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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既往的戲劇藝術研究可謂夥矣，而且角度各異、眾說紛紜。但多數的研究終因各種局限而使人興發“不識廬山真面目”的感嘆。新近出版的《中國戲劇藝術論》一書，卻給我們一種“走出廬山”的感覺，作者傅謹，文藝學博士，從80年代初即致力于文藝學、美學研究，并已有多種專著出版。由于研究者不僅熟知古典戲曲，而且對“大戲劇”也浸淫日久，加之深厚的美學素養以及較強的透析能力，從而使得其研究具備了渾括、深刻、靈脫的特點，與諸多“隔靴搔癢”、四平八穩的老生常談相比也就更具原創性和沖擊力。
就古代戲劇研究而言，學術界歷來有兩“重”兩“輕”，一是重戲曲而輕戲劇。從時段上講，對戲曲形成以后，即宋元以降的研究明顯占優。從戲劇形態上看，對成熟的戲劇形式，即主流戲劇形態的研究也遠遠超出非主流的“泛戲劇”的研究，研究者的視角因而受到多重限制。《中國戲劇藝術論》將研究對象確定為“劇”，就時段言，則上自戲劇發生的遠古，下到“西劇”輸入的清、近，可謂融通古今。就形態論，則雜劇、南戲、傳奇、花部、京劇、話劇以至院本、百戲、俳優等，堪稱包羅萬象。這樣也就避免了“身在此山”言“廬山”的局限，很容易在宏闊的視角下得到精到的結論。學術界的另一流弊是重“文學”而“輕舞臺”，以至以往的戲劇史幾乎被寫成了戲劇文學史，而對戲劇藝術的研究，由于忽略了“舞臺性”，許多問題的探討總使人有“隔靴搔癢”的感覺，難以觸及戲劇藝術的本質。這一點在傅著中也得到了“療救”。由于作者具備“淹通”的研究素質，所以往往能從戲劇藝術獨特的“舞臺性”出發，并借助“大戲劇”的背景，對許多問題提出較新的見解，尤其是有關“裝扮”的論述以及戲劇音樂對戲劇“體式”的影響一節（分見該書第一章第二節“裝扮的藝術”和第四節“音樂的特殊地位”），尤見新異，發人深思。
由于作者多年來一直浸淫于戲劇理論和戲劇美學的相關研究，所以，其論著也就更為明顯地表現出深刻的透析能力和較強的理論色彩，因而也就走出我國戲劇研究向來重經驗、輕理論，重感性、輕理性的研究傳統。作到了既能入乎其里，又能超乎其上。對許多人所共知的問題，作者也能從理論的層面予以抽象的分析，從而得出別致而又頗具說服力的結論。如在談到人們熟悉的湯沈之爭時，作者認為：“歷史地看，國劇文本與舞臺的距離，來自于作為一個社會群體的文人與同樣作為一個社會群體的演員之間，地位與審美趣味之間的巨大差異。即使將目光集中于湯沈之爭，這樣的差異也同樣潛藏在背后，以往的論者多半只看到以沈為代表的吳江派過分地講求格律，必然有礙于作品情感內容的自由表現的一面；沒有看到湯顯祖所倡導的藝術理念，有著太重的文化貴族氣息。為了追求文采工麗，不惜犧牲劇本文辭的音樂性，拒絕向演出舞臺妥協，實際上也是拒絕向觀眾妥協，人為地使文人的案頭劇與優伶的場上劇之間的距離擴大了。”
《中國戲劇藝術論》正是在充分了解古代戲劇歷史的基礎之上，從較高的理論層次予以闡發說明，從而完成了“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對具體的藝術現象，論者總能從其發生、演進的歷史軌跡中洞見其邏輯的線索和脈絡。或以“史”帶“論”，或“考”、“論”結合，“史”中有“論”，“論”中有“史”，顯示了研究者嚴謹、踏實的學風。
《中華讀書報》2001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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