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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年間（1913）王國維的《宋元戲曲考》成書，民國四年（1915）商務印書館初版更名為《宋元戲曲史》，從此，現代意義上的戲曲史研究正式進入了學術領域。
大約過了10年，學人對具有“開拓”意義的《宋元戲曲史》有了響應，而這一響應熱潮的出現又過了約10年。二三十年代的主要戲曲史著述有吳梅的《中國戲曲概論》（1926）、盧前的《明情戲曲史》（1933）、賀昌群的《元曲概論》（1935）、周賠白的《中國劇場史》（1936）、徐慕云的《中國戲劇史》（1938）以及齊如山對京劇的諸多研究，另外日本青木正兒的《中國近世戲曲史》王古魯譯本也在1936年刊出。至此，中國戲曲史的研究編纂已很具規模。
但是，在王國維之后到大量戲曲史著作面世之間的這段時間里，有三部書是不應忽視的，那就是民國六年（1917）宣元閣印行的《伶史》、民國九年（1920）由順天時報社印行的《中國劇》和民國十五年（1926）由上海啟智印務公司印行的《京劇二百年之歷史》。這三本書于中國戲曲史研究，不僅亦具開拓和填補空白的性質，而且在當時都曾產生過較大影響，例如《中國劇》一書在7年之中就有連印6版的記錄。
《伶史》作者為北平穆辰公。穆辰公名篤里，號六田，博學多聞，性情慷爽曾留學日本，精研法律，學成返回之后，又曾投身于報界。穆辰公性好戲劇，又熟諳著述，“仿遷史之體裁，記梨園之人物”，傳至今日的《伶史》卷一有“本紀”十二，“世家”二十，從程長庚開始，終于許蔭棠，對名優的身世言行“搜羅詳盡，敘述精嚴”（劉韜伯序）。穆辰公在“凡例”中自言：“本書以傳紀作敘述近代名伶之事蹟、言行。尤擇其有關政治風俗者而特著之”，“自社會著服而于近代梨園之變遷、選色征歌之風氣為特特表出，以存一代之真相”。可以知道，穆辰公對修《伶史》的考慮，是以優伶的歷史作為線索，而關注的重點卻是涉及了當時的政治氣候、民間風俗。戲曲自身的發展特征和前后向廷供奉制度對戲曲的影響等諸多的方面。這種不限于戲曲文本，而關注與表演等有關的諸多因素的開闊視野，使《伶史》具有了一種文化史料的價值。
《中國劇》的作者是日本人遷聽花，遷聽花名武雄，字劍堂，曾供職于江蘇師范，教授日本語有年，亦曾在《創天時報》作專欄記者，經歷豐富旅居京師20年精通漢語，雅好京劇《中國劇》的內容包括了“劇史”、“戲劇”、“優”、“劇場”、“營業”、“開鑼”六大部分。其對中國劇的具體研究雖不算很深入，但其中對劇場管理、營業方式、每日捐稅、科班組織、戲份分配的記錄，多為當時中國劇評家所忽略。這是一個東洋人對中國京劇的感受和梳理，獨有一己的體系。
《京劇二百年之歷史》，作者為日本人波多野乾一，譯者為鹿原學人。這本書以洋洋20余萬言的篇幅，從京劇的創成時代開始，梳理了二百年間，京劇各種行當的幾多名伶先后繼起、傳承門派、藝術特征、擅長劇目的變化，并將這些變化與傳人的身世、遭際、時遷事變編織在一起，構成了一部完整的演劇史。時人說這部書既顯示出這位日本學者“致力之勤
，用心之深”，又可以借助此書“研究我國社會狀況，洞悉我歷史民族性”（徐朗西序）。這評價即使在今天看來，也還算允當。
中國戲曲的學術研究，歷來有重古代輕近代，重文本輕演出的偏頗，大師王國維在開啟了對戲曲從文本追溯本源的研究方法的同時，也提供了演劇史被忽略的理由。從今天的眼光看，今存中國戲劇史的缺陷之一，便是演劇方面史料的匾乏，這使得想象元明清三代戲曲實踐的立體化變得極艱難。從這個角度說，研究近代社會轉型時期戲曲文化形態這一重要課題時，這三本書將是極其重要的史料著作。
《中國文化報》2001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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