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廷黻，1895年出生于湖南省邵陽縣一個中等農家。幼年讀私塾，接受舊式教育。10歲人長沙明德小學，次年改人美國基督教長老會創辦的益智學堂，開始學習英文。1912年，適值辛亥革命爆發，蔣廷黻只身留美，先是人密蘇里州派克學堂接受中等教育，3年畢業，轉學俄亥俄州奧伯林學院主
修歷史，獲文學學士學位。之后，他曾應基督教青年會之征赴法國為華工服務。1919年夏，復返美人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專攻歷史。當時該校歷史系人才鼎盛，教授都是第一流學者，最露頭角的是海斯教授，蔣廷黻跟從其研究，1923年獲博士學位。
同年，蔣廷黻回國擔任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后任歷史系主任并兼文科主任，講授過西史大綱、歐洲近代史、法蘭西革命史、歐洲勢力擴充史等課程并開始從事中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1929年，轉人清華大學任歷史系主任，1935年，出任國民黨行政院政務處長，1936—1938年，奉派駐蘇俄大使。1944年，出任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中國代表及國民黨行政院善后救濟總署署長。1947年，任國民黨駐聯合國常任代表。1957年，當選國民黨中央研究院人文
組院士。1961年冬，任國民黨駐美大使。1965年退休，同年，歿于美國紐約市。
從南開到清華，蔣廷黻度過了11年的教書生涯。治學時間雖不長，但在學術界的影響較深，被譽為“一代學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
早年對史學的貢獻
二十年代，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還是一片荒漠。蔣廷黻任教于南開之后，便有志于做一名拓荒者，他開墾的第一片荒地，就是中國近代外交史。在開展這一領域的研究中，他引進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觀念。
現代歷史研究的人手方法是充分地占有原始資料，這在今天的史學界乃是常識，但對二十年代初期的人們來說，還是十分陌生的。在采用這一方法上，蔣廷黻開了風氣之先。他在我國首倡研究原始檔案資料，指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研究一樣，要以事 實為基礎；歷史研究有其自身的規律，規律之一就是必須從原始資料的研究人手。他自己身體力行，為搜集和整理中國近代外交原始資料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南開，為了搜尋史料線索，他想方設
法地聯絡各方鑒定家、收藏家，頻繁地訪親問友。為了掌握李鴻章1896年至1900年期間從事外交活動的史料，他走訪了許多李鴻章的舊部，或助手，或秘書，一有機會就把話題引到資料的搜集上。
經過多年努力，他終于積累了大批中國近代外交史一手資料，率先運用這些資料在南開歷史系講授中國近代外交問題，并以西方現 代史學體例編纂出我國第一本《中國近代外交史資料輯要》，為日后中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鋪平了道路。
蔣廷黻在傳播現代研究方法的同時，又引進了新的研究觀念。在南開，他主張研究歷史要參考多方面意見，本著客觀的態度解釋史實。1928年，他在介紹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中國革新運動與日本土耳其革新運動的異同》譯文的前記中，特別強調要借鑒外國人看中國的見解，多聽聽旁觀者的話。在談到中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中，他也指出：“一切外交問題少則牽連兩國，多則牽連數十國”，因此，“研究外交者必須搜集凡有關系的各方面的材料。根據一國政府的公文來論外交等于專聽一面之詞來判訟”。（《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卷序言）。
根據上述觀點，蔣廷黻撰寫了許多專題論文，不僅對比參證中外各方史料，并且折衷中外各種不同的見解而得出“兼聽則明”的結論，從而跳出了中國傳統的“虛驕”史證的舊套子。他不傾向于在中國外交史上大罵外國人，這并不是他不痛恨西洋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是他認為19世紀帝國主義侵略是一個歷史事實，侵略的對象也不只是中國，要緊的是看我們如何應付帝國主義侵略，所采取的策略得失利弊如何。從這個觀點出發，他的外交史研
究便有新的方向、新的思路。
早在南開時代蔣廷黻還倡導和重視口述歷史學和社會調查，努力探尋歷史直接服務于社會的途徑，這在當時大學的歷史教學中也是少有的。
1929年，蔣廷黻調任清華大學歷史系，繼續引進新的史學研究方法，同時，為建立中國現代歷史學做出了積極的努力。蔣廷黻對中國傳統的考據式治史方法持批評態度。認為中國
舊的史學家往往熟讀許多史書，或專治一部史書，費了很大的精力，對版本訓沽也許有所發現，但對史料本身卻沒有多少知識，人們只是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這是“治 史書而不是治歷史”，這種研究方法已經落伍，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為此，他首倡開創新史學、培養新式歷史學家的教學目標，這種新，就是區別于中國古代史學的考據方法，而采用西方綜合的治史方法。為培養和訓練這種方法，他要求歷史系學生“多習外國語及其他人文學術，如政治、經濟、哲學、文學、人類學”，從而“幫助我們了解歷史的復雜性，整體性，幫助我們作綜合的工夫”。
蔣廷黻曾撰寫《中國近代史》、《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等著作，同時，他還在《清華學報》、《中國社會政治學報》、《獨立評論》等刊物上發表了數篇學術性文章，著述雖然不多，但對舊中國史學界卻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在舊中國史學界，有關近代中國史和近
代中國對外關系史著作，幾乎半數以上都是因襲蔣廷黻的史學觀點。而蔣廷黻的著述，又是舊中國大學歷史系的教本，影響十分廣泛。時至今日，他的一些代表作仍被一些近代史專家不時提及。
究其原因，正如郭廷以在其《近代中國史》一書中所說：“蔣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國史之科學研究，實與羅先生（羅家倫）同開風氣”。他為中國近代史建立了一個科學的基礎，為舊中國的史學研究帶來了新的方法、新的觀念，是一個開山的人。
教育主張及實踐
蔣廷黻反對學生死讀書、讀死書，主張“使教育人生化，與中國生活的實際事實相關聯”。他批評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脫離民眾、脫離社會生活的狀況，力倡加以改革。
擔任南開文科主任期間，蔣廷黻曾諄諄告誡學生，社會經驗，是文科學生不可或缺的；讀書并不是求學的全部，而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他指出，人們經常把語言或文字做事實，聽某人說過什么，某報某書寫過什么，就深信不疑，這不是研究問題的科學態度。
為豐富學生的社會知識，他親自帶領南開經濟史班的學生去調查八里臺村的村史和裕源紗廠工人生活史。他向學生傳授調查 研究的方法，要求他們事先準備好調查問卷，以備填寫。要學生深人紗廠，了解工人的生活、家庭、工資、工作時間、所受教育、衛生狀況、娛樂活動、年齡狀況和死亡率等狀況。用科學的方法組織排比，撰寫成調查報告登諸報端，以有所貢獻于社會。20年代后期，在蔣廷黻等人的倡導和推動下，社會調查成為南開的一項正式教學制度。
蔣廷黻還是學生開展第二課堂活動的熱心贊助和支持者。他曾帶領南開文學社的學生，利用課余時間翻譯了他的導師、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海斯的《國家主義論文集》，他親自為之作序并推薦到上海教育書店出版。他也是學生編輯出版的《南開大學周刊》的顧問之一。
蔣廷黻在南開倡導通才教育。他任文科主任期間，曾例舉世界許多著名社會科學家同時精通自然科學的例子，鼓勵文科學生略識生物學、物理學、化學、數學等自然科學學科，并稍習試驗課程，以培養和訓練自己清晰的思想和科學的態度。
蔣廷黻對我國當時的大學教育提出了許多中肯的意見。如他對國內大學照抄照搬西方教育模式，社會科學學科中，西方課程占統治地位的狀況很不滿意，認為留學歸國的博士、教授不能只讀洋書、教洋書，還應研究和探索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歷史，開拓中國社會科學的新園地。他主張“教育以中國的實在需要為基礎，不以外國的模型為基礎”。認為“唯獨在中國生活的實況的土地上，中國的教育家能夠找得材料來創造一個適合中國需要的教育制度”。“中國的學生將來既要在中國服務，知道中國的政治經濟情況，比知道西洋的國會和交易所還要緊些”。他在清華致力于造就中國歷史的專家，正是本著這一思想。
蔣廷黻還批評了當時大學教育的其他弊端，如學生聽講多，應考多，自修少、與教員接觸少等等，主張進行改革。他不贊同學生平日忙于作筆記，考試忙于背筆記的現象，認為這將妨礙學生自己 的觀察和思索。他對大學教授講課鐘點過多，許多人因為經濟困難而忙于兼課的現象也十分不滿，認為這樣必然導致教學質量的下降，他因此贊揚南開的作法，教師的薪水雖不算很高，但從不拖欠，嚴格按規定付酬（當時國內大多數高校都發不出薪水）。教師全力授課，出席率極高，這也是他最初選擇任教南開的重要原因。他對清華的措施也很稱道，教師有休假，上課鐘點少，進修的時間多，還可以得到資助進一步深造。
蔣廷黻重視體育，指出，中國舊文人，尤其是文人而成為名士者，大都手不能動，足不能行，背不能直，這種體格上的虛弱是我們 這個民族最根本的毛病之一。他本人則十分熱愛體育活動，常常打網球、高爾夫球、游泳、滑冰、打獵和騎馬。
學識個性與為人
蔣廷黻學識淵博，不僅廣泛涉獵社會科學書籍，而且擁有一定的自然科學修養。英文造詣很深，出口成章。早在留美時代，已顯露出使人欽佩的辯才，談論問題頭頭是道，精辟動人。他的文章不是雕蟲小技，而是大手筆。別人的文稿經他修改，便能去滓存精。在南開批改眾多學生的調查報告，半天功夫，便能決定去取，明快程度，令人由衷地佩服。擁有豐富的國際知識，使他在中國近代史和中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中，眼界開闊，獨辟蹊徑。
蔣廷黻很有個性，對人對事，總有獨特的見解。與人爭辯，單刀直人，毫不留情。性格耿直，自信自負但并非有意驕傲，不喜歡敷衍應付，厭惡恭維迎合。對社會國家、負責敢言，不計得失。他有一顆強烈的愛國心。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時期，聞聽國內爆發五四運動，興奮異常，“心焉向往”。1921年，九國會議在華盛頓召開，積極參與組織中國留美學生華盛頓后援會，秉承五四運動中“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從事活動，出版刊物，擔任英文刊物的主編。任教于南開后，常常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在抗議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的國恥紀念會上，告誡南開學生，“吾輩皆黃帝子孫，豈容外人將祖遺奪去而不顧”。在抵制日貨的運動中，建議南開學生征收日貨所有人的愛國捐，提議用這筆捐款建立工業研究機構。認為提倡國貨、抵制日貨是好事，但還不徹底，還不是治本的辦法。希望建立一個工業研究機構去研究現代科學和技術生產方法從根本上提高國貨質量，與日貨竟爭。
蔣廷黻是個講求經世致用的知識分子。湖南近代史上，曾經產生了魏源、郭嵩燾等一批經世致用的著名知識分子。深受故鄉這種學風及人文環境的影響，蔣廷黻治學伊始，就決心把研究與社會現實緊密結合起來。他研究近代中國史及外交史的宗旨就是為了了解帝國主義如何侵略中國，研究每一時期中國的抵抗方案及其分析每一方案的成敗得失，找出經驗教訓，有所貢獻于社會。蔣廷黻十分關注社會問題從為現代知識分子是動的，不是靜的；是人世的，不是出世的。回國之初，便與南開同仁游歷了北平、西安、上海、南京、杭州、并對東北做了為期一個多月的認真考察，以實地的了解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狀況。還重點研究了中國的東北問題，預見到東北對國家安危的重要性。治學時代，曾以學者身份發表了多篇政論性的文章。
蔣廷黻在晚年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輸進西方的學問、治學工具和
方法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利用這些知識、求知方法與工具來了解中國的國情和解決中國的問題。只有這樣，知識階級與實際的生活才不致脫節，知識階級的求知對象將擴大、求知方法亦將更加靈活，知識階級才能更加了解人生的復雜。這正是蔣廷黻一生的主導思想。他早年治學，中年以后從政，一生的經歷也充分地體現了這一思想。
蔣廷黻人生觀的核心是有所貢獻于社會，成就一番事業。他認為，“‘中國士大夫階級不以財產為人生最高目的而重視事業，這 就是中國文化的最大成就與最高目的”。
蔣廷黻從政后，并沒有忘卻學術事業。仍樂于探討學術，手不釋卷，一遇好書，便熱切地推薦給親朋好友。對研究歷史仍有高度的熱忱，常讀歷史書籍。出任外交大使階段，對外交檔案特別重視，頗有雄心重理舊業。。從政期間，常常利用職務之便，對學術事業給予特別的扶植和保護。熱心于國家學術，文化和教育建設，提出許多積極的建議。晚年有志于撰著一部中國近代史的傳世之作，故晚年一再請求退休，以實現上述心愿，終因突發的絕癥，未能了卻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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