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魯迅進入教育部任職還是周作人進入北京大學任教，都是出于前輩同鄉蔡元培的善意提攜。在現有的文獻資料中，從來看不到蔡元培對于周氏兄弟的負面評價，而在魯迅和周作人的私人信件中，對蔡元培卻頗有微詞。這其中以四川文藝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周作人早年佚簡箋注》最為突出。周作人在私密狀態下針對蔡元培的負面評價，盡管充滿刀筆吏的黑暗心理，卻為后人全面認識蔡元培的人格境界，提供了一個更加真實的切入點。
周作人私信中的蔡元培
《周作人早年佚簡箋注》，是江紹原的女兒江小蕙、女婿張挺整理出版的周作人與江紹原的來往書信。書中收錄有周作人于1933年3月4日寫給江紹原的一封回信，抄錄如下：
紹原兄：
手札誦悉。蔡胡分家竟如尊料，大有意思，蔡公此刻蓋在3rd Party手中，牽而往“東”，面南立，而胡公則仍“獨立”也。觀蔡公近數年“言行”，深感到所謂晚節之不易保守，即如“魯”公之高升為普羅首領，近又聞將刊行情書集，則幾乎喪失理性矣。今日世界日報宣稱北大遷汴，吾輩書匠居然得列古物之后而南渡，亦大幸也。匆匆。（1）
“蔡胡分家竟如尊料”，對應的是江紹原3月2日致周作人信中所說的“沈二先生聞將于本星期六下午由津浦路南下，大先生偕行。……還有一有趣消息：蔡太史來電，將老博士開除。平滬分裂，鄙人早料及矣，……”
這里所說的“蔡太史”，就是時任國民黨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長，同時又出任與國民黨政府唱對臺戲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副主席的蔡元培。“老博士”指的是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主席胡適。胡適當時正在主編同人刊物《獨立評論》，所以周作人信中有“胡公則仍‘獨立’”的雙關話語。“沈二先生”是被稱為“鬼谷子”和“陰謀家”的沈尹默。
沈尹默與哥哥沈士遠和弟弟沈兼士并稱三沈，從《新青年》時代起就與國民黨元老李石曾、吳稚暉結成具有壓倒性優勢的利益共同體，史稱“法日派”。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沈尹默伙同浙江同鄉湯爾和、馬敘倫等人極力促使蔡元培把陳獨秀趕出北京大學，1925年又伙同李石曾、汪精衛、楊銓、馬敘倫等人參與策劃了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學潮。1933年的沈尹默功成名就，擔任著河北省教育廳廳長、中法文化交換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孔德學校董事長等重要職務。北京大學研究所教授兼東方文學系主任周作人，連同北平大學女子理工學院及中法大學孔德學院講師、中法文化交換出版委員會特約編纂江紹原，都需要到沈尹默那里謀取一些個人利益。江紹原所說的“蔡太史來電，將老博士開除”之類的“有趣消息”，很有可能是從沈尹默那里“聞”到的。與沈尹默關系密切的馬幼漁、成舍我，當時都是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的執行委員。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周作人筆下的“蔡胡分家”，只是一種化公為私的狹隘稱謂，事實上并不是蔡元培“將老博士開除”，而是民權保障同盟上海總會的宋慶齡、楊銓、魯迅等人極力主張開除胡適，蔡元培只是以消極態度順從了多數人的意見，隨后又與林語堂一道主動退出了該同盟。
“3rd Party”即第三黨，其正式名稱是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早在1927年11月1日，鄧演達、宋慶齡、陳友仁就在莫斯科以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的名義，聯名發表《對中國及世界民眾宣言》，說是“無論為南京為武漢，皆竊取中國國民黨之旗號，曲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義之內容，其實已為舊勢力之化身，軍閥之工具，民眾之仇敵。……本委員會特本此意旨與全黨同志之希望，臨時組織此行動委員會，……并臨時行使革命之機能。”
到了1930年8月9日，輾轉回國的鄧演達借用音樂家黎錦暉位于上海法租界薩波賽路的住宅，以宴客名義召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第一次干部會議，到會的有來自全國10個省區的代表，其中包括黃琪翔、章伯鈞、朱蘊山、季方、郭冠杰、李世璋、鄒蘭甫、潘震亞、楊樹松、黎明、江董琴、楊逸棠、王枕心、羅任一、張資平、萬燦、謝樹英、李毓九、詹顯哲、王人旋、漆其生、黃慎之等30多人。在會議通過的《我們的政治主張》中，明確提出要“造成一支以黃埔學生為中堅的革命軍”，以推翻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權。
《我們的政治主張》送到各家報刊后，只有日文報紙《上海日報》和《上海新聞》摘要刊登，并且把“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簡稱為“第三黨”，第三黨的名稱由此流行于世并載入史冊。
另據浙江大學教授許為民在《楊杏佛年譜》中介紹，時任中央研究院總干事的國民黨要員楊杏佛，也秘密參加了第三黨，“并與鄭太樸、謝樹英等人負責該委員會中央直屬區工作，主要任務為爭取蔡元培、于右任等上層人土和教育、科技界知識分子。”（2）
正是在楊杏佛的秘密聯絡下，在國民黨元老蔡元培、第三黨首領鄧演達和第十九路軍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之間形成了一個三角聯盟，計劃以法律之外的暴力手段推翻蔣介石的專制統治。1931年11月29日，“行使革命之機能”的鄧演達，被蔣介石下令秘密槍決。隨后，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等人又在共產國際情報人員陳翰笙、史沫特萊等人的直接支持和中國共產黨地下黨組織的密切配合下，著手組建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并于1932年12月17日以籌備委員會名義聯名發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宣言》。按照廖承志的相關回憶，宋慶齡此時已經成為共產國際的秘密黨員。
周作人所說的“蔡公此刻蓋在3rd Party手中”，只是局外人的一種猜測，連被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等人邀請入伙的胡適和林語堂，都是在幾十年之后才得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黨派背景和事實真相的。到了楊杏佛、蔡元培、胡適等主要當事人先后去世的1965年4月9日，林語堂在臺灣《新生報》發表《記蔡孑民先生》，認定自己參加民權保障同盟是“蒙在鼓里，給人家利用”。與蔡元培、楊杏佛等人合謀把胡適、林語堂等人“蒙在鼓里，給人家利用”的宋慶齡，在1981年1月12日寫給伊斯雷爾·愛潑斯坦的信中，也談到了自己當年的微妙處境：“當我認識到斯大林不想繼續幫助我們而聽任蔣介石得逞時，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了。我請母親給我寄一點錢來，然后就到歐洲去。鄧演達已在柏林，所以葉挺、章克和黃琪翔跟著去，希望建立一個革命小組……”（3）
“晚節之不易保守”
在蔡元培與胡適之間，周作人顯然是肯定胡適的“獨立”而否定蔡元培的“晚節之不易保守”的。為便于說明，有必要對相關背景略作介紹。
1933年1月24日，楊杏佛攜楊小佛經南京趕赴北平，以視察中央研究院院務的名義籌建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1月30日，該同盟北平分會在歐美同學會召開成立大會，胡適當選為分會主席。1月31日，楊杏佛、胡適、成舍我三人在張學良的外事秘書王卓然陪同下視察監獄，楊杏佛當場向政治犯表示，自己是受宋慶齡委托前來探望的，并請王卓然向張學良等軍政當局轉達宋慶齡關于舉行政治犯大赦、釋放愛國青年的要求。在此期間，楊杏佛還與當地的中共地下黨組織進行接觸，并為擬議中的公祭李大釗的游行活動書寫了挽聯：“南陳已囚，空教前賢笑后生；北李猶在，哪用吾輩哭先生。”（4）
1933年2月2日，楊杏佛父子乘火車離開北平。兩天后的2月4日，胡適收到宋慶齡的私人秘書史沫特萊從上海寄來的航空快件，內有四份英文材料：第一件是中共地下黨員劉尊棋以“北平軍人反省分院政治犯同啟”落款的匿名信件《政治犯爭求釋放去打日本帝國主義》，落款時間是“一九三三年一月六日”。第二件是劉尊棋以“北平軍人反省分院政治犯謹啟”落款的匿名信件《北平政治犯的黑暗生活》，落款時間是“一月十日”。第三件是宋慶齡于2月1日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全國執行委員會”名義簽發的宣傳稿《無條件釋放一切政治犯》。第四件是史沫特萊于2月1日寫給胡適的英文信件。此前已經收到過此類匿名信件的胡適，對宋慶齡不經核實就以同盟名義簽發宣傳稿大為不滿，當天給蔡元培和林語堂寫下第一封抗議信。
1933年2月5日，胡適收到由《世界日報》社轉來的一封信函：“敬啟者：茲由胡適之先生交下‘河北第一監獄政治犯致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函’稿一件。蓋以內容頗關人道，囑肇致函貴報。祈垂念人道，予以刊登，不勝盼禱之至。敬請撰安。鄙人李肇音啟。二月一日。住后門米糧庫四號胡宅。”
胡適根本不認識盜用自己名義的“李肇音”其人，附件中所謂的“河北第一監獄政治犯致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函”，與北平軍人反省分院政治犯劉尊棋，根據獄中黨組織授意寫下的英文匿名信件，在內容和口徑上基本一致。
當天下午，胡適又收到以“民權保障同盟全國委員會”落款并由史沫特萊簽名的第二封英文信件，抬頭寫著“北平米糧庫4號胡適博士轉中國民權同盟北平分會”，寫信時間是1933年2月2日。信中通報說，前一天寄來的相關文件的英文版本，已經于2月2日刊登在英文報紙《大陸報》中。胡適閱信后給蔡元培和林語堂寫下第二封抗議信：“如果一二私人可以擅用本會最高機關的名義，發表不負責任的匿名稿件，那么，我們北平的幾個朋友，是決定不能參加這種團體的。”
面對胡適的一再抗議，上海方面一直沒有給出正面答復，反而由楊杏佛以民權保障同盟的名義口授一封進一步歪曲事實的英文信件，由史沫特萊交給《大陸報》公開發表。在這種情況下，胡適以負責任的態度向英文《字林西報》公開了事實真相，從而引出上海方面“莫須有”的“欲加其罪”。
1933年2月21日，《字林西報》公開刊登訪談錄《胡適為政治犯問題發表談話》。
2月22日，楊銓通過中央研究院的官方渠道，以“民權保障同盟”的名義給胡適發來密電：“胡適之先生：研密。本日滬《字林西報》載先生談話，反對本會主張釋放政治犯，并提議四原則，與本會宣言目的第一項完全違背，是否尊意？請即電復。民權保障同盟。”
2月28日，宋慶齡和蔡元培聯名致電胡適：“養[2月22日]電未得尊復。釋放政治犯，會章萬難變更。會員在報章攻擊同盟，尤背組織常規，請公開更正，否則惟有自由出會，以全會章。盼即電復。”（5）
3月3日，在北平分會會員全部缺席的情況下，民權保障同盟在上海召開會議，議決開除北平分會主席胡適的會籍，從而造成北平分會連同整個同盟的分裂瓦解。
從劉尊棋的匿名信件到楊杏佛的視察監獄再到民權保障同盟的開除胡適，一直都是在中共地下黨組織和共產國際的影響下步步推進的。在此之前，與魯迅合編《蕭伯納在中國》的中共前任領袖人物瞿秋白，已經在《胡適博士的詞令》一文中，率先對胡適實施政治清算：“胡適博士最近對《字林西報》記者說：‘一個政府一定要有保護它自己而鎮壓危害它的存在的一切運動的權利’（見二月二十一日該報）。胡適博士現在既然這樣忠順，不但不再講什么‘人民的權利’，而且堅決的擁護‘政府的權利’了，……”（6）
對于民權保障同盟開除胡適會籍，蔡元培和林語堂兩人打心眼里是不予認同的。1933年3月17日，蔡元培在寫給胡適的回信中表示：“適之先生大鑒：奉四日惠函，知先生對民權保障同盟，‘不愿多唱戲給世人笑’，且亦‘不愿把此種小事放在心上’，君子見其遠者大者，甚佩，甚感。弟與語堂亦已覺悟此團體之不足有為；但驟告脫離，亦成笑柄；當逐漸擺脫耳。承關愛，感何可言！此復，并祝著祺。弟元培敬啟。”
3月21日，收到來信的胡適特意把該信抄入日記中并加以說明：“讀之甚慰。晚間作一書復之。”（7）
胡適的“甚慰”，實際上是對于周作人私信中所說的“所謂晚節之不易保守”的一種顛覆。蔡元培和林語堂隨后激流通退，及時與民權保障同盟劃清了界限，此后再沒有加入反對國民黨政府的政治組織。1933年6月18日，繼蔡元培之后接任民權保障同盟副主席的楊杏佛，被四名暴徒攔路槍殺。隨著楊杏佛的罹難慘死，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轉眼間便煙消云散。蔡元培雖然沒有像周作人說的那樣“所謂晚節之不易保守”，他的政治生命卻由此終結。
據程滄波在《寧粵和談追隨蔡先生的經過》一文中回憶：“二十年秋天以前，我在南京擔任中央政治會議秘書，十分清閑。因為跟楊杏佛（銓）是很好的朋友，他那時正任中央研究院的總干事，蔡先生是院長，他們的辦事處是在成賢街，我常到成賢街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去。蔡先生也常到南京，到午飯時我時常陪他吃飯。這段時間差不多有一年余。楊杏佛先生平日事情很忙，交際多，有時他要出去，就請我陪蔡先生吃飯。蔡先生是很嚴肅的，但待人溫和。……民國二十二年6月，楊杏佛被刺去世。當時什么人權大同盟，蔡先生是會長，楊是總干事。楊之遇難，蔡先生非常難過，此后即不常去南京。”（8）
“幾乎喪失理性矣”
比起蔡元培的“所謂晚節之不易保守”，周作人對于同胞兄長魯迅即周樹人的評說，就顯得更加刻毒。“普羅”即無產階級，是英語Proletarite的音譯。所謂魯迅高升為“普羅首領”，實際上是充當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盟主。《情書集》就是即將由李小峰的北新書局易名上海青光書局出版的《兩地書》。
在周作人看來，魯迅出版《兩地書》是“幾乎喪失理性”的一種表現。然而，與此同時，48歲的周作人偏偏應李小峰的邀約，以青光書局的名義編輯出版了一本《周作人書信》，并且在1933年4月17日寫給李小峰的“序信”中，再一次對魯迅進行影射攻擊：“沒有辦法，這原不是情書，不會有什么好看的。這又不是宣言書，別無什么新鮮話可講。反正只是幾封給朋友的信，現在不過附在這集里再給未知的朋友們看看罷了。……兼好法師嘗說人們活過了四十歲，便將忘記自己的老丑，想在人群中胡混，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復了解。行年五十，不免為兼好所訶，只是深愿尚不忘記老丑，并不以老丑賣錢耳。”
在此之前的1930年3月31日，周作人在寫給江紹原的另一封私人信件中，還直接介紹過魯迅的“精神異常”：
來函讀悉，承允換書，甚感。《萌芽》未見，但曾聞人說過。魯迅精神異常，我久與之絕，其所說似無計較之必要，又知寄信去給該月刊則更不值得矣。魯曾說北大學生叫他來教書，錢玄劉半因怕奪他們的飯碗，故造謠說他發瘋云云，即此一端可以見其思路之紛亂了。
江紹原的“來函”，寫于1930年3月31日，其中有“《萌芽》月刊二期，有魯迅先生一文，中涉及我，決辯明一下”的表態。“魯迅先生一文”，指的是發表于魯迅、馮雪峰聯合主編的《萌芽月刊》2卷2期的長文《我和〈語絲〉的始終》，其中有這么一段話：“舉一點例罷，自從我萬不得已，選登了一篇極平和的糾正劉半農先生的‘林則徐被俘’之誤的來信以后，他就不再有片紙只字；江紹原先生紹介了一篇油印的《馮玉祥先生……》來，我不給編入之后，紹原先生也就從此沒有投稿了。并且這篇油印文章不久便在也是伏園所辦的《貢獻》上登出，上有鄭重的小序，說明著我托辭不載的事由單。”
周作人信中所說的“魯曾說”，見于魯迅1930年2月22日致章廷謙信，摘錄如下：
疑古和半農，還在北平逢人便即宣傳，說我在上海發了瘋，這和林玉堂大約也有些關系。我在這里，已經收到幾封學生給我的慰問信了。但其主要原因，則恐怕是有幾個北大學生，想要求我去教書的緣故。
語絲派的人，先前確曾和黑暗戰斗，但他們自己一有地位，本身又便變成黑暗了，一聲不響，專用小玩意，來抖抖的把守飯碗。紹原于上月寄我兩張《大公報》副刊，其中是一篇《美國批語家薛爾曼評傳》，說他后來思想轉變，與友為敵，終于掉在海里淹死了。這也是現今北平式的小玩意，的確只改了一個P字。
賤胎們一定有賤脾氣，不打是不滿足的。今年我在《萌芽》上發表了一篇《我和〈語絲〉的始終》，便是贈與他們的還留情面的一棍（該雜志大約杭州未必有買，今摘出附上）。此外，大約有幾個人還須特別打幾棍，才好。這兩年來，水戰火戰，日戰夜戰，敵手都消滅了，實在無聊，所以想再來鬧他一下，順便打幾個無端咬我的家伙，倘若鬧不死，明年再來用功罷。（9）
當時留在浙江紹興的章廷謙，在魯迅與周作人兄弟之間充當著中間人的角色，不間斷地把魯迅寫給他的私人信件抄轉給周作人，又把周作人寫給他的私人信件抄轉給魯迅。而魯迅和周作人兄弟之間，又一直在通過朋友之間的私密書信以及公開發表的相關文章，進行著或點名或不點名的相互攻擊。與周作人關系密切的《語絲》同人錢玄同、劉半農、江紹原、孫伏園等人，一時間全都成了魯迅“特別打幾棍”的“賤胎們”。有趣的是，兄弟二人在相互攻擊的同時，對于前輩同鄉蔡元培，卻有著相互一致的不滿情緒。
魯迅私信中的蔡元培
1927年6月12日，魯迅在致章廷謙信中寫道：“我很感謝你和介石向孑公去爭，以致此公將必請我們入研究院。然而我有何物可研究呢？古史乎，鼻已‘辨’了；文學乎，胡適之已‘革命’了，所余者，只有‘可惡’而已。可惡之研究，必為孑公所大不樂聞者也。其實，我和此公，氣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后，他所賞識者，袁希濤蔣維喬輩，則十六年之頃，其所賞識者，也就可以類推了。”
這里的“介石”，指的是魯迅、蔡元培、章廷謙的紹興同鄉鄭奠。“鼻”是被魯迅視為仇敵的顧頡剛。“孑公”就是老一輩的學界領袖蔡元培。“必請我們入研究院”，本身就是蔡元培的一種 “賞識”，只是不能像并不“可惡”的袁希濤、蔣維喬、胡適、顧頡剛那樣，得到蔡元培更多的偏愛和賞識。對于蔡元培不像“賞識”袁希濤、蔣維喬、胡適、顧頡剛等人那樣“賞識”自己，魯迅一直是耿耿于懷的。
1927年10月3日，魯迅偕許廣平抵達上海，他首先聯絡的是與自己同為章太炎弟子的農礦部部長、故宮博物院院長兼上海勞動大學校長易培基。10月25日，魯迅應易培基的邀請到勞動大學演講，一開場就談到了自己與這位國民黨要人之間“黨同伐異”的親密關系：“這次易先生要我來講幾句話；因為我去年親見易先生在北京和軍閥官僚怎樣奮斗，而且我也參與其間，所以他要我來，我是不得不來的。”
當時的另一位國民黨元老李石曾，正在動用政治上的優勢資源，向蔡元培在教育學術界的權威地位發起挑戰，與李石曾有姻親關系的易培基，是替李石曾沖鋒陷陣的重要干將之一。魯迅看好的是李石曾、易培基一派的政治勢力，而不是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學術地位和學界權威。正是基于這個原因，他才會在1927年12月9日寫給章廷謙的另一封信中，更進一步地壓低否定蔡元培：“太史之類，不過傀儡，其實是不在話下的。他們的話聽了與否，不成問題，我以為該太史在中國無可為。”
然而，被魯迅看好的易培基非但沒有辦黨務、辦實業和辦教育的能力，而且根本就沒有表現出善待魯迅的真誠意愿。到頭來還是由擔任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的蔡元培，于1927年12月主動給魯迅送來一個不用上班就可以拿到300元干薪的特大飯碗：中華民國大學院特約撰述員。一年之后，這個飯碗又在蔣夢麟任部長的教育部里改名為“教育部編輯費”，直到1931年12月蔣介石以行政院長兼理部務時才被裁撤。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魯迅于1932年3月2日致信許壽裳：“被裁之事，先已得教部通知，蔡先生如是為之設法，實深感激。惟數年以來，絕無成績，……教部付之淘汰之列，固非不當，受命之日，沒齒無怨。……今所懇望者，惟舍弟喬峰在商務印書館作館員十年，雖無赫赫之勛，而治事甚勤，始終如一，商務館被燹后，與一切人員，俱被停職，……可否乞兄轉蔡先生代為設法，……”
由于有“蔡先生代為設法”，周建人保住了商務印書館的編輯職位。魯迅和周建人兄弟懷著對于蔡元培的感激之情，于1933年1月6日雙雙加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
周作人與蔡元培的私人恩怨
魯迅不滿意于蔡元培的理由，同時也是周作人不滿意于蔡元培的理由。查《周作人日記》，1917年4月5日有“上午蔡先生來訪，功課殊無著，下午睡良久，……”的記錄。1917年4月10日又有“午至益昌同大哥午飯，下午乘車至大學謁蔡先生辭國文事，又告南行，見陳獨秀、沈君默二君，又回教育部一談……”（10）的記錄。蔡元培聘請周作人到北京大學任教，難免有假公濟私的嫌疑。對于一向清高自傲的周作人來說，卻另有一個因得不到重視而懷恨在心的心結。蔡元培逝世后，周作人在《記蔡孑民先生的事》中回憶說：“當初他叫我擔任希臘羅馬及歐洲文學史、古英文，但見面之后說只有美學需人，別的功課中途不能開設，此外教點預科國文吧，這些都非我所能勝任，本想回家，卻又不好意思，當時國史館剛由北京大學接收，改為國史編篡處，蔡先生就派我為編纂員之一，與沈兼士先生二人分管英日文的資料，這樣我算進了北京大學了。”（11）
1923年1月，蔡元培為抗議教育總長彭允彝非法插手羅文干案而憤然離職，直到1926年2月3日才應北京政府的要求從歐洲回到上海。2月4日，蔡元培在上海接受國聞通訊社記者采訪，對中國的政治、教育等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大學生知識充足，即因迫于義務，必出而發表主張，或信仰何種主義，不妨以個人名義出之，不必強人從同，必欲以機關或團體名義。蓋言論思想之自由，為共和國之絕對原則也。至共產主義為素所贊同，惟手段則同情于克魯泡特金之互助論，而反對馬克思之階級斗爭。此因中國歷史不同，生產機關不完全之故；且國際環境，亦有所不許也，中國改造，須由中國人自負其責，客卿即赤心相助，而情形不同，隔膜甚多，況雜外交政策者，更無論矣。”（12）
蔡元培所謂“客卿即赤心相助”，顯然是針對由蘇聯人主導的國共合作而言的。在國共兩黨都沒有做出激烈反應的情況下，沒有黨籍的周作人，反而搶先于2月9日寫下一篇《外行的按語》，對蔡元培實施全面清算：
我劈頭就得聲明，我是一個外行，對于許多東西，如經濟，政治，藝術，以及宗教，雖我于原始宗教思想覺得有點興趣。然而我也并不自怯，我就以一個外行人對于種種問題來講外行話，如蔡先生的那個有名的“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張我便不大敢附同；我別的都不懂，只覺得奇怪，后來可以相代的東西為什么當初分離而發達，當初因了不同的要求而分離發達的東西后來何以又可相代？……
我在這里又當聲明，（這真麻煩透了）我并不是共產黨，但是共產思想者，即蔡先生所謂贊成其主義；我沒有見過馬克思的書皮是紅是綠，卻讀過一點克魯泡特金，但也并沒有變成“安那其”。……總之在吸著現代空氣的人們里，除了憑借武力財力占有特權，想維持現狀的少數以外，大抵都是贊成共產主義者，……蔡先生倘若以為異階級也可互助，且可以由這樣的互助而達共產。我覺得這是太理想的了。世上或者會有像托爾斯泰，有島武郎這樣的自動地愿捐棄財產的個人，然而這是為世希有的現象，不能期望全體仿行。日本日向地方的新村純是共產的生活，但其和平感化的主張我總覺得有點迂遠，雖然對于會員個人自由的尊重這一點是極可佩服的。我不知怎的不很相信無政府主義者的那種樂觀的性善說。階級爭斗已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并不是馬克思捏造出來的，正如生存競爭之非達爾文所創始，乃是自有生物以來便已實行著的一樣：這一階級即使不爭斗過去，那一階級早已爭斗過來，這個情形隨處都可以看出，不容我們有什么贊成或反對的余地。（13）
連“共產主義”的基本理念都不予認真研究的周作人，擅自得出“大抵都是贊成共產主義者”的“外行”結論，本身就是刀筆吏式的專制精神的一種表現。他對于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批駁雖然頗有一些道理，卻也透露出挾私報復的黑暗心理。
在這篇文章的結束語中，正在北京學潮中沖鋒陷陣、大顯身手的周作人，偏偏又不嫌“麻煩”地向國民黨元老蔡元培表白起了自己的政治態度：“蔡先生是現在中國舉世宗仰的人，我不該批評他，但我自信并非與國民黨擾亂到底的某系，而是屬于蔡先生的‘某籍’的，說幾句話當無‘挑剔風潮’的嫌疑，所以便大膽把這篇外行的按語發表了。”
由于段祺瑞執政府行將垮臺，北京大學內部又處于四分五裂之中，加上國民黨廣州政府正在蘇聯政府的支持下積極籌備北伐戰爭，蔡元培便以國民黨元老的身份留在了南方。2月7日，蔡元培在北大旅滬畢業同學公宴中發表意見說：“大學之大，因其無所不包，各種言論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于互相詬罵。如各有主張，盡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張之長處，不必攻擊或排斥他種主張。北大內部現今似有黨派的趨勢。”
在女師大學潮中站在國民黨元老李石曾為首的法日派一邊充當文化殺手，對于以胡適、蔣夢麟、王世杰、陳源、丁文江、丁西林、李四光等人為代表的英美派“紳士”一再“詬罵”的周作人，當時正處于無法在北大繼續安身的尷尬境地之中，只好再一次把自己的前途命運寄托在前輩同鄉蔡元培的身上。于是便有了他1926年4月25日致蔡元培的公開信：
自先生去國后，荏苒三載，未曾奉候，疏懶之罪，無可辯解。今年春初閱報，知先生返國，暫赴故鄉休養，即行北上。……先生此次返校后，即使政治如何暗濁，北大當不至再滾入漩渦中，于先生亦當別無危險。此其一。……“教授治校”，此為北大之特長，使校長不妨暫離之原因。但以個人觀之，成績未可樂觀，如教務長與總務長不能兼任，載在章程，最近改選教務長，乃即由現任總務長當選兼任，該項章程，在此次選舉，似已不發生效力，故北大法治之精神，實已有疑問。不得望先生之來而加以補救者也。此其三。作人在北大將及十年，除教課外，于教務素不過問。今因先生不來北京，與北大前途關系至大，偶有所見，不敢緘默。敬以奉陳，狂愚之言，尚祈寬容是幸。
周作人的公開信于4月30日刊登在《北京大學日刊》。5月15日，蔡元培寫來回信：“啟明先生大鑒：奉四月二十五日惠函，語重心長，感荷無已。弟對于北大，既不能脫離，而久曠職守，慊愧萬分。惟現因胃病大發，醫生禁為長途之旅行，一時竟不克北上。稍愈決當首途，容晤馨一切。敬希鑒諒，并祝著祺。弟蔡元培敬啟。”
5月28日，蔡元培的這封短信在《北京大學日刊》發表，信后附有一則“記者按”，針對周作人前信中的不實之辭予以批駁：“總務長兼代理校長蔣夢麟先生自被選取為教務長后，已請余文燦先生為總務長矣。此事已在本刊上公布，請予注意。”針對《現代評論》派的北大同人極盡造謠詬罵之能事的周作人，偏偏把自己包裝為“于教務素不過問”的老實人，更是其刀筆吏根性的極端表現。
在此之前的5月19日，周作人已經頗為知趣地向北大校方提交了告假兩年的聲明函。在7月19日出版的《語絲》第88期中，他又以一篇《我們的閑話（二六）》，再一次向蔡元培發起挑戰：“北大內部的黨派，已是事實，也不是始于今日，因為有黨派所以這才能說無所不包，否則怎么說能包呢？……我知道自己也有毛病，便是不能世故。我在北京混了十年，至今還是《新青年》與《每周評論》時代的意見與態度，這在現今似乎是不很通行的了。”
從1927年4月12日開始，國民黨方面開始在上海、廣東等地大規模實施針對共產黨人的“清黨”運動。遠在北京的周作人，在自己主編的《語絲》上先后發表《貓腳爪（閑話拾遺四十六）》、《怎么說才好（隨感錄四十九）》、《功臣（隨感錄六十五）》等多篇文章，抨擊“清黨”中的殘暴行為，同時還對吳稚暉、蔡元培、胡適等人進行譴責：“最奇怪的是智識階級的吳稚暉忽然會大發其殺人狂，而也是智識階級的蔡、胡諸君身在上海，又視若無睹，此種現象，除中國人特嗜殺人說外，別無方法可以說明。”（14）
等到國民黨改北京為北平之后，周作人卻閉上了嘴巴。反倒是參與組建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蔡元培、胡適等人，切切實實地救助了一些政治犯，其中包括中共地下黨員劉尊棋及其妻子鄭倚虹，中共前領導人陳獨秀、韓麟符，共產國際情報人員牛蘭夫婦。
1926年4月25日寫下公開信要求蔡元培返校任職的周作人，到了1929年7月20日寫給江紹原的私人書信中，卻又站到反對蔡元培返校任職的另一邊：“北大將獨立，校長則以蔡太史呼聲為高，唯不佞甚反對，其理由告知川島，今不贅。”
川島就是章廷謙，是魯迅和周作人兄弟屢屢對蔡元培發泄怨恨情緒的固定對象。周作人之所以反對蔡元培重新出任北大校長，是因為他與北平教育界的行政當局李石曾、易培基、沈尹默等人，已經在女師大學潮中結成利益共同體，而與強力支持蔡元培的胡適、蔣夢麟、王世杰、陳源等英美派學人結下了很深的仇怨。
好在蔡元培并沒有返回北大，隨后返回北大的蔣夢麟、胡適等人也大都是不計前嫌的“正人君子”，頗為世故的周作人，積極主動地與胡適派文人恢復了《新青年》時代的同人情誼。1934年4月，由林語堂主編的《人間世》創刊，創刊號中隆重推出了周作人的“五十自壽詩”。詩用險韻，和之頗難，平素不大寫詩的蔡元培，居然連和三首寄贈周作人。詩中記敘新年兒戲的情形，寫入許多越語鄉俗，還細加注釋。對于蔡元培頗多不滿之處的周作人，不禁為之動情。在60年代撰寫的《知堂回想錄》中，他竟用七個篇章專門回憶蔡元培的為學和為人。
曾經在私信中“莫須有”地斥責蔡元培“晚節之不易保守”的周作人，自己的晚節才真正是“不易保守”。筆者所說的晚節，并不只是指周作人在抗日戰爭中當過“漢奸”，而是他在《知堂回想錄》中針對胡適、陳源、傅斯年、羅家倫、胡風等歷史人物，捏造了許多“欲加其罪，何患無辭”的刀筆謊言，他自己卻偏偏要通過當年極力攻擊過的章士釗去尋求政治庇護，最終只能在“壽則多辱”的精神失落中離開人世。
注：
（1）《周作人早年佚簡箋注》第273頁，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2年出版。
（2）許為民：《楊杏佛年譜》，北京·《中國科學史料》第12卷第2期，1991年2月出版。
（3）《宋慶齡書信集》下冊第91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4）楊小佛：《楊杏佛事略》，北京·《人物》1982年第1期。
（5）《胡適來往書信集》中冊第193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出版。
（6）《魯迅全集》第5卷第46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本文最初以魯迅的筆名“干”發表于1933年3月6日的《申報·自由談》。
（7）《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第211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8）程滄波：《寧粵和談追隨蔡先生的經過》，臺北·《傳記文學》31卷2期，1977年8月出版。
（9）《魯迅全集》第12卷第5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
（10）《周作人日記》上冊第663，鄭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出版。
（11）文載《古今》月刊1942年第6期。
（12）《申報》1926年2月5日。
（13）周作人：《談虎集》第171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在《新青年》時代，周作人曾經是新村運動最早也最為積極的鼓吹者。在魯迅和胡適都不予贊同的情況下，是蔡元培、李大釗等人出面支持了他。周作人之所以放棄新村運動的樂觀理想，與他和魯迅的情感決裂有直接關系。借用他寫在絕交信中的話說：“我以前的薔薇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
（14）周作人：《怎么說才好》，《談虎集》第189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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