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年前的今天，光耀中國近代歷史的五四運動在北京大學里燃起了第一把烽火，因為參與這一運動的人，抱著不懼迫害，不愿妥協的革命精神，便不但把古文學打倒而建立了以白話文學為中國文學的正宗，他們所提倡的民主思想和科學精神，更在中國思想界引起了一個極大的革命，他的影響，一直發展到七七的抗戰。
當時倡導這一運動的人很多，值得提及的如胡適陳獨秀魯迅周作人諸先生，但是最重要的莫過于成為新文學發源地的北京大學的校長蔡元培先生。“胡適陳獨秀一輩人”假如沒有北京大學做他們講學的地盤，他們的主張所能發生的影響就不會如此大；那時的北京大學，假如沒有如蔡元培先生那樣崇仰法國革命，主張學術自由，實施民主教育的校長，五四運動就不會如此的自由發展。這是每個熟悉這一運動經過的人所共同承認的。
民國二十三年春，因為自己憧憬于這一歷史上偉大的時代，而對于那些“三代以上的人物”所辛苦完成的工作，更有無限的仰慕，環顧出版界中既沒有一部有系統的結集，作為這偉大工作的記錄，想到與我同感的青年，一定不在少數，于是計劃了一部新文學大系，把新文學運動第一個十年間的收獲作一次總的結束。這部書得到胡適魯迅茅盾鄭振鐸諸先生答應擔任編選后，就要找一位適當的人在前作序，這件工作當然只有請教蔡元培先生了。
一個和暖的春天，我到現在改為仁濟醫院的中央研究院去看蔡先生，我和蔡先生雖曾見過幾次面，但是作深切的談話，這還是第一次。我把計劃的內容和編選人的名單告訴他以后，他的喜悅是使我永遠不會遺忘的。他為我敘述他個人在當時所參與的幾次大事的經過，他告訴我怎樣進北大，怎樣為了請教授而受到外界的攻擊，胡適和林琴南怎樣在北大發生筆戰。蔡先生像回到過去的世界中去一般，一切的往事，重又活現在他的憶念中，流露在他眉目之間的是一種滿意的微笑。他問起現在寫詩、寫小說的是哪些人，新的作品有了些什么進步。他很謙遜的說，因為院務太忙，所以有好幾年不和新文學刊物發生接觸了。他對青年人和白話文學的關懷，正像一個年老的母親，殷殷垂詢他兒女的健康一般。他在贊許這一計劃以后，一口就答應了我的要求。
這年夏天，蔡先生到青島避暑，總序原稿由郵局遞來。附來的一封信里，還表示因為天氣太熱，所以交稿略遲，希望不因他的文章而影響了全書的出版期。這篇序文，長約二萬余字，把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和五四運動相比，結尾處，他說：“自五四運動以來，不過十五年，但是我國歷史，現代環境，督促我人，不得不奔軼絕塵的猛進，吾人自期，至少應以十年的工作，抵歐洲的百年。”他接著希望“在第二個十年和第三個十年時，有中十國的拉飛爾和中國的莎士比亞應運而生”。現在第二個十年已過去，第三個十年正在開展中，拉飛爾和莎士比亞雖未產生，但是中國思想界進步的速率，確在以十年的時間趕上歐洲的百年。
新文學大系全書出版的那天，我帶了一整部書去送給蔡先生，又在中央研究院的樓下會客室里，蔡先生把這十本書撫摩了好久以后，才說出了如下的愿望：“假如這部書銷路不壞，你很可以繼續的編第二個十年，但是我個人覺得比這更重要的是翻譯作品的結集。五四時代假如沒有西洋的優秀作品介紹到中國來，新文學的創作家就不會獲得目前所有的成績。當時從事翻譯工作的人，他們所留下的種子，是一樣值得后人珍藏的，所困難的是這些作品散佚的情形，比這部書更難著手去整理而已。”
蔡先生無意間的建議，引起了我的又一個夢想。在以后的二年間，經過許多朋友的討論，得到郭沫若、曹靖華、巴金、傅東華、黎烈文諸先生的答應擔任編選，作為新文學大系姊妹篇的世界短篇小說大系計劃，終于由夢想而開始實現了。這一計劃的內容，雖和蔡先生所說的翻譯結集略有不同，但是五四以來介紹到中國來的文藝作品中，短篇小說既占最大的多數，而中國新文學作品中進步最快成績最佳的也莫如短篇小說，所以計劃大體決定以后的一九三六年的春天，我又去謁見蔡先生。
這一次是蔡先生大病初愈后不到一個月，雖然每天到院辦公一小時，但是因為遵照醫生的勸告，絕對不接見客人。我去后在樓下坐了好久，才有一個聽差的把我引上樓去，到了蔡先生辦公室背后的一間小客廳里。剛坐下來，聽差的就鄭重的告訴我，“蔡院長病未復原，他既特別答應接見先生，先生和院長談話的時間，請以五分鐘為限。”話剛說完，蔡先生已從門外進來了，面容雖很蒼白，精神還極矍鑠，我把來意說明以后，蔡先生的欣喜是出于我望外的。他給了我許多可貴的意見，并且在分國方面作了極重要的修正。他立刻答應為世界短篇小說大系的樣本寫一段短序，還答應將來出書時和新文學大系一樣寫篇總序。正在蔡先生興奮的談話中，聽差的進來報告：“蔡院長，五分鐘已過了。”我知道我不應當過分消耗蔡先生病后的精神，便起立告辭。這篇短序，在三天以后，蔡先生就派人送了來，是他親筆所書的二十行箋，現在還保存在我的書夾中，已成為我所珍藏著的蔡先生最后的遺墨，將來世界短篇小說大系出版時，也要權當做總序來紀念這位偉大導師的盛意了。
世界短篇小說大系因為抗戰關系而暫告停止，蔡先生逝世的惡噩，突然從香港傳來。我從書夾中拿出蔡先生的遺墨來展讀，我像又看見他那從眼鏡背后發出的慈祥的目光，他那謙恭的態度，他對青年人的熱心和對他所領導的五四運動的憶念。當國家民族正進入又一個“五四運動”的今日，他的撒手長逝是莫可彌補的損失。蔡先生對中國文化的貢獻，是無可估計的；沒有五四運動，也許不會有今日的抗戰，沒有蔡元培先生，五四運動也許要遲來幾十年。在五月四日紀念這一位青年導師，更使我們感覺我們有太多的地方得益于先生，而我們所能紀念先生的只有繼續他的五四精神而已。
五月四日(《良友》第154期)（據《1926—1945良友人物》，程德培、郜元寶、楊揚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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