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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干年前讀過歷史學家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書中簡潔平淡的文字居然讓我感到振聾發聵，至今覺得大陸學者所著中國近代史論著無出其右。所以在書店一看到《蔣廷黻回憶錄》，就不假思索買了一本。

　　和胡適同年代的蔣廷黻，在南開和清華各從教6年，隨后又從政30年。無論是為學還是從政，蔣廷黻都是人中翹楚。可以說，他和其他一些都受過西式教育的外交家們一起，為探索、推進中國外交思想和實踐的現代化功不可沒，正是他們那一代人創造了中國外交新傳統。

　　然而，這個需要延續和發揚的新傳統卻在對蘇聯“一邊倒”的時期被中斷了。要彌合斷裂，就得從了解新傳統開始。《蔣廷黻回憶錄》的出版就是彌合斷裂的一種努力。

　　《蔣廷黻回憶錄》僅反映了其前半生的經歷，抗戰以后的部分因蔣廷黻病故而付諸闕如。這是天命。我看的《蔣廷黻回憶錄》是一部“潔”本，出版社刪掉了部分觀點。這是人為。不過《蔣廷黻回憶錄》能出版還是讓人感到欣慰。無論是書中披露的那些鮮為人知的史實，還是在國際關系、國內政治等方面視角獨到的觀點，今天依然都能夠啟人深思。如果能撇開政治成見，就會發現蔣廷黻關于外交事務的回憶，對培育和促進國人的政治成熟，少一分偏狹，多一分理性，有著積極的意義。比如關于9·18事變后的回憶就發人深省。

　　9·18事變后，全國學生一致要求抗戰。主戰情緒的邏輯很簡單：“日本占領中國領土，中國必須抵抗，即使是戰敗、戰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恥的，不戰而失地更是永遠洗刷不掉的恥辱。”且不說喊出愛國口號的人未必就不可能是在最不愛國的動機下喊出來的——比如，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院長”之前就支持開戰。

　　就算是真的愛國也有個如何愛法的問題。事實上，誰都不能回避當時中國的作戰準備和作戰能力問題，比如中國除了來復槍和輕機槍外，連新式重武器都生產不了。當時的蔣廷黻是致力于阻止提前對日作戰的，在他看來：倉促對日作戰將遭失敗，現代化的戰爭需要長期準備，然后全國總動員。

　　從當時的情形來看，蘇聯自然樂于扮演一個從中漁利的挑撥者，能火上加油就加，使中國盡早向日本開戰，實現禍水南引，減輕或者解除日本攻蘇隱憂。發生西安事變使蘇聯獲益匪淺，因為促成了中日之戰提早爆發；而力保蔣介石，可以使中國不至于一盤散沙，這樣才能在持久戰中拖住日本。當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時，盡管蘇聯在外交和物質援助方面表現得比英美各國慷慨，但這并不表明北極熊的心腸特別好，而是由于中日實力懸殊，援助太少就不能拖住日本。南京陷落后，當不少人都對蘇聯寄予厚望，但時任駐蘇大使的蔣廷黻卻很清醒：除非日本先對蘇聯下手，蘇方不會對日作戰。

　　歷史證明了他的見解，也證明了他外交眼光的犀利：盧溝橋事變后，蘇聯坐山觀虎斗，即使和日本也發生過軍事沖突，卻適而可止。斯大林總是在實踐著自己的那句外交名言：“無論過去或者現在，我們只能從蘇聯角度出發。”(文/黃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