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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即四月六日，是王起先生去世五周年的日子，中文系與古文獻所的部分教師、研究生在一起座談，緬懷王起先生在學術上的貢獻和他的道德品格。大家一致表示，要繼承王起先生的優良傳統，接好王先生的班，在為人為學兩個方面都要讓先生放心。
一、王起先生的生平和主要學術貢獻
王起，字季思，1906年出生于浙江溫州，是我國著名文學史家、戲曲史家。溫州是宋元南戲的發源地，民間演出很多，每逢春秋兩季，各村輪流上演社戲，王先生幾乎每場必到。有的劇目，如《琵琶記》、〈荊釵記〉、《西廂記》等，都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王先生晚年回憶說：“我后來在研究古代戲曲的道路上走了幾十年，是與童年的愛好看戲有關的。”（《王季思自傳》，《王季思學術論著自選集》)
王先生極聰明，小學沒畢業就考取了浙江十中，到三年級時趕上五四運動，王先生積極參與，和同學一道上街宣傳，反對二十一條，抵制日貨，受到校方監視，被勒令退學，被迫轉到瑞安中學，借住在孫詒讓先生家里。孫詒讓是清末著名學者，家中藏書極豐。王先生在這里受到熏陶，培養了治學嚴謹的作風。
1925年王先生19歲時，考入南京東南大學中文系，開始在曲學大師吳梅先生的指導下學習古代戲曲。同時參加吳梅組織的“潛社”，從事詩詞和散曲的創作，與唐圭璋、常任俠等交往密切。還在聞一多先生指導下，從事話劇與新詩的創作。
大學畢業后，王先生先后在浙江、安徽、江蘇的幾所中學任教。同時用業余時間，摘記元雜劇中的方言俗語，從筆記小說中探索元雜劇本事的來源，有的制成卡片，有的移錄書眉。抗日戰爭爆發，淞滬淪陷，王先生倉促之中，只帶了《元曲選》和《西廂記》回家鄉。
40年代初，王先生在浙江大學龍泉分校任教，潛心于元雜劇和中國文學史的研究。1944年，浙江龍吟書屋出版了王先生的《西廂五劇注》。這部書一出版就受到廣泛關注，直到現在仍在不斷再版，是最通行、最權威的本子。日本學者作了《王季思校注〈西廂記〉索引》，把它作為工具書備查。《西廂五劇注》是王先生從事學術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奠定了他一生的學術地位。
姜先生所舉的關于“祆神”的例子，“從一條注引發出一篇論文”。“科”的來源，“旦”的來源，《西廂五劇注》都已提到。我們常常說后人超過前人是必然的，因為后人往往站在前人的肩上。但其實能夠超過前人的后人又是極少極少的。為什么？就是因為后人對前人的成果并沒有理解，因而不能站在前人肩上。另外，禪宗與戲劇的關系，是王先生在1948年的一篇論文中最先提出來的，最近才受到研究禪宗與文學關系的學者重視。
1948年夏，王先生從杭州調來中山大學，直到他去世的1996年，在中山大學工作了48年。在這將近半個世紀的漫長歲月里，他在學術上的主要貢獻是：
1、新理論的學習和運用，寫出了一批高水平的學術論文。尤其是探索母題演變方面，至今仍有啟迪意義。
2、1962年，和游國恩先生等一起主編《中國文學史》。
3、文革后受教育部委托，舉辦全國高校中青年教師古代戲曲研討班，主編〈中國十大古典悲劇集〉〈喜劇集〉，朝著探討民族戲劇的審美特色的方向邁出了堅實的一步。王先生指出，中國古典悲劇的特點是：第一，與西方悲劇的主人公往往是帝王將相相比，我國古代悲劇的主人公往往是普通勞動婦女；第二，我國悲劇的道德傾向比西方悲劇明顯，美感教育作用比較強烈；第三，西方悲劇多以主人公的不幸收場，而我國古典悲劇的結局則往往是“圓滿”的；第四，中國古典戲曲以曲詞作為主要抒情手段，因而悲劇中常有西方悲劇所缺乏的“悲壯動人的曲詞”。
王先生將中國古典悲劇分為“悲壯型”與“悲苦型”兩大類，指出：“悲壯型”以岳飛、周順昌等歷史人物為主人公，接近西方的英雄悲劇；而“悲苦型”在古代占大多數，與西方悲劇截然有別。他又將中國古代喜劇分為諷刺性喜劇與歌頌性喜劇兩大類，并且指出：歌頌性喜劇在我國占大多數，這不能用高乃依所說的“喜劇則滿足于對主要人物的驚慌和煩惱的摹擬”來概括。
在《悲喜相乘——中國古典悲、喜劇的藝術特征和審美意蘊》一文中，王先生從地理環境和文化傳統兩個方面，挖掘了中西悲、喜劇不同特征的產生根源，并且進一步指出：喜劇中有悲劇意蘊，悲劇中有喜劇情趣，不僅豐富了戲曲的表現手法而且也符合中國觀眾的欣賞習慣和審美要求，悲喜相乘、陰陽碰撞，可以產生更強烈的藝術效果。
4、主編《全元戲曲》。介紹《全元戲曲》的概況。王先生主編和其他所謂“主編”的不同。在首發式上學術權威的發言，中華書局顧青的約稿。
他在詩詞創作上的成就、主張。
更為重要的是，王先生本著愛學術、愛人生、愛學生的基本準則，以他的認真、嚴謹、謙虛、豁達的為人為學態度，播下了古代文學尤其是古代戲曲研究的種子，培養出一個學術梯隊，至今成為全國大學中碩果僅存的古代戲曲研究隊伍。
王起先生是全國首批博士生導師之一，我們中大也因此成為全國首批古代文學的博士點和最早的全國重點學科之一。他還是國務院第一屆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曲藝卷》副主編、中國古代戲曲學會會長、中國韻文學會顧問等。在社會兼職方面，他曾任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民盟廣東省副主委、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1996年4月6日，王起先生走完了他的人生歷程，在廣州逝世，享年90歲。他走得很安祥，很從容。
二
王先生是《西廂記》研究的權威。他的《西廂五劇注》出版后，有人寫詩嘲諷說：“不讀六經談五劇，《西廂》浪子是前身。”但王季思先生義無反顧地在研究《西廂記》的道路上走了半個世紀。
“聰明人要下笨功夫”，“做學問靠命長不靠拼命”，這是王起先生的兩句名言。后一句話其實是說：古代文學研究是在跑馬拉松。而他五十多年研究《西廂記》、校注《西廂記》的過程，為這一名言作了最好的詮釋。他為整理《西廂記》作過兩次卡片，一次是抗戰時期，抗戰時期作的全部丟失，后一次的保留了大部分。
王先生校注的《西廂記》不斷再版，我手頭有三個版本，一是1944年浙江的《西廂五劇注》，二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的《西廂記》，三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的《集評校注西廂記》。每次再版，王先生都作改動。他1959年12月寫的《西廂記前言》說：自己的校注本出版后，各地讀者來信提出許多有益的意見，“因趁這次改版的機會，對它作較大的改動。”
舉例。三本三折【折桂令】有“收拾了憂愁，準備著撐達”句，其中“撐達”難解。44年版舉出元曲中其它用例，謂“撐達”是“解事”意。78年版在前注的基礎上，引〈新華月報〉二卷三期谷峪的文章：“從前這孩子多撐達，如今三言換不出一語來。”自注：“撐達，活潑。”注：“蓋今日北方尚有此語。”
王先生自己舉的一個例子：“〈拷紅〉折里紅娘唱的‘世有、便休、罷手’，過去我以為‘世有’是‘世上有’的意思，不用注釋。后來看了張相的《詩詞曲語辭匯釋》，‘世有’是‘既有’的意思。因此我是漏注了。”《我怎樣研究〈西廂記〉》，刊《校注集評〈西廂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6頁。
一本一折，張生上場唱【仙呂點絳唇】：“游藝中原，腳跟無線，如蓬轉。”78年以前的版本引陳方長《步里客談》：“古人多用轉蓬，竟不知為何物。外祖林公使遼，見蓬花枝葉相屬，團圞在地，遇風即轉。問之，云轉蓬也。”按說，這個注釋已經能夠說明問題了。但84年的版在此基礎上，引康邁千同志語云：“河北有蓬草，也叫扎蓬菜，每當秋末冬初，霜打草干，因風吹折，隨風滿地亂滾，飄忽不定。”接著說：“蓬轉即指此。借喻張生的書劍飄零，浪跡天涯。”
再如一本二折的“莽撞”一詞，王先生原來引清初毛西河的解釋：“莽撞，怒也。”84年版引康邁千語：“莽撞一詞，現仍在河北部分地區流行，與魯莽、粗魯或冒失的含義近，但沒有怒的含義。”
四本三折著名的“碧云天，黃花地”那只曲子，一般都認為它來自范仲淹的【蘇幕遮】詞，曲中的“曉來誰染霜林醉”二句出自《董西廂》“君不見滿川紅葉，盡是離人眼中血。”以前王先生也是這樣注的。但84年的《集評》本加上了這樣幾句：
又據友人蔣禮鴻見告：“曾季貍《艇齋詩話》稱：東坡和章質夫楊花詞云：‘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即唐人詩云：‘君看陌上梅花紅，盡是離人眼中血。’”則董王二家詞，實融合唐詩宋詞入曲，于中可略見唐詩、宋詞與元曲的傳承關系。
從上述幾例可以看出王先生為學的特點：他不斷用新知識充實自己，勇于修正錯誤，這些新知識，有的是讀書時留心，有的來自學術界的朋友，有的來自素未謀面的中學教師。這說明，《西廂記》的注釋完成后，他仍在關注和時時注意完善。精益求精。這是很難做到的。另外，三人行，必有我師。不管正確的意見來自什么人，只要是正確的，就虛心接受。這也是王先生一貫的作風。
有人把王先生的求新精神看成是“趕時髦”和“隨風倒”，這完全是誤解。可以說，他真是活到老、學到老，永遠不知滿足。
王先生認為，對古代文學作品的研究應該分為兩個大的領域，一是對于基本事實的確認，一是對于作品的分析鑒賞。前者應持客觀的態度，一絲不茍地考據清除，而后者卻可以而且應當是主觀的審美活動，毋需定于一尊。80年代以來，他一邊對自己以往的學術觀點進行反思和修正，同時又更加自覺地用新的時代精神和審美趣味去感受古代作家，評價古代作品。
在《關漢卿〈玉鏡臺〉的再評價》一文中，王先生說：50年代以來，他對《玉鏡臺》雜劇的兩次評價，“影響甚大”，“使關漢卿這部優秀喜劇受到冷落和不公正的對待。”王先生指出：《玉鏡臺》所描寫的并非一般意義上的“老夫少妻”，而是一對“以真誠的情感”為基礎的恩愛夫妻的結合過程，其中有作者關漢卿“個人生活的影子”；劇中成功地塑造了主人公溫矯滑稽多智、風流蘊藉的性格特征，并且在結構的安排上，到第四折仍令人感到“波瀾起伏”，這在元雜劇中是不多見的。
1987年，王先生去北京參加中國戲曲藝術國際學術討論會，特意向參加這次會議的朋友們推薦《謝天香》，認為“關漢卿通過這個戲，熱情歌頌謝天香的藝術才能。”（《從柳永的〈定風波〉到關漢卿的〈謝天香〉》）。后來，他又在《與寧宗一教授論關漢卿雜劇〈謝天香〉書中》，再次肯定《謝天香》雜劇的“人道主義精神”，“嚴格的現實主義”，“是包含深刻悲劇意蘊的歌頌性喜劇。”在這封信中，王先生糾正了自己以往認為劇中女主人公“奴性十足”的“偏見”，并引用梁啟超的“我不惜以今日之我與往日之我宣戰”的名言，表現了老一輩學者的寬廣胸襟和坦蕩精神。
對宋代婉約詞派的評價也是如此。他從姜白石的《暗香》《疏影》詞入手，指出婉約派詞“顯示女性的陰柔之美，與顯示男性陽剛之美的豪放派詞旗鼓相當，在文學史上相映成趣。”（《白石〈暗香〉〈疏影〉詞新說》，《文學遺產》1993年1期）王先生還一再提到自己以前“貶低婉約派詞”的“偏見”。
王先生的自我批評精神，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好的影響。王冠亞先生指出：對自己半個多世紀的研究成果、權威性的論述來一個“自我批判”，“在古典文學領域”中王先生是“第一位”。（1992年11月23日給王季思的信）寧宗一教授在收到王季思先生關于元雜劇《謝天香》的信，看到王先生的自我批判時，說：“我從老人家身上真切了解到一位前輩學者的心胸、眼光、為人、學識，覺得他的心總是和我們這些后學的心息息相通的。”（《戲曲藝術》，1988年2期）
寧宗一教授一語中的，的確，與其說是為學之道，倒不如說是為人之道。在紀念王先生從教七十周年時，在中大工作的王先生的及門弟子送給老師的匾額上寫著這樣八個字：“經師可得，人師難求。”
提起王先生對學生的愛護、提攜，更是有口皆碑。他關心愛護學生，勝過關心自己的孩子。所有從王先生受業的人，都有感受。他的藏書，學生可以任意借閱。他積累的學術卡片，可以毫不保留地讓學生參考。愈到晚年，這一點就愈突出。蘭州大學的寧希元校勘元刊雜劇，吳國欽教授的《關漢卿全集》校注，以及《全元戲曲》都從他的卡片中受惠。
他從50年代起就和學生輩合作。50年代的《桃花扇》校注、明代傳奇的整理、車王府曲本的整理，80年代《聊齋志異》選注、《中國戲曲選》、《元雜劇選注》、《元明清散曲選》、《十大悲喜劇集》的整理、《全元戲曲》、一系列論文，如與蕭德明合寫的《從〈昭君怨〉到〈漢宮秋〉》，與蕭善因、焦文彬等合寫的《十大悲劇集前言》，與黃秉澤合寫的《十大喜劇集前言》，與康保成合寫的《〈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注〉補正》等文章。可以說，在古典文學研究界，王先生是同后輩合作時間最長、項目最多、收效最大的一位學者。在這些合作中，學生得到無窮受益，學會了做學問、搞研究。中山大學研究古代戲曲的學術梯隊，就是在這種合作中培養起來的。王先生說：“我為青年一代付出了心力，也從青年一代的美好心靈中吸取精神營養，感受到青春的氣息。看到青年一代成長，我感到由衷的愉快。”（《王季思自傳》，《王季思學術論著自選集》，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
60年代初，國家困難時期，一位剛剛畢業不久的青年教師的愛人生小孩，王先生把雞票送給這位教師。1984年，我和師兄薛瑞兆從北方到中大從王季思老師學習。記得著名劇作家馬少波先生一次諧夫人一起來看他，“王季思的研究生，這本身就是一種榮譽。”在學習上、生活上無微不至。我們的每次作業，都認真批改，就是已經發表了的文章，也照樣在上面批改評點、最近發現他在我的論文《近代戲劇形式與外來文化》上的評點。
我還想起來，陸定一的夫人嚴慰冰1934年在淞江中學讀書，王先生是她的國文課老師嚴慰冰回憶：“他批改作業很認真，好句子打雙圈，錯別字加上框框。”這種習慣，看來也是堅持了幾十年。
對博士生，從令先生改變觀點，而完全是討論式授課。注意因材施教。文獻基礎淺的主要補基礎，理論差的重點補理論。另外是通過項目培養。端午送粽子、中秋送月餅，更多的時候是到他家里吃飯，邊吃邊聊，無拘無束，親同家人。他是全國政協委員，開會時發的茅臺酒，給學生喝。還經常爬上四樓去看我們。另一博士生羨慕地說：王先生真把你們當孩子啊！
一位在文革時犯有錯誤的青年教師，很聰明，王先生指定他作自己的助手，頂著壓力。另一位博士畢業生，趕上64風波，王先生淚灑稿紙，為他申辯，呼吁有關方面對他減免處分。
王先生愛學生如子，學生也把老師看得比父親還親。王先生與學生關系之融洽，在學術界也是十分少見的。1987年，我陪他去溫州開會，當時他已82歲高齡，他身穿嶄新的灰色西服，戴著紅色的中山大學校徽，我和師飆兄一左一右攙扶著他上山，引得許多游人駐足旁觀，議論：看這老人家多有福，兩個兒子多孝順。有的說，不是兒子，是孫子。
王先生的晚年，是在學生的簇擁中渡過的。得學生照顧的事，還要數他夫人去世那段日子。
學術界同行感慨地說：王先生的學生對老師真好！
王先生的寬厚和謙虛，不僅對學生，對其他人更是如此。稿費問題，和出版社的關系。上六樓看陳則光先生，給盧叔度老師壓陣。
臧克家的信。他晚年寫過一篇《禍福交乘，冤親平等》的散文，回憶自己的一生，福與禍總是相連的，一生受過三次大的挫折，一次是中學被勒令退學，但因此借住在孫詒讓先生家里，為以后治學打下了牢靠的基礎；第二次是抗戰期間，因與浙江省保安司令發生沖突而被迫離開家鄉，但卻因此走上了抗戰前線，寫了不少抗戰通訊和詩文。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被打得差點送了命，但后來學術上有了更大的發展。他的結論是：禍福無門，唯人自自招。他還說，自己一生中也和許多人發生過這樣那樣大大小小的矛盾。對立面總會說自己這不是那也不是，這不行那也不行。但正如《荀子·修身》篇所說：“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吾者，吾賊也。”
說那么，王先生是否毫無原則呢？不是。這可以舉出兩個例子。一例是50年代“反右”開始后，在“厚今薄古”口號下，《文學研究》雜志大幅度削減古代文學研究的稿子，王先生以為不妥，和夏承燾先生一起，在編委會上提出不同意見。再有，80年代后期，一位和王先生很熟的中年學者評正高職稱，王先生拒寫評議書。
王先生一貫主張教學相長、水漲船高。1985年他要去出席一個學術會議，把寫好的論文讀給我們聽，讓我們提意見。有位碩士生毫不客氣地指出論文中的一些問題，王先生當場表示接受。這個場面，到現在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記憶之中。
王先生晚年說到：學術自有公論，公道自在人心。他用這兩句話對待別人，也用這兩句話看待自己。晚年的王先生，更加豁達、自信、淡泊、從容。過去聽人說，人越老越怕死。王先生卻是笑對死亡的。他在87歲時寫了一篇《我的老年心境》的散文，說一般人只有一條命，人一死生命就全部終結了；從事學術事業的人有兩條命，自然生命終結了，他的成就和著作還可以流傳；我有三條命，除了前兩條之外，還有學生，我從事教育事業多年，教出來的學生有不少成為知名的學者、教授、作家、詩人，我的精神，部分可能在他們身上流傳下去。他說：“相信在我生命終止的最后一天，我將含笑赴長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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