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與中古小說之因緣關系，是近現代學者們長期以來一直加以關注的一個研究課題。梁啟超、胡適、陳寅恪、魯迅、錢鐘書、季羨林、饒宗頤、孫昌武、加地哲定等前輩學者，或從細微處入手，注意對其中某些個案進行歷史溯源；或從宏觀上把握，著力描繪中古小說，特別是志怪小說從思想內容到藝術形式所受到的佛教因素的影響。他們不時迸發出的充滿睿智的思想火花，有力地促進了當今學者的進一步深入研究。然而在近年來相關領域的研究中，還是有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比如不少研究者將精力集中在小說一邊，而僅僅將佛教作為一個“背景”而簡單處理之。這種偏向使得研究者不同程度地忽視了對相關佛教文獻資料的整理和對相關佛教問題的細致思考。正如上個世紀末葛兆光先生所指出的：“我們對于中國宗教和中國文學之間的細部的研究仍然沒有大的進展。”[1]這種研究偏向必然會使得相關研究難以進入更深層面，使得我們難以在宏觀上系統認識二者之關系。鑒于對以上問題的深刻理解，陳洪先生抱著極大的學術熱情，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即開始著力于細致而系統地研究佛教與中古小說的因緣關系問題。2007年底由學林出版社推出的《佛教與中古小說》一書，即是他深入思考和勤奮研究的結晶。這本書是建國以來第一部系統、深入研究佛教傳入中國對小說文學影響的專著，在中國早期小說史研究中具有填補空白的意義。

　　在書中，作者從文學史的宏觀視角出發，打破了過去研究中往往單純從“藍本”到“摹本”的研究思路，將佛教教義、信仰和儀式作為佛教影響中古小說的途徑和紐帶，在深入文本的基礎上，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追溯二者因緣關系的歷史淵源，探尋二者之間的契合點和轉變的內驅力，進而揭示佛教之于中古小說的“規定性”，中古小說在佛教漢化進程中和文學化過程中所出現的“變異性”，以及其在文學史流變中的興衰歷程。全書線條簡明，源流清晰，做到了文獻基礎與理論闡釋、宏觀與微觀的有機結合。

　　葛兆光先生曾深有感觸地指出，研究佛教與文學之類的歷史溯源的研究，“一面需要研究者對宗教和文學兩類文獻的諳熟，這樣才能發現中國文學作品中暗藏的印度色彩和佛教因素，一面需要研究者對于中國文學的歷史有一個理論的思考，這樣才能在紛繁的線索中找到演進的‘公理’和變化的‘根源’，這是很困難的”[2]。 的確，佛學典籍卷帙浩繁，佛學理論抽象艱深，即使專門的佛教研究者要諳熟它，也不是件輕松的事情。而對于文學研究者而言，要通熟兩個領域的文獻和理論，自然需要有更高的學術熱情、更大的信心和耐心，想必這也是許多文學研究者選擇避而遠之的原因。為了達到其研究目的，陳先生迎難而上，首先在基本文獻資料整理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為了清楚說明佛教之于中古小說的影響的具體流變過程，作者對于佛教中的一些教義、信仰和儀式的形成時間、傳入中國的時間，以及在中國文學，特別是小說中產生影響的時間多有較為令人信服的結論和推斷。如作者以造彌勒像作為關鍵，推論彌勒信仰成立于公元前一世紀；結合坐夏儀式，推論出臘佛（或“盂蘭盆”）儀式“應始于東晉年間，保守地說，也應在南朝蕭齊初年”（169頁）。在相關佛教典籍爬梳整理方面，作者也用功甚多。如余論部分對敦煌本《須大拏經》版本源流進行了考察，并結合須大拏故事在漢文寫經、變相、變文和戲文中的流傳情況，給讀者提供了一個佛教故事藝術化的個案。附錄部分的四篇文章，分別對《六度集經》的編譯性質和版本流傳問題、《經律異相》中所錄譬喻類佚經問題、《百喻經》版本問題和《舊雜譬喻經》的譯者、版本和校勘問題進行梳理，這些都是陳先生梳理佛教典籍的直接成果。對與中古小說相關的一些問題，如《光世音應驗記》原撰者謝敷的卒年、陸杲《應驗記》的始撰時間等，陳先生也進行了細密的考證，得出了較為符合歷史事實的結論。難能可貴的是，面對前人的一些成說或長期以來糾纏不清的問題，陳先生能夠有自己獨立的判斷，或增加史料加以補充驗證，或提出自己的獨到看法。如季羨林先生曾提出“狐假虎威”的寓言可能源于佛典的猜測，陳先生通過對該故事在中國和印度佛經中的流傳狀況的詳細考察，認定季先生的判斷是正確的。在盂蘭盆會的來源是否西國法、《盂蘭盆經》是否真偽的問題上，陳先生梳理了相關儀式的演變后認為，盂蘭盆會“近源于臘佛，遠肇于婆羅門教的祖靈祭”，玄應提出是“西國法”的見解“良不誤”，而許多學者認為《盂蘭盆經》是偽經的說法則有“失之草率”之嫌（165頁）。總體而言，全書幾乎所有的論斷都建立在扎實的文獻基礎之上，材料翔實，邏輯嚴密，下斷語極有分寸，體現了作者扎實的佛學文學素養和求真求實的嚴謹學風。

　　當然，文獻整理工作僅僅是全書的論述基礎。作者并沒有僅僅滿足于一條一條地去探尋佛教思想、佛教儀軌和中古小說之間的因緣關系，而是從更高層次的文學史的高度來看待佛教之于中古小說生成發展的影響，從而使本書具有開闊的理論視野。事實上，這里面更體現了作者本書的學術追求，即：最大限度地逼近文學史的“原生態”。在序言中，作者就指出，他選擇中古小說，特別是志怪小說作為研究對象，原因是中古小說與佛教關系密切，且中古小說“還屬于俗文學的階段，具有原生形態的諸種特征”（3頁），是最便于探尋佛教與中國文學深層關系的文學體裁。因此，中古小說既是本書的研究對象，也是作者實現自己學術目標的一個“個案”。在文學史觀的統攝下，全書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作者在選擇具體研究對象的時候，并沒有面面俱到，而是力避重復，避開了佛教基本的道德觀、人生觀、時空觀等別的研究者探討較多較深入的問題，轉而抓住佛教中與中古小說生成發展關系較為密切直接的“四大”、般若學、地獄觀等教義，觀音、彌勒等信仰，八關齋、盂蘭盆會、唱導講經等儀式等來展開論述，從而使自己的研究成果系統全面而又重點突出，創新性也更為突出、純粹。具體論述過程中，作者沒有像一些研究者那樣，僅偏重于對小說部分的闡述，而是兩部分均不側重，以將二者的歷史源流論述清楚、深刻為目的，為此還特別注意對佛教與中古小說文學發生關系的內驅動力和契合點的探尋。顯然，這是作者的文學史觀在起作用。作者的文學史觀還表現在闡述過程中注意興衰流變。作者不僅關注到佛教之于中古小說的直接影響，即“規定性”，更強調對中古小說在漢文化背景下發生的“變異性”的關注；不僅關注到中古小說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什么、興盛了什么，還反復強調對缺失了什么、“沉下”了什么要予以同等的對待。這完全是以一種史的態度來看待二者之影響比較關系。顯然，這也是陳先生力求逼近文學歷史真實的學術理想在起作用。

　　作者的熱情與勤奮，再加上恰當的方法論的選擇，使得本書在論述過程中，多處靈光閃現，給讀者以豁然開朗、耳目一新之感。上面已經列舉了陳先生在實證方面的部分成績。此外，如認為般若學對士人心態的熏陶除了體現于詩歌、賦、文等“雅”的方面外還具體體現于賢愚小說這一“俗”的方面，認為解體還形小說之類在中國成長緩慢的原因是中國文學對印度文學積極排斥等等，也均是發前人所未發。實際上，本書作為建國以來第一部系統、深入研究佛教與中古小說文學關系的專著，其論題多是學界相對關注較少，甚至基本沒人注意到的。特別是佛教儀式，如八關齋、盂蘭盆會和唱導等，對于中古小說的影響，此前幾乎無人注意。即便是那些別的學者也關注到的論題，如游冥小說、賢愚小說等，也往往因為研究者對于佛教淵源的追溯不夠而在研究深度上有所欠缺。因此，結合前面對本書特色的分析，我們可以說，陳洪先生這部專著，是“實”、“新”與“精”的結合。

　　總之，該書的出版，彌補了宗教與中國文學研究方面重要的一環，將有利于促進佛教與中國中古小說關系研究的進一步深入。近年來，陳洪先生除了致力于從佛教之于中古小說影響這一角度探究中國早期小說的生成發展歷史之外，還著意于從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相參照的視角，對中國早期小說史上的一些重大疑難問題作出新的闡釋，我們有理由期待陳先生更多更大的學術成果的出現。

注釋：

[1] 《中國宗教與文學論集》，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頁.

[2] 《中國宗教與文學論集》，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6頁.

（作者單位：徐州師范大學文學院，江蘇徐州，22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