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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大綱
《中國近代史》

南開史學四大家梁啟超、蔣廷黻、鄭天挺、雷海宗
延續被斷裂的新傳統
蔣介石致蔣廷黻函

讀蔣廷黻琦善與鴉片戰爭

匪夷所思的道咸帝

 

 

 

 

 

讀蔣廷黻琦善與鴉片戰爭

陶元珍

 

 

(蔣文見清華學報第六卷第三期)

  蔣先生在文中從軍事和上交兩方面闡述琦善與鴉片戰爭的軍事的關系,蔣先生認為無可稱贊亦無可責備。過去一般人罵琦善撤防,其實琦善并沒有撤防。在道光二十年秋冬之間,廣東雖確有撤防的事實,但那是出於道光帝的旨意,撤防的并不止廣東一省,而且彼時琦善還沒有到達廣東。琦善到達廣東以后,不僅沒有撤防,的確還曾增防。虎門要塞的陷落,只能怪我方的軍備太不如人,不能橫說琦善開門揖盜。至於琦善與鴉片戰爭的外交關系,蔣先生認為極可贊揚。琦善知道以平等的態度對待外國,知道以交涉的方式解決爭端,真可說是中國近九十年大變局中的第一任外交總長。琦善對敵我兩方強弱的認識,也真夠得上說是知彼知己。固然琦善對敵方的情形還只能半知半解,但與琦善同時的人卻無知無解。琦善與義律所訂的穿鼻草約,遠不若以后南京條約的損失之大,就這一點,我們便不能不佩服琦善的外交。蔣先生在文中也有責備琦善的地方,他以為琦善在被赦免后作過兩任總督,不應該既知中國不如英國之強卻對國家自強的辦法竟不提及。蔣先生在文中并附帶說到林則徐,他認為林氏之未得久於其任正是林氏之幸,倘若林氏與英人長久堅持下去,必歸戰敗,其聲名難免不同后來的葉名琛一樣,林氏的衣缽是一傳至於徐廣縉再傳至於葉名琛的。林氏在鴉片戰爭后也曾歷任疆圻,在蔣先生看來,對於國家自強這一點林氏正與琦善同樣的未加努力。

  我們讀了蔣先生此文,對蔣先生在文中所表示的意見覺得頗有應該商榷的地方。就琦善與鴉片戰爭的軍事產關系說,我們認為誠如蔣先生所說無可稱贊,但不全然無可責備。我們知道林則徐在尖沙嘴附的官涌各筑炮臺一座,尖沙嘴的炮臺叫作懲膺炮臺,官涌的炮臺叫作臨沖炮臺,共安設新購辦的大炮五十六位,并在附近駐兵八百馀名,兩臺的修造費共約用去三萬二千兩。這兩個座炮臺雖是海外孤懸,但并不完全不足御侮,琦善到了廣東,竟令將兵炮撤到新安縣城,任英人將兩臺兩據,這不是撤防嗎?(參看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十頁三十一又卷十一頁十九又卷三十頁二十七)這是琦善在軍事方面應受到責備的第一點。

  我們知道鄧廷楨在橫檔海面曾安設排 錬 二道,橫檔海面寬處不過三百數十丈,窄處僅百數十丈,而橫檔威遠鎮遠三炮臺隔海形成品字,在彼處安設排 錬 誠為扼要。鄧廷楨為求更加得力起見,并在威遠鎮遠兩個炮臺之間添筑一座靖遠炮臺,上安大炮六十門。專門管理和防護排 錬 的是新添設的把總二員,兵丁一百二十名。排 錬 的功用是在障礙敵船予炮臺以轟擊的機會,縱令敵船堅厚能將鐵 錬 沖開,而越過一層尚有一層阻擋,就令都能闖斷,亦已羈絆多時,我方的炮臺正好趁勢轟擊。但在琦善眼里,新設的排 錬 似乎全然無用。在沙角大角兩炮臺失守后三天,第一道排 錬 因被敵人暗算飄流出口,琦善竟不設法修復,對守排 錬 的官兵也未加處罰,僅僅奏聞了事,大概林鄧們的設施在琦善看來總是不順眼的。這樣地輕視國防是琦善在軍事方面應該受責備的第二點。(參看夷務始末卷六頁三至三十六又卷二十頁二十九)

  琦善在坐鎮廣東的前半期雖曾增防,但他增防的用意不過是虛張聲勢,頂重要的虎門要塞增五百,及至形成很緊張的時候,他派往沙角炮臺的援兵也不過四百名,可見琦善的所謂增防不過是點綴點綴。蔣先生根據一些外人的記載說沙角大角之役我方防守兩臺的兵丁約有二千之眾,這個數目恐怕是不可靠的。琦善的點綴式的增兵只有打草驚蛇的害處,并收不到加強國防的益處,沙角大角兩炮臺的失守,琦善不能不負重大的責任。這是琦善在軍事方面應受責備的第三點。(參看夷務始末卷二十頁七至八)

  沙角大角兩炮臺既經失守,橫檔諸炮臺隨之而危急,提督關天培寫給琦善的信已經說到請勿以他為念,真可謂已到了緊迫萬狀的境地。琦善身膺疆寄,應該如何迅速的增援!但我們在他的奏報里面竟看不,出派遣援兵的痕跡!如此說來,當時流傳的林則徐的信函所述“眾文武咸欲大添兵力,靜老到此田地尚恐因增兵而阻和議,懇求再四,乃準暗添二百名乘夜偷渡。”或許是可靠的。這是琦善在軍事方面應受責備的第四點。(夷務始末卷二十頁二十九中西紀事卷二十四頁九至十)

  琦善在坐鎮廣東后半期,似乎頗能打起精神努力於防御的工作,這是由於他知道圣眷已衰,為保全自己的身家起見,不能不迎合道光帝新近主戰的意旨,并不是他本心對國防的設施有若何的熱誠。

  我們對琦善在軍事方面應受責備的地方似乎不必多說,因為蔣先生文中所側重的還是琦善的外交,而且琦善之負有軍事方面的任務是蔣先生所代引為不幸的。現在讓我們談談琦善的外交。我們以為琦善在外交方面應受責備的地方,遠較值得稱贊的地方為多。第一就對政府的態度說。蔣先生謂琦善可說是中國近九十年大變局的第一任外交總長,但這位第一任外交總長便是常常欺朦他的政府的。明明是拿香港換回定海,偏說是英人悔過繳還;明明是英人恃強要索,偏說是英人吁懇天恩,就連頂賞識琦善的蔣先生,因琦善所呈進的條約的底稿與英國所發表的不同也不能不說恐怕是琦善有心欺君,可見琦善還缺乏一個外交官起碼應具備的條件--對政府誠實。(蔣廷黻輯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卷頁八十三又頁一百六又頁一百十一)

  第二就琦善對外人的態度說。我們覺得琦善并不能完全以平等的態度對待外人。我們知道所謂平等是要不卑不亢,但琦善對待外人有時即不免卑屈。他在天津宴請義律的時候,竟任一些英國軍官在席上舞刀舞槍,他在廣東竟任對方動輒呵斥他的委員。一些違背禮節國際間少見的無理言行,琦善竟 靦 然忍受,這怎說得上平等?琦善對外人的態度應責備的還不僅卑屈一點,他居然任他的差弁或委員和對方的跟丁互相戲謔或在對方的船中竊聽,這成什麼體統!他覆義律的照會說,如所稱凌辱抑勒各情均系欽差大臣林等所為,現在既須查明該大臣受人欺朦措置失當緣由,重治其罪,則前項煙價又將著落何人賠繳。他這樣的推卸,大概忘記中國還是一個完整的國家!他聽憑他的委員和英軍許多將領直接交涉,於是各武員紛紛藉藉,大肆鴟張,委員等幾有口眾我寡之勢,大概他的外交是無孔不入的。(中西紀事卷五頁十五蔣輯上卷頁八十九又頁九十二又頁一百又頁一百二又頁一百三夷務始末卷十九頁一至二)

  第三就琦善對敵方和認識說。我們覺得除了船炮的利害而外,琦善是一無所知。他也相信茶葉大黃可以制英人的死命,他瞎猜前此粵省燒毀的煙土是英國各權臣之物。他對敵方的批評是“是固蠻夷之國,犬羊之性,初未知禮義廉恥,又安知君臣上下,且系年輕弱女尚待擇配,(指英國女王)則國非其國,意本不在保茲疆土。”英軍來侵擾要索的原因他說是“其國權奸之屬,只知謀取私利,更不暇計其公家,縱以橫恣之故,釀來傾國之災,亦復罔知顧恤。”他受了屬員的朦蔽,竟輕信英人之要索煙價的利息是兵丁主使的。(蔣輯上卷頁九十三又頁一百三又頁一百五)

  第四就是對屬員的認識說。琦善在外交方面最信任的屬員,是白含章和鮑鵬。白含章原是直隸督標里一個千總,在清代重文輕武的情形之下,一個千總雖然官居六品,地位確是很低,智識也自然是很低的。琦善竟將白含章小才大用,命其於傳遞食物和文書之外,更與對方談判,既命其與對方談判,竟又大才小用命其兼任間諜,這樣的用人真有點莫明其妙!至於鮑鷗原名鮑聰或鮑亞聰,(廣東人在姓名之間加亞字,和江浙人在姓名之間加阿字一樣。)廣東人,曾地專販煙土的英人顛地處充任代理買辦。鮑聰本人也就是一個煙販子,經林則徐訪拿,乃逃往山東,化名鮑鵬,展轉得魯撫的推薦,遂為琦善所用。像鮑鵬這種漢奸式或煙棍式的人物,根本就不該用,縱或因其通曉英語不得已棄瑕錄用,也只可用作翻譯。但琦善卻命鮑鵬做與對方談判的委員,於是鮑鵬居然和義律密談,於是鮑鵬居然作為已意私許煙價三百萬復加到四百萬,這樣用人,未免比重用白含章更有玷國體了。我們在前面責備琦善對外態度之多不正大和認識敵方之多不清楚,他大概即為白含章鮑鵬所誤,不過用人不當他是不能辭其責的。(蔣輯頁九十一至九十三又九十九至一百一夷務始末卷十五\頁十四又卷十九頁二又卷二十九頁四又卷二十九頁十四又卷三一頁二十三又卷三十頁二十八至二十九又卷三十一頁二十三中西紀事卷六頁八)

  蔣先生將穿鼻草約和南京條約比較的結果,斷定穿鼻草約給是小敗后所訂的約,南京條約是大敗后所訂的約,其損失程度當然不同。單比較穿鼻草約和南京條約,并不能斷定琦善的外交是否勝利,應該研究的,還是訂穿鼻草約的時候是否絕無使條約內容較妥善的可能。我們覺得琦善之未能堅持煙禁,便是琦善外交的失敗,如果穿鼻草約楞說是琦善外交的大勝利,真無怪民四中日交涉的結果有人為袁世凱提燈慶祝。

  蔣先生文中對林則徐的批評,也頗值得討論。林則徐若長久與英人堅持下去,縱或戰敗,其聲外是否會和后來的葉名琛一樣,這是屬於懸揣的問題,我們不愿多談,至少我們相信葉名琛的為人與林則徐大有區別。林則徐對外人系取嚴正的態度,葉名琛對外人則系取傲慢的態度,林則徐對國防十分注意,葉名琛對國防則漫不經心,林則徐的行動處處表現出他的干練,而葉名琛則不免有因循的毛病,這些姑且不說,難道葉名琛的扶乩術也是林則徐傳下來的?

  我們以為傳林則徐的衣缽的與其說是徐廣縉葉名琛,倒不如說是左宗棠沈葆楨。林則徐在廣東的時候已知道購買外國船炮,他計購有一艘西洋大銅炮及他夷精制之生鐵大炮各若干尊,(夷務始末卷十一頁十八又卷二十七頁三十三)后來在被命署理陜甘總督尚未到任的時候,也曾仿洋炮之法改制大炮,(清史本傳)真可說是自強運動的鼻祖。他已被革職,還上疏主張以粵海關每年收入的十分之一制造船炮,這樣偉大的計劃,與他的同志鄧廷楨在閩浙總督任內所主張的以銀三百兩大造船炮的計劃是堪稱并美的。(夷務始末卷十六頁二十一又蔣輯上卷頁九十六蔣輯脫珠批一片胡言四字又夷務始末卷十二頁十一至十四)后來左宗棠之創立福州船廠,和沈葆楨之努力於船廠的發展,顯然是承繼林鄧的遺志。左宗棠是極其崇拜林則徐的人,沈葆楨則為林氏的快婿,其受林氏的影響是不待言的。我們真不懂像林氏這樣一個自強運動的鼻祖竟被蔣先生認為與琦善同樣有未能努力自強的毛病。

1935.5.2

2003/05/10五柳村重新制作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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