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打開1920年第7卷第6號《新青年》“勞動節紀念號”的時候，首先為其扉頁上的“勞工神圣”4個大字所吸引。這4個字為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手書，其遒勁有力的筆觸似乎預示著一個新時代的來臨。
在1920年以前，北京大學乃至全中國并沒有為五一勞動節舉辦過什么慶祝或紀念活動，而這一年卻與以往有著很大不同。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北京大學破天荒第一次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當天參加李大釗主持的五一紀念會的人員達500多人。會上散發的傳單，形象地闡述了紀念五一節的原因：“希望諸位常常紀念五一節，把全世界人人紀念的五一節當作我們一盞引路的明燈。我們本著勞工神圣的信條，跟著這個明燈走向光明的地方去。”而北京大學何孟雄等工讀互助團的團員沿街散發的《北京勞工宣言》，則寫道：“今天是世界勞動者爭得八小時的紀念日，我們應該快快起來休業一天，大大慶祝一下才是。從今以后，有工大家做，有飯大家吃，所有不做工的官僚、政客、軍人、道士、和尚、盜賊、娼妓、流氓、乞丐都要驅逐凈盡。吾們要把田園工廠以及一切生產機關收回，自己管理，不要被一般不做工的剝奪了去！”《北京大學學生周刊》、《新青年》等雜志紛紛出版“勞動節紀念專號”，李大釗、陳獨秀等分別撰寫《五一運動史》、《勞動者底覺悟》等文章，平民教育演講團也發表諸如《勞動紀念日與中國勞動界》、《我們為什么紀念勞動節呢？》之類闡述勞動節歷史和意義的演講。
應該指出，如此深入民間、親近工農的大規模紀念活動與蔡元培倡言的“勞工神圣”密切相關。正如1920年《民國日報·覺悟》所載文章所說的那樣，蔡元培的一篇演說“居然把‘勞工神圣’底標語，深印在覺悟者的腦筋中”。“勞工神圣”已經深入人心，成為五四激進文人、青年學生和報刊雜志的時髦用語，也是五四激進主義深入民間的一面鮮艷的旗幟。
1918年11月11日，持續了4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的勝利而告終。中國雖未出一兵一卒，但畢竟也躋身于戰勝國之列。因此，大戰的勝利充分激發了中國上至政府、下到庶民的士氣和精神。在北京大學于中央公園（現中山公園）舉行的講演會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頭面人物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輪番上陣，就這次戰爭的原因和性質進行透徹的分析，就中國今后到底走向哪條道路予以深入的探討。
就在16日那天的講演大會上，蔡元培發表了題為《勞工神圣》的熱情洋溢的演說。他說：“我說的勞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是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業，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腦力，都是勞工。所以農是種植的工；商是轉運的工；學校職員、著述家、發明家，是教育的工；我們都是勞工”，并反復陳述，“我們要自己認識勞工的價值！勞工神圣！”“我們不要羨慕那憑藉遺產的紈绔兒！不要羨慕那賣國營私的官吏！不要羨慕那克扣軍餉的軍官！不要羨慕那操縱票價的商人！不要羨慕那領干修的顧問咨議！不要羨慕那出售選票的議員！他們雖然奢侈點，但是良心上不及我們的平安多了！我們要認清我們的價值！勞工神圣！”蔡元培對于民間力量是充滿了信心的，他在演講中就滿懷激情地向世人宣告：“此后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呵！”對于新世界的向往，對于勞工大眾的熱愛，對于不勞而獲的蔑視等諸種情感，在這里予以了徹底的表露。這種思想和口號的提出，意味著五四文人對于民間力量的重新認識和定位。
顯然，這里的“勞工”并不是后來研究者所附會的所謂專指工人階級，但“凡是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業，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腦力，都是勞工”的說法卻很有見地，它在蔡元培的思想中可謂根深蒂固。后來，蔡元培對“勞工神圣”的說法雖然作了進一步的修正，但他的解釋基本上沒有脫離這次講演的真諦和精神。譬如他于1919年8月的口述《傳略》中這樣說：“出勞力以造成有益社會之事物，無論所出為體力，為腦力，皆所謂勞工。故農、工、教育家、著述家，皆勞工也。商業中，惟消費公社，合于勞工之資格”，這里僅僅將原來的“轉運的工”專指從事消費公社的“商”，并再次強調“勞工當自尊，不當羨慕其他之不勞而獲之寄生物”，體現了他對勞工一以貫之的認識。
蔡元培的“勞工神圣”思想并非抽象的教條和口號，他自己一生的許多言行和作為就是這種思想的形象詮釋和注腳。他是一個具有革新精神和民主作風的人。1917年1月就任北大校長到校的那天，他規規矩矩、恭恭敬敬地向給他行禮的校役鞠躬還禮，而過去的北京大學校長向來是不理睬校役的。此后，他每天出入校門都脫帽向校警鞠躬。1919年3月，北京大學學生鄧中夏等人組織以“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為宗旨、接近工農群眾的“平民教育講演團”，蔡元培贊助這批青年學生走出校門為勞苦大眾服務。1920年，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北京大學第一次舉行了五一勞動節紀念活動，他還為《新青年》“勞動節紀念號”親筆題寫“勞工神圣”的字幅。1922年，蔡元培又以校長的名義發出北京大學五一勞動節開始放假的布告，作為中國最高學府開始公開紀念勞動節的節日，無疑順應了時代的潮流，在社會上產生的影響也是可想而知的。當中國工人運動遭受反動軍閥鎮壓之際，蔡元培又挺身而出，以憤慨的心情為《黃龐流血記》一書撰寫序文，稱贊中國工人運動的先驅黃愛、龐人銓實行“到民間去”的格言和為勞動運動犧牲的精神是“我們最好的模范”。1927年，蔡元培應邀為五卅烈士墓撰寫碑文，鮮明地表達對工人運動的支持和為民族獨立而奮斗的精神。
從五四時期蔡元培諸如此類的言行來看，他不愧為五四文人擁抱民間的身體力行者，他發出“勞工神圣”的呼聲是順理成章的。總之，蔡元培率先“將眾人腦筋里深深地藏著的‘勞工神圣’，一聲叫破了出來”，而眾多的中國人在他的呼喚聲中也一聲聲地對“勞工神圣”進行著回應，特別是在這一時期的知識界，“勞工神圣”幾乎成為他們傾慕和向往的理想境界，思想激進的文化人甚至掀起了一股轟轟烈烈的“走向民間”的運動。應當說，這是與蔡元培的倡導和他的身體力行精神的影響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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