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梁漱溟曾說，蔡元培從思想學術上為國人開導出一股新潮流，沖破了舊有習俗，推動了大局政治，這是十分正確的。正是因為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使得新文化有了立腳之地，使得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堡壘，科學民主的思想得以傳播。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蔡元培不僅是現代北大的締造者，也是中國現代大學理念和精神的締造者。
蔡元培作為近代中國文化界的卓越先驅者，其著名的文化思想和學術觀點，曾對中國的歷史進程發生過重要的影響。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提出的“兼容并包”的學術思想，不僅成為他主持北大教育工作的重要指導思想，同時也是他所堅持的辦學原則。此思想提出后，一批具有新文化、新思想的代表人物進入北大，北大因此而成為中國思想活躍、學術興盛的最高學府。因此，“兼容并包”思想在接納新文化、反對封建文化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
蔡元培的經歷告訴我們，他雖然在青少年時期受到過封建思想的熏陶，并在封建的朝廷中任過職，但他卻有著強烈的愛國熱情和執著追求進步的理想。這種熱情和理想決定了他不愿順從于腐朽的統治，使他能夠勇敢地從封建桎梏中超脫出來，成為一名反對封建主義的斗士。事實說明，在接觸到西方文化思想的1894年以后，蔡元培反對封建主義的愛國舉動從未間斷。他的一系列活動，對于推動中國民主革命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正由于此，他在任北大校長時，大膽地提出“兼容并包”的學術思想，去接納新文化、新思想，以改變北大封建勢力一統天下的局面，這是他一以貫之反封建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
蔡元培上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正值北洋軍閥政府推行封建專制主義統治的黑暗時期，統治階級堅持以孔孟之道去禁錮人民的頭腦。此時的康有為等保皇派，也在上書黎元洪、段祺瑞，積極主張將孔教定為國教。當時的北京大學官僚積習很深，校政極其腐敗。“不少人以上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對研究學問沒有興趣，讀書就是為了混資歷謀取官位。……教員中也有不少是不學無術的。課堂講授敷衍塞責……。因此，學校里缺乏學術研究的空氣，封建復古的陳腐思想泛濫”（《蔡元培與北京大學》，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頁）。為改變這種局面，蔡元培號召學生們要去研究高深學問，不要追求做官發財的仕途之路；強調自己的治校方針是：“依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蔡元培教育文選》第244頁）。作為一校之長的蔡元培，并沒有被北大濃厚的封建勢力所嚇倒、所妥協。他要以西方國家之通例，采用思想自由原則和兼容并包的主義，其主要用意，就是要讓新文化、新思想能夠進入北京大學。
從表面上看，蔡元培提出“思想學術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針，似乎是不偏不倚。但在實際上，他是要在這一方針指導下，去削弱北大封建勢力的根基。因為封建主義的舊文化、舊思想，當時不僅在北大和全國各地到處泛濫，而且還牢固占領著所有的文化、教育陣地，根本就不需要去“容”和“包”。只有“新文化”、“新思想”在中國才剛剛興起，才是需要對它進行“容”和“包”的。由于蔡元培兼容和并包了新文化、新思想，終于使北京大學的形勢發生了可喜的變化。正如許德珩所指出的那樣：“1917年初，蔡先生任北京大學校長，力圖整頓改革，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反對開倒車。他的主張為新文化、新思想爭得了合法地位，起了保護新文化、傳播新思想的作用。……在蔡先生的積極推動下，北京大學氣象一新，一變以前腐敗沉悶的風氣，成為五四反帝愛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蔡元培與北京大學》第8頁）。
蔡元培在提出“兼容并包”的學術主張后，雖然聘用辜鴻銘、羅雪堂等一些封建思想濃厚的舊教員到北大任教，但這一做法并非就是他向封建勢力的妥協。蔡元培不是看中這些人所持封建主義的那一套，而是看中他們所具有的高深學問。他要求學生學習他們的高深學問，而不要求學生去追隨他們的政治主張。對此，胡繩指出：“當時，有些學生對蔡元培容納主張‘尊王尊孔’、‘君主立憲’的教員表示不理解。蔡元培先生解釋說，他希望同學們學習這些教員的學問，而不是要大家追隨他們的政治主張。由此可見，他并不是無原則地主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從學術思想應當自由發展的觀點出發提出他的主張，這是同當時主張依靠反動政治勢力來壓制新思想、新文化的做法恰好對立”（《蔡元培》，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5頁）。“他在聘用教員方面絕不論資排輩，堅持的標準只有一條，即學問和事業性……。在蔡元培發展和繁榮學術精神的原則下，他也容納如辜鴻銘、劉師培等在政治或文化上持保守態度但確有學問的人任教員，對于那些沒有學問的官僚政客甚至是有來頭的外國人就不在他包容的范圍之內，可見他的‘兼容并包’是有原則的”（《人民日報》1998年3月21日第5版）。
為了鼓勵新文化、新思想進入北京大學，他親自前往陳獨秀寓所，請他到北大主持文科；他聘請李大釗擔任北大圖書館主任；請剛從美國歸來，提倡白話文的胡適為北大教授等。蔡元培的這些舉措，有力地保護了新文化、新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啟迪和催化了“五四運動”的發生。由于陳獨秀、李大釗等進入北大，使北大不僅成為思想活躍、學術興盛的最高學府，同時也使之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革命青年。封建文化獨霸北京大學的局面，因此而發生明顯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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