駁秦人發祥于東方，提出“甘肅清水、天水、禮縣這個區域是秦國的發祥地”，根據的也是文物，本人已于2003年加以反駁，結論是：“秦人的東方根源對認識秦國的勃興并直至統一六國，意義重大。秦人發祥甘肅說在邏輯上不可信，離史實更遠。這樣‘走出疑古’，只能離真理越走越遠。”

　　清華簡出現以后，無法自圓其說的原作者頻繁接受媒體采訪，但對自己的《探索秦國發祥地》一文則諱莫如深。這背離了學者應該具備的誠信道德底線。

　　筆者在十年前指出，要解決秦國的發祥地問題，應該把秦人放在鳥夷族系的廣闊背景下加以考察，而清華簡宣傳者對此懵然無知。他列舉大汶口文化鳥站在山上的圖案，釋為“島”字，認為即《尚書·禹貢》冀州、揚州都提到的“島夷”，“即古代濱海的部族，大汶口文化正好是分布在我國東方一帶的”。這也是他最自豪的“二重證據法”的運用。

　　他萬萬沒有想到，《禹貢》之“島夷”，系唐朝衛包妄改，原本作“鳥夷”。他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張冠李戴地把司馬遷請教過的漢朝孔安國說成唐朝的孔穎達。如此對秦人的鳥夷淵源茫然不知，即使有了清華簡，他仍然沒有“解密”秦人歷史。

　　總之，清華簡鼓噪者一直是偽《古文尚書》的信從者，特別是自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出土戰國竹簡以來，“走出疑古”追隨者挑動了為偽《古文尚書》翻案的風氣，根據的是文物；鼓噪者于1995年挑戰秦人發祥于東方的主流意見，大倡秦人發祥于甘肅，根據的也是文物。

　　自2008年清華簡露出水面以來，一些人一反常態，大肆宣傳清華簡證明了偽《古文尚書》確實是偽書、清華簡解密了秦人發祥于東方，根據的同樣是文物，但對自己以前的錯誤則諱莫如深。如果將來還出現文物，“走出疑古”者豈不更要六神無主？這不能不讓人思考清華簡的使命：是為“走出疑古”者救駕應運而生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