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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戲曲研究，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是在20世紀逐步發展起來的。近一百年來，經過王國維、吳梅、齊如山、鄭振鐸、馮沅君、周貽白、任中敏、孫楷第、錢南揚、趙景深、盧前、王季思、董每勘、鄭房、張庚等一大批學術前輩的卓有成效的研究，為我們留下了十分豐碩的學術成果。只是我們以往的研究，對此缺少系統的梳理與全面的總結。如今正逢世紀之交，回顧與展望已成為學術界共同關心的話題。我們從事古代戲曲研究的同志，亦應把加強20世紀戲曲學術史的研究，提到研究日程上來。這不只是為了總結先驅者業績，更是為了啟后來者薪傳。
在新的世紀里，古代戲曲的研究要真正走出低水平重復的怪圈，使我們的研究工作能有所突破，我以為大力加強近現代戲曲學術史的研究，或許是一條切實有效的途徑。學術史的研究是以前人的研究為對象，可以說是研究之研究。其基本方式，既是一種學術的淘汰，又是一種學術的積累，它總是以不間斷的“減法”來棄置那些陳舊的一般化的材料，保留那些有價值的值得傳承的學術資源。而后人的研究工作，便是憑借著前人的這些學術資源來進行的，從而在前人已經構建的學術道路上再往前延伸一步。我們的研究工作一旦離開了前人的學術積累，突破就失去了方向，創新也就沒有了基礎。盡管時下的學術評論中，創新與突破已成為出現頻率很高的兩個詞。但說實在的，有相當一部分成果是突而不破的，似新實舊，往往它們的構加是新的，使用的詞也是新的，但基本觀點與主要材料都是在前人的論著已出現過的。這種現象的出現，你說它是“暗與理合”也罷，是學術回歸也罷，是事物的“螺旋式發展”也罷，反正總是重復勞動，于學術的發展都是無助的。如果今后有更多的同志都來關注學術史的研究，都能認真摸一摸前輩學者留給我們的學術家底，那么我們就有可能更好地把握學術發展的脈絡與走向，真正站在學術的前沿，使我們的研究工作的起點有所提高使自己所從事的研究能成為整個學術接力賽跑中的一棒，而不再是一切重起爐灶。這樣，學術工作中的低水平重復的現象，我想自然就會有所減少。
加強20世紀戲曲學術史的研究，對于確立良好的學術規范，糾正當前學術工作各種“失范”現象，也能起到正本清源、引導學術健康發展的積極作用。學術規范作為一種約定俗成的、為學術共同體認同的原則，有一整套屬于技術性層面的研究程序與基本范式，也包含道德性要求。其中雖無多少艱深的學問可言。但要切實做到并非易事。與其為此講許多道理，我以為還不如從加強學術史研究，提倡向學術前輩學習做起。因為前輩們的許多具有經典意義的論著，都積淀著他們的治學精神和方法，也滲透著時代的學術傳統與規范，對我們來說，這是最可寶貴的財富。誠如陳寅恪先生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所說：“自昔大師巨子，其關系于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成尤在能區宇，輔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未來以軌則也。”我們今天提倡近現代戲曲學術史的研究，正是為了借“大師巨子”的業績，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未來以軌則也。
開展近現代戲曲學術史的研究對于有志于從事古代戲曲研究的新一代學人來說，更是提高自身研究素質的有效途徑，也是進入戲曲學術殿堂的必不可少的入門階梯。打開20世紀戲曲學術史，我們不難看到那些學術前輩們的身上總有一種共同的、很值得探討很值得珍視的東西，時時啟示著我們，激勵著我們。比如他們那種既專注于學術研究，又能保持一種關心國家民族前途的人間情懷的人生態度；他們那種甘于清貧，甘于寂寞，不趨時、不媚俗的治學精神；他們那種學貫中西，淹博古今的知識結構；他們那種無證不立論。孤證不定論的治學原則；以及地們那種不囿成說、銳意創新的學術追求。所有這一切，無一不是通向治學最高境界的必備條件。對于每一個立志攀登曲學研究學術高峰的年輕學人來說，20世紀戲曲學術史確是一部最具有示范意義、也最具有感召力的生動教材。
《中國文化報》2001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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