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釋：

〔1〕閻文儒：《中國石窟藝術總論》，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刊。該書是閻先生60年代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講授《中國石窟寺藝術》講義的基礎上，補充整理而成。書中對山東省濟南市千佛山、龍洞，益都云門山、駝山，曲阜九龍山等處石窟造像作了研究。

〔2〕此次大批佛教造像出土情況未見報道。1981年底，又發現40件。興國寺，文獻記載不詳，從銘刻資料可知，該寺建于北魏正始五年以前，歷經東魏、北齊、隋、唐，唐末廢棄。見夏名采、莊明軍：《山東青州興國寺故址出土石造像》，載北京《文物》月刊，1996年5期。

〔3〕《山東臨朐發掘出土北朝時代石佛像》，見《人民日報》，1984年11月30日。又見《臨朐縣出土一批北魏石佛造像》，載《文物摘報》1986年16期。

〔4〕諸城市博物館：《山東諸城發現北朝造像》，北京《考古》月刊，1990年8期。。又據《八瓊室金石補正》卷22，收錄有諸城佛教造像題記18段，可見該地早有佛教石造像的出土。

〔5〕山東省青州市博物館：《青州龍興寺佛教造像窖藏清理簡報》，《文物》，1998年2期。

〔6〕常敘政、李少南：《山東省博興縣出土一批北朝造像》，《文物》，1983年7期。其中有一件菩薩頭戴“蟬冠”，這是南北朝貴族婦女所戴的一種冠飾。而青州出土的一件菩薩頭戴“蜜蜂冠”，更是比較少見。

〔7〕常敘政、于豐華：《山東省高青縣出土佛教造像》，《文物》，1987年4期。

〔8〕王思禮：《山東廣饒、博興二縣的北朝石造像》，北京《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4期。

〔9〕劉鳳君：《山東地區北朝佛教造像藝術》，《考古學報》，1993年3期。據介紹，僅博興縣龍華寺遺址就出土了百余件北魏至隋代的鎏金銅造像。其中，有紀年者39件。最早的為太和年間者5件。

〔10〕杜在忠、韓崗：《山東諸城佛教石造像》，北京《考古學報》，1994年2期。

〔11〕陳慧霞：《山東北朝佛教造像初探》，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刊?。骸兜袼軇e藏》，民國86年（1997年）刊。

〔12〕載青州市博物館編：《青州龍興寺造像藝術》，張總的三篇論文皆刊于此書中。山東美術出版社，1999年11月刊。

〔13〕宿白：《青州龍興寺窖藏所出佛像的幾個問題》，《文物》，1999年10期。

〔14〕宿白：《5——6世紀中國北部人物造形變化及諸問題》，載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編：《中國國寶展》，朝日新聞社出版，平成12年10月24日刊。

〔15〕現知北魏最早的佛教石造像，是泰常五年（公元420年）的王同信造像碑，現藏美國芝加哥自然博物館，應出土于渭北地區。山東省最早的佛教石刻造像，是皇興三年（公元469年）黃縣出土的趙琚造彌勒菩薩像，現藏山東省博物館，二者相差僅49年。

〔16〕在窟室門檻部位刻二龍，首先見于龍門石窟賓陽北洞，綴工于公元523年。但此后的龍門窟龕，皆采用矯首連體二龍，作為龕楣裝飾，未見置于主尊下方兩側者。而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一件北魏永熙三年（公元534年）的三尊像中，也在主尊足部兩側出現“倒懸的龍”，據傳出自陜西華陰縣。但陜西省尚無其他例證，故學者們懷疑它出自山東。參見李靜杰《石佛選粹》圖版75解說，中國世界語出版社，1995年版。

〔17 〕見注〔10〕。

〔18〕夏名采、王華慶、莊明軍：《青州發現大型佛教造像窖藏》，載《中國文物報》，1996年11月17日一版。

〔19〕《出三藏記集》卷13，《竺法護傳》云：“是時，晉武帝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西域”。

〔20〕《晉書》卷127，《慕容德載記》云：“沙門朗公，素知占候，德因訪其所適。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可謂興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于奎婁，遂掃虛危。而虛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宜先定舊魯，巡撫瑯琊，待秋風戒節，然后北轉臨齊，天之道也’。德大悅……遂入廣固。四年，潛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為建平，設行廟于宮南，遣使奉冊告成焉”。

〔21〕《高僧傳》卷5，《竺僧朗傳》。

〔22〕上述七國中，高麗即高句麗，吳國即東晉，岱京即北魏，應無疑義?！跋鄧眲t在今遼寧省桓仁縣，見《水經注》卷14，小遼水條云：“縣即高句麗相之國也”。

〔23〕章巽校注：《法顯傳校注》五，《浮海東還》頁17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刊。

〔24〕《晉書·姚興載記》。

〔25〕《魏書·釋老志》。

〔26〕青州市博物館：《山東青州發現北魏彩繪造像》，《文物》，1996年5期。

〔27〕王華慶、莊明軍：《青州龍興寺考略》，《中國文物報》，1998年10月14日、10月28日、11月4日。又見宿白：《龍興寺沿革》，《文物》，1999年9期。

〔28〕《八瓊室金石補正》卷21。

〔29〕日本藤井有憐館所藏石造像，見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232，東京吉川弘文館，1996年刊。

〔 30〕趙正強：《山東廣饒佛教石造像》，《文物》1996年12期。北魏時該地有“皆公寺”、“永寧寺”。

〔31〕《八瓊室金石補正》卷16。

〔32 〕見注〔4〕。

〔33〕《魏書》卷16，《元羅傳》。

〔34〕吳緒剛：《魯西白佛山石窟造像》，《中國文物報》，1998年1月28日。

〔35〕《八瓊室金石補正》卷24。

〔36〕張總、鄭巖：《山東東平理明窩摩崖造像》，《文物》，1998年8期。

〔37〕《八瓊室金石補正》卷51。

〔38〕國家文物局教育處編：《佛教石窟考古概要》，頁152，文物出版社，1993年11月出版。

〔39〕溫玉成：《新中國發現的密教遺存及其所反映的密教史問題》，載北京《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4期。

〔40〕《八瓊室金石補正》卷29。

〔41〕同注〔1〕。

〔42〕李裕群：《駝山石窟開鑿年代與造像題材考》，《文物》，1998年6期。李氏考證出安樂郡廢于開皇三年十一月。

〔43〕溫玉成：《龍門所見兩唐書中人物造像概說》，鄭州《中原文物》，1993年4期。

〔44〕青州市博物館編：《青州龍興寺佛教造像藝術》圖97，山東美術出版社，1999年11月刊。

〔45〕溫玉成：《中國石窟與文化藝術》頁296，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年8月刊。

〔 46〕河南省古代建筑保護研究所：《寶山靈泉寺》頁153，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刊。

〔47〕王巧蓮、 劉友恒：《正定收藏的部分北朝石造像》，《文物》，1998年5期。

〔48〕張秀生、 劉友恒等：《中國河北正定文物精華》頁42-43，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年3月刊。

〔49〕王睿、呂輯書：《山西垣曲縣宋村發現西魏造像基座》，《文物》，1994年7期。

〔50〕吳怡如：《北周王令猥造像碑》，《文物》1988年2期。

〔51〕《金石萃編》卷35。

〔52〕全文見《金石萃編》卷40。銘文云：“舍利塔下銘。維大隋仁壽元年，歲次辛酉，十月辛亥朔十五日乙丑，皇帝普為一切法界幽顯生靈，謹于青州逢山縣勝福寺奉安舍利、敬造靈塔，愿太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后、皇帝、皇后、皇太子、諸王子孫等并內外群官，爰及民庶、六道三涂、人非人等，生生世世值佛聞法，永離苦空，同升妙果。孟弼書”尾部用小字刻出：“敕使大德僧智能、長史邢祖俊、侍者曇辯、司馬李信則、侍者善才、錄事參軍邱文安、敕使羽騎尉李德諶、司功參軍李佶”。

〔53〕李昆聲：《云南藝術史》頁219，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刊。杭州慈云嶺資賢寺第3龕的金翅鳥作人首鳥身（屬吳越國942年左右），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淅江工作隊：《杭州慈云嶺資賢寺摩崖龕像》，《文物》，1995年10月。河北省正定隆興寺大悲閣石須彌座上所雕刻的金翅鳥也作人首鳥身（約作于宋初971——975年間或稍早），參見注〔48〕，頁25。而“鳥首”之金翅鳥大約出現于11世紀傾。但在藏傳佛教系統中，金翅鳥之“人首”往往頭戴冠，西夏3號王陵發現的“嬪迦”即是如此。

〔54〕溫玉成：《中國佛教史上十二問題補正》，載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主編《佛學研究》1997年年刊。

〔55〕溫玉成：《少林訪古》頁143——147，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11月刊。

〔56〕《金史》卷102《仆散安貞傳》等。

〔57〕希弁是少林寺蒙元時代開山祖師雪庭福裕禪師的五代祖師，其傳承是：青州希弁——大明法寶（公元1114—1173年）——王山覺體（生卒不詳）——雪巖慧滿（1136—1206年）——萬松行秀（公元1166—1246年）——雪庭福裕（公元1203—1275年）。見注〔55〕，頁205-206。

〔58〕參閱溫玉成：《公元1—3世紀中國的仙佛模式》，載《敦煌研究》1999年1期。筆者首次“揭示了東漢人以神仙為原型，結合對佛教的理解，創作了仙佛模式”，“大約在3世紀末葉，犍陀羅模式為主的佛教圖像才最終取代了仙佛模式”。筆者還就三項文物指出了老子與浮圖并祀之例：一是洛陽市孟津縣出土東漢永元五年（公元93年）的“老子·浮圖鏡”。二是山東省沂南畫像石墓中室八角擎天石柱南面的“老子入夷狄為浮圖像”（東漢末至曹魏初）。三是江蘇省連云港孔望山的摩崖老子與浮圖像（約曹魏前期）。

〔59〕溫玉成：《中國早期石窟寺研究的幾點思考》，《敦煌研究》，2000年2期。2000年5月，筆者考察了河北省元氏縣封龍山二禪窟，考證其是道安（公元312—385年）等人坐禪之地，時在公元351年以前。比較敦煌始造禪窟的公元366年還早15年以上。該論文《元氏縣封龍山禪窟考察》將在鄭州《尋根》雜志2001年1期刊布。近年關于敦煌禪窟的研究，經多年考古發掘，大有進展。參閱彭金章、王建軍：《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文物出版社，2000年7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