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詩歌教育的黑鐵時代——元朝明朝清王朝
元、明、清三代，是古代中國疆域最廣大的時期，奠定了現代中國的基本版圖；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在達到頂點后開始衰落。由于中央集權制度發展到頂點，程朱理學被確立為官方正統思想，其文化專制主義也發展到頂峰，文化和教育日益成為政治的附庸，成為鞏固專制統治的手段和工具。元代文人地位急劇下降，淪落到“九儒十丐”的地步。明清時期，文人地位雖然得到恢復，但慘烈的“文字獄”又迫使文人從思想到行為逐漸成為專制統治馴服的奴才。正統的詩歌教育也成為傳播程朱理學、維護專制統治的工具。
由于思想和思維日益受到程朱理學和專制主義的鉗制，形式主義詩風彌漫詩歌領域，這一時期的詩人普遍失去了創新的勇氣和本領，往往以模擬古人為能事，從古人的詩篇里去尋找作詩的一絲動機和靈感。而詩歌教育也越來越重視倫理道德的灌輸和詩歌形式上的技法。在這種情況下，這一時期雖然詩人眾多，卻再也沒有出現堪與“李杜”、“蘇辛”比肩的人物。因此，可稱之為詩歌教育的黑鐵時代。
第一節 元代的詩歌教育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政權。元代疆域“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元史·地理志》），第一次將西藏置于中央政府管轄之下，是中國歷史上統治地域最廣闊的朝代。大統一結束了五代以來三百余年間各民族紛爭戰亂的局面，出現了各族人民之間空前的融合，進一步促進了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大汗位，自命為中原正統帝制的繼承者，建元“中統”；1271年，忽必烈取《易經》“大哉乾元”之義，建國號為大元；次年，遷都大都（今北京）；1279年，滅亡南宋，實現了全國統一。由于元朝在政治上奉行民族壓迫的基本國策，在經濟上采取掠奪“漢人”、“南人”的措施，元代統治者始終未能建立穩定的政治秩序。隨著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日益激化，終于導致了元末農民大起義，葬送了元王朝的統治。
元朝統治者對各民族文化思想實行開放包容政策，來自西域的各種宗教文化傳播很廣。而西藏的喇嘛教在蒙古人中影響更加深遠，吐蕃薩斯迦人八思巴被忽必烈封為國師，受命創制蒙古新字（八思巴字），定為國字頒行。在成吉思汗立國期間，道教全真派長春真人邱處機很受寵信，自此，道教對元代統治者影響深遠。從元代開國初年起，在耶律楚材、楊惟中、姚樞、竇默、許衡等儒學名士的影響下，元朝歷代統治者也在很大程度上逐漸接受了儒學文化，尊孔崇儒成為基本國策。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成宗加封孔子為“大成至圣文宣王”。從表面上看，正統儒學仍有發展，程朱理學的影響力不斷擴張。延祐二年（1315年），元仁宗下令恢復科舉制度，將儒家學說中的程朱理學定為考試的主要內容，程朱理學成為元朝的官方思想。但實際上，元朝只是利用儒學來籠絡廣大的漢族知識分子，緩和社會矛盾，促進民族和解，進一步擴大其統治基礎，其歷代統治者崇信佛教、道教更甚于儒教。由于元代仕出多途，科舉在選拔官員方面的作用遠不如宋代重要。元代直到元仁宗時才恢復科舉，但也是時開時停。整個元朝總共只舉行過15次考試，全部錄取的人數只有1061人。和其他仕途相比，科舉所占比重微不足道。文人即使是進士出身，也是官職卑微。因此，儒學在元代并沒有取得絕對獨尊地位，其統治地位受到了嚴重的削弱。
蒙古統治者雖然很早就任用了一些漢族文人為官員，如王鶚、趙璧、姚樞、竇默、許衡等，但由于其實行民族歧視政策和元初長時期廢除科舉，使元代大批漢族士人失去了仕宦前途和優越的社會地位。《元史·選舉志一》記載：“（世祖至元）四年九月，翰林學士承旨王鶚等，請行選舉法，……以為：‘貢舉法廢，士無入仕之階，或習刀筆以為吏胥，或執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販鬻以為工匠商賈。'”當時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謝枋得《疊山集》卷二）的說法，可見文人地位之低。汪元量的《自笑》一詩就說明了當時儒士的窘境：“釋氏掀天官府，道家隨世功名。俗子執鞭亦貴，書生無用分明。”他們雖然擺脫了對統治階級的依附，卻不得不作為社會的普通成員而存在，只能運用自己的學識謀生。大量儒生幾乎成了卑賤而無用的廢人，有一些人成為工匠、商賈、吏胥，而淪落為奴仆、乞丐的也不計其數。即使是步入仕途的文人，由于職位卑微不被重用，其中一些人也存在著與上層統治者離異的心理。因此，從整體上看，與前代相比，元代士人同一般民眾尤其是市民階層的聯系更加密切，他們的獨立意識進一步增強，他們的人生觀念、審美情趣都發生了明顯不同的變化，而他們的文學創作也更多地適應了民眾生活的需求，表現出世俗生活的眾生相及其美學情趣。
從成吉思汗起，元朝統治者就十分重視商業和手工業，與中國傳統“重農抑商”的治國方針迥乎不同。終元之世，商人異常活躍，中外之間的貿易往來異常頻繁。元朝統治者對工匠的重視和保護極大地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工商業的發展促使許多重要城市呈現出空前的繁榮景象。元大都不僅是全國的政治中心，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經濟文化中心之一。北方的大同、汴梁、濟南、太原和南方的揚州、鎮江、建康、杭州等城市經濟都十分活躍。《馬可·波羅行紀》中對元代繁華的都市有細致的描繪。商業的繁榮、城市的興盛，促進了市民階層的進一步形成和壯大，對元代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
元朝以軍事立國，依靠武力征服了東西方廣大地域。蒙古大軍在鐵蹄所到之處，一方面是摧毀當地已有文明，一方面也促進了中外文化交流。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都在元代傳入歐洲，而西方的宗教文化也傳入中國。大量西域人移居中原地區，他們的宗教文化和科學技術也隨之傳播各地。蒙古統治者入主中原以后，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越來越多地接受了漢族文化，也給漢族固有的文化傳統增添了新的成分、新的活力，促進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產生了豐碩的文化成果。雜劇、散曲、小說成為主要的文學形式，形成了以“元曲”（雜劇和散曲）為主要標志的元代文學。出身西域少數民族中的一些人在學習漢文化的過程中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貫云石、薩都剌、迺賢等人成為當時著名的文學家。
元代儒學統治地位的削弱、城市商業經濟的繁榮、市民階層的擴大和生活要求的高漲、文人地位的急劇下降和生存方式的多樣化，使得元代文學呈現出與前代不同的新風貌。在宋金以來的雜劇、院本和諸宮調的基礎上，由于許多杰出作家的參與和創作，元雜劇率先異軍突起，標志著中國古典戲劇已經成熟。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白樸、鄭光祖是元代最著名的劇作家。據不完全統計，元代有姓名可考的劇作家有一百余人，劇目七百多種。現存的元雜劇的數量，僅臧懋循《元曲選》和隋樹森《元曲選外編》所收錄的作品相加就有一百六十二種。《竇娥冤》、《西廂記》是最著名的雜劇作品。元雜劇的核心部分是唱詞，每一折用同一宮調的一套曲子組成，并一韻到底；而雜劇的“韻白”則直接采用詩詞或順口溜式的韻文。如《西廂記》中“長亭送別”一折中鶯鶯的唱詞就化用范仲淹《蘇幕遮》中的詞句：“碧云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端正好》）”由此可見，元雜劇的曲詞創作受到古典詩詞的廣泛影響。
伴隨著元雜劇的興盛，散曲這一新的詩歌形式也在元代大放光芒,代表了元代詩歌創作的最高成就。這種新詩體承繼了傳統詩詞的因素，又具有鮮明的時代精神。從形式上看，它和雜劇中的唱詞使用相同的格律形式，具有相近的語言風格，是“元曲”的一部分。與詩詞相比，為了適應即興抒情和演唱的需要，散曲的形式和語言以俗為美，別具特點。在遵守固定的平仄格律的同時，散曲可根據作者需要隨意增加襯字，從一字到十數字不等。散曲的語言（特別是襯字）主要是口語、俗語，因而散曲的語言更自由輕靈，更適宜于表達即興的、活潑的情感。因此，“尖歌倩意”（燕南芝庵《唱論》）成為散曲的主要藝術特征，打破了“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對詩歌的束縛，使得散曲的形式和內容具有嶄新的面貌。從內容上看，散曲則遠遠超出了傳統詩詞表現范圍，更多地表現了市井生活和市民心理。如杜仁杰的《般涉調·耍孩兒·莊家不識勾欄》、睢景臣的《般涉調·哨遍·高祖還鄉》等作品，顛覆了詩歌的傳統題材和思想觀念。元代散曲中反映妓女生活的作品非常多，正是元曲與勾欄密切相關的結果。由于禮教觀念的淡薄，元代散曲在愛情題材的描寫和表現上十分大膽和直白。如名伶珠簾秀在《正宮·醉西施·無題》中發出了“便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的呼喊，令人有石破天驚之感。散曲作者以漢族士大夫為主，他們也更經常地運用散曲來表達自身的生活感受。由于文人地位急轉而下，元代散曲中始終彌漫著一種空幻感和凄涼感，如“王圖霸業成何用”（馬致遠《撥不斷·無題》），“蓋世功名總是空”（白樸《雙調·喬木查·對景》），成為這一部分作品的基調。另一種常見的表述則是對屈原式人生道路的否定和對陶潛式生活方式的向往，如白樸在《寄生草·勸飲》中寫道：“不達時皆笑屈原非，但知音盡說陶潛是。”這類作品表現了落魄文人對政治的遠離和人生的無奈。據不完全統計，元代散曲作家有200余人，存世作品（小令和套數）4200余篇。
元代散曲作家以文人為主體，漢族士大夫又是其中的中堅力量，如關漢卿、王和卿、白樸、馬致遠、張養浩、喬吉、張可久等。他們都接受了傳統的儒學教育，有深厚的文化藝術修養。他們的創作，使得最初誕生于民間的散曲獲得了長久的生命力，并對后世的詩歌創作產生了一定影響。現存散曲作品多數描寫男女風情或歌唱隱逸生活，表現了元代文人對封建禮教和功名利祿的鄙視；少數作品揭露了蒙古貴族的殘暴統治，反映了人民疾苦。與詩詞相比，散曲取得了雅俗共賞的效果，既滿足了以市民階層為主體的下層百姓的娛樂需求，又為文人增加了新的表情達意的藝術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也起到了詩歌教育的效果。
關漢卿號己齋叟，金末元初大都人，是我國文學史上最早的大戲劇家。他自稱“普天下郎君領袖，蓋世界浪子班頭”。現存雜劇18部，散曲套數14篇，小令57首。他的散曲表達了鄙視傳統倫理的思想和熱愛人生、熱愛生活的激情。他的代表作是著名套數《南呂·一枝花·不伏老》，他在曲中抒寫了自身的人生情懷，表現了落魄文人的放誕生活。他的散曲描繪男女戀情的作品最多，尤其以刻畫女子細膩微妙的心理活動見長。如《雙調·沉醉東風》：“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時間月缺花飛，手執著餞行杯，眼擱著別離淚。剛道得聲‘保重將息'，痛煞煞教人舍不得。好去者，望前程萬里。”此曲真率直白，質樸流麗，刻畫入微，體現了其自然本色的風格。如《雙調·大德歌·夏》：“俏冤家，在天涯，偏那里綠楊堪系馬。困坐南窗下，數對清風想念他。蛾眉淡了教誰畫？瘦巖巖羞帶石榴花。”曲中生動刻畫了女子對情人的思念。他的作品中熱情贊美了青年男女的自由愛情，如《仙呂·一半兒·題情》：“碧紗窗外靜無人，跪在床前忙要親。罵了個負心回轉身。雖是我話兒嗔，一半兒推辭一半兒肯。”
王和卿，生卒年不詳，大名(今屬河北)人，與關漢卿同時且非常友善。現存小令21首，套數1篇。他的散曲選材粗俗，多表現世俗文化庸俗的一面。其名作是《仙呂·醉中天·詠大蝴蝶》：“彈破莊周夢，兩翅架東風，三百座名園一采個空。難道風流種，嚇殺尋芳的蜜蜂。輕輕的飛動，把賣花人扇過橋東。”此曲用語夸張，構思奇特，極具滑稽詼諧之趣。另一名作《雙調·撥不斷·大魚》用極力夸大的語言描繪了“神鰲”形象：“勝神鰲，夯風濤，脊梁上輕負著蓬萊島。萬里夕陽錦背高，翻身猶恨東洋小，太公怎釣？”
白樸（1226—1306？）原名恒，字仁甫，后改名樸，字太素，號蘭谷。他自幼曾得到金末著名文學家元好問的精心撫育與親身教導。他之所以能成為“元曲四大家”之一，就得益于元好問的教育。白樸幼經金亡喪亂，而后終生不仕，過著優游閑居生活，用雜劇詞曲宣泄胸中的不平之氣，有《天籟集》傳世。其散曲作品今存小令37首，套數4篇。在這些作品中，嘆世歸隱的主題占了很大比例，如《雙調·沉醉東風·漁父》：“黃蘆岸白蘋渡口，綠楊堤紅蓼灘頭。雖無刎勁交，卻有忘機友，點秋江白鷺沙鷗。傲煞人間萬戶侯，不識字煙波釣叟。”曲中表達了作者對現實功名的否定和對遁世退隱生活的向往。如小令《陽春曲·題情》：“笑將紅袖遮銀燭，不放才郎夜看書，相偎相抱取歡娛。止不過迭應舉，及第待何如？”這首散曲表明了對功名的鄙薄態度和文人的無奈情緒，反映了元代文人的人生態度。此外，白樸的散曲中還有不少描寫男女戀情或寫景詠物的作品，或質樸本色，或清麗淡雅，成就較高。白樸作詞較多，其詞風繼承蘇辛，以豪放高曠為主，同時又追求音律的諧婉完整。如他的《水調歌頭》（蒼煙擁喬木）慷慨豪邁，充滿了歷史興亡之感。
馬致遠（約1250—約1321）以字行于世，名不詳，晚年效陶淵明之志，自號“東籬”。他是元代創作散曲最多的作家之一，他的散曲在藝術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被譽為“曲狀元”，今存小令115首、套數22篇。馬致遠早年熱衷功名，但仕途卻并不得意。長期沉抑下僚使他飽受屈辱，對元代社會的黑暗有清醒的認識。因而，在他的散曲中，傳統文人的積極進取精神與超脫曠達的人生態度相互交織，表現得最為鮮明突出，其思想意蘊和藝術風格最易引起知識分子內心的共鳴。他的散曲帶有更多的傳統文人氣息，其作品內容以感嘆歷史興亡、歌頌隱逸生活、吟詠山水田園風光為主，既保持了散曲的藝術風格，又表現了詩詞的意境，語言自然清麗，雅俗相兼。套數《雙調·夜行船·秋思》是他的代表作，如其中的《喬木查》：“想秦宮漢闕，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不恁么漁樵沒話說。縱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再如《離亭宴煞》：“蛩吟罷一覺才寧貼，雞鳴時萬事無休歇，爭名利何年是徹？看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爭攘攘蠅爭血。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那些？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想人生有限杯，渾幾個重陽節。人問我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在曲中，作者將歷史的感嘆與人生的悲哀融為一體。他的小令別具情致，膾炙人口，如《天凈沙·秋思》：“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僅28字就勾勒出一幅晚秋夕照景象和蒼涼蕭瑟的意境，充分表達了天涯游子的孤獨與彷徨，情景交融，雋永含蘊。周德清在《中原音韻》中贊其為“秋思之祖”；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稱贊它“寥寥數語，深得唐人絕句妙境”。
張養浩（1270—1329）字希孟，號云莊，歷城（今屬山東）人。曾任監察御史、禮部尚書等職，以直言敢諫著稱。曾因上疏言事得罪，辭官隱居多年。晚年以陜西行臺中丞前往關中救災，卒于任上。他著有散曲集《云莊休居自適小樂府》，現存小令161首，套數2篇。他的散曲多寫寄情林泉之樂，也不乏關懷民生之作。他在陜西賑饑時所作的一組《山坡羊》曲，將詩歌中常見的詠史題材用散曲的形式寫出，充滿深沉的歷史感慨。如《中呂·山坡羊·潼關懷古》：“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里潼關路。望西都，意踟躕，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此曲鞭辟入里，精警異常，一針見血地揭示了封建王朝興亡后面的歷史真相，歷來為人稱道。他吟詠隱逸生活的作品也有許多佳作，如《雙調·雁兒落帶得勝令·退隱》：“云來山更佳，云去山如畫。山因云晦明，云共山高下。倚仗立云沙，回首見山家。野鹿眠山草，山猿戲野花。云霞，我愛山無價，看時，行踏，云山也愛咱。”曲中表達了作者與云山為友、與鹿猿為伍的退隱生活的樂趣。
喬吉（？—1345）字夢符，號笙鶴翁，又號惺惺道人。他是元代后期的雜劇作家和享有盛名的散曲家，有雜劇《兩世姻緣》等11種，今存3種。其散曲有《夢符散曲》，今存小令209首，套數11篇，數量之多僅次于張可久。他在散曲創作上與張可久齊名，明代李開先在《喬夢符小令》的序中稱“樂府之有喬張，猶詩家之有李杜”。他一生窮愁潦倒，寄情詩酒，其散曲多嘯傲山水和青樓調笑之作，風格以清麗婉約見長，形式整飭，節奏明快，講究鍛字煉句，雅俗并用，雅麗含蓄中蘊涵天然質樸的韻味，但帶有更多的江湖游士氣息。如《正宮·綠么遍·自述》：“不占龍頭選，不入名賢傳。時時酒圣，處處詩禪，煙霞狀元，江湖醉仙。笑談便是編修院。留連，批風抹月四十年。”他自稱“煙霞狀元”、“江湖醉仙”，因而這首小令成為其人生經歷和處事態度的自我寫照。如《雙調·折桂令·自述》：“華陽巾鶴氅蹴躚，鐵笛吹云，竹杖撐天。伴柳怪花妖，麟祥鳳瑞，酒圣詩禪。不應舉江湖狀元，不思凡風月神仙。斷簡殘篇，翰墨云煙，沓滿山川。”他在曲中自比“江湖狀元”、“風月神仙”，表現了作者風流倜儻、狂放不羈的性格，是自述心志的杰作。如《中呂·滿庭芳·漁父詞》：“秋江暮景，胭脂林障，翡翠山屏。幾年罷卻青云興，直泛滄溟。臥御榻彎的腿痛，坐羊皮慣得身輕。風初定，絲綸慢整，牽動一潭星。”曲中表現了隱逸者避世而又寂寞的內心矛盾，體現了雅俗兼至的藝術特色。喬吉的散曲在明清時期深受封建文人賞識，影響很大。
張可久（約1270—1348后），字小山，曾任小吏，仕途不得意。平生好游，足跡遍江南。著有《今樂府》、《蘇堤漁唱》、《吳鹽》、《新樂府》四種，元人胡存善曾輯《小山樂府》，明代徐渭又輯《小山樂府》。其散曲今存小令855首，套數9篇，是元代專攻散曲且作品最多的作家，與喬吉并稱元代散曲兩大家，有“曲中李杜”之譽。其散曲取材廣泛，諸如寫景抒懷、男女戀情、嘆世歸隱、酬唱贈答等文人生活的各方面幾乎都有涉及。如《中呂·賣花聲·懷古》：“美人自刎烏江岸，戰火曾燒赤壁山，將軍空老玉門關。傷心秦漢，生民涂炭，讀書人一聲長嘆。”作者借史事以述懷，表達了封建文人對民生苦難的關心和自身生不逢時的無奈感慨。如《正宮·醉太平·嘆世》：“人皆嫌命窘，誰不見錢親？水晶環入面糊盆，才沾粘便滾。文章糊了盛錢囤，門庭改造迷魂陣，清廉貶入睡餛飩。葫蘆提倒穩。”作者在曲中對道德淪喪、賢愚顛倒的人情世態作了辛辣的諷刺。最能代表其形式整飭、格調清麗、華而不艷風格的是大量的寫景作品。如《黃鐘·人月圓·春晚次韻》：“萋萋芳草春云亂，愁在夕陽中。短亭別酒，平湖畫舫，垂柳驕驄。一聲啼鳥，一番夜雨，一陣東風。桃花吹盡，佳人何在，門掩殘紅。”這首曲以寫景見長，化用唐詩典故，典雅工麗，纏綿委婉。如《中呂·紅繡鞋·天臺瀑布寺》：“絕頂峰攢雪劍，懸崖水掛冰簾。倚樹哀猿弄云尖。血華啼杜宇，陰洞吼飛廉。比人心山未險。”作者借寫景表達了對險惡人世的諷刺和批判。由于他的散曲突出顯示了散曲雅化的趨勢，他成為元代后期散曲風格轉變的一個關鍵人物，其作品在明清時期頗受封建文人欣賞，對明清時期的散曲創作影響很大。他亦能詩，其詩存于《元詩選》。
傳統詩歌在元代并沒有失去其正宗地位，雖不同程度地受到來自通俗文學的沖擊和影響，它仍然是廣大文人表達思想情感和審美趣味的主要文學形式，仍然具有其它文學形式不能取代的地位。從元世宗起，程朱理學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在正統思想意識上一直處于主導地位，對元代正統文人的文學思想和詩歌創作產生了深刻影響。與元曲作家不同，元代詩人主要是具有正統思想的士大夫，有些詩人本身就是理學家或理學中人，如郝經、劉因、許衡、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等。因此，傳統的“詩教”和“雅正”的文學觀念在元代詩歌中繼續得到繼承和發揚。從元代初年開始，崇尚唐詩的風氣不斷高揚，元代詩人幾乎一致地主張詩歌要回到唐代乃至漢魏六朝，對于宋詩多采取摒棄態度。他們力圖糾正宋詩長期以來重理智而輕感情的傾向，恢復唐詩所代表的重視抒情的傳統。元代詩歌繼承了優秀的詩歌傳統，廣泛反映了動蕩復雜的社會狀況和不同時期文士階層的精神面貌。元代詩人這種鄙棄宋詩而專學唐詩的主張對詩歌的發展有著重要意義，對明代詩歌產生了很大影響。元代后期詩歌出現了一些新氣象，世俗社會的生活情調、繁華都市的各種景象、市民階層的享樂觀念也進入了詩歌領域，正統文學也不得不打上商業社會的烙印；而楊維楨“鐵崖體”的出現，則把個性化詩歌創作發揮到驚世駭俗的境地，顯示了詩歌新的發展趨向。
元代詩人和作品的數量相當可觀，清代顧嗣立編選的元代詩歌總集《元詩選》選錄了元代詩人340家，選詩19500多首，為保存元詩最豐富的總集。其后席世臣、顧果庭續編的《元詩選·癸集》收錄詩人2300余家，選詩5000余首。二者合計共收錄2600多名詩人，24600余首詩。元代影響較大的詩人主要有耶律楚材、戴表元、劉因、趙孟頫、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王冕、楊維楨等，他們或出自世族豪門，或長于寒門農家，但都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由于散曲的興盛，元代詞的創作在很大程度上為散曲所替代，但詞人和詞作仍有較大數量。唐圭璋選編的《全金元詞》收錄元代詞人200余家，詞作3700余首。耶律楚材、白樸、劉因、趙孟頫、虞集、張翥、貫云石、薩都刺等都是元代著名詞人，寫出了一些好作品。如虞集的《風入松·寄柯敬仲》,薩都剌的《滿江紅·金陵懷古》、《百字令（念奴嬌）·登石頭城》等。由于各民族文化的廣泛交流和融合，一些少數民族的貴族子弟也逐漸接受系統的儒學教育，漢化程度很深，因此，元代還出現了許多少數民族詩人。特別是元代后期產生了一大批成就斐然的少數民族詩人，如維吾爾族詩人貫云石、回族詩人薩都剌等，他們的漢文詩歌都取得了相當高的藝術成就。少數民族詩人群體的出現，是元代文學的顯著特色，也是元代詩歌的一大亮點，從一個方面顯示了元代詩歌教育的實績。
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晉卿，號湛然居士，是元代著名政治家，又是元初最突出的詩人，今存詩720余首。他是遼代東丹王耶律倍的八世孫，出生于金代末期一個高度漢化的契丹貴族家庭。其父耶律履是金代著名學者，時任尚書右丞，于年屆六十得子，欣喜異常，感慨不已：“吾六十得其子，吾家千里駒也，他日必成偉器，且當為異國所用。”便根據《左傳》“楚雖有材，晉實用之”的典故，為兒子命名：名楚材，字晉卿。他自幼就接受了良好的儒學教育，精通漢族文化。《元史·耶律楚材傳》載：“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父履，以學行事金世宗，特見親任，終尚書右丞。楚材生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群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歷、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下筆為文，若宿構者。”他曾隨從成吉思汗和窩闊臺遠征四方，寫下了大量詩歌，其《湛然居士集》收錄了660余首詩。他的詩應酬之作頗多，往往流于率易，缺少錘煉。他曾隨蒙古大軍西征萬里，熟悉邊疆的風土人情、山川景物，在詩中生動真實地描繪了奇瑰壯麗的西域風光。其西域詩有50余首，其中《西域河中十詠》尤為人稱道，如：“寂寞河中府，連甍及萬家。蒲萄親釀酒，杷欖看開花。飽啖雞舌肉，分餐馬首瓜。人生唯口腹，何礙過流沙。”“寂寞河中府，遐荒僻一隅。葡萄垂馬乳，杷欖燦牛酥。釀酒無輸課，耕田不納租。西行萬余里，誰謂乃良圖。”這些詩篇是后人研究西域歷史的重要參考資料。耶律楚材尤其擅寫律詩，詩文集中尤多七律。如《庚辰西域清明》：“清明時節過邊城，遠客臨風幾許情。野鳥間關難解語，山花爛熳不知名。蒲萄酒熟愁腸亂，瑪瑙杯寒醉眼明。遙想故園今好在，梨花深院鷓鴣聲。”如《陰山》：“八月陰山雪滿沙，清光凝目眩生花。插天絕壁噴晴月，擎海層巒吸翠霞。松檜叢中疏畎畝，藤羅深處有人家。橫空千里雄西域，江左名山不足夸。”如《和移刺繼先韻》：“舊山盟約已愆期，一夢十年盡覺非。瀚海路難人去少，天山雪重雁飛稀。漸驚白發寧辭老，未濟蒼生曷敢歸。去國遲遲情幾許，倚樓空望白云飛。”他的律詩韻律流暢沉穩，風骨雄健豪放，境界開闊，情調蒼涼。耶律楚材也能填詞，如《鷓鴣天·題七真洞》：“花界傾頹事已遷，浩歌遙望意茫然。江山王氣空千劫，桃李春風又一年。橫翠嶂，架寒煙。野花平碧怨啼鵑。不知何限人間夢，并觸沈思到酒邊？”詞中化用黃庭堅的詩句表達了對世事變遷的感慨。耶律楚材作為契丹后人，十分重視保存遼代文化。現存遼代篇幅最長的契丹語詩篇《醉義歌》就是由耶律楚材譯為漢文七言歌行體長詩并保存于《湛然居士文集》中。即使拋開其政治上的貢獻，僅就其文化上的貢獻而言，耶律楚材也是一個足以彪炳史冊的巨人。
戴表元(1244—1310)，字帥初，號剡源先生，奉化人。有《剡源文集》三十卷，其中詩四卷。他七歲開始學詩習文，年輕時曾拜南宋末年著名學者王應麟等為師受業。宋末元初，曾歷任州府儒學教授。《元史·儒學傳二·戴表元傳》載：“（表元）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稍長，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為。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升內舍生，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教授建康府。……大德八年，表元年已六十余，執政者薦于朝，起家拜信州教授，再調教授婺州，以疾辭。初，表元閔宋季文章氣萎篸而辭骫蔟，蔟弊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為己任。時四明王應麟、天臺舒岳祥并以文學師表一代，表元皆從而受業焉。故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為神奇，蓄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施于人者多，尤自秘重，不妄許與。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者，唯表元而已。”在元初詩人中，戴表元是鼓吹學習唐詩、力矯宋詩弊端的主要人物。他曾流落顛沛于東南地區，其詩如《夜寒行》、《剡民饑》、《采藤行》等記錄了當時的民生疾苦。他的五、七言近體詩格調清新，形象鮮明，雅韻秀麗。如《西興馬上》：“去時風雨客匆匆，歸路霜晴水樹紅。一抹淡山天上下，馬蹄新出浪花中。”寫得新鮮有味。如《感舊歌者》：“牡丹紅豆艷春天，檀板朱絲錦色箋。頭白江南一尊酒，無人知是李龜年。”詩里流露出作者的故國之思。
劉因（1249—1293）字夢吉，號靜修，容城（今河北徐水）人。他出身儒學世家，天資過人，三歲識字，過目能誦，六歲能詩，七歲能文。初仕于元，后辟官還家。著有《靜修集》、《丁亥集》。他是元代北方著名的理學家。在元代前期的理學家中，劉因的文學成就最為突出。《元史·劉因傳》載：“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為儒家……因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過目即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甫弱冠，才器超邁，日閱方冊，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圣解》。……因所著有《四書精要》三十卷，詩五卷，號《丁亥集》，因所自選。”他在詩歌創作上推崇韓愈，傾慕元好問。他的七古氣勢磅礴，雄奇峭麗，頗有韓愈詩風的余韻，如《西山》中的詩句：“西山龍蟠幾千里，力盡西風吹不起。夜來赤腳踏蒼鱗，一著神鞭上箕尾。”他的七律受元好問影響較深，如《渡白溝》：“薊門霜落水天愁，匹馬寒渡白溝。燕趙山河分上鎮，遼金風物異中州。黃云古戍孤城晚，落日西風一雁秋。四海知名半凋落，天涯孤劍獨誰投。”這首詩意境高遠，沉郁雄渾，深得元好問詩歌的風致。劉因詩歌作品雖然受到理學觀念的影響，但他的一些名作則沒有頭巾氣。如《白溝》：“寶符藏山自可攻，兒孫誰是出群雄。幽燕不照中天月，豐沛空歌海內風。趙普元無四方志，澶淵堪笑百年功。白溝移向江淮去，止罪宣和恐未公。”詩人高昂自信，揭示了宋朝喪失北方的教訓。他的五古詩多學陶淵明，有《學陶詩》一卷。五言小詩多清新活潑，頗有陶詩的風格。如《村居雜詩》：“鄰翁走相報，隔窗呼我起：數日不見山，今朝翠如洗。”劉因的詞作較多，有《樵庵詞》，今存詞35首。風格接近蘇、辛，于樸素中洋溢豪放之氣。如《玉漏遲·泛舟東溪》：“故園平似掌。人生何必武陵溪上。三尺蓑衣，遮斷紅塵千丈。不學東山高臥，也不似鹿門長往。君試望，遠山顰處，白云無恙。自唱。一曲漁歌，覺無復當年，缺壺悲壯。老境羲皇，換盡平生豪爽。天設四時佳興，要留待，幽人清賞。花又放，滿意一蒿春浪。”他的文學作品開創了元代理學家創作詩文的先河。
趙孟頫（1254-1322）字子昂，晚號松雪道人，著有《松雪齋文集》。趙孟頫系宋太祖趙匡胤之子秦王趙德芳的后裔，因四世祖時南宋朝廷賜第湖州（今浙江吳興縣），遂為湖州人。他博學多才，詩詞、書法、繪畫、音樂均有很高造詣，特別是書畫藝術最為突出，他是元代最負盛名的杰出書法家，又是元代前期影響最大的詩人。他幼年聰慧過人，讀書過目成誦，為文操筆立成。其詩文風流儒雅，清奇俊逸，才氣英邁。他的詩以五言古體和七律最為著名。他的五古有漢魏六朝詩的風味，如《詠懷六首》、《古風十首》。他在近體詩創作上推尊唐人，其七律一般以清麗委婉、儒雅風流見長。如《岳鄂王墓》：“鄂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這首詩是憑吊岳飛的詩篇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如《錢塘懷古》：“東南都會帝王州，三月煙花非舊游。故國金人泣辭漢，當年玉馬去朝周。湖山靡靡今猶在，江山悠悠只自流。自古興亡盡如此，春風麥秀使人愁。”故國之思流動纏綿于聲韻之中。趙孟頫不僅長于詩文，也工于散曲，但數量不多。其中，以他欲納妾戲贈其妻管夫人的一篇流傳最廣：“我為學士，爾作夫人。豈不聞：陶學士有桃葉、桃根，蘇學士有朝云、暮云。我便我娶幾個吳姬越女，也無過分，你年紀已過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另如《仙呂·后庭花》：“清溪一葉舟，芙蓉兩岸秋。采菱誰家女，歌聲起暮鷗。亂云愁，滿頭風雨，戴荷葉歸去休。”與其詩歌風格相似，儒雅清麗，更顯靈動活潑。《元史·趙孟頫傳》載：“孟頫幼聰敏，讀書過目輒成誦，為文操筆立就。……孟頫所著，有《尚書注》，有《琴原》、《樂原》，得律呂不傳之妙。詩文清邃奇逸，讀之使人有飄飄出塵之想。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遂以書名天下。天竺有僧，數萬里來求其書歸，國中寶之。其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尤精致。前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為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人以為知言云。”直到今天，仍有許多人都知道趙孟頫是一個大書法家、大畫家，卻忽略了他也是一個頗有影響的大詩人。
趙孟頫的夫人管道昇是歷史上著名的女才子。管道昇（1262—1319）字仲姬，湖州吳興（今浙江吳興）人，元代著名的書法家、畫家、文學家，世稱“管夫人”。她是戰國時期大政治家管仲的后裔，自幼學習詩詞書畫，天資聰慧，博學多才。嫁趙孟頫后，夫妻比翼齊飛。她高超的書畫藝術成就掩蓋了她在詩詞創作上的成就。她的詩詞善于因物寓志，借事抒情，清麗婉約，音韻流暢。她的《漁父詞》四首在文學史上頗有名，如其四：“人生貴極是王侯，浮名浮利不自由。爭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風歸去休。”表達了她淡泊名利、歸隱田園的愿望。她的《畫梅》、《題竹》、《題畫竹》、《寄子昂君墨竹》等詩也流傳很廣。她最有名的作品是《我儂詞》——這是她看到趙孟頫欲納妾而戲贈的曲子后回應的一首曲詞：“你儂我儂，忒煞多情；情多處，熱如火；把一塊泥，捻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捻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寥寥七十余字，夫妻情深躍然紙上。趙孟頫看到夫人的曲詞寫得情深意重，遂打消了納妾的念頭，夫妻相偕白首，成就了一段詩壇佳話，這首曲詞也因此極有名氣。
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四人號稱“元詩四大家”。他們都是當時的館閣文臣，其詩歌典型地代表了當時流行的文學風尚，備受時人贊譽。四人的詩歌創作都宗法唐詩，在內容上大致相同，但風格各有不同。其中最優秀的詩人是虞集。
虞集(1272—1348)字伯生，號道園，又因書齋名“邵庵”，世稱邵庵先生。著有《道園學古錄》，內收詩詞、文章。他是南宋丞相虞允文五世孫。虞家是南宋后期著名的書香門第，賢才輩出。虞集自幼受家學熏陶，通曉宋儒理學。其父虞汲是宋末進士，也是儒學名士，與元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吳澄友善；其母楊氏亦出身書香門第（她的父親是南宋末期的儒學名師楊文仲）。虞集三歲起就開始隨母親楊氏讀書，后隨吳澄學習儒學。《元史·虞集傳》載：“集三歲即知讀書，歲乙亥，汲挈家趨嶺外，干戈中無書冊可攜，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聞輒成誦。比還長沙，就外傅，始得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文仲世以《春秋》名家，而族弟參知政事棟，明于性理之學，楊氏在室，即盡通其說，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家庭，出則以契家子從吳澄游，授受具有源委。”虞集入仕后逐漸成為元大都最負盛名的文人，歷數朝皆受優寵，其詩以典雅精切著稱，詩中不乏歌功頌德之作，應酬、題畫之作更多，表達嘆老退隱情感的作品數量也較多。他擅長律詩，五律、七律都寫得格律嚴謹，恰切典雅，意境渾融，風格深沉。如七律《挽文山丞相》：“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北風吹；子房本為韓仇出，諸葛寧知漢祚移。云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不須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灑淚時！”這首詩是元詩中少見的名篇，沉郁蒼勁，感人至深。他的詞今存31首，大都抒寫個人閑愁情思，多無特色，偶有清新雅麗之篇。如《風入松·寄柯敬仲》：“畫堂紅袖倚清酣，華發不勝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軟花里停驂。書詔許傳宮燭，香羅初剪朝衫。御溝冰泮水拖藍，飛燕又呢喃。重重簾幕寒猶在，憑誰寄金字泥緘。為報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末尾一句“杏花春雨江南”化用陸游詩意，短短六字就勾勒出一幅韻味雋永的江南春色圖，是歷來傳誦的名句。他的散曲僅存《折桂令》一首，頗為人稱頌。虞集的詩歌在當時和后世都頗有聲名，影響很大。
楊載（1271—1323）字仲弘，浦城（今屬福建）人，后遷居杭州。《元史·儒學傳二·楊載傳》載：“（載）少孤，博涉群書，為文有跌宕氣。……初，吳興趙孟頫在翰林，得載所為文，極推重之。由是載之文名，隱然動京師，凡所撰述，人多傳誦之。其文章一以氣為主，博而敏，直而不肆，自成一家言。而于詩尤有法，嘗語學者曰：‘詩當取材于漢、魏，而音節則以唐為宗。'自其詩出，一冼宋季之陋。”楊載著有《詩法家數》，提倡寫詩學漢魏、盛唐：“須先將漢、魏、盛唐諸詩，日夕沈潛諷詠，熟其詞，究其旨，則又訪諸善詩之士，以講明之。若今人之治經，日就月將，而自然有得，則取之左右逢其源。茍為不然，我見其能詩者鮮矣。”楊載的作品今存《楊仲弘詩》八卷。他的七言歌行勁健雄放，律詩諧婉雅致，絕句蘊藉含蓄。其詩瀟灑清空，聲律圓潤，風格似唐詩。如“放浪天地間，無今亦無昔”（《遣興偶作》），“卻到江南春水漲，拍天波浪泛輕鷗”（《送人二首》）。楊載作詩，在煉字造句上頗下功夫。這同他在《詩法家數》中重視煉句琢對、起承轉合是一致的。如“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風露寂無聲”（《宗陽宮望月分韻得聲字》）一聯，尤為人嘆服。
范梈（1272—1330）字亨父，一字德機，清江（今屬江西）人。有《范德機詩》7卷，輯詩550余首。《元史·范梈傳》載：“家貧，早孤，母熊氏守志不他適，長而教之。梈天資穎異，所誦讀，輒記憶，雖癯然清寒若不勝衣，于流俗中克自樹立，無茍賤意。居則固窮守節，竭力以養親，出則假陰陽之技，以給旅食，耽詩工文，用力精深，人罕知者。”他最長于歌行，詩風豪放超邁又流暢自如。他的五律專學杜甫，頗有杜詩沉郁凝煉之風，如《京下思歸》：“黃落薊門秋，飄飄在遠游。不眠聞戍鼓，多病憶歸舟。甘雨從昏過，繁星達曙流。鄉逢徐孺子，萬口薄南州。”他的一些絕句頗有情致，如《潯陽》一詩：“露下天高灘月明，行人西指武昌城。扁舟未到心先到，臥聽潯陽譙鼓聲。”其思鄉情切，頗為感人，近似唐人風調。他在《贈答楊顯民四方采詩》中寫道；“今人論學古人詩，事皆天者非人為。文章由來貴爾雅，但顧有法何妨奇。”他強調作詩不能一味模仿古人，死守陳法，很有道理。
揭傒斯（1274—1344）字曼碩，富州（今江西豐城）人，有詩集《秋宜集》。少時家境貧寒，隨其父讀書，十分刻苦。《元史·揭傒斯傳》載：“（傒斯）父來成，宋鄉貢進士。傒斯幼貧，讀書尤刻苦，晝夜不少懈，父子自為師友，由是貫通百氏，早有文名。”他的詩歌中反映民生疾苦之作比較多，樸實真切。其律詩和歌行以清婉流麗見長，如《夏五月武昌舟中觸目》：“兩髯背立鳴雙櫓，短蓑開合滄江雨。青山如龍入云去，白發何人并沙語。船頭放歌船尾和，篷上雨鳴篷下坐。推篷不省是何鄉，但見雙雙白鷗過。”他五言古詩含蓄高雅，質樸無華，別有寄托。如《秋雁》：“寒向江南暖，饑向江南飽。莫道江南惡，須道江南好。”此詩暗諷蒙古統治者既掠奪南人財富而又歧視南人的行徑，是元代詩歌中罕見的諷刺之作。
王冕（1287—1359）字元章，號竹齋生、煮石山農、放牛翁、會稽外史、梅花屋主等，諸暨人，有《竹齋詩集》傳世。他出身農家，自幼好學，白天放牛，每晚借佛殿長明燈夜讀，終成通儒。宋濂《王冕傳》記述了王冕求學的經歷：“（王冕）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瑯瑯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此后，王冕被會稽儒師韓性收為弟子，博通儒經。王冕淡泊名利，畢生未仕，晚年隱居于九里山。他多才多藝，又是元代著名畫家，一生愛好梅花，種梅、詠梅又工畫梅。其書法、篆刻自成風格，也是一代名家。他長期生活在社會底層，對元末的社會現實有真切的感受，他的詩多反映百姓疾苦，譴責豪門權貴，如《江南民》、《冀州道中》等，這類詩風格與杜甫相近。在當時，他以題畫詩聞名四方。他曾在一幅《墨梅圖》（現藏上海博物館）上題詩五首。最著名的是他的《墨梅圖》（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和題詩《墨梅》：“吾家洗硯池頭樹，朵朵花開淡墨痕。不要人夸顏色好，只留清氣滿乾坤。”詩人借梅自喻，表明了自己的人生態度和高尚情操。這類題畫詩或古體，或律體，豪邁孤傲，風格近似李白。如他的《白梅》詩：“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塵。忽然一夜清香發，散作乾坤萬里春。”詩人表明了自己獨善其身、鄙薄流俗的品格。王冕的詩在明清時期受到許多文人的重視，評價很高，影響頗大。
楊維楨(1296—1370)字廉夫，號鐵崖，一號鐵笛道人，紹興會稽(今屬浙江)人。楊維楨個性狂狷，是元末最具藝術個性的詩人。他強烈主張藝術創作個性化，追求超乎尋常的構思和奇特不凡的意象，力圖打破元代缺乏生氣的詩風，創造了元代詩壇上獨一無二的“鐵崖體”。他的詩論和創作都明顯地表現出排斥律詩而提倡古樂府的傾向，他潛心寫作古樂府并十分自許，他的學生以此宣揚他為“一代詩宗”。楊維楨所著詩文很多，有《東維子集》、《鐵崖古樂府》、《復古詩集》、《鐵崖文集》等。他的樂府詩最能體現“鐵崖體”的特色，如《鴻門會》、《五湖游》等。這些詩多半是詠史或擬古之作，融匯了漢魏樂府以及李白、杜甫、李賀等人的長處，以氣勢雄健的奇思幻想使人耳目一新。他的竹枝詞、宮詞和香奩詩也很著名，如《西湖竹枝歌九首》、《香奩八詠》等。“鐵崖體”以雄奇飛動、充滿生氣的特征與元代中期平穩雅正的詩風背道而馳，在當時特別引人注目，但這種風格受李白、李賀的影響很深，獨創性并不高。楊維楨有時一味求奇，不免有詭異晦澀的特點，也與李賀詩風一脈相承。楊維楨是元末詩壇領袖之一，在東南地區影響很大，追隨者很多。他的詩歌理論和創作，對明代詩歌有比較深遠的影響。
元代中后期還出現了許多擅長詩、詞、曲的少數民族作家，如維吾爾族人貫云石、回族人薩都剌、蒙古族人泰不華、突厥人迺賢、色目人余闕、回族人丁鶴年等人，還出現了回族散曲家阿里耀卿、阿里西瑛父子。他們的漢文詩歌在藝術上都相當成熟，取得了相當高的藝術成就。其中成就最高的是貫云石和薩都剌。
貫云石（1286—1324）是元代少數民族中涌現出的文學家、戲曲音樂家、詩人和書法家。原名小云石海涯，號酸齋，別號蘆花道人，維吾爾族人。其祖父為元朝名將阿里海涯，其外祖父是精通漢學的維吾爾族名儒廉希閔。廉希閔是元初三朝名臣布魯海牙之子。《元史·布魯海牙傳》載：“初布魯海牙拜廉使，命下之日，子希憲適生，喜曰：‘吾聞古以官為姓，天其以廉為吾宗之姓乎！'故子孫皆姓廉氏。后或奏廉氏仕進者多，宜稍汰去，世祖曰：‘布魯海牙功多，子孫亦朕所知，非汝當預。'……子希閔、希憲、希恕、希尹、希顏、希愿、希魯、希貢、希中、希括，孫五十三人，登顯仁者代有之。”廉希閔的弟弟廉希憲是元世祖忽必烈的親信大臣，自幼熟讀經書，深通儒家之道，被忽必烈譽為“廉孟子”。《元史·廉希憲傳》載：“世祖為皇弟，希憲年十九，得入侍，見其容止議論，恩寵殊絕。希憲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為對，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由是知名。”貫云石自幼就常隨母親廉氏住在廉家別墅“廉園”里修文習武，園內有兩萬多卷藏書，因此，他從小就受到了漢文化的深厚熏陶。
貫云石初襲父職為兩淮萬戶府達魯花赤，27歲任翰林侍讀學士，是歷史上第一個維吾爾族翰林學士。他出身武官家庭，自幼武藝超群，后棄武學文，酷愛漢族文化，學習勤奮，多才多藝，在詩文、散曲方面有很深造詣。他專心致力于學問，潛心研究我國古代典籍，著有《孝經直解》一書。1308年，他北上大都（今北京），從師于著名古文家姚燧。他十分傾慕大詩人李白的豪情逸志，淡泊功名利祿，更醉心于當一名江南隱士，于是稱疾辭官，浪跡于江浙一帶，與漢族士大夫交游，寫作了大量散曲，著稱于當時。今存小令79首，套數8篇。《元史·小云石海涯傳》載：“小云石海涯，家世見其祖《阿里海涯傳》。其父楚國忠惠公，名貫只哥，小云石海涯遂以貫為氏，復以酸齋自號。母廉氏，夜夢神人授以大星使吞之，已而有妊。及生，神彩秀異。年十二三，膂力絕人……稍長，折節讀書，目五行下。吐辭為文，不蹈襲故常，其旨皆出人意表。初，襲父官為兩淮萬戶府達魯花赤。鎮永州，御軍極嚴猛，行伍肅然。稍暇，輒投壺雅歌，意所暢適，不為形跡所拘。……北從姚燧學，燧見其古文峭厲有法及歌行古樂府慷慨激烈，大奇之。……偶過梁山泊，見漁父織蘆花為被，欲易之以䌷。漁父疑其為人，陽曰：“君欲吾被，當更賦詩。”遂援筆立成，竟持被去。人間喧傳蘆花被詩。其依隱玩世多類此。晚年為文日邃，詩亦沖淡。草隸等書，稍取古人之所長，變化自成一家，所至士大夫從之若云，得其片言尺牘，如獲拱璧。其視死生若晝夜，絕不入念慮，攸攸若欲遺世而獨立云。”從其經歷和詩歌作品來看，他已經是一個高度漢化的文人。
貫云石特殊的身世背景與生活經歷，使他的散曲風格豪放灑脫，風格獨特，既有北方豪士的爽朗英風，又兼江南文人的清新飄逸之氣。如《雙調·清江引》：“棄微名去來心快哉，一笑白云外。知音三五人，痛飲何妨礙？醉袍袖舞嫌天地窄。”曲子表現了他拋棄名利后自由自在的快樂心情。如《雙調·殿前歡》：“楚懷王，忠臣跳入淚羅江，《離騷》讀罷空惆悵，日月同光。傷心來笑一場。笑你個三閭強，為甚不身心放。滄浪污你？你污滄浪？”作者在對屈原的景仰和歷史的反思中，以冷峭荒誕的反詰、奇詭灑脫的諷笑表達了對丑惡現實的蔑視并予以徹底否定。如《中呂·紅繡鞋·無題》：“挨著靠著云窗同坐，偎著抱著月枕雙歌，聽著數著愁著怕著早四更過。四更過情未足，情未足夜如梭。天哪，更閏一更兒妨甚么！”這首曲把兩情繾綣表達得異常生動熱烈。如《雙調·蟾宮曲·無題》：“凌波晚步晴煙，太華云高，天外無天。翠羽搖風，寒珠泣露，總解留連。明月冷亭亭玉蓮，蕩輕香散滿湖船。人已如仙，花正堪憐，酒滿金樽，詩滿鸞箋。”此曲歌詠杭州西湖，在整飭的格律中仍流動著豪放飄逸之氣。如《南呂·金字經·無題》則顯得更柔美感傷：“蛾眉能自惜，別離淚似傾，休唱《陽關》第四聲。情，夜深愁寐醒，人孤另，蕭蕭月二更。”
貫云石也擅長寫詩填詞。他的詩清新自然，感情真摯，豪放灑脫，尤以歌行和古樂府為人稱道，有《采石歌》、《君山行》、《觀日行》等優秀詩篇，今存詩38首。他的詩或謳歌大好河山，或憑吊歷史人物，或抒寫思鄉之情，或表達摒棄榮華、追求淡泊的愿望。他任翰林侍讀學士時寫了一首七律《神州寄友》：“滄海茫茫敘遠音，何人不發故鄉吟。十年故舊三生夢，萬里乾坤一寸心。秋水夜看燈下劍，春風時鼓壁間琴，邇來自愧頭尤黑，贏得人呼小翰林。”在濃重的思鄉情中依然充滿英豪奇縱之氣，頗有點盛唐氣象。他早期的代表作《桃花巖》充滿了奇思遐想：“美人一別三千年，思美人兮在我前。桃花染雨入白兆，信知塵世逃神仙。空山亭亭伴朝暮，老樹悲啼發紅霧。為誰化作神仙區，十丈風煙隔淮浦。暖翠流香春自活，手捻殘霞皆細末。幾回云外落清嘯，美人天上騎丹鶴。神游八極棲此山，流水杳然心自閑。解劍狂歌一壺外，知有洞府無人間。酒酣仰天呼太白，眼空四海無纖物。明月滿山招斷魂，春風何處求顏色。”這首歌行體詩頗有李白的風格。
1314年秋，貫云石南游途中經過梁山泊。貫云石喜愛那里一個漁翁用蘆花絮成的被子，漁翁要他用詩來交換。貫云石略加思索，吟出了一首七律：“采得蘆花不涴塵，綠莎聊復藉為茵。西風刮夢秋無際，夜月生香雪滿身。毛骨已隨天地老，聲名不讓古今貧。青綾莫為鴛鴦妒，欸乃聲中別有春。”這首《蘆花被詩》曾廣為流傳，他以詩換取蘆花被一事也被傳為文壇佳話，他則又自命別號“蘆花道人”。他途經當涂時寫下《采石歌》：“采石山頭日頹色，采石山下江流雪。行客不過水無跡，難以斷魂招太白。我亦不留白玉堂，京華酒淺湘云長。新亭風雨夜來夢，千載相思各斷腸。”詩人表達了他對李白的無限仰慕。
貫云石的祖父阿里海涯當年是忽必烈的南征大將，曾立下赫赫戰功，他對此很是自豪。他南游登上岳陽樓時寫下了著名詩篇《岳陽樓》：“西風吹我登斯樓，劍光影動乾坤浮。青山對客有余瘦，游子思君無限愁。昨夜漁歌動湖末，一分天地十分秋。”岳陽樓是其祖父阿里海涯當年建功的戰場，他在颯颯西風中重登此樓不禁心潮起伏，無限追念。他化用杜甫詩句，通過有和無的對比、一與十的對舉，表達了豪邁壯闊的胸襟與情思。他的詩歌往往于儒雅中時時溢出豪放與灑脫。如《蒲劍》詩：“三尺青青古太阿，舞風斫碎一川波。長橋有影蛟龍懼，流水無聲日夜磨。兩岸帶煙生殺氣，五更彈雨和漁歌。秋來只恐西風惡，銷盡鋒棱恨轉多。”菖蒲本是一種有細長型葉子的植物，作者看到的菖蒲卻化作寒氣襲人的三尺青鋒，眼前景變成殺氣騰騰的戰場；而“銷盡鋒棱恨轉多”一句抒寫了作者胸中的抑郁不平之氣。
貫云石儒、佛、道兼修，早已參透生死。他隱姓埋名，易服藏跡，定居在錢塘（今杭州）正陽門外，靠賣回藥為生，與友人或參禪論道，或吟詩弄曲。明代文學家李開先的《詞謔》記載了貫云石的一則軼事：“一日，郡中數衣冠士游虎跑泉，飲間賦詩，以‘泉'字為韻。中一人，但哦‘泉、泉、泉……'，久不能就。忽一叟曳杖而至，問其故，應聲曰：‘泉、泉、泉，亂迸珍珠個個圓。玉斧斫開頑石髓，金鉤搭出老龍涎。'眾驚問曰：‘公非貫酸齋乎？'曰：‘然、然、然。'遂邀同飲，盡醉而去。”1324年，他剛三十九歲便病逝于杭州，臨終前口占一首《辭世詩》：“洞花幽草結良緣，被我瞞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秋月一般圓。”詩中沒有絲毫悲涼之氣，他置生死于度外的超脫與自信、達觀與幽默卻長留人間。
貫云石的詞今存2首，其一是《水龍吟·詠揚州明月樓》：“晚來碧海風沈，滿樓明月留人信。璚花香外，玉笙初響，修眉如妒。十二闌干，等閑隔斷，人間風雨。望畫橋檐影，紫芝塵暖，又喚起，登臨趣。回首西山南浦。問云物，為誰掀舞？關河如此，不須騎鶴，盡堪來去。月落潮平，小衾夢轉，已非吾土。且從容對酒，龍香涴繭，寫平山賦。”這首詞描繪了明月樓巍峨秀美的景象，表達了詞人超然物外的所思所感，頗為后世文人所稱道。
由于家學影響，貫云石的孫女也能寫詩填詞。《元史·小云石海涯傳》載：“孫女一人，有學識，能詞章”。可惜，史書上未留下這位女詩人的名字和作品。
薩都剌(1300？—1355？)字天錫，號直齋，元代回族（蒙古族？）詩人。他出生于代州(今山西代縣)，因代州古稱雁門，遂為雁門人，其詩集名為《雁門集》，存詩700余首,詞15首。薩都剌以寫宮詞、樂府詩著名，如《芙蓉曲》，這些作品受晚唐李商隱、溫庭筠詩風的影響頗深。薩都剌一生遍歷南北各地，他的記游寫景詩較多，詩風雄厚、沉郁、清麗兼備，如《上京即事》：“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卷地朔風沙似雪，家家行帳下氈簾。”薩都剌也善于寫詞，《滿江紅·金陵懷古》和《百字令（念奴嬌）·登石頭城》兩首詞被廣為傳誦。如《滿江紅·金陵懷古》：“六代繁華春去也，更無消息。空悵望山川形勝，已非疇昔。王謝堂前雙燕子，烏衣巷口曾相識。聽夜深寂寞打孤城，春潮急。思往事，愁如織。懷故國，空陳跡。但荒煙衰草，亂鴉斜日。玉樹歌殘秋露冷，胭脂井壞寒蛩泣。到如今只有蔣山青，秦淮碧。”詞人面對古今興替、人事變遷，不禁懷古傷今，感慨萬端。如《百字令（念奴嬌）·登石頭城》：“石頭城上，望天低吳楚，眼空無物。指點六朝形勝地，惟有青山如壁。蔽月旌旗，連云檣櫓，白骨紛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寂寞避暑離宮，東風輦路，芳草年年發。落日無人松徑里，鬼火高低明滅。歌舞尊前，繁華鏡里，暗換青青發。傷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作者登高覽景，吊古傷今，情調蒼涼，筆力凝重，人生無限感慨寄寓其中。這兩首詞流傳很廣，至今仍傳誦不絕。
泰不華(1304—1352年)，一作達普化，字兼善，元文宗賜名泰不華，蒙古族。世居東北白野山，其父塔不臺因任職臺州錄事判官遂居臨海。因父早亡而家道中落，被當時名儒周仁榮收養。延祐八年(1321年)參加江浙鄉試獲第一名，次年京試高中狀元，年僅18歲。泰不華有詩集《顧北集》，今存詩25首。其詩多酬答唱和，如七律《贈堅上人重往江西謁虞閣老》。《元史·泰不華傳》“泰不華，字兼善，伯牙吾臺氏。初名達普化，文宗賜以今名，世居白野山。……家貧，好讀書，能記問。集賢待制周仁榮養而教之。年十七，江浙鄉試第一。明年，對策大廷，賜進士及第，授集賢修撰，轉秘書監著作郎……至正元年，除紹興路總管。革吏弊，除沒官牛租，令民自實田以均賦役。行鄉飲酒禮，教民興讓，越俗大化。”除詩歌創作外，其書法作品也冠絕一時，被歷代鑒賞家視作珍品。
迺賢（1309—？）字易之，號河朔外史，突厥合魯（葛邏祿）部人。其家族內遷后先定居南陽（今屬河南），后又遷居四明（今浙江寧波）。迺賢出身世家，其兄塔海仲良考中進士后名重一時，迺賢則淡泊名利，退居四明山水之間，與名士詩文唱酬。他曾游歷大江南北，并旅居大都五年，期間廣結名流，每有感觸便作詩述懷。他以親歷親聞寫下《新鄉媼》、《潁上老翁歌》等長詩，真實反映了百姓的悲慘遭遇。其《金臺集》存詩222首。因長于詩詞，迺賢曾并譽為“江南三絕”之一。
阿里西瑛，生卒年不詳。字西瑛，省稱里西瑛。他是元代回族散曲家阿里耀卿之子，因其身材魁偉，故有“長西瑛”之稱。以散曲聞名，自稱居室為“懶云窩”，并作一首《殿前歡》自娛，當時著名散曲家貫云石、喬吉等紛紛以詠“懶云窩”相唱和。“懶云窩”后為松江名勝之一。阿里西瑛的散曲，現僅存五首小令，多表現郁郁不得志的苦悶心情。
丁鶴年（1335－1424），字永庚，號友鶴山人。其先世為西域回族巨商，并在朝中任職。元末，因其父職馬祿丁為官武昌，遂為武昌人。他出身官宦家庭，自幼聰穎，勤奮好學，曾由其姐月娥口授經史。《明史·列女列傳一·月娥列傳》載：“月娥，西域人，元武昌尹職馬祿丁女也。少聰慧，聽諸兄誦說經史，輒通大義。……娥弟丁鶴年，幼通經史，皆娥口授也。”此后，丁鶴年入南湖書院繼續學習儒家經典，曾師事名儒周懷孝，17歲即精通《詩》、《書》、《禮》而有盛名。他博學廣聞，精通詩律，其詩取材廣泛，以關心民生疾苦為主要內容，有《丁鶴年集》傳世，收錄346首詩。元亡后，他始終忠于元朝，以“遺民”終老一生。他多才多藝，除文學外，還通曉中醫學和數學，對繪畫、書法及古代詩論也頗有研究。丁鶴年是薩都剌之后又一位杰出的回回詩人，其詩曾廣泛流傳，是元末明初較有影響的詩人。
在眾多正統文人的維護下，元代傳統詩歌雖然沒有失去其正宗地位，但與散曲相比，藝術成就與影響卻遜色許多。其一是由于元代初期科舉制度長期沒有得到恢復，而恢復之后卻又在考試內容中廢棄了詩賦，因而吟詩填詞僅僅成為文人抒寫個人情感的工具之一。其二是民族歧視政策的實行和元初廢除科舉，更使得傳統文人失去用武之地，文人地位也急劇下降，悠哉游哉的吟風弄月也被饑寒交迫的養家糊口所代替。其三是隨著城市商業經濟的繁榮和市民文化的興起，雜劇和散曲逐漸成為雅俗共賞的文學形式，而創作雜劇和散曲也就成為部分落魄文人賴以謀生的工具，更使傳統文人和詩詞創作雪上加霜。與兩宋相比，元代詞人不多，詞作更少，詞的創作幾乎被散曲所取代，就是一個證明。由于元代傳統詩歌和新興元曲的差異，有些學者在研究元代文學時十分強調所謂“雅文學”與“俗文學”的區別，若單從藝術形式的角度而言，這當然是很有道理的。但是，這兩者之間并不完全是截然對立的。元代的“雅文學”與“俗文學”都與社會變化和市民文化密切相關，從元曲來看，“俗文學”的興盛與發展離不開文人士大夫的參與；從元詩來看，“雅文學”的發展也深受時代風氣和市民觀念的影響。散曲逐漸“雅化”就顯示了二者逐步合流的傾向，趙孟頫、貫云石等人既善于作詩填詞，也擅長寫作散曲，也證明了這一點。與詩詞創作大有聯系的雜劇、散曲的盛行，特別是散曲這種新的詩歌形式的出現和興盛，打破了在古代詩歌里長期居統治地位的“溫柔敦厚”的“詩教”束縛，進一步促進了詩歌的普及。馬致遠的《秋思》就是千古傳誦的名篇。
元代傳統詩歌地位的下降，與程朱理學成為元代官方的意識形態并主導教育制度和教育內容有相當大的關系。元世祖時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定為國子學必學教材，元仁宗時將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等欽定為科舉考試的必考內容和標準答案，把詩賦考試完全排除在外。因而，元代的詩歌教育受到嚴重削弱。由于《詩經》作為儒學經典，仍然是學子學習的教材和科舉考試的內容，儒家正統的“詩教”也因此得到延續。這一點，對元代的詩歌教育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詩歌成為道德教育的傳聲筒。但另一方面，元代少數民族詩人群體的出現，卻正是得益于元代的教育。由于對漢人的普遍鄙視和不信任，元代蒙古統治者為了培養本民族的子弟和被自己信任的人才，進一步鞏固和加強統治力量，專門為蒙古人和回回人建立了國子學。這個措施，極大地促進了少數民族崇尚儒學的風氣。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才涌現出眾多的少數民族詩人。
由于受程朱理學影響，元代科舉非常重視經文、策論，并將“四書”作為考試和學習的主要內容。《元史·選舉志一》載：“元初，太宗始得中原，輒用耶律楚材言，以科舉選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鶚獻計，許衡立法，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間，始斟酌舊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為本，試藝以經術為先，士褒然舉首應上所求者，皆彬彬輩出矣。”除元太宗時采納耶律楚材的建議，曾以詩賦選士外，其后的科舉考試很不重視詩賦。《元史·選舉志一》載：“太宗始取中原，中書令耶律楚材請用儒術選士，從之。九年秋八月，下詔命斷事官術忽䴙與山西東路課稅所長官劉中，歷諸路考試。以論及經義、詞賦分為三科，作三日程，專治一科，能兼者聽，但以不失文義為中選。其中選者，復其賦役，令與各處長官同署公事，得東平楊奐等凡若干人，皆一時名士，而當世或以為非便，事復中止。”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許衡亦議學校科舉之法，罷詩賦，重經學，定為新制。事雖未及行，而選舉之制已立。”“至仁宗皇慶二年十月，中書省臣奏：‘科舉事，世祖、裕宗累嘗命行，成宗、武宗尋亦有旨，今不以聞，恐或有沮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經學實修己治人之道，詞賦乃摛章繪句之學，自隋、唐以來，取人專尚詞賦，故士習浮華。今臣等所擬將律賦省題詩小義皆不用，專立德行明經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帝然之。十一月，乃下詔曰：‘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徵用儒雅，崇學校為育材之地，議科舉為取士之方，規模宏遠矣。朕以眇躬，獲承丕祚，繼志述事，祖訓是式。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術為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絳，《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硃氏章句集注。其義理精明，文辭典雅者為中選。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并用硃氏章句集注，復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硃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硃氏為主，已上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不矜浮藻，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從上述記載來看，元朝統治者重視的僅僅是儒學的治國之術，對于詩賦文學并不重視。元朝歷代皇帝似乎無人能作詩填詞。
元代教育制度和教育體系與宋代基本類似，在京師設立國子學和國子監，在地方建立各級學校。《元史·選舉志一》載：“元太宗六年癸巳，以馮志常為國子學總教，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入學。世祖至元七年，命侍臣子弟十有一人入學，以長者四人從許衡，童子七人從王恂。至二十四年，立國子學，而定其制。設博士，通掌學事，分教三齋生員，講授經旨，是正音訓，上嚴教導之術，下考肄習之業。復設助教，同掌學事，而專守一齋；正、錄，申明規矩，督習課業。凡讀書必先《孝經》、《小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次及《詩》、《書》、《禮記》、《周禮》、《春秋》、《易》。博士、助教親授句讀、音訓，正、錄、伴讀以次傳習之。講說則依所讀之序，正、錄、伴讀亦以次而傳習之。次日，抽簽，令諸生復說其功課。對屬、詩章、經解、史評，則博士出題，生員具稿，先呈助教，俟博士既定，始錄附課簿，以憑考校。”這段文字，基本說明了元代儒學教育的內容和方法。為了加強統治基礎，還專門為蒙古人和回回人建立了國子學。《元史·選舉志一》載：“世祖至元八年春正月，始下詔立京師蒙古國子學，教習諸生”。“至元六年秋七月，置諸路蒙古字學。”“（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八月，始置回回國子學。至仁宗延祐元年四月，復置回回國子監，設監官，以其文字便于關防取會數目，令依舊制，篤意領教。”由此可以看出，鞏固統治的現實需要迫使元代統治者不得不重視教育，并且根據實際需要來確定教育內容和教育對象。
元代統治者加強了對教育的控制，在地方行政區域路、府、州、縣建立了各級學校，還專門在江南各路、府、州、縣的學校內皆設立“小學”，在部分地區設立書院，分別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任命學官。還規定五十家為一社，每社設一所學校，稱社學。學官有教授、學正、山長、學錄、教諭等職，負責教育生員。《元史·選舉志一》載：“太宗始定中原，即議建學，設科取士。世祖中統二年，始命置諸路學校官，凡諸生進修者，嚴加訓誨，務使成材，以備選用。至元十九年夏四月，命云南諸路皆建學以祀先圣。二十三年二月，帝御德興府行宮，詔江南學校舊有學田，復給之以養士。二十八年，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師，或自受家學于父兄者，亦從其便。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贍學者，并立為書院。凡師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禮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學錄、教諭，路州縣及書院置之。路設教授、學正、學錄各一員，散府上中州設教授一員，下州設學正一員，縣設教諭一員，書院設山長一員。中原州縣學正、山長、學錄、教諭，并受禮部付身。各省所屬州縣學正、山長、學錄、教諭，并受行省及宣慰司劄付。……教授之上，各省設提舉二員，正提舉從五品，副提舉從七品，提舉凡學校之事。”元代將書院的“山長”由原先的民間推選改為政府任命，強化了對教育的控制。
元代的學校教育已經有了比較詳細的規程，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元初程端禮所制定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又名《讀書日程》）。程端禮（1271—1345）字敬叔、敬禮，號畏齋，慶元(今浙江鄞縣)人。他15歲時能記誦《六經》，治朱子之學。歷任建平、建德縣教諭，臺州路、衢州路教授等，生徒甚眾。著有《讀書日程》、《春秋本義》、《畏齋集》等。《讀書日程》其實是程端禮按照科舉考試的要求而制定的教學計劃，他將“四書五經”作為學童八歲之后、十五歲之前的主要學習教材。程端禮規定了學習“五經”的具體方法，如：“治《詩》。鈔法：先手鈔《詩》全篇正文讀之，別用紙鈔詩正文一章，音義協音并依朱子，次低正文一字鈔所主朱子傳，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所兼用古注疏，次低正文二字附節鈔陸氏音義，次低正文二字節鈔朱子語錄文集之及此章者，次低正文三字節鈔輔氏童子問、及魯齋王氏詩疑辯，及諸說精確而有裨朱子傳者。每段正文既鈔諸說，仍空余紙，使可續鈔。其詩小序及朱子所辯，附鈔每篇之末。其讀詩綱領及先儒諸圖，鈔于首卷。讀法：其朱子傳及所節古注疏，并依讀四書例，填讀經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余止熟看參考。須令先讀朱子傳畢，然后讀古注疏。其古注疏及朱子傳訓詁指義同異，以玩索精熟為度，異者以異色筆批抹，每篇作一冊。”他特別強調了抄讀和誦讀的方法，要求以朱熹的注釋為核心博覽各家注疏。他還主張：“小學不得令日日作詩作對，虛費日力。今世俗之教，十五歲前不能讀記九經正文，皆是此弊”。他為了強化經學教育，就削減了詩歌教育。這個《讀書日程》本來是程端禮為私塾教育制定的一套教學程序和計劃，當時曾被元代國子監頒行各地各級學校，由此可見當時官辦學校中詩歌教育的不利處境。《讀書日程》對元、明、清三代的私學、官學、書院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有一定的地位，迄今仍有借鑒意義。
受宋代影響，在元代的蒙學中，《千字文》、《百家姓》、《十七史蒙求》、《神童詩》、《訓蒙詩》、《小學詩禮》、《三字經》、《名物蒙求》、《千家詩》等仍是主要教材，而《神童詩》、《千家詩》仍然是主要的詩歌讀本。屬對、讀詩仍是最基本的學習內容，而這兩者正是作詩填詞的基礎。由于理學成為官學，“四書五經”不僅成為官學的主要教材，也滲透入蒙學教育中，儒家的“詩教”傳統得以進一步繼承和發展。
元代民間歌謠流傳下來的并不多，目前發現的僅有二十余首。從這些數量有限的歌謠中，依然可以發現元代民間詩歌教育的一些情況。由于元代尖銳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背景，這些歌謠往往是百姓憤怒的呼號，具有強烈的政治性和戰斗性，同時也是百姓自我教育的生動教材。一部分歌謠深刻揭露了元代社會的黑暗。如“奉使來時驚天動地，奉使去時烏天黑地。官吏都歡天喜地，百姓卻啼天哭地。”（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十九“攔罵上書”條）這首歌謠通過強烈的對比揭露了元代貪官污吏橫行帶給百姓的苦難。如“解賊一金并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葉子奇《草木子》卷四）這首歌謠直接揭穿了統治階級的真面目。《元史·五行志》中也有類似的記載：“（至正）十六年六月，彰德路葦葉順次倚疊而生，自編成若旗幟，上尖葉聚粘如槍，民謠云：‘葦生成旗，民皆流離；葦生成槍，殺伐遭殃。'”在殘酷的壓迫和剝削下，百姓走投無路，不得不起來造反。一些歌謠就反映了百姓反抗的決心。如《樹旗謠》：“山高皇帝遠，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黃溥《閑中今古錄》）《元史·五行志》載：“至元五年八月，京師童謠云：‘白雁望南飛，馬札望北跳。'至正五年，淮、楚間童謠云：‘富漢莫起樓，窮漢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吳家國。'十年，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十五年，京師童謠云：‘一陣黃風一陣沙，千里萬里無人家，回頭雪消不堪看，三眼和尚弄瞎馬。'”陶宗儀記錄的《松江民謠》則進一步熱情贊揚了起義軍：“滿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無一人，紅軍府上坐。”（《南村輟耕錄》卷九“松江官號”條）歌謠中洋溢著民眾的歡笑。由此可見，民間歌謠既是民眾自我教育的生動形式，也是民眾進行斗爭的有力武器。
元代末年出現了一部唐詩選集《唐音》。元代詩人普遍推崇唐詩，這部選集應當是元代詩風的一種體現。它的出現，為元末詩人學習唐詩提供了范本。《唐音》共十四卷，由元末楊士宏積十年之力于至正四年（1345年）編成，著名詩人虞集為之作序。全書包括《始音》一卷、《正音》六卷、《遺響》七卷。其《始音》只收錄王、楊、盧、駱四家；《正音》則分初盛唐為一類，中唐為一類，晚唐為一類；《遺響》則收錄其余諸家詩人，附錄僧人詩、女子詩。其書前凡例說明，因李白、杜甫、韓愈三家多有全集傳世，故均未入選。這部選集在唐詩編選體例上具有開創性，將唐詩分為初盛唐、中唐、晚唐三期，把六韻以上的律詩定名為排律，都是楊士弘的開創性貢獻。這部選集對唐詩的編選和傳播有較大的影響，明代高棅編《唐詩品匯》即大受此書啟發。
第二節 明代的詩歌教育
在元朝末年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中，朱元璋一枝獨秀，于1368年稱帝，建立了明朝，逐步實現了全國統一。明朝初期，統治者注意吸取歷史教訓，采取休養生息政策，農業、手工業、商業都得到了逐步恢復和進一步發展。明代文化教育事業超過了之前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明成祖朱棣召集天下文士三千人編纂了巨型類書《永樂大典》，凡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為我國文化史上一件盛事。到明代中葉，社會經濟出現了相當繁榮的局面。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非常迅速，資本主義萌芽在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已經出現。明代科學技術在16世紀依然保持世界領先地位。明代后期政治極度腐敗，皇帝昏庸，奸臣當道，太監專權，貪官污吏橫行，苛捐雜稅多如牛毛，終于激起了明末大規模的農民起義。1644年，李自成領導農民起義軍進入北京，崇禎自縊，明朝滅亡。
明代初年，朱元璋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進行了諸多改革，建立了集軍政大權于皇帝一身的高度集權的專制主義政權，實行嚴酷的獨裁統治。同時，在文化思想上進行嚴格控制，大力提倡程朱理學，大興文字獄，對文人采取了籠絡和高壓的手段，進行奴化教育，進一步加強了思想和文化上的專制統治。朱元璋在開創帝業的過程中曾大力吸納儒士，招攬人才；但立國后對文人卻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高壓政策，以嚴刑峻法制裁拒絕合作的文人，規定“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罪該抄殺”。明初著名詩人高啟就因辭官被朱元璋認為他不肯合作而斬殺。燕王朱棣奪位稱帝后，有過之而無不及，殘殺方孝孺“十族”873人，入獄及充軍流放者數千人。在專制淫威之下，當時文人為免于慘禍，只能謹小慎微充當專制主義的奴才。明代前期以粉飾現實、歌功頌德為基本內容的“臺閣體”詩歌的出現，就是這種高壓政策的結果。
明初統治者在立國的過程中充分認識到教育和人才對于國家的重要作用，確定了“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的文教方針。開國之初就大力發展學校教育，在都城建立了最高學府“國子學”（后改稱“國子監”），并發布興學令，要求全國各地普遍設立學校。《明史·選舉志一》載：“洪武二年，太祖初建國學，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上下之間，波頹風靡，學校雖設，名存實亡。兵變以來，人習戰爭，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惟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校，延師儒，授生徒，講論圣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于是大建學校，府設教授，州設學正，縣設教諭，各一。俱設訓導，府四，州三，縣二。生員之數，府學四十人，州、縣以次減十。”明代從京師到郡縣直至鄉村，建立了遍布全國的學校教育體系，教育普及程度為唐、宋所不及，學校教育規模更遠超元代。《明史·選舉志一》載：“郡縣之學，與太學相維，創立自唐始。宋置諸路州學官，元頗因之，其法皆未具。迄明，天下府、州、縣、衛所，皆建儒學，教官四千二百余員，弟子無算，教養之法備矣。”為了維護專制統治，加強思想控制，明代在學校教育中極力推崇程朱理學，采取種種措施排斥有礙于專制統治的思想學說，把《五經大全》、《四書大全》和《性理大全》欽定為學校的教科書，“四書五經”成為學校教學的主要教材。即使是朱熹所推崇的《孟子》一書，也因其中有不符合專制主義要求的言論而被大加刪節，孟子的地位也被貶低。明中葉以后，科舉腐敗，官學衰落，一些從事學術研究的士大夫就紛紛創建書院，雖曾被禁毀，但還是日益昌盛。
明朝的統治者除了在思想上鉗制士人外，更加重視科舉制度，用科舉考試來誘導或迫使知識分子就范。明朝在對前代科考制度有所增損的基礎上形成了一整套極為完備的制度，對當時的政治、經濟、教育制度和學風等產生了極大影響。從明朝初年起，就規定“四書五經”是各級學校的必學內容，實行以八股文取士的制度，專從“四書五經”中命題，久而久之，學校的教學目標與教學內容都與科舉產生了直接聯系，學校逐漸變成了科舉應試的預備場，學校教育的直接目的就是為了科舉考試。到明憲宗成化年間，八股文已經程式化，“八股取士”的制度進一步完善并定型。因此，科舉制度也越來越僵化，走向了形式化的泥淖。因此，詩歌教育與科舉的距離被進一步拉大，詩歌更多地成為文人吟風弄月或抒寫情志的手段，但傳統“詩教”的作用仍得到人們重視，《詩經》始終是儒生學習的主要內容之一。明代東林黨人高世泰題無錫東林書院麗澤堂的楹聯“身教莫如禮，言教莫如詩”就說明了這一點。
明朝中期以后，隨著工商業的進一步繁榮，蘇州、杭州等地成為繁華的商業都市，市民階層進一步壯大，影響力逐步擴大。明代中葉，印刷行業特別發達，為文化和思想的傳播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嘉靖和萬歷兩朝是明代刻書印刷的極盛時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芽的出現，市民勢力的成長，迫使明朝統治者對思想和文化的控制也逐漸放松。商業經濟對傳統道德的沖擊，更進一步促進人的個性因素得到初步的張揚和重視。著名的思想家王守仁繼承并發展了陸象山的心學，完成了主觀唯心主義的哲學體系。王守仁反對理學束縛人性的教條，對動搖長期以來程朱理學的教條統治有一定作用，對當時和以后的思想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并對文學的復興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以王艮為代表的王學左派，發展了王守仁哲學中反道學的積極因素，富有叛逆精神。這與當時文學家反對程朱理學、抨擊宋代文化的主張是一致的。王學左派的后期代表人物、杰出的啟蒙思想家李贄猛烈地攻擊封建禮教，大膽地攻擊儒學，進一步肯定了文學的價值。李贄的“童心說”對“公安派”詩歌有極大影響。
由于工商業的繁榮和市民勢力的壯大，滿足市民階層娛樂需要的通俗文學極為興盛。從整體上看，在明代文學中，傳統詩文的地位進一步衰落。明代詩壇雖然人數眾多，流派紛呈，風格各異，作品豐富，但優秀的詩人并不多，優秀的詩篇也不多。清代朱彝尊編選的明代詩歌總集《明詩綜》有100卷，錄存明代詩人3400余人的作品。劉基、高啟是明初的著名詩人，高啟、楊基、張羽、徐賁四位詩人號稱“明初四杰”。而明代前期詩歌方面最有影響的卻是以粉飾現實、歌功頌德為能事的“臺閣體”和以李東陽為代表的“茶陵詩派”。著名政治家于謙的詩歌直抒胸臆，自然天成，令人耳目一新。明代中期，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掀起了一場文學“復古”運動，給明初以來的道統文學觀和虛偽空洞的“臺閣體”以沉重的打擊，在當時有很大影響。但是，他們盲目尊古，一味擬古，又對文學發展產生了不良后果。以李攀龍、王世貞為首的“后七子”繼續在文學上鼓吹復古主張，對于維護文學的獨立地位、強調文學的藝術特征起了極大的作用，但他們更強調效法古人，在擬古的道路上走得更遠，對于文學的創新和發展又造成了嚴重的束縛。徐渭的詩歌獨樹一幟，開晚明詩歌風氣之先聲，顯示了文學創新的實績。明代后期詩歌中影響最大的是以袁宏道為代表的“公安派”，主張“獨抒性靈”，對明代后期和清代的詩歌創作影響深遠。明末詩人陳子龍、夏完淳等在血與火的戰斗中寫下了慷慨激昂、光輝燦爛的愛國主義詩篇，成為明代詩歌光彩的尾聲。
從總體上看，詞至明代已經衰微。明代詞人雖然較多，但優秀作品很少。清代王昶編選的明詞總集《明詞綜》12卷，選錄明代詞人380家。明初詞壇，劉基、楊基、高啟等人由元入明，作詞各具特色，尚存兩宋遺風。明代中葉以后，隨著工商業的興盛和財富的積聚，享樂之風盛行，加上發達的印刷業為文學作品的傳播提供了便利，《花間集》、《草堂詩余》等詞集又恰恰迎合了明人崇艷尚情、追求婉媚的審美心理而獨盛一時，成為文士填詞的范本。整個詞壇被綺麗婉約、香艷淫靡的風氣所籠罩，詞風日下，日趨凋敝。楊慎、王世貞、湯顯祖等人作詞雖多，成就并不高。明代末期，陳子龍、夏完淳、屈大均、王夫之等人的出現，為明末詞壇抹上一層亮色，為清代詞的復興開風氣之先。
與正統的詩文相比，戲曲和小說的形式更自由活潑，更易于反映豐富復雜的社會生活，其語言的通俗淺近更易為廣大群眾所接受，而印刷業的空前發達又為通俗文學的廣泛流傳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因此，明代的戲曲和小說在已往的基礎上取得了更輝煌的成就。著名文學家徐渭的《四聲猿》代表了明代雜劇創作的最高成就。偉大的戲劇家湯顯祖深受王學左派的影響，其代表作《牡丹亭》是我國戲曲史上最優秀的浪漫主義劇作。除元末明初的《三國演義》、《水滸傳》外，《西游記》、《金瓶梅》足以代表明代小說創作的成就。明代散曲總體上處于盛而不衰的狀態，散曲作家作品眾多，數量都超過元代，但成就遠不如元代。僅任納《散曲概論》統計的明代散曲作家就有三百多人。與曲調清新自然、語言淺俗活潑的元代散曲相比，明代散曲有脫離民間本色而文人化的趨向。從地域分布和風格特征來看，明代散曲大致上可以分為南北兩派，北派大多豪爽雄邁、質樸粗率，南派則清麗俊逸、細膩婉約。明代早期的重要散曲作家是宗室貴族朱有燉，他的曲作以音律諧美著稱，至明末清初尚在流傳。弘治、正德年間，散曲創作逐漸興起，康海、王九思、王磐、陳鐸等都是當時的名家。王磐的《朝天子·詠喇叭》是為人稱頌的名作。明代后期，散曲創作進一步繁榮，楊慎、金鑾、馮惟敏、梁辰魚、施紹莘等都是當時有顯著影響的作家。明代散曲作家大多數善詩能文，詩文追摹漢魏盛唐，力求高華典雅，散曲則在沿襲元人嘯傲煙霞、嘲弄風月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更多地抒寫怡然自得的閑適情緒，或表現聲色自娛的生活情趣，格調日趨卑下。
明代民歌十分繁榮，尤其是明代中葉以后，民間曲調廣為流傳。民間小曲如《鎖南枝》、《傍妝臺》、《山坡羊》、《掛枝兒》、《打棗竿》、《劈破玉》等尤其流行。而發達的印刷業更有利于民歌的流傳和保存，成化年間金臺魯氏刊行的《新編四季五更駐云飛》、《新編題西廂記詠十二月賽駐云飛》、《新編太平時賽賽駐云飛》、《新編寡婦烈女詩曲》是現存明代最早的民歌集。晚明時期，著名通俗文學家馮夢龍編選的民歌專集《童癡一弄·掛枝兒》和《童癡二弄·山歌》很有特色，顯示了明代民歌的主要成就。現存明代民歌總數有1000余首，多數作品以男女情愛為主題，具有濃郁的民間生活氣息。如“不寫情詞不寫詩，一方素帕寄心知。心知接了顛倒看，橫也絲來豎也絲，這般心事有誰知？”（《山歌》卷十）而直接反映封建壓迫剝削、歌頌農民起義的歌謠保存下來很少。如李開先《一笑散》中有這樣一首民歌：“奪泥燕口，削鐵針頭，刮金佛面細搜求，無中覓有。鵪鶉膆里尋豌豆，鷺鷥腿下劈精肉，蚊子腹內刳脂油，虧老先生下手!”運用比喻和夸張，深刻揭露了統治者貪婪的本質和狠毒的手段。在明末農民起義中，民間歌謠又成為民眾戰斗的號角，既宣傳了起義軍的政治主張，又鼓舞著廣大人民的斗爭。如《明季北略》中的民謠：“朝求升，暮求合，近來貧漢難求活，早早開門拜闖王，管叫大小都歡悅。”《明史·李自成列傳》載：“（李）巖復造謠詞曰：‘迎闖王，不納糧。'使兒童歌以相煽，從自成者日眾。”
明代民歌的盛行對當時的文學創作產生了廣泛而深入的影響。著名文人李夢陽、何景明、李贄、袁宏道、馮夢龍等都十分推崇民歌，并將民歌作為反對假道學、抒寫真性情的手段。李夢陽在文學方面最為推崇民間歌謠，力主“真詩乃在民間”（《詩集自序》）。他的詩歌創作受到民歌的較大影響。他曾改寫《童謠二首》，其《長歌行》等詩篇采用了民謠格調。據李開先的《詞謔》記載，曾有人向李夢陽請教如何作詩，李夢陽卻讓他以市井流行小調《瑣南枝》為榜樣。楊慎廣泛學習民歌的長處以豐富自己詩作，曾編纂了民謠專集《古今風謠》，收錄上古至明代嘉靖時期的民謠280余首；他的一些詩歌作品具有濃烈的民歌情調，如《送余學官歸羅江》全用綿州民歌，后綴四句送行語，構思新穎，別致清新。袁宏道也積極向民歌學習，他的《江南子》等詩篇具有鮮明的民歌風味。
在明代文化教育十分發達的背景下，雖然詩人輩出，作品眾多，但由于明代詩歌始終在復古與反復古的反復中前行，而一味尊古擬古的形式主義詩風又長期占據詩壇，因此，優秀的詩人和詩篇卻相對較少。只有少數杰出的詩人，如高啟、于謙、楊慎、徐渭等繼承“詩言志”的傳統，獨抒心志，善于創新，在詩歌創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高啟（1336—1374）字季迪，號青丘子，長洲（今江蘇蘇州）人。洪武七年被殺，年僅三十九歲。高啟是元末明初最著名的詩人之一。他的詩歌眾體兼長，風格多樣。其樂府詩如《養蠶詞》、《田家行》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階級剝削和人民疾苦，質樸真切，富有鄉土氣息。他的歌行和律詩最能表現他個性特色和藝術才華。如《青丘子歌》表現了他早年張揚疏狂的性格和高昂自傲的精神；《登金陵雨花臺望大江》描繪雄偉壯麗的江山，抒發了國家重新統一帶來的喜悅：“從今四海永為家，不用長江限南北”。他的律詩如《清明呈館中諸公》、《岳王墓》等內容主要是登臨、懷古、贈答之類，接近盛唐詩人的風格，藝術成就較高。高啟被譽為明代詩人之冠，對明代詩歌創作有很大影響。他的詩數量較多，僅自編《缶鳴集》就存詩937首。高啟能詞能文，其詞編為《扣舷集》；文章編為《鳧藻集》，均刊行于世。
于謙（1398—1457）字廷益，錢塘人。永樂十九年進士，為官清正，不畏強暴，深得民心，是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典范。在“土木之役”中，明英宗被俘，蒙古瓦刺部軍進逼北京；于謙堅決主戰，擁立景帝。英宗還朝復位后，于謙被誣以“大逆不道，迎立外藩”的罪名處死。于謙首先是一個政治家，是一位民族英雄，其次才是詩人，寫詩只是他政事之余抒寫情懷的方式。惟其如此，卻恰恰繼承了“詩言志”的傳統，發揚了《詩經》以來的現實主義精神。他的詩歌集中表現了他獻身國家的志向、憂國憂民的情懷。如他青年時代寫的詠物詩《石灰吟》：“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于謙在巡按各地途中寫下了許多反映社會現實的詩篇，如：《荒村》、《田舍翁》等，表達了他對苦難百姓的深切同情。他居官清廉樸素，不饋贈權要，不拉攏私交，曾作《入京》一詩以見志：“手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此詩遠近傳誦，成為一時佳話。在抗擊蒙古軍隊入侵的戰爭中，他寫下了一系列洋溢著愛國主義的詩篇，如《出塞》一詩表達了他“意氣平吞瓦剌家”的壯志。他還用民歌形式為戍邊將士寫了一首《從軍五更轉》，激勵他們保衛國家。于謙最為人傳誦的是他抒寫心志、保持高尚節操的詩篇，如《石灰吟》、《詠煤炭》、《北風吹》等。他的詩無論古體還是近體，無論五言還是七言，語言淺顯平易，明白流暢，在藝術上不事雕琢，直抒胸臆，剛勁清新，自然天成，獨樹一幟，與當時盛行的呆板凝滯、華貴典雅的“臺閣體”形成鮮明對照，成為明代前期詩壇成就最突出的詩人。于謙的人品和詩品俱稱一流，五百多年來，他始終是文人士子學習的榜樣。他的《石灰吟》、《入京》等詩篇曾入選中小學語文課本，閃耀著不朽的光芒。
楊慎（1488—1559）字用修，號升庵，新都(今屬四川)人。他出生于書香門第，祖、父均舉進士，其父楊廷和是明武宗朝首輔。楊慎幼年就隨母學習唐代絕句，少年時就以能詩善文著稱，曾受到文壇領袖李東陽的贊賞。《明史·楊慎列傳》載：“慎幼警敏，十一歲能詩。十二擬作《古戰場文》、《過秦論》，長老驚異。入京，賦《黃葉詩》，李東陽見而嗟賞，令受業門下。”正德六年(1511)，楊慎舉進士第一。明世宗時充經筵講官，以直言直諫著名。嘉靖三年（1524年），因“議大禮”被謫戍云南30余年，終于戍地。楊慎博學多才，廣泛涉獵經史、詩文、書畫、訓詁、文學、音韻、名物等方面，著述很多，有《升庵集》81卷，其中有詩29卷。他精熟詩詞、文賦、散曲、雜劇、彈詞，詞有《升庵長短句》3卷，散曲有《陶情樂府》4卷，彈詞有《二十一史彈詞》12卷等，另有《升庵詩話》14卷、《詞品》6卷等。《明史·楊慎列傳》載：“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為第一。詩文外，雜著至一百余種，并行于世。”楊慎詩存約2300首，內容極為廣泛。或描繪山河之美，或抒寫離愁別情，或關心民生疾苦，或歌頌歷史人物。因居滇30余年，思鄉懷歸之詩所占比重很大。他廣泛學習魏晉唐代詩歌，兼采民歌之長，形成了氣勢雄偉、清新細膩、濃麗含蓄的詩歌風格。他的詞和散曲，寫得清新綺麗、華美流暢。他的長篇彈唱敘史之作《二十一史彈詞》（又名《歷代史略十段錦詞話》）文詞暢達流利，廣為傳誦，其中最著名的是第三章《說秦漢》的開場詞《臨江仙》：“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發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這首詞因被移用于明清時期刊行的《三國演義》之首而廣為人知。
楊慎的夫人黃峨是文學史上著名的女才子。黃峨（1498—1569）字秀眉，遂寧人，工部尚書黃珂之女。她自幼隨母學習詩文，聰明好學，博覽群書，通經史，工詩文，少時就以詩詞、散曲名滿京城。她的詩詞、散曲以楊慎謫戍云南為界，前期作品風格清新活潑，語言曉暢明麗，感情真摯動人，如《閨中即事》、《庭榴》等；后期因夫妻長期分離，詩曲大多感事傷懷，凄涼哀怨。如散曲《黃鶯兒》：“積雨釀春寒，看繁花樹殘。泥途江眼登臨倦，云山幾盤流幾彎，天涯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征雁，飛不到滇南。”《羅江怨》：“空庭月影斜，東方亮也。金雞驚散枕邊蝶。長亭十里、陽關三疊，相思相見何年月。淚流襟上血，愁穿心上結，鴛鴦被冷雕鞍熱。”這些作品主要表達個人情感，情意真切，極其感人。1529年，黃峨寫下了一首懷念丈夫的七律《寄外》：“雁飛曾不度（一作“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煙君斷腸。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雞下夜郎？”全詩哀婉真切，風韻自然，是廣為傳誦的名篇。黃峨一生所寫的詩曲很多，但她不愿子侄輩看到自己的文字，隨寫隨毀，因而留傳下來的并不多。明隆慶以后所刊行的《楊狀元妻詩集》、《楊夫人樂府詞余》、《楊夫人曲》、《黃夫人樂府》、《榴閣偶存》等，保持了她幸存的部分作品，成為我國女性文學的珍貴遺產。黃峨是繼李清照、朱淑真之后又一位成就卓著的女詩人，她的詩曲在明清時期受到著名文學家的普遍贊譽。
徐渭(1521—1593)，字文長，號青藤，又號天池，漸江山陰(今紹興縣)人。他多才多藝，獨樹一幟，在書畫、詩文、戲曲等領域都有很深造詣，對明、清兩代的文學藝術產生了深遠影響。他少負才名，卻八次應試均未中舉。因個性孤傲倔強，一生經歷充滿坎坷。惡劣的社會環境和不幸的個人命運曾導致他精神崩潰，竟然先后九次自殺，后又在狂病發作時殺死繼妻而下獄七年，為好友營救出獄。其后他四處游歷，著書立說，寫詩作畫。晚年窮困交加，潦倒而死。徐渭在詩歌、散文、戲曲等方面是晚明文學的先驅。《明史·文苑列傳四·徐渭列傳》載：“渭天才超軼，詩文絕出倫輩。善草書，工寫花草竹石。嘗自言：‘吾書第一，詩次之，文次之，畫又次之。'”徐渭在詩歌創作上推崇韓愈、李賀，對元末詩人楊維楨評價很高并受其影響。他的詩歌既善取前人之長，又富于個人創新，風格險怪幽絕，氣勢奔放。如《龕山凱歌》其四：“短劍隨槍暮合圍，寒風吹血著人飛。朝來道上看歸騎，一片紅冰冷鐵衣。”他曾入胡宗憲幕府參與抗倭軍務，這首七絕即寫一場抗倭戰斗勝利后軍隊凱旋歸來的景象。他的許多抒發個人情懷的詩往往宣泄抑郁不平之氣，表現了對社會壓抑的反抗，如《少年》一詩。他的《題墨葡萄詩》可謂其人生的寫照：“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閑拋閑擲野藤中。”他的詩歌對明末“公安派”有很大影響，他曾被袁宏道尊為明代第一詩人。徐渭的雜劇《四聲猿》和他的詩歌、書畫一樣，充分表現了他狂放不羈、憤世嫉俗的叛逆精神。他作品中的浪漫主義精神對戲劇家湯顯祖有顯著影響。
俞大猷（1503－1580），字志輔，號虛江，泉州人，祖籍安徽鳳陽，明代著名軍事家、兵器發明家和武術家，抗倭名將和民族英雄，與戚繼光齊名，并稱“俞龍戚虎”。俞大猷出身于下級軍官家庭，少時家境貧困，勤奮讀書，15歲進文秀才，以才子聞名鄉閭；后拜求名師，學文習武，多才多藝，精通兵法，擅長劍（棍）術和騎射，跨馬飛矢，百發百中，其劍術被譽為天下第一；32歲參加全國武舉會試，榮獲第5名武進士；一生坎坷，身經百戰，戰功顯赫。他精通六經，博學宏文，著有《兵法發微》、《劍經》等軍事著作，與詩文雜著匯編為《正氣堂集》十六卷。他在戎馬倥傯期間，還寫下大量詩篇，他在詩中寫道：“欲寫心中無限事，不論工拙不論多”。其詩風格質樸豪壯，多明志和贈別之作，內容以愛國詠武為多，如《飲馬長城窟》、《試劍石》、《舟師》等。他在《詠牡丹詩》中表明了自己雖屢遭冤屈、但報國忠心不改的堅定立場：“閑花眼底千千種，此種人間擅最奇。國色天香人詠盡，丹心獨抱更誰知？”俞大猷晚年曾為廈門南普陀寺題寫了四首七絕，其一曰：“借問浮云云不語，為誰東去為誰西。人生蹤跡云相似，無補生民苦自迷。”其一腔憂國憂民之情依然濃烈。他的《舟師》據說是我國古代最早描寫海戰的詩篇：“倚劍東溟勢獨雄，扶桑今在指揮中。島頭云霧須臾凈，天外旌旗上下沖。隊火光搖河漢影，歌聲氣壓虬龍宮。夕陽影里歸蓬近。背水陣奇戰士功！”這首詩描繪了一場抗倭戰斗的景象，語言鏗鏘，氣勢雄壯，情景交融，聲色并茂，表達了詩人在勝利后的喜悅心情和歸功將士的豁達襟懷。俞大猷也善于作詞，如他的一首《滿江紅》：“蛇舞龍飛，寒光劍，試鋒何缺？演兵法，萬千橫縱，武威雄烈。動地驚天烽火起，橫刀躍馬狼煙滅。望旌旗，百戰志沖霄，蹄無歇。追窮寇，騰熱血。同戚虎，掀魔穴。整河山，閩浙粵蘇倭絕。赤縣長寧疆海靖，英雄神勇人中杰。鎮九邊，浩氣筑長城，誰能越！”這首詞風格豪放，表達了他捍衛祖國邊疆、保衛人民安寧的愛國情懷。
戚繼光（1528—1588）字元敬，號南塘，晚號孟諸，登州（山東蓬萊）人，祖籍河南衛輝，明代杰出軍事家，抗倭名將和民族英雄。他出身將門，自幼喜讀兵書，勤奮習武，立志保國衛民，曾考中武舉。他一生戰功卓著，而且在軍事理論上頗多建樹，有《紀效新書》、《練兵實紀》等軍事著作，為后世兵家所推崇。他文武雙全，能詩能文，有很高的文學修養；能隨口引經據典與文士一起飲酒賦詩，往來酬對，與當時的文壇領袖王世貞有很深的交情。在繁忙的軍務之中，他還寫下了較多詩文，有詩文集《橫槊稿》、《止止堂集》，存詩250余首。他年輕時在閱讀兵書時曾揮筆寫下一首詩《韜鈐深處》：“小筑慚高枕，憂時舊有盟；呼樽來揖客，揮塵坐談兵。云護牙簽滿，星含寶劍橫；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這首詩表達了他安邦定國的志向，其中“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是歷來傳誦的名句。他的另一首名篇是《馬上作》：“南北驅馳報主情，江花邊草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橫戈馬上行。”表現了他長期從軍保衛國家的壯志豪情。在東南沿海抗倭時，為了鼓舞士氣，他特地創作了一首軍歌《凱歌》：“萬人一心兮太（泰）山可撼，惟忠與義兮氣沖斗牛。主將親我兮勝如父母，干犯軍法兮身不自由。號令明兮賞罰信，赴水火兮敢遲留！上報天子兮下救黔首，殺盡倭奴兮覓個封侯。”配上軍樂后，他親自教授士兵高唱，激勵將士團結一心，報國立功。他在鎮守薊州時寫下一首《登盤山絕頂》：“霜角一聲草木衰，云頭對起石門開。朔風邊酒不曾醉，落葉歸鴉無數來，但使雕戈銷殺氣，何妨白發老邊才。勒名峰上吾誰與？故李將軍舞劍臺。”他在詩中慷慨高歌，抒發了抵御外侮的雄心壯志，歷來為人稱道。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號石公，萬歷二十年（1592年）進士。他雖為官清正，但生性酷愛自然山水而不喜做官，一生多在游山玩水、詩酒之會中度過。《明史·文苑列傳四·袁宏道列傳》載：“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人。與兄宗道、弟中道并有才名，時稱‘三袁'。……宏道年十六為諸生，即結社城南，為之長。閑為詩歌古文，有聲里中。舉萬歷二十年進士。歸家，下帷讀書，詩文主妙悟。……與士大夫談說詩文，以風雅自命。……先是，王、李之學盛行，袁氏兄弟獨心非之。宗道在館中，與同館黃輝力排其說。于唐好白樂天，于宋好蘇軾，名其齋曰白蘇。至宏道，益矯以清新輕俊，學者多舍王、李而從之，目為公安體。然戲謔嘲笑，間雜俚語，空疏者便之。”以袁宏道為首的“公安派”深受李贄和徐渭的影響，其詩歌理論的核心是“獨抒性靈”，強調性情之真，反對摹擬古人，主張詩歌創作應時而變，因人而異。袁宏道作詩往往沖口而出，淺易率真，寧可俚俗，不取陳套，如《靈隱路上》、《東阿道中晚望》等就體現了這種風格。袁宗道、袁中道的詩風與此相似。公安派的詩歌理論在當時掀起了一個聲勢較大的詩歌革新運動，對明末清初的詩人影響很大。
陳子龍（1608—1647）字臥子，號軼符，晚年又號大樽，松江華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禎十年（1637年）進士。曾與夏允彝等人結成“幾社”，與復社相呼應，為一時名士。清兵入關后，仕于南明弘光朝，因朝政腐敗而辭職回鄉。南京被攻破后，因從事抗清活動被捕，乘隙投水而死。有《陳忠裕公全集》30卷。《明史·陳子龍列傳》載：“生有異才，工舉子業，兼治詩賦古文，取法魏、晉，駢體尤精妙。”他注重經世致用之學，曾編《皇朝經世文編》500余卷；論詩則重視詩歌的社會作用，要求有感而發，不可無病呻吟。前期詩作多仿漢魏盛唐，或綺麗華艷，或質樸深沉；后期詩作感事傷時，沉郁頓挫，慷慨悲涼，充滿民族氣節。他擅長七律，絕句也較出色。《小車行》、《秋日雜感》10首是其代表作。其詞學《花間集》，或描寫離情別恨，或表現故國之思，清麗宛轉，真摯動人。
夏完淳（1631—1647）原名復，字存古，號小隱，松江華亭人。其父夏允彝、其師陳子龍都是明末正氣凜然的名士。他自幼受父親影響，矢志忠義，崇尚名節。他幼時聰穎過人，五歲知五經，七歲能詩文，九歲撰《代乳集》，十二歲拜陳子龍為師，十四歲隨父夏允彝、師陳子龍起兵抗清。父兵敗自殺后，他誓志報國，繼續抗清斗爭，被捕后英勇就義，年僅十七歲。他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少年英雄，短暫的一生中，著有賦12篇，各體詩337首，詞41首，曲4首，文12篇。他在文學上受陳子龍影響，早期詩作內容單薄，有摹擬痕跡。參加抗清斗爭后，其詩篇多反映明亡之際的史實，于悲涼中發出激昂之氣。噴涌的愛國激情，堅強的民族氣節，熾熱的戰斗氣息，動人的浪漫色彩和華美的詞章用語，形成他詩歌的主要特色。如《別云間》：“三年羈旅客，今日又南冠。無限河山淚，誰言天地寬！已知泉路近，欲別故鄉難。毅魄歸來日，靈旗空際看。”詩中充滿了為國捐軀、視死如歸的豪情。《細林野哭》為其代表作。他的詞有《玉樊堂詞》，風格與陳子龍相似，凄艷婉麗，哀婉感人。如《婆羅門引·春盡夜》、《江城子·病起春盡》等。夏完淳也以文知名，《大哀賦》、《獄中上母書》是傳誦千古的名篇。其作品集有《玉樊堂集》、《內史集》、《南冠草》、《夏節愍全集》等。
明代詩壇出現了為數眾多的女性詩人，后期更是涌現出許多富有個性和才華的女詩人，在東南經濟發達地區尤多。其中既有名門淑女、貞節烈婦，也有青樓名妓、女冠尼姑。如孟淑卿、陳懿德、朱妙端、鄒賽貞、李玉英、楊文儷、羅素月、吳靜婉、桑貞白、徐媛、陸卿子、馬湘蘭、趙麗華、徐翩翩、趙彩姬、鄭如英、沈宜修、方維儀、方孟式、方維則、商景蘭、商景徽、周淑禧、黃媛貞、黃媛介、朱無瑕、薛素素、柳如是、李香君、王微、徐燦等。她們往往接受過良好的文學藝術教育，文思敏捷，多才多藝，既能詩詞，也善書畫。她們取得的文學藝術成就常令無數須眉折腰。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中有一批明代女詩人的傳記。明末還出現了一些專收女性詩文的文學選集，如鐘惺編輯的《名媛詩歸》、鄭文昂輯錄的《名媛匯詩》等。這些選集的出現，為女性學習作詩提供了樣本，進一步推動了女性文學的高漲。可以這么說，正是眾多女詩人的出現，才真正體現了明代詩歌教育的成果。
尤其值得重視的是，明代中后期，在王學左派的打擊下，理學和禮教對人性束縛越來越弱，因而明代文人結社的風氣也對女性詩人產生影響，一些名門望族、文學世家往往形成女詩人群體。如吳江沈家和葉家、山陰祁家、桐城方家等，就分別涌出了許多才女。更引人注目的是明末安徽桐城望族方家竟然還形成了一個“名媛詩社”，其成員主要是方孟式、方維儀、方維則姊妹與方維儀弟媳吳令儀及其胞姐吳令則姊妹共五人，在她們周圍尚有其親眷多人。這些女詩人中以方維儀成就最高，她們常常于方維儀的“清芬閣”吟詩作畫，互相唱和。方孟式（？—1639）字如耀，山東布政史張秉文妻。濟南被清軍攻破，其夫戰死后投水殉節。她敏而好學，九歲能文，志篤詩書，著有《紉蘭閣集》。方維儀（1585—1668）字仲賢，精研文史，工詩善畫。著有《楚江吟》、《歸來嘆》、《清芬閣集》等，還輯錄歷代女子作品編為《宮閨詩史》。她十七歲寡居歸家,在弟媳吳令儀因病去世后撫養其侄方以智。后方以智于明崇禎十三年舉進士，是明季“四公子”之一，以詩文名動天下，還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科學家和書畫家。方以智的母親吳令儀和姨母吳令則也善吟詩作畫。方維則十六歲而寡，歸家孀居，常與堂姐方維儀一起作詩繪畫，著有《撫松閣集》。
沈宜修（1590—1635）字宛君，吳江人。出生于書香世家，為著名文學家沈璟之侄女，明末文學家葉紹袁之妻。她聰穎好學，才智過人，工畫山水，能詩善詞，著有詩集《鸝吹》，收錄800余首詩。其五女八男均有文采。長女葉紈紈、次女葉小紈、三女葉小鸞、五女葉小繁、三兒媳沈憲英均工詩詞，并著有詩集。尤以葉小紈、葉小鸞文名最盛。著名的詩論家葉燮是她的第六子。1636年，葉紹袁將愛妻和子女的作品編成《午夢堂集》，流芳后世。
商景蘭（1604—1676？）字媚生，浙江會稽人，明吏部尚書商周祚之長女，明末藏書家、文學家祁彪佳之妻。幼承家學，能書善畫工詩文，尤長詩詞。與夫伉儷相敬，有金童玉女之稱。1645年，清兵攻下南京，祁彪佳投水自盡。她深明大義，獨自教育子女，其二子、三女、二媳均有詩名。每逢暇日登臨，一家人間競相唱和，一時傳為勝事。商景蘭作詩很多，有《錦囊集》等。她最著名的一首是為以身殉國的丈夫寫的《悼亡》：“君自垂千古，吾猶戀一生。君臣原大節，兒女亦人情。折檻生前事，遺碑死后名。存亡隨異路，貞白本相成。”其妹商景徽也善作詩，年至八十猶頌詩書不衰，著有《泳鵻堂詩草》。
柳如是（1618—1664）本姓楊，名愛，改姓柳，名隱，后改名是，字如是，號河東君，又號蘼蕪君，嘉興盛澤鎮人，一生充滿傳奇色彩。幼時家遭巨變，被人誘拐賣給名妓徐拂為婢，受其熏染，學習詩文書畫。十四歲又被賣入崇禎故相周道登家為妾，因美艷聰慧頗受主人寵愛，常抱膝上教以詩詞歌賦；不久即因被群妾詆毀再度被賣入青樓。她流落為妓后往來吳越間，常身著儒服男裝，以絕世才貌與諸多江南名士交往，如復社領袖張溥、幾社領袖陳子龍、東林黨領袖錢謙益等，與諸名儒縱談時勢，歌詩唱和。后與錢謙益結合，對其參與反清復明活動有很大影響。她正直聰慧，魄力奇偉，不僅精通史書典故，慧解文字，能詩善詞，工書擅畫，而且以過人的才氣、超凡的膽識和堅貞的民族氣節在明末名士名姝中享有盛譽。她一生著述甚多，尤擅長近體七言詩，詩文集有《戊寅草》、《湖上草》、《柳如是詩》、《紅豆村莊雜錄》、《河東詩文集》、《梅花集句》、《東山酬唱集》等，存詩159首，詞33首。另有書法、繪畫作品傳世。柳如是還曾選編《古今名媛詩詞選》（又名《歷代女子詩選詞選》）。現代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先生為之作《柳如是別傳》。
明代詩人往往以學習漢唐詩歌相標榜，因此，出現了較多的詩歌選本。高棅的《唐詩品匯》九十卷及拾遺十卷，共選入唐代詩人680余家，輯錄詩歌6700余首。受楊士弘《唐音》啟發，高棅把唐詩分為初、盛、中、晚四期，對后世影響極大。李攀龍推崇漢魏古詩、盛唐近體，他的《古今詩刪》三十四卷選錄了古逸至唐代詩及明代詩，而宋元詩不錄一首，充分體現了他的詩歌主張。唐汝詢生五歲而雙目失明，靠耳聽心記博通百家，當時被視為奇才。他的《唐詩解》五十卷是一部內容豐富的唐詩注解本，尤便于學習。鍾惺與譚元春共同編選了《古詩歸》十五卷（選古逸詩至隋詩）和《唐詩歸》三十六卷，選詩面較寬，各體皆備，不以名家所作為限，共選詩3300余首，體現了竟陵派“獨抒性靈”、反對模擬的文學主張，在當時影響很大，后頗受學者批評。《明史·文苑列傳四·袁宏道列傳附鐘惺列傳》載：“鐘、譚之名滿天下，謂之竟陵體。然兩人學不甚富，其識解多僻，大為通人所譏。”胡震亨的《唐音統簽》一千零三十三卷，以十干為紀，自《甲簽》至《壬簽》按時間先后輯錄唐代至五代的詩歌以及詞曲、諺語、酒令等，搜羅豐富，為后世研究唐詩者所重視，是清代編錄《全唐詩》的藍本之一。這些詩歌選本為明代詩人創作詩歌提供了范本。
明代通俗文學的創作也深受詩歌影響，從一個側面顯示了詩歌教育的成效。當時的戲劇家、小說家也往往是詩人。中國古典戲劇中，曲詞常常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有些曲詞可以脫離原劇而單獨欣賞。劇本本身更是可以脫離舞臺而存在。這是因為曲詞已經詩歌化，甚至本身就是優美的詩歌，戲劇作家可以通過這些帶有強烈個性情感特點的曲詞來表達對社會和人生的認識。著名詩人徐渭也是明代成就最突出的雜劇作家。康海、王九思都是名列“前七子”的詩人，除詩文外，更以戲劇和散曲知名于世。康海有散曲集《沜東樂府》和雜劇名作《中山狼》等。王九思有散曲集《碧山樂府》和雜劇名作《杜甫游春》等。杰出的戲曲家湯顯祖也是一位著名詩人。湯顯祖（1550—1616）字義仍，號若士，又號清遠道人，江西臨川人。他早年創作以詩文為主，聞名四方。一生作詩約2000余首，有《紅泉逸草》、《問棘郵草》、《玉茗堂集》等。其詩偏向六朝，獨抒性情，風格華麗，詩文集《問棘郵草》曾受到徐渭的稱贊。他的名作《牡丹亭》其實是一部美麗的詩劇，曲詞精美典雅，抒情氣息濃郁。如《驚夢》中的《皂羅袍》：“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朝飛暮卷，云霞翠軒，雨絲風片，煙波畫船，錦屏人忒看的這韶光賤！”因此，《牡丹亭》問世不久即家傳戶誦，為眾多文士稱賞，并在社會上引起轟動。婁江女子俞二娘因讀《牡丹亭》時哀感身世而含恨而死；杭州女藝人商小玲在表演此劇時想到自身遭遇，悲慟難禁而猝死在舞臺上。《牡丹亭》全劇五十五出，每一出均以詩結尾；而且除第一出外，每一出結尾都是一首集句詩。如全劇收尾的一首：“杜陵寒食草青青（韋應物），羯鼓聲高眾樂停（李商隱）。更恨香魂不相遇（鄭瓊羅），春腸遙斷牡丹亭（白居易）。千愁萬恨過花時（僧無則），人去人來酒一卮（元稹）。唱盡新詞歡不見（劉禹錫），數聲啼鳥上花枝（韋莊）。這些集句詩所用的詩句大多出自唐代詩人的詩篇，說明湯顯祖對于唐詩十分熟悉，而且熟能生巧，可見其詩歌修養之深。由此可以看出詩歌與戲曲的關系是多么密切。
自盛唐之后，中國古代文人幾乎沒有不會作詩的。中國的古典小說中也往往攙雜著數量龐大的詩詞，而優秀的小說家也大多是詩人。《西游記》的作者吳承恩就是一位詩人。吳承恩（1500？—1582？）號射陽山人，淮安山陽（今江蘇淮安）人。年少時就以詩文聞名四鄉，其詩文頗多，但大都亡佚，后人輯錄為《射陽先生存稿》四卷。他的詩《瑞龍歌》、《二郎搜山圖歌》等富有浪漫主義風格，借神話傳說寄寓著他掃蕩邪魔、安民保國的理想的。如他在長詩《二郎搜山圖歌》寫道：“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間豈謂無英雄？誰能為我致麟鳳，長令萬年保合清寧功。”他的七律《泊楊柳青》一詩頗有名：“村旗夸酒蓮花白，津鼓開帆楊柳青。壯歲驚心頻客路，故鄉回首幾長亭。春深水漲嘉魚味，海近風多健鶴翎。誰向高樓橫玉笛，落梅愁絕醉中聽。”他在《西游記》第三十六回插入了一首描寫夜景的數字詩：“十里長亭無客走，九重天上現星辰。八河船只皆收港，七千州縣盡關門。六宮五俯回官宰，四海三江罷釣綸。兩座樓頭鐘鼓響，一輪明月滿乾坤。”這首詩讀起來頗有情趣。《西游記》中運用的詩詞很多，應有相當數量是吳承恩的創作。與《西游記》相似，《金瓶梅》、《封神演義》和“三言二拍”等小說中也夾雜著大量的詩詞，可見詩歌藝術對小說的影響。
明代眾多詩人的出現，與詩歌教育的發達大有關系。著名戲劇家、詩人屠隆就是與徐渭同時的詩人沈明臣的弟子。《明史·文苑列傳四·徐渭列傳附屠隆列傳》載：“屠隆者，字長卿，明臣同邑人也。生有異才，嘗學詩于明臣，落筆數千言立就。……歸益縱情詩酒，好賓客，賣文為活。詩文率不經意，一揮數紙。嘗戲命兩人對案拈二題，各賦百韻，咄嗟之間二章并就。又與人對弈，口誦詩文，命人書之，書不逮誦也。子婦沈氏，修撰懋學女，與隆女瑤瑟并能詩。隆有所作，兩人輒和之。兩家兄弟合刻其詩，曰《留香草》。”屠隆的兒媳沈氏出身書香門第，是詩人沈懋學之女。沈氏和屠隆的女兒屠瑤瑟能詩，而且能以詩與屠隆唱和，并有詩集傳世，無疑都是女詩人。
詩人、學者唐汝詢的出現可以說是明代后期詩歌教育方面的一個奇跡。唐汝詢字仲言，松江華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生卒年均不詳，大約明熹宗天啟四年（1624年）前后在世。他幼年聰穎，五歲之前就已經識字，五歲時因病而雙目失明。之后，他的父親和哥哥將他抱在膝上教他誦讀《詩經》和唐詩，無不瑯瑯上口。他靠耳聽心記學習，博通經史百家。成年后曾著《唐詩解》、《唐詩十集》等，援引資料豐富完備，當時被視為奇跡。他還善于作詩，有《編蓬集》、《姑蔑集》、《可賦亭集》等。他的《唐詩解》五十卷，共選詩1500多首，入選詩人包括帝王公卿、方外異人、大家閨秀、后宮佳人及無名氏計一百九十四人。選詩共分七體，有五言古詩十卷，七言古詩十卷，五言絕句四卷，七言絕句六卷，五言律詩八卷，七言律詩六卷，五言排律六卷。每首詩均有原文、作者簡介、校匯、注釋及詳解組成，是一部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唐詩總匯，對唐詩的學習和研究有很大影響。
明代中上層社會比較重視女子教育，尤其重視“詩教”和學習《詩經》。一些官宦家庭還專門為自家女子開設了私塾。由于理學的影響，對女子進行教育的主要內容是向她們灌輸以“三從四德”為主的封建倫理道德，但是，這種教育卻壓抑不住人性的高漲，其結果往往背離了封建禮教的要求。湯顯祖的《牡丹亭》中就反映了這方面的情況。第三出《訓女》中南安太守杜寶多次說過：“看起自來淑女，無不知書。”“看來古今賢淑，多曉詩書。他日嫁一書生，不枉了談吐相稱。”“他日到人家，知書知禮，父母光輝。”杜太守就親自為愛女選擇了老儒陳最良為塾師。《牡丹亭》第七出《閨塾》反映了明代上層家庭家塾的基本情況。一開場陳最良就說：“我陳最良杜衙設帳，杜小姐家傳《毛詩》。”他在向杜小姐講解《詩經》時說：“論《六經》，《詩經》最葩，閨門內許多風雅：有指證，姜嫄產哇；不嫉妒，后妃賢達。更有那詠雞鳴，傷燕羽，泣江皋，思漢廣，洗凈鉛華。有風有化，宜室宜家。”雖然這樣教育杜麗娘，可杜麗娘依然春情萌發，為情而死，為情而生。不可否認，這種教育雖有種種缺陷，卻依然為中國古代文學培養出了諸多女才子。明代中后期一些書香門第相繼涌現出女詩人群體，就說明了明代對女子進行詩歌教育的盛況和成效。
明代蒙學階段對詩歌教育很重視，尤其注重通過詩歌進行倫理道德教育。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繼承儒家“詩教”傳統，主張把教讀詩歌作為蒙學中進行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他在《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一文中指出：“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后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為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游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以泄其跳號呼嘯于泳歌，宣其幽抑結滯于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蕩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沈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頑，日使之漸于禮義而不苦其難，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王文成公全書》卷二）他在《教約》中還進一步規定了蒙學教讀詩歌的具體方法：“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每學量童生多寡，分為四班，每日輪一班歌《詩》；其余皆就席，斂容肅聽。每五日則總四班遞歌于本學。每朔望，集各學會歌于書院。……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䌷繹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禮浹洽，聰明日開矣。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作課仿，次復誦書講書，次歌《詩》。凡習禮歌《詩》之數，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于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雖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后世所傳的《王文成公訓蒙教約》的正文之后還附錄了詩歌20余首，如班固《詠史》、曹植《豫章行》、無名氏《木蘭詩》杜甫《哀王孫》、孟郊《游子吟》、朱熹《四時讀書樂》（4首）、陸游《感事示兒孫》、方孝孺《勉學詩》等，內容以宣揚封建倫理道德為主，與王守仁在《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一文中所提出的“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的主張是一致的。
明代沿襲并改易了元代的社學制度，在各地鄉間建立社學，專門教育十五歲以下的兒童。著名學者、教育家呂坤（1534一1616）在《社學要略》中指出：“鄉間社學，以廣教化。子弟讀書，務在明理。非必令農民子弟，人人考取科第也。”他主張社學不應以參加科舉考試為目的，而應當注重政治教化，擴大教育范圍，實現讀書明理的目標。因此，他十分重視詩歌教育，尤其強調詩歌的教化功能。他對詩歌教育提出了明確要求：“每日遇童子倦怠懶散之時，歌詩一章。擇古今極淺、極切、極痛快、極感發、極關系者集為一書，令之歌詠，與之講說，責之體認。古詩如《陟岵》、《蓼莪》、《凱風》（以上父母），《棠棣》、《小明》、《杕杜》（以上兄弟），《江漢》、《出東門》（以上男女），《雞鳴》、《雄雉》（以上夫婦），《燕燕》（嫡妾），《伐木》（朋友），《芄蘭》（童子），《葛藟》（民窮），《相鼠》（教禮），《伐檀》（訓義），《采苓》、《青蠅》（戒讒），《蟋蟀》、《瓠葉》（示儉），《采蘋》（重祀），《白駒》（悅賢）。至于漢魏以來，樂府古詩、近世教民俗語，凡切于綱常倫理、道義身心者，日講一章。其新聲艷語，但有習學者，訪知重責。訓蒙約后附集詩歌，即此意也。”
明代蒙學階段與詩歌教育相關的教材十分豐富。除《詩經》外，用作蒙學詩歌讀本的主要有宋代謝枋得的《重定千家詩》（七言《千家詩》）。“三”、“百”、“千”成為蒙學最基本的教材。呂坤在《社學要略》說：“初人社學，八歲以下者，先讀《三字經》，以習見聞；《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義理。”此外，明代學者編撰了大量韻文（詩歌）類兒童讀物，如呂得勝的《小兒語》、呂坤的《續小兒語》和《好人歌》、李廷機的《鑒略妥注》（又名《五字鑒》）、程登吉的《幼學求源》（《幼學瓊林》）、司守謙的《訓蒙駢句》、蕭良有的《蒙養故事》（《龍文鞭影》）、吳沉和劉仲質的《皇明百家姓》等。
呂得勝、呂坤父子為了促使兒童誦習有教育意義的兒歌，先后編寫了《小兒語》和《續小兒語》，形式上采用四言、六言、雜言句式。如《小兒語》開頭部分：“一切言動，都要安詳。十差九錯，只為慌張。沉靜立身，從容說話。不要輕薄，惹人笑罵。先學耐煩，快休使氣。性躁心粗，一生不濟。能有幾句，見人胡講。洪鐘無聲，滿瓶不響。”隔句押韻，句式整齊，易誦易記。呂坤還編寫了《好人歌》，共七十余句，內容通俗易懂，每句五字，隔句押韻。如：“好人先忠信，好人重孝悌。好人知廉恥，好人守禮儀。好人不縱酒，好人不嫖妓。好人不賭錢，好人不尚氣。好人不仗富，好人不倚勢。好人不欠糧，好人不侵地。”
李廷機的《鑒略妥注》以五言詩的形式，按時間順序將上自遠古、下至元明的歷史進程進行了簡明扼要的概述，全書僅萬余字，從《三皇紀》到《明紀》共三十一個部分，各部分內容多少不一。因行文言簡意賅，敘事條理分明，贏得了舊時讀書人的喜愛，并成為明清時期蒙館中與《三字經》、《增廣賢文》、《幼學瓊林》并列的蒙學讀物，又被稱之為《五字鑒》。如《三皇紀》：“乾坤初開張，天地人三皇。天形如卵白，地形如卵黃。無行生萬物，六合運三光。天皇十二子，地皇十一郎。無為而自化，歲起攝提綱。人皇九兄弟，壽命最延長。各萬八千歲，一人興一邦。分長九州地，發育無邊疆。有巢氏以出，食果始為糧。構木為巢室，襲葉為衣裳。燧人氏以出，世事相迷茫。鉆木始取火，衣食無所妨。結繩記其事，年代難考詳。”每句五字，基本上隔句押韻，很有歌行體的風格。
《幼學求源》原名《幼學須知》,又名《成語考》、《故事尋源》，簡稱《幼學》。一般認為，這本書最初的編著者是明末學者程登吉（字允升），也有人認為是明代景泰年間的進士邱濬。清朝嘉靖年間，學者鄒圣脈又作了一些增補并更名為《幼學瓊林》，也叫《幼學故事瓊林》，遍行天下。民國時期的學者費有容、葉浦蓀和蔡東藩等又進行了增補。全書共分四卷，按內容分類編排，分為三十三類，便于學習和記憶。其內容十分豐富，廣泛涉及天文地理、人情世故、婚姻家庭、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制作技藝、鳥獸花木、神話傳說等各方面，幾乎囊括了當時人們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知識與詞匯，是一部名副其實的蒙學百科全書。其采用駢文形式，全文都用對偶句式，有四言、五言、七言、八言、九言等，文字簡煉，對仗工整，讀起來瑯瑯上口，易學易懂易記。如《天文》：“混沌初開，乾坤始奠。氣之較清上浮者為天，氣之重濁下凝者為地。日月五星，謂之七政；天地與人，謂之三才。日為眾陽之宗，月乃太陰之象。虹名螮蝀，乃天地之淫氣；月里蟾蜍，是月魄之精光。風欲起而石燕飛，天將雨而商羊舞。旋風名為羊角，閃電號曰雷鞭。”因此，《幼學求源》雖然沒有完全采用詩歌形式，但對于學童增長見聞、學習對句和作詩依然幫助極大，因而是我國明清時期廣泛流傳的蒙學讀物，在鄉塾蒙學教育中影響深遠。清代把它與《增廣賢文》并列，人稱“讀了增廣會說話，讀了幼學走天下”，書中許多警句、格言至今仍然傳誦不絕。
自隋唐實行科舉取士以后，吟詩作賦成為文人士子的必備能力，而作詩尤其講究聲律對仗，因此，學童入學后除須熟讀四書五經外，還須學習聲律對仗的技巧。唐代之后出現了許多教授學童學習聲律對句的啟蒙讀物。司守謙的《訓蒙駢句》也是為學童學習聲律對句而編寫的一部教材，內容豐富，倫理說教氣息較淡薄。全文采用平水韻平聲的三十個韻部，按韻部次序編排，每韻三節，每節由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十一言的五對駢句組成。如開頭第一節：“天轉北，日升東。東風淡淡，曉日濛濛。野橋霜正滑，江路雪初融。報國忠臣心秉赤，傷春美女臉消紅。孟柯成儒，早藉三遷慈母力；曾參得道，終由一貫圣人功。”詞句講究平仄，隔句押韻，對仗工整，想像力異常豐富。學童熟讀這本書，就能為作詩奠定很好的基礎。在這本書的影響下，清代學者又編寫了類似讀物《笠翁對韻》、《聲律啟蒙》等。
《蒙養故事》（《龍文鞭影》）是明代萬歷年間學者蕭良有在唐代李翰《蒙求》的基礎上編撰而成的蒙學教材，學者夏廣文為之作注，后經明末清初時期的學者楊臣諍加以增訂，改名《龍文鞭影》。其內容主要來自史書中的人物典故，同時又從古代神話和筆記小說中廣泛收集故事，輯錄了歷史上許多著名人物如孔子、莊子、司馬遷、諸葛亮、李白、杜甫、岳飛等人的軼聞趣事。全書包括孟母斷機、毛遂自薦、荊軻刺秦、鷸蚌相爭、董永賣身、紅葉題詩等兩千多個典故，使用平水韻平聲的全部三十個韻部，按韻編排，采用四言韻語，每句概括一個典故，兩兩相對，對仗工整，文字簡明，易讀易記。如開頭部分：“粗成四字，誨爾童蒙。經書暇日，子史須通。重華大孝，武穆精忠。堯眉八彩，舜目重瞳。商王禱雨，漢祖歌風。秀巡河北，策據江東。太宗懷鷂，桓典乘驄。嘉賓賦雪，圣祖吟虹。鄴仙秋水，宣圣春風。”這部書問世后，成為明清時期頗受歡迎的童蒙讀物之一。清朝末年，學者李暉吉、徐蘭畦二人合撰了《龍文鞭影二集》，取材和體例與楊臣諍増訂者相同，篇幅也大體相當。清末和民國時期出版的《龍文鞭影》一般都是將初集、二集合在一起出版。
第三節 清代的詩歌教育
滿族的前身是我國東北地區的古老民族女真族，在兩宋時期曾經建立了強大的少數民族政權金朝（1115—1234）。明朝建立后，在東北地區設置了管理軍政事務的機構“奴兒干都指揮使司”。1616年，建州女真首領努兒哈赤在統一女真各部的基礎上建立了大金（史稱“后金”），定都赫圖阿拉（后改稱興京，今遼寧省新賓縣）。1635年，皇太極改女真為“滿洲”。1636年，皇太極改國號為清。1644年，明朝在農民起義的浪潮中覆滅。清軍乘機入關，逐步平定了各地的反抗勢力，統一了全國。隨著強大封建帝國的建立，社會經濟恢復很快。康熙、乾隆在位時間均長達六十年，國力強盛，史稱“康乾盛世”。但是，由于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在西方資本主義興起的浪潮中，中國在政治、經濟、科技、軍事等方面開始衰退。1840年的鴉片戰爭之后，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成為資本主義列強爭奪瓜分的對象。1911年，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結束了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中國歷史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紀元。
清朝統治者在政治上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制度，將各種權力集于皇帝一身，形成了極端專制的封建統治。在思想上繼續尊孔崇儒，推崇程朱理學，康熙親自主持編寫了《性理精義》，又重新刊印《性理大全》頒布全國，同時采用高壓政策對毀謗程朱理學者大開殺戒，嚴格限制、排斥各種不利于專制主義統治的學說，以鞏固其思想統治。在文化上強化了專制控制，對文人繼續施行高壓與籠絡的政策，不斷制造文字獄。其案件之多，株連之廣，懲治之酷，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如順治二年（1645年），江陰人黃毓祺因詩句“縱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還”被指為反清復明而滅門戮尸。康熙五年(1666年)，山東發生了黃培詩案。康熙五十年（1711年），發生了戴名世“《南山集》案”，當時知名文人方苞、汪汾等三十二人都被牽連其中，涉案人數達三百人之多。雍正六年（1728年），炮制了呂留良詩文案，牽連數百人，手段殘忍，震駭天下。雍正八年(1730年)，徐駿的詩集里有“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這樣的詩句而被殺。根據《清代文字獄檔》，自乾隆六年到五十三年就有文字獄53起。乾隆年間的文字獄共發生一百三十余案，如胡中藻《堅磨生詩鈔》案、徐述夔《一柱樓詩集》案、卓長齡《憶鳴詩集》案、蔡顯《詠紫牡丹》詩案等，文化專制主義達到頂峰。清王朝也以各種手段籠絡士人，康熙十七年（1678年）、乾隆元年（1735年）均曾特開“博學鴻詞科”以網羅名士；朝廷還組織了大規模的圖書編纂工作，以示對學術的重視和對文人的優容。如康熙時編纂了《古今圖書集成》、《全唐詩》、《康熙字典》等，乾隆時編纂了規模空前的《四庫全書》。但是，這些整理文化典籍的措施也是文化專制主義的一部分。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開“四庫全書館”，網羅了大量的御用文人，大規模篡改、銷毀了許多反抗民族壓迫、反對封建專制的歷史文獻，查繳的禁書竟達三千多種、十五萬余部，總共焚毀的圖書超過七十萬部，禁毀書籍與《四庫全書》所收書籍一樣多。在這個過程中，古典文化也遭到了一場浩劫。
清朝統治者除了在思想上、文化上鉗制士人外，還繼續采用科舉來誘導知識分子就范。清朝沿襲明代“八股取士”制度，對前代科考制度又有所增損，形成了一整套極為完備的制度，一直持續到1905年才廢除。各級學校都變成了科舉應試的預備場，其教學目標與教學內容都與科舉產生了直接聯系。科舉制度更加僵化，完全走進了形式化的泥淖，對當時的教育制度、教育內容、教學方法和學風等產生了極大影響。《儒林外史》第三回中，當童生魏好古請求周學道出題面試詩詞歌賦時，周學道說：“‘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講漢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該用心做文章，那些雜覽學他做甚么？況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難道是來此同你談雜學的么？看你這樣務名而不務實，那正務自然荒廢……”《儒林外史》第十一回里寫道：“魯編修因無公子，就把女兒當作兒子，五六歲上請先生開蒙，就讀的是《四書》、《五經》；十一二歲就講書、讀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讀的滾瓜爛熟。教他做‘破題'、‘破承'、‘起講'、‘題比'、‘中比'成篇。……這小姐資性又高，記心又好，到此時，王、唐、瞿、薛，以及諸大家之文，歷科程墨，各省宗師考卷，肚里記得三千余篇。自己作出來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團錦簇。魯編修每常嘆道：‘假若是個兒子，幾十個進士、狀元都中來了！'閑居無事，便和女兒談說：‘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隨你做甚么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甚么來，都是野狐禪、邪魔外道！'小姐聽了父親的教訓，曉妝臺畔，刺繡床前，擺滿了一部一部的文章，每日丹黃爛然，蠅頭細批。人家送來的詩詞歌賦，正眼兒也不看他。家里雖有幾本甚么《千家詩》、《解學土詩》，東坡、小妹詩話之類，倒把與伴讀的侍女采蘋、雙紅們看；閑暇也教他制幾句詩，以為笑話。”從這里的描述可以看出，清代學子的“正務”就是學習做八股文，而詩詞歌賦都被看作“雜覽”，儒家正統的“詩教”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被削弱了。
清代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后一個王朝，在專制主義重重壓迫之下，古典文學仍然綻放出一抹異彩，小說、詩詞、戲曲、散文等各個文學領域都取得了新的發展。《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紅樓夢》等優秀的文言小說和長篇章回小說對封建制度和統治階級的揭露批判達到了新的高度。在戲曲方面則出現了《桃花扇》、《長生殿》等優秀作品。散文方面出現了眾多的作家和不同的流派，但在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影響下，取得的創作成就有限。乾嘉時期，駢文尤盛，成為文學奇觀。詩詞領域作家眾多，流派紛呈，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又有少許創新。詩話、詞話等理論著作十分豐富，從不同方面總結了歷代詩詞創作的經驗和規律，對當時的詩人和詞人產生了很大影響。在清初的詩壇上，吳偉業、王士禎是最著名的詩人。清代中期，鄭燮、袁枚、趙翼反對模擬古人，直抒性情，多有創新，在詩歌創作上取得較大成就。優秀詩人龔自珍的出現，開近代詩歌之先聲。晚清時期，以黃遵憲為代表的具有變革意義的“新派詩”成為舊體詩到新體詩之間的一種過渡。在歷經元明兩朝的沉寂后，詞于清代重新復興。從清前期到中期，成就較高、影響較大的詞人有陳維崧、朱彝尊、納蘭性德、張惠言、周濟等。清代后期的詞又進入了新的衰落期。
吳偉業（1609—1672）字駿公，號梅村，太倉（今屬江蘇）人，明崇禎四年進士。明亡后迫于清廷壓力而出仕，不久辭歸。他出生于儒學世家，七歲開始讀家塾，十四歲能屬文，成為明末復社領袖張溥的弟子。他的詩歌專學唐人格調，辭藻華麗，尤其長于七言歌行。早期的詩如《子夜詞三首》等善于用清麗之筆抒寫青年男女的纏綿之情，儒雅風流。明亡后，其詩風蒼涼沉痛，晚年學庾信，尤見風骨。他寫下了許多以重大歷史事件為背景的詩篇，尤以長篇七言歌行最能代表他的藝術風格與成就，最著名的是《圓圓曲》。其七言歌行融合了初唐四杰和白居易的特點，文詞清麗，音節和諧，注重抒情，委婉含蓄，堪稱是唐代以后七言歌行一大家。《清史稿·文苑傳一·吳偉業傳》里說他“詩文工麗，蔚為一時之冠”。他的詩歌對清代詩人影響很大，康熙帝曾親制御詩《題〈吳梅村集〉》：“梅村一卷足風流，往復搜尋未肯休。秋水精神香雪句，西昆幽思杜陵愁。裁成蜀錦應慚麗，細比春蠶好更抽。寒夜短檠相對處，幾多詩興為君收。”他也善詞，詞作雖不多,但傳誦頗廣。另有戲曲作品傳世。
王士禎(1634—1711)，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今桓臺縣)人。順治進士，官至刑部尚書。他出生于官宦世家，五歲入家塾，六歲讀《詩經》，幼時即以詩聞名于四鄉。他論詩以“神韻”為宗，主張詩歌應意境高妙、韻致天然、音節清亮并富有言外之味。他的成名作《秋柳四首》就體現了這個特點，此詩一出，在大江南北廣為傳誦，應和者很多。他在《論詩絕句》說：“風懷澄淡推韋柳，佳處多從五字求。”表明他的詩歌主要偏愛王孟韋柳一派，《江上》、《青山》、《真州絕句》等詩篇就是這一風格的體現。他曾選錄王維以下四十二人的詩為《唐賢三昧集》，進一步推廣他的詩歌理論。《清史稿·王士禎傳》載：“士禎姿稟既高，學問極博，與兄士祿、士祜并致力於詩，獨以神韻為宗。取司空圖所謂“味在酸咸外”、嚴羽所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標示指趣，自號漁洋山人。主持風雅數十年。”作為詩壇一代領袖，他的詩歌理論和創作對清代詩人影響很大。他的詩歌作品受到康熙皇帝的喜愛，曾親自抄錄編定《御覽集》。《清史稿·王士禎傳》載：“上（康熙）留意文學，嘗從容問大學士李霨：‘今世博學善詩文者孰最？'霨以士禎對。復問馮溥、陳廷敬、張英，皆如霨言。召士禎入對懋勤殿，賦詩稱旨。改翰林院侍講，遷侍讀，入直南書房。漢臣自部曹改詞臣，自士禎始。上徵其詩，錄上三百篇，曰御覽集。”“士禎以詩受知圣祖，被眷遇甚隆。”可見王士禎在當時的影響之大。王士禎亦有詞名。
陳維崧（1625—1682）字其年，號迦陵，江蘇宜興人。出身于以講究氣節著稱的文學世家，其父陳貞慧是明末著名的“四公子”之一。他少負才名，能詩善詞工駢文，尤以詞著稱，與當時名士吳偉業、冒襄、王士禎、朱彝尊等均有交往。在清初詞壇上，他與朱彝尊并稱，合刊過《朱陳村詞》。陳維崧的詞作數量很多，約有一千八百首，為古今詞人所罕見，現存《湖海樓詞》就有1600多首。其詞題材廣泛，風格豪邁奔放,兼有清真嫻雅之作,繼承了蘇、辛以詩為詞的傳統。著有《陳迦陵文集》、《湖海樓詩集》、《迦陵詞》（或稱《湖海樓詞》）等。
朱彝尊（1629—1709）字錫鬯，號竹垞，浙江秀水（今嘉興）人。他博學工詩，和王士禎同時馳名詩壇，當時有“南朱北王”之稱。他的詩有濃重的學究氣息，辭藻豐富，富麗典雅，缺乏激蕩奔放的氣概。他尤工于詞，是浙西詞派的開創者。他主張宗法南宋詞，講究字句聲律，尤以姜夔、張炎為宗。其詞現存500多首，他的詞聲律嚴整，精工雋永，藝術成就很高。著有《曝書亭詞》、詩文集《曝書亭集》。他曾選編明代詩歌總集《明詩綜》100卷，錄存明代詩人3400余家的作品，保留了許多明代詩歌資料；還編纂了《詞綜》36卷，收錄唐宋金元詞人六百多家的2250多首詞，為詞的研究和創作提供了重要資料。
納蘭性德（1655—1685）原名成德，字容若，號楞伽山人，滿洲正黃旗人，大學士納蘭明珠長子。他是康熙十五年進士，官至一等侍衛。后因患急病英年早逝，年僅三十一歲。他自幼敏悟，善騎射，好讀書，經史百家無所不學，有深厚的儒學文化修養。他能詩善詞，尤好填詞，與當時眾多名士如陳維崧、朱彝尊等均有交往，是清初獨成一家的詞人。他與詞人顧貞觀尤為契厚。他的詞以小令見長，多感傷情調，間有雄渾之作；往往直抒胸臆，自然流麗，風格頗近李煜。著有《通志堂集》、《納蘭詞》。《清史稿·文苑傳一·性德傳》載：“性德善詩，尤長倚聲。遍涉南唐、北宋諸家，窮極要眇。所著飲水、側帽二集、清新秀雋，自然超逸。……好賓禮士大夫，與嚴繩孫、顧貞觀、陳維崧、姜宸英諸人游。貞觀友吳江吳兆騫坐科場獄戍寧古塔，賦金縷曲二篇寄焉，性德讀之嘆曰：‘山陽思舊，都尉河梁，并此而三矣！'貞觀因力請為兆騫謀，得釋還，士尤稱之。”《納蘭詞》存詞342首，在當時社會享有盛譽，問世后屢屢受到文人學士的高度評價，成為清代詞壇的杰出代表。其弟納蘭揆敘、其妹納蘭氏也都是當時文壇上的知名詩人。
鄭燮（1693—1765）字克柔，號板橋，江蘇興化人。其先世三代都是讀書人。他自己則是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被罷官后客居揚州，以賣畫為生，為“揚州八怪”之一，其詩、書、畫世稱“三絕”。他在詩歌創作上推重杜甫，反對當時的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詩風。其詩歌多山水紀游及題畫之作，一部分集中反映民生疾苦，如《孤兒行》、《逃荒行》等。尤以題畫詩著稱，語言自然，淺切明快，受人稱道。如《竹石》：“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巖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濰縣署中畫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這些詩多表達他堅韌不拔的性格和憂國憂民的情懷，問世后即廣為流傳。
袁枚（1716—1797）字子才，號簡齋，又號隨園主人，浙江錢塘（今杭州）人。乾隆四年進士。辭官后居于江寧小倉山下的隨園，詩酒優游，廣交文士，頗負名望。他繼承晚明公安派的“獨抒性靈”的理論，力主“性靈說”，反對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他的詩體式多樣，直抒性情，意境明晰，清新雋永，別具一種清新靈巧的風格。如《春日雜詩》：“清明連日雨瀟瀟，看送春痕上鵲巢。明月有情還約我，夜來相見杏花梢。”其詠史詩也頗有新意，如《馬嵬驛》：“莫唱當年長恨歌，人間亦自有銀河。石壕村里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他的詩篇現存4000余首，著有《小倉山房集》、《隨園詩話》及筆記小說《子不語》。《清史稿·文苑傳二·袁枚傳》載：“（袁枚）盡其才以為文辭詩歌，名流造請無虛日……論詩主抒寫性靈，他人意所欲出，不達者悉為達之。士多效其體。著隨園集，凡三十余種。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其名。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可見其在清代中葉詩壇上的地位和影響。袁枚亦以文知名，《祭妹文》，哀婉真摯，流傳久遠。
趙翼（1727—1814）字云崧，號甌北，江蘇陽湖（今常州）人。他出身于清寒之家。其父趙寬以授徒為業。趙翼六歲即隨其父在塾中讀書，特別喜好詩詞古文。《清史稿·文苑傳二·趙翼傳》載：“生三歲能識字，年十二，為文一日成七篇，人奇其才。”后于乾隆二十六年中進士。晚歲辭官，專心著述，曾一度主講揚州安定書院。趙翼論詩力主創新，反對模擬。如《論詩》絕句：“滿眼生機轉化鈞，天工人巧日爭新。預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覺陳。”“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詞客爭新角短長，迭開風氣遞登場；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漢唐。”“只眼須憑自主張，紛紛藝苑漫雌黃。矮人看戲何曾見，都是隨人說短長。”其詩今存4800多首，風格淺近流暢，好發議論，或嘲諷理學，或闡述哲理，見解新穎，個性分明。他文武雙全，有經國濟世之才，生前以詩文名世，身后則以史學見稱。文學著作有《甌北詩鈔》和《甌北詩話》等。
龔自珍（1792—1841）一名鞏祚，字璱人，號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九年進士。他是中國近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學識宏富，以詩、詞、文著名。他出身于世代官宦學者家庭，其祖龔敬身、父龔麗正均有詩文集傳世。其母段馴是著名學者段玉裁之女，著有《綠華吟榭詩草》。他自幼受母親教育，好讀詩文。八歲起學習經史，十二歲從外祖父段玉裁學《說文》。十三歲作《知覺辨》，十五歲詩集編年，十九歲倚聲填詞，二十一歲編詞集《懷人館詞》3卷、《紅禪詞》2卷。他既天資聰穎，才華橫溢，有敏銳的觀察力；又受過系統的儒學教育和良好的文學熏陶，自覺地以詩文創作來經世匡時，干預時政，宣傳變革，在當時社會上產生了振聾發聵的作用。他的詩服務于他的政治主張，多屬于政治抒情詩，絕少單純的自然景物描寫，總是著眼于現實社會抒發議論，運用意蘊豐富的意象反映現實，飽含著豐富的社會內容，想象豐富，比喻新穎，語言警辟，獨辟奇境，別開生面，在藝術上具有獨創性，打破了當時詩壇的沉寂局面。他從十五歲開始詩集編年，四十七歲時詩集共有27卷；他年輕時的詩作大多散佚，今存的600多首詩主要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他創造性地運用了古典詩歌多種傳統形式，體式和風格豐富多彩，五七言古體詩較多，而以七言絕句為大宗。他的古體詩五言凝煉，七言奔放；近體詩七律含蓄穩當，絕句則通脫自然。其詩歌語言清奇多采，不拘一格，或瑰麗，或樸實；或古奧，或平易。其近體詩往往不受格律束縛，自由運用，沖口而出，以七言絕句最突出。如《詠史》一詩：“金粉東南十五州，萬重恩怨屬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團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其《己亥雜詩》315首獨創性地運用了七言絕句的形式，內容無所不包，成為詩人生平經歷和思想發展的真實寫照。如“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只籌一纜十夫多，細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穈太倉粟，夜聞邪許淚滂沱！”“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少年雖亦薄湯武，不薄秦皇與漢武。設想英雄垂暮日，溫柔不住住何鄉？ ”龔自珍的詩以思想的深刻性和藝術的獨創性開創了古典詩歌的一個新時代。龔自珍的詞也很著名，長于抒寫纏綿之情，于哀婉綺麗中多抑郁不平之氣，成就遜于詩。其文在當時比詩有名，如《捕蜮》、《書金伶》、《已亥六月重過揚州記》、《病梅館記》等。
黃遵憲（1848—1905）字公度，號人境廬主人，廣東嘉應（今梅縣）人。他出身于官僚家庭，兩歲時就跟隨曾祖母誦讀《千家詩》，三歲進入私塾，九歲開始學習作詩。面對西方列強侵略，他少年時就產生了強烈的憂民報國思想。他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家、政治家，曾任駐日、英、美等國外交官，回國后積極參加維新變法，變法失敗后去職家居。回鄉后潛心新體詩創作，熱心家鄉教育事業，積極興辦新學堂。著有《人境廬詩草》、《日本雜事詩》等。
作為一位早慧的詩人，他青年時期就已經意識到古典詩歌傳統不足以充分表現日益復雜的社會生活和文化思潮，要求詩歌與時俱變，在題材、風格、語言諸方面打破一切拘忌，積極推進詩歌變革。他二十歲時就在《雜感》一詩里發出了詩歌革新的宣言：“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戊戌變法前夕，他又進一步提出了“新派詩”的主張。他的詩歌以五、七言古體長篇最具代表性，筆力雄健，氣勢奔放。他有意以詩為史，用詩歌真實生動地記錄了晚清絕大多數重大歷史事件，如《馮將軍歌》、《東溝行》、《哀旅順》、《哭威海》、《度遼將軍歌》等均反映了中法、中日戰爭中的大事件，對國家的衰危表示了極大的憂慮和悲憤。他在《贈梁任父同年》第四首里表達了以身許國的壯志：“寸寸河山寸寸金，侉離分裂力誰任？杜鵑再拜憂天淚，精衛無窮填海心。”他曾經游歷西方各國，親身感受西方文化浪潮，部分作品反映了世界各地風土人情，傳播了新的科學文化知識。如《櫻花歌》、《紀事》、《番客篇》、《今別離》、《登巴黎鐵塔》等，記述了他在國外期間的所見所聞所感，為古典詩歌開拓了全新的題材，表現了當時先進的中國人勇于走向世界的精神。
黃遵憲回鄉興辦教育事業期間，十分重視運用詩歌教育青少年。如他的《出軍歌》、《軍中歌》、《旋軍歌》共二十四章，實際上是有組織的一篇長詩，每章末字連綴起來，成為“鼓勇同行，敢戰必勝，死戰向前，縱橫莫抗，旋師定約，強我國權”六句戰斗口號，極大的鼓舞了人民的愛國熱情和抗敵情緒。如《出軍歌》第五首：“怒攪海翻喜山撼，萬鬼同一膽。弱肉磨牙爭欲啖，四鄰虎眈眈。今日死生求出險，敢敢敢！”描繪了八國聯軍對中國的侵略行經，激勵中國勇士奮起抗爭。他借鑒客家山歌形式，寫下了許多兒童可誦可唱的歌謠，宣傳愛國精神，增強憂患意識，鼓勵團結向上，愉悅兒童身心。如《小學校學生相和歌十九章》、《幼稚園上學歌十章》、《月光光》等，大力鼓勵兒童勤奮好學，報效國家。比如《幼稚園上學歌》之一：“上學去，莫停留。明日聯袂同嬉游：姊騎羊，弟跨牛；此拍板，彼藏鉤。鄰兒昨懶受師罰，不許同隊羞羞羞！上學去，莫停留。”
滿族的前身女真族在歷史上就曾經是一個尚武好戰而又高度漢化的民族。清廷入關定鼎之后，其崇儒好學之風日益增長，還專為宗室和八旗子弟設立官學，學習滿漢文字，誦讀四書五經。因此，自皇帝以下，能詩善文者愈來愈多。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光緒諸帝均能作詩。《清史稿》中記述了康熙、乾隆多次制詩賜予大臣或與群臣賦詩唱和之事。康熙、乾隆、嘉慶、道光作詩尤多。乾隆皇帝酷愛作詩，有《樂善堂全集》、《御制詩》等，其詩有43000余首，是歷史上創作詩歌數量最多的詩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帝特意在鄉試殿試中增試五言六韻詩歌，對當時的詩歌創作有很大影響。嘉慶帝有《味余書室全集》、《御制詩》、《嗣統述圣詩》、《全史詩》等。道光帝有《養正書屋詩文全集》、《御制詩》、《巡幸盛京詩》等。皇室貴胄能詩者很多。《清史稿·文苑傳一》載：“宗室文昭，字子晉，饒馀親王阿巴泰曾孫，鎮國公百綬子。辭爵讀書，從王士禎游。工詩，才名藉甚。王式丹稱其詩以鮑、謝為胚胎，而又兼綜眾有，擷百家之精華，其味在酸咸之外。著有薌嬰居士集、紫幢詩鈔。”“又宗室以詩名者，蘊端，初名岳端，字正子，號紅蘭主人，多羅安郡王岳樂子。封貝子。有玉池生稿。”“博爾都，字問亭，號東皋漁父，恪僖公拔都海子，蘊端從弟。封輔國將軍。有問亭詩集。”“永忠，字良輔，又字臞仙，多羅貝勒弘明子。輔國將軍。有延芬室集。詩體秀逸，書法遒勁，頗有晉人風味。”“書諴，字實之，號樗仙，鄭獻親王濟爾哈朗六世孫，輔國將軍長恒子。奉國將軍。有靜虛堂集。”“裕瑞，字思元，豫通親王多鐸裔。封輔國公。工詩善畫，……著有思元齋集。”而滿族文臣武將和文人士子中能詩善詞者更多，如鄂貌圖、費揚古、納蘭性德、納蘭揆敘、阿克敦、鄂爾泰、訥爾樸、弘曉、敦敏、敦誠、鐵保、貴慶、英和、多隆阿、奕繪、英瑞、銘安等。納蘭性德是滿族詩人最杰出的代表。滿族還出現了佟佳氏、納蘭氏、顧太清等成就突出的女詩人。納蘭性德、納蘭揆敘和納蘭氏兄妹三人都以詩詞聞名于世，令人驚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滿族還出現了一些文學世家。如睿恪親王如松和佟佳氏不但是夫妻，也是彼此切磋的詩友，家里文風很盛，兒子淳穎，孫子禧恩、寶恩也都以詩才知名。這是當時滿族上層有代表性的一個書香門第。
流風所及，清代涌現出龐大的女詩人群體，數量當以千計。如吳絳雪、徐昭華、林以寧、柴靜儀、馮又令、錢云儀、顧貞立、駱綺蘭、惲珠、王筠、吳藻、關瑛、楊古雪、張藻、畢汾、畢慧、陸媛、陳端生、梁德繩、許云林、許云姜、孔璐華、劉文如、謝雪、唐慶云、阮安、劉蘩榮、阮恩灤、吳綃、汪端、歸懋儀、賀雙卿、孫云鳳、孫云鶴、孫云鸞、孫云鴻、孫云鵲、孫云鵑、吳逸香、方玉坤、金淑、朱恕、錢蓮因、郭潤玉、龔自璋、顧太清、沈善寶、項屏山、邱心如、劉清韻、秋瑾等。與明代女詩人的主要來源不同，清代女詩人大多是名門閨秀，有良好的文學修養。如杭州許氏（許宗彥妻梁德繩及其女許云林、許云姜）、儀征阮氏（阮元妻孔璐華、妾劉文如、謝雪、唐慶云、女阮安、長媳劉蘩榮、次媳許云姜、孫女阮恩灤等）、太倉畢氏（畢沅母張藻、妹畢汾、女畢慧）、杭州孫氏（孫令宜女孫云鳳、孫云鶴、孫云鸞、孫云鴻、孫云鵲、孫云鵑）等。一些女詩人還結成詩社，互相唱和，如“蕉園五子”、“清溪吟社”、“秋紅吟社”等。“秋紅吟社”集中了當時京師的滿漢才女，如顧太清、沈善寶、項屏山、許云林等，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一道亮麗的風景。
顧太清（1799—1877）名春，字梅仙，姓西林覺羅氏，滿洲鑲藍旗人，嫁為貝勒奕繪的側福晉。因奕繪字子章，號太素，遂字子春，號太清，自署太清春、西林春，而以顧太清名世。她多才多藝，文藝創作涉及詩、詞、小說、繪畫，尤以作詞名重士林。她吟詩填詞自出胸臆，直抒性情，才氣橫溢，瀟灑風流。著有詞集《東海漁歌》和詩集《天游閣集》，存詞300余首、詩800余首。晚年自署“云槎外史”之名，創作小說《紅樓夢影》，成為中國小說史上第一位女性小說家，其文采見識，非同凡響。
秋瑾（1877—1907）原名秋閨瑾，字璿卿，號競雄，又稱鑒湖女俠，浙江會稽人。她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自幼愛讀書，工詩文。少年時最欽佩歷史上的巾幗英雄，習文練武，性格豪俠，熱情而倔強。1904年東渡日本，加入光復會和同盟會，發起了婦女團體共愛會，積極投身革命活動。回國后創辦中國公學和《中國女報》，奔走滬杭各地，積極組織武裝起義。1907年事發被捕而英勇就義。她犧牲時寫下的“秋雨秋風愁煞人”這一壯烈的絕命詞成為流傳千古的名句。她早期的詩以吟詠離情別緒和春柳秋菊為多，在一種孤獨感中流露了追求理想的精神。如《杞人憂》：“幽燕烽火幾時收，聞道中洋戰未休；膝室空懷憂國恨，誰將巾幗易兜鍪。”詩人感時傷世，表達了一腔愛國雄心。在民族民主革命斗爭中，她以詩歌為武器，提倡男女平權，高呼婦女解放，向封建勢力宣戰，詩風一變而為慷慨高歌，其愛國思想和豪情壯志奔騰千里，不可阻擋。《寶刀歌》《寶劍歌》等詩篇表現了她堅定的革命意志和沸騰的愛國主義熱忱。如《黃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見日俄戰爭地圖》一詩：“萬里乘風去復來，只身東海挾春雷。忍看圖畫移顏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濁酒不銷憂國淚，救時應仗出群才。拼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如《對酒》一詩：“不惜千金買寶刀，貂裘換酒也堪豪。一腔熱血勤珍重，灑去猶能換碧濤。”這些詩篇表達了她為革命而勇于犧牲的精神。為了宣傳革命思想，利于傳播歌唱，她力求詩歌的通俗化、自由化，如《同胞苦》、《支那逐魔歌》、《勉女權歌》和彈詞作品《精衛石》等。秋瑾還有一些詞作，前期的詞內容比較單薄；后期的詞如《滿江紅》等，表現了一個革命家爽朗豪邁的愛國情懷。秋瑾以沸騰的熱血寫出了這些作品，她的詩詞大部分充滿著英勇戰斗、不怕犧牲和追求革命理想的浪漫主義精神。在她的作品中，文學和革命、言志與詩教達到了高度統一。
女詩人在操持家務的同時還擔負著教育子女的重任，一些女詩人在詩歌教育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如詩人張藻在丈夫早逝后，獨自撫育子女，將兒子畢沅、女兒畢汾培養成為才子才女。畢沅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被乾隆親自擢為狀元。張藻是當時頗有名氣的才女，不僅能詩，而且學問淵博，著有《培遠堂集》。畢沅在她的調教下，6歲能讀《詩經》、《離騷》，10歲便通曉聲韻，善作詩文。隨后，張藻又親自把畢沅送到蘇州，拜著名學者、詩人沈德潛和經學大師惠棟為師。后來，畢沅到陜西任巡撫，張藻還以母親特有的情懷，作54句270言《訓子詩》，殷切期望兒子“不負平生學，弗存溫飽志；上酬高厚恩，下為家門庇”。畢沅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大學者，還是一位杰出的詩人，有《靈巖山人詩集》傳世。他的妹妹畢汾也是當時一位知名詩人，有詩集《梅花繡佛齋草》傳世。他們兄妹二人幼年失怙，全靠其母養育成人。張藻病故后，乾隆皇帝特賜御書“經訓克家”四字褒揚。
女詩人惲珠也在教育子孫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她出身江蘇陽湖的書香門第，十歲能詩，十三工畫，為閨中一絕。著有詩集《紅香館集》，并編選了清代女詩人作品集《國朝女士正始集》。她撫育三子成才的事跡被載入史冊。《清史稿·列女傳一·廷璐妻惲傳》載：“廷璐妻惲，……陽湖人，名珠，字珍浦。惲自壽平以畫名，其族多能畫。……珠亦能畫，善為詩。廷璐為泰安知府，卒官。珠撫諸子麟慶、麟昌、麟書，教之嚴。持家政，肅而恕。嘗擬列女傳為蘭閨寶錄。撰定清女子詩，為國朝女士正始集。”在她的教育下，完顏氏一門之內，風雅相繼。其子完顏麟慶官至總督，也是一位詩人，有《凝香室詩集》。其兒媳程孟梅，孫子崇實，孫女妙蓮保、佛蕓保，亦皆能詩文。
在清代，詩歌對戲曲依然有著深遠的影響，當時的戲曲家也多是詩人。如著名詩人吳偉業除詩文外，還著有《秣陵春》傳奇，《通天臺》、《臨春閣》雜劇。戲劇家尤侗擅長詩文，又精于音律，其詞曲成就較高。《清史稿·文苑傳一·尤侗傳》：“侗天才富贍，詩文多新警之思，雜以諧謔，每一篇出，傳誦遍人口。……初，世祖於禁中覽侗詩篇，以才子目之。后入翰林，圣祖稱之曰“老名士”。天下羨其榮遇。”《長生殿》的作者洪昇本身又是一位有才華的詩人，早年就以詩聞名，流傳至今的尚有《稗畦集》、《稗畦續集》、《嘯月樓集》等。《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也是一位成就較高的詩人，有《湖海集》、《長留集》等。他的詠史詩多抒寫興亡之感，抒情意味較濃。如《過明太祖故宮》：“匆忙又散一盤棋，騎馬來看舊殿基。夕陽偏逢鴉點點，秋風只少黍離離。門通大內紅墻短，橋對中街玉柱欹。最是居民無感慨，蝸廬僭用瓦琉璃。”如《梅花嶺》：“梅枯嶺亦傾，人來立腳嘆。嶺下水滔滔，將軍衣冠爛。”《桃花扇》的詞曲典雅富麗，正是作者詩人本色的體現。戲劇中的一些曲子因有濃重的詩味受到人們傳唱，如《千鐘祿》寫建文帝逃亡中所唱的《傾杯玉芙蓉》：“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擔裝，四大皆空相。歷盡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疊疊高山，滾滾長江。但見那寒云慘霧和愁織，受不盡苦風凄雨帶怨長！雄城壯，看江山無恙，誰識我一瓢一笠到襄陽。”《長生殿》中李龜年自述流離的一曲《一枝花》：“不提防余年值亂離，逼拶得歧路遭窮敗。受奔波風塵顏面黑，嘆衰殘霜雪鬢須白。今日個流落天涯，只留得琵琶在。揣羞臉上長街又過短街，那里是高漸離擊筑悲歌，倒做了伍子胥吹簫也，那乞丐。”這兩支曲子抒發了普通人在歷史變亂中的悲愴，在當時流傳很廣，有“家家‘收拾起'，戶戶‘不提防'”的俗諺。
小說創作也受到詩歌的廣泛影響，小說家也往往能詩擅詞。蒲松齡是一個具有多方面藝術才能的作家，一生著作豐富，除《聊齋志異》外，還有詩、文、詞、賦、戲曲、俚曲等。《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和《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也都是詩人。除個別作品外，清代小說中依然夾雜著數量較多的詩詞，說明了當時社會各階層對詩詞的喜愛。《紅樓夢》在這一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有一些詩詞曾廣為流傳。如曹雪芹自題絕句：“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著名的還有《好了歌》、批寶玉的《西江月》二首、林黛玉的《葬花詞》、賈寶玉的《芙蓉女兒誄》等。第四十八回《濫情人情誤思游藝慕雅女雅集苦吟詩》中“香菱學詩”的故事，高度凝縮了古代文人學習作詩的過程。
清朝統治者十分重視教育事業，官學教育基本沿襲明制，分為地方和中央兩類。中央主要是國子監，地方有府學、州學、縣學、書院。《清史稿·選舉志一·學校條一》載：“有清學校，向沿明制。京師曰國學，并設八旗、宗室等官學。直省曰府、州、縣學。”“府、州、縣、衛儒學，明制具備，清因之。”包括《詩經》的“四書五經”是官學的基本教材。此外，義學、社學、私塾等伴隨著民間藏書和編書的風行也愈來愈昌盛。受明代風氣的影響，一些書香門第對女子教育日益重視，一些家庭里還出現了女塾。一些詩人還收傳了女弟子。如女詩人駱綺蘭就是著名詩人袁枚、王文治的弟子。
清朝蒙學大體沿用宋、元、明的教育體制，以識字為主，多以《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蒙求》、《神童詩》、《小兒語》、《續小兒語》、《弟子規》、《龍文鞭影》、《笠翁對韻》、《聲律啟蒙》、《增廣賢文》、《千家詩》、《唐詩三百首》等為教材，還有康熙帝親自審定的《御制百家姓》。由于程朱理學的影響，這些蒙學教材多以強調兒童道德品質和行為規范的培養為中心內容。蒙學階段對詩歌教育還是比較重視的，但更注重通過詩歌進行倫理道德教育。沈龍江義學有更明確的規定：“放晚學講賢孝勤學故事一條，吟詩一首。詩要有關系的，如‘二月賣新絲'、‘鋤禾日當午'、‘青青園中葵'、‘木之就規矩'等。……次日放晚學時背講。”（《沈龍江義學約》，見張伯行輯《養正類編》）。當時主要的詩歌教材有《神童詩》、《千家詩》、《唐詩三百首》等。
清代蒙學的寫作訓練較以前又有新的發展，形成了一套完整而有效的訓練程序和方法，一般程序是：屬對——作詩——作文。教蒙童屬對是作詩、作文的基礎，屬對要求平仄相對、詞性一致、結構相同、字數相等、修辭手法相同、邏輯關系相同，是一種集語音、詞匯、語法、修辭、邏輯于一體的綜合性基礎訓練；采用的教材有《對類》、《詩月夜》、《詞林典腋》、《時古對類》、《千金裘》、《聲律啟蒙》、《笠翁對韻》等。
道光年間的學者王筠（1784—1854）特別重視兒童教育，著有《文字蒙求》、《教童子法》等。《教童子法》是一篇專門闡述蒙童教育方法的著作，對蒙學識字、寫字、讀書、屬對、作詩、作文等方面作了較系統的論述，對蒙學教育提出了一些獨到見解。他疾呼“學生是人，不是豬狗。讀書而不講，是念藏經也，嚼木札也，鈍者或俯首受驅使，敏者必不甘心。人皆尋樂，誰肯尋苦？讀書雖不如嬉戲樂，然書中得有樂趣，亦相從矣。”為了充分發揮學生在作詩作文時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涵養學生的作詩作文興趣，他提出了“以放為主”的原則，要求學生多寫多練，即初學做詩，先要放手，不要拘于四聲，為雙聲疊韻的規矩所束縛，此后再從放到收。“作詩文必須放，放之如野馬，踶跳咆嗥，不受羈絆。”“久之必自厭而收束矣。此時加以銜轡，必俯首樂從，……但涵養誘掖，待其自化，則文境必大進。”“以圈為主，等他知道文法”，把詩文寫精練。王筠還主張蒙童教育應循序漸進，即學生識二千字后，才可讀書，待其“神智漸開”，再教以四聲、虛實、韻部、雙聲、迭韻等文字知識，然后在識字、閱讀、屬對的基礎后，才開始學習詩文寫作。
傳統蒙學教育形式一直持續到清末興辦新學之前。同治九年（1870年）的《小學義塾規條》仍有這樣的規定：“塾中功課，未識字者先識方字一二百，即授小學詩（新刻《續神童詩》），為人道理都說到，尤妙在句句明白；如《續千家詩》及《孝經》、《弟子職》、《小兒語》各種，如有余力，皆可接讀。”（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90頁引）十九世紀末，在變法維新的浪潮中，傳統蒙學教育也發生了變化。1905年，科舉制度被廢除，新學堂興起，傳統蒙學教育壽終正寢，從內容到形式被完全廢棄了。
在謝枋得的七言《千家詩》流行的基礎上，王相又選注了《新鐫五言千家詩》，選錄五絕39首、五律40余首。后來有人將五言和七言這兩種《千家詩》編成合刊本，成為流傳最廣的詩歌教材，也對我國的語文教育、特別是詩歌教學發揮了巨大的影響作用。這部詩歌教材共錄有220多首詩歌，雖號稱“千家”，實際上共錄詩人一百二十八家。所選詩歌大多是唐宋時期的名家作品，其中有很多膾炙人口的名篇佳句，易學好懂，題材多樣，適合學生誦讀。如孟浩然《春曉》、王之渙《登鸛鵲樓》、李白《靜夜思》、杜甫《登岳陽樓》、劉禹錫《烏衣巷》、程顥《偶成》、朱熹《春日》等。《千家詩》在編選時充分照顧到了兒童的身心發展特點，表明編者已經進一步認識到兒童的主體地位。《千家詩》是啟蒙性質的詩歌選本，其內容包括山水田園、贈友送別、思鄉懷人、吊古傷今、詠物題畫、侍宴應制等，較為廣泛地反映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民間深受歡迎，流傳廣泛，影響深遠。
《唐詩三百首》是清代乾隆年間蘅塘退士孫洙選編的一本膾炙人口的唐詩精選普及讀本，僅以三百首的篇幅，就使人們得以欣賞到唐詩中的精華之作，為初學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卷首有蘅塘退士序：“世俗兒童就學，即授《千家詩》，取其易于成誦，故流傳不廢。但其詩隨手掇拾，工拙莫辨。且只五、七律、絕二體，而唐宋人又雜出其間，殊乖體制。因專就唐詩中膾炙人口之作，擇其尤要者，每體得數十首，共三百余首，錄成一編，為家塾課本。俾童而習之，白首亦莫能廢，較《千家詩》不遠勝耶？諺云：‘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請以是編驗之。”由此可知當時《千家詩》為童子學詩的啟蒙讀物，作者不滿于其內容蕪雜，故編選此書。全書共選了七十余位唐代詩人的詩歌300余首，涵蓋了古詩中五言詩和七言詩的各種詩體，是一本質量上乘的精選詩歌讀本。這本書注重選取歷來為人們廣為傳誦的佳作，名家名篇入選甚多。詩的作者中既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詩人，也選了一些不太出名的詩人，如無名氏的《雜詩》。全書的編選以適合私塾教學為基本原則，以學童容易理解和記憶、適合兒童興趣為主要出發點，因此，《唐詩三百首》被塾師們廣泛采用，而且深受學童和成人的歡迎。此后為了幫助蒙童和一般文人理解、欣賞這些詩作，出現了多種注釋本。唐詩是我國古典詩歌發展的高峰，一直影響著我國的詩風和文風。而這本流傳很廣的詩選，也深刻影響著我國的詩歌教育，對發揚我國的“詩教”傳統有重要作用。這部詩歌讀本影響廣泛而深遠，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人們學習唐詩的首選讀本，風行海內外。
清末，《千家詩》、《唐詩三百首》等詩歌讀本依然是蒙童學習詩歌的主要教材。劉鶚《老殘游記》第七回《借箸代籌一縣策納楹閑訪百城書》里有東昌城內一家書店掌柜與老殘之間的一段對話，很能說明清代“三百千千”的流行情況：那掌柜的道：“所有方圓二三百里，學堂里用的三、百、千、千、都是在小號里販得去的，一年要銷上萬本呢。”老殘道：“貴處行銷這‘三百千千'，我到沒有見過。是部什么書？怎樣銷得這們多呢？”掌柜的道：“噯！別哄我罷！我看你老很文雅，不能連這個也不知道。這不是一部書，‘三'是《三字經》，‘百'是《百家姓》，‘千'是《千字文》；那一個‘千'字呢，是《千家詩》。這《千家詩》還算一半是冷貨，一年不過銷百把部；其余《三》、《百》、《千》，就銷的廣了。”由此可見，直到晚清時期，《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仍然是學堂的基本教材，在北方城鄉流傳很廣，很受歡迎。而劉鶚還是一位詩人。劉鶚（1857—1909）字鐵云，別署洪都百煉生。他出身詩書官宦家庭，自小聰敏，四歲就隨其二姐誦讀《唐詩三百首》，八歲從丹徒名儒趙君舉讀書。庚子年（1900年）劉鶚北上賑濟災民，旅途中在《唐詩三百首》的封面上題詩，其一就記述了幼年學詩一事：“阿姐停針每見憐，小時指授繡燈前，而今此卷猶傳世，回首滄桑四十年。”他涉獵眾多領域，學識博雜，著述頗豐。其詩直抒胸臆，清新俊逸，反映了他的人生經歷和思想感情，有詩集《鐵云詩存》。
唐宋以降，吟詩作詞已成為文人的日常事務，而聲律對句則是創作詩詞的基礎技能。因此，除學習詩歌外，學習聲律對句也成為蒙學階段的一項經常性的內容。為了適應人們學習作詩填詞的需要，訓練學子掌握聲律對句技巧的詩歌類讀本代代不絕。清代學者又編寫了新的蒙學韻文類教材，如《笠翁對韻》、《聲律啟蒙》等。
著名文學家李漁編著的《笠翁對韻》是一本專門用來學習聲韻格律的啟蒙讀物，始刊行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一問世即引起轟動，是清代最流行的聲律類蒙書之一。全書共三十韻，每韻二則至四則不等，從一字對、二字對、三字對、五字對、七字對到十一字對。其語言工巧藻麗，音韻流暢；內容博采精裁，編排合理，或狀景，或敘史，或抒情，意境典雅優美，又富生活氣息，更易為初學之人掌握。如：“天對地，雨對風。大陸對長空。山花對海樹，赤日對蒼穹。雷隱隱，霧蒙蒙。日下對天中。風高秋月白，雨霽晚霞紅。牛女二星河左右，參商兩曜斗西東。十月塞邊，颯颯寒霜驚戍旅；三冬江上，漫漫朔雪冷漁翁。”“雷對電，霧對霞。蟻陣對蜂衙。寄梅對懷橘，釀酒對烹茶。宜男草，益母花。楊柳對蒹葭。班姬辭帝輦，蔡琰泣胡笳。舞榭歌樓千萬尺，竹籬茅舍兩三家。珊枕半床，月明時夢飛塞外；銀箏一奏，花落處人在天涯。”“聞對見，解對諳。三橘對雙柑。黃童對白叟，靜女對奇男。秋七七，徑三三。海色對山嵐。鸞聲何噦噦，虎視正眈眈。儀封疆吏知尼父，函谷關人識老聃。江相歸池，止水自盟真是止；吳公作宰，貪泉雖飲亦何貪？”文中羅列了許多典故，既能夠幫助學子增長見聞，又可以在品德修養方面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車萬育編著的《聲律啟蒙》是一本專門訓練兒童對偶技巧、掌握聲韻格律的啟蒙讀物。全書按韻分編，包括天文、地理、花木、鳥獸、人物、器物等方面的虛實應對，形式上從單字對到雙字對、三字對、五字對、七字對到十一字對，聲韻協調，瑯瑯上口，使兒童在誦讀中受到語音、詞匯、修辭等方面的訓練。從單字到多字的層層屬對，較之其它蒙學讀本全用三言、四言句式更見韻味。如“云對雨，雪對風，晚照對晴空；來鴻對去燕，宿鳥對鳴蟲。三尺劍，六鈞弓，嶺北對江東。人間清暑殿，天上廣寒宮。兩岸曉煙楊柳綠，一園春雨杏花紅。兩鬢風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煙雨，溪邊晚釣之翁。”又如：“春對夏，秋對冬，暮鼓對晨鐘，觀山對玩水，綠竹對蒼松。馮婦虎，葉公龍，舞蝶對鳴蛩。街泥雙紫燕，課密幾黃蜂。春日園中鶯恰恰，秋天寒外雁雍雍。秦嶺云橫，迢遞八千遠路；巫山雨洗，嵯峨十二危峰。”其內容多以實際生活中的事物現象或事件人物作為范例，道德說教意味比較淡薄，既便于兒童理解，又能夠陶冶學童情操。如：“寒冰三尺厚，秋月十分明。”“花間雙粉蝶，柳內幾黃鶯。”“一輪秋夜月，幾點曉天星。”“渚蓮千朵白，岸柳兩行青。”因此，它是一部深入淺出、潛移默化教導兒童學習音韻格律、吟詩作對的啟蒙教材。
車萬育還編撰了《增廣賢文》一書。全書以韻文的形式，將格言排列在一起，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交錯而出，靈活多變，讀起來抑揚頓挫，朗朗上口，突破了傳統蒙學讀物往往以一種句式貫穿始終的基本格式。其中有的輯自雅句，有的采自俗語，有的是圣哲語錄，惟其如此，全書也就有文言、有俗言、有直言、有婉言、有勸善言、有戒勉言、有世宦治世言、有隱逸出世言，士農工商，無一不備。如：“知己知彼，將心比心”、“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易漲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復小人心”、“運去金成鐵，時來鐵似金”、“讀書須用意，一字值千金”、“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錢財如糞土，仁義值千金”、“饒人不是癡漢，癡漢不會饒人”、“美不美，鄉中水；親不親，故鄉人”、“貧居鬧市無人識，富在深山有遠親”、“誰人背后無人說，那個人前不說人”、“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早逢春”。有些句子連在一起簡直就是詩歌，如：“一年之計在于春，一日之計在于寅，一家之計在于和，一身之計在于勤”、“有茶有酒多兄弟，急難何曾見一人。人情似紙張張薄，世事如棋局局新”、“有田不耕倉廩虛，有書不讀子孫愚，倉廩虛兮歲月乏，子孫愚兮禮義疏”、“庭前生瑞草，好事不如無。欲求生富貴，須下死工夫。”、“竹籬茅舍風光好，道院僧房總不如。命里有時終須有，命里無時莫強求”、“結交須勝己，似我不如無。但看三五日，相見不如無”、“磨刀恨不利，刀利傷人指；求財恨不多，財多害自己”。由于采錄廣泛，因而純駁不齊，儒家學說、佛教思想、道教思想的內容在其中也均有體現，時而積極進取，時而感慨自傷，也因此大致反映了古人之人生態度和處世原則，涉及為人處世的諺語很有哲理性，耐人尋味，值得借鑒。《增廣賢文》篇幅不長，通行本只有3800字左右；文中極少運用典故，語句接近于口語，易于為人們接受。因此，在民間深入人心，影響深遠。人們把它與《幼學瓊林》并列，稱“讀了增廣會說話，讀了幼學走天下”，書中許多警句、格言至今仍然傳誦不絕。在通行本之外，還有各種重編本，如周希陶的《重訂增廣》、碩果山人的《訓蒙增廣改本》等。
有兩部唐詩讀本值得引起注意，分別是王堯衢的《唐詩解》和徐日璉、沈士駿的《唐律清麗集》。雍正年間，蘇州人王堯衢編注《古詩解》四卷、《唐詩解》十二卷，合稱《古唐詩合解》，刊于雍正十年(1732年)。其后《唐詩解》傳刻很多，而《古詩解》廢而不刻，書名遂稱《唐詩合解》。其選詩講究格調平穩，既明白曉暢，又含蓄悠長，往往選取歷來為人廣為傳誦的名篇。所選詩歌五言、七言古風較少，五言、七言近體居多。嘉慶、道光以后直至民國初年，此書是除《千家詩》、《唐詩三百首》之外最盛行的一部詩歌選本，影響較大。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鄉試殿試增試五言六韻詩歌。《清史稿·選舉志一·學校條一》載：“乾隆初，覆試兼用小學論。中葉以后，試書藝、經藝各一。增五言六韻詩。”徐日璉、沈士駿二人立即編選了一部專收唐人五言長律的選集《唐律清麗集》，分應制、應試、酬贈、紀述四門，自四韻至百韻，均有選錄。其選詩以“清麗”為標準，所選詩歌以初盛唐居多，中晚唐較少，而選杜甫詩最多。歷來唐詩選本往往古體、近體兼備，惟獨這部書卻專選唐人五言律詩。很明顯，這是專門為應試舉子提供的作詩范本。
“康乾盛世”時期，國力強盛，統治者的文治武功常令后人驚嘆，在文化典籍的整理編纂方面居功甚偉。康熙皇帝富有雄才大略，是歷史上罕見的帝王，他精通儒學，博學多才，重視文教。康熙年間，由曹寅、彭定求等人奉敕編選的《全唐詩》堪稱中國古代最大的詩歌總集。這部詩集以明胡震亨的《唐音統簽》和清初季振宜的《唐詩》為藍本，廣泛搜集曾散佚遺漏的作品進行校補增訂。全書共900卷，收錄了唐五代時期2200多位詩人的詩歌48900多首。這是我國詩歌史上的一件大事。唐代是我國詩歌史上的黃金時代，《全唐詩》的編選，極大地促進了我國古典詩歌傳統的繼承和發揚，對于詩歌教育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不久，張豫章等人又奉敕編次《御定四朝詩》三百一十二卷，其中宋詩七十八卷，作者八百八十二人；金詩二十五卷，作者三百二十一人；元詩八十一卷，作者一千一百九十七人；明詩一百二十八卷，作者三千四百人。這部書對于保存和學習宋金元明詩歌功不可沒。此外，還有張玉書等奉敕編《佩文齋詠物詩選》四百八十六卷、陳邦彥等奉敕編《歷代題畫詩》一百二十卷、郭元奉旨編纂《全金詩》等。康熙帝還詔令儒臣集體編纂了《佩文韻府》和《駢字類編》。
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皇帝親自主持編定《唐宋詩醇》四十七卷，選取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韓愈和宋代蘇軾、陸游等六位詩人的作品2660余首，而以李、杜為正宗，以白、韓、蘇、陸為羽翼；特別強調詩歌的政治教化意義，尤其強調忠君愛國，散發出相當濃厚的封建說教氣味。這本書問世后刊刻極多，當時詩人幾乎人手一部。乾隆時期纂修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部叢書——《四庫全書》。全書按經、史、子、集四部四十四類編排，共收錄古籍3503種、79337卷，有36300多冊之多，分為經、史、子、集四部。其中“集部”分為“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等五類，詞曲類又分詞集、詞選、詞話、詞譜詞韻、南北曲五屬，按照儒家正統“詩教”觀念，對歷來的詩、詞、曲著作進行了大規模的整理甄別，為清代文人吟詩填詞作曲提供了榜樣。
清代一些詩人、學者也很重視歷代詩歌選集、總集的輯錄編纂。如朱彝尊選編了明代詩歌總集《明詩綜》100卷、編纂了《詞綜》36卷。季振宜編選的唐詩總集《唐詩》七百一十六卷，打破唐詩歷來按初盛中晚的編排方法，詩人和作品按時代編次，由高祖開始，至無名氏終。每個詩人均附有較詳細的小傳，并對所錄詩篇作了較細致的校勘。此書是《全唐詩》編纂時主要依據之一，當時未刊刻，只有寫本傳世。王士禎編纂了《神韻集》、《十種唐詩選》、《唐賢三昧集》、《唐人萬首絕句選》等，體現了他的“神韻說”理論。沈德潛（1673—1769）編選了《古詩源》、《唐詩別裁集》、《明詩別裁集》、《國朝詩別裁集》（即《清詩別裁集》）等。他論詩以漢儒“溫柔敦厚”的“詩教”說為本，以唐詩的“格調”為用，在作詩上強調為封建政治服務，力求中正平和、委婉含蓄。《清史稿·沈德潛傳》載：“德潛少受詩法于吳江葉燮，自盛唐上追漢、魏，論次唐以后列朝詩為別裁集，以規矩示人。承學者效之，自成宗派。”由于他的詩受到乾隆帝的賞識，常出入禁苑與乾隆唱和，因而他的詩論和作品風靡一時，在當時影響很大。他所選輯的各種選本，就是他的“格調說”詩歌理論的體現，是當時詩人學習的范本。這些選本保存了比較豐富的詩篇，在詩歌藝術方面的評語頗有精辟見解，因此廣為流傳，至今仍有借鑒價值。之后，還有張玉編選的《古詩賞析》、管世銘編選的《讀雪山房唐詩鈔》、李調元編纂的《全五代詩》、王闿運編選的《八代詩選》等等。這些詩歌選集、總集的編纂，為清代詩人學習作詩提供了不同風格的范本。
彈詞與鼓詞都是清代民間很流行的說唱兼備的曲藝形式。彈詞流行于南方，用三弦、琵琶伴奏，多在城鎮演唱，主要說唱才子佳人的愛情故事，往往受到婦女的歡迎。許多有才華的女性也參與了彈詞的創作，借以抒發了她們的人生理想，而女性要求突破封建禮教束縛的愿望也在作品中有所體現。著名的女性作品有陳端生的《再生緣》、陶貞懷的《天雨花》、邱心如的《筆生花》、李桂玉的《榴花夢》。彈詞的說白部分為散體，唱詞部分以七言韻文為主，通常采用第三人稱敘述，文字通俗易懂，篇幅往往很大，如《榴花夢》長達三百六十卷、約五百萬字。從講述故事和閱讀欣賞的角度來看，許多彈詞可以說是一種韻文體的長篇小說。彈詞還有許多方言作品，在南方廣大地區影響深遠。鼓詞主要流行于北方，用鼓和三弦等樂器伴奏，主要說唱鐵馬金戈的戰爭故事。其形式與彈詞很相近，說的部分用散體，唱的部分為七言或十言韻文，句式較彈詞更為靈活。傳世鼓詞主要是一些依托歷史講述戰爭故事和英雄傳說的作品，最著名的是《呼家將》，這些作品反映了人民的愛憎和愿望。還有一些是根據古典文學名著改編而成的作品，如《楊家將》、《三國志》、《水滸傳》、《竇娥冤》、《西廂記》等，這些鼓詞一般與原作出入不大，對這些文學名著的普及有很大作用。另外也有少數描述才子佳人故事的作品，如《蝴蝶杯》等。鼓詞在北方民間流傳很廣、影響很大。彈詞與鼓詞作品多出自民間，往往曲折地表達了民眾的理想和情感，成為人民自我教育的一種工具。由于這些作品難以擺脫正統思想的控制，往往有著較濃厚的封建倫理色彩，而其主體部分又是以七言為主的韻文，因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起到了詩歌教育的作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少數民族也流傳著自己的說唱文學作品。如藏族長篇英雄史詩《格薩爾王傳》、蒙古族英雄史詩《江格爾》、柯爾克孜族傳記性史詩《瑪納斯》被并稱為中國少數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詩。這些史詩都是千百年來各民族生存和斗爭經驗的積累，篇幅巨大，內容豐富，包括政治、經濟、歷史、軍事、醫學、語言、宗教、美學等各方面知識，可稱得上是百科全書。它們在各少數民族中代代口耳相傳，在生活中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清代文人繼續明代學者的遺風，搜集民間通俗歌曲的風氣更盛，保存下來的民歌作品遠多于明代。清代俗曲總集主要有顏自德輯錄、王廷紹編訂的《霓裳續譜》，收曲詞六百余首；華廣生選輯的《白雪遺音》收曲詞七百余首。俗曲的內容相當廣泛，有根據戲曲改定的，有描繪民間風俗的，有表現詼諧嘲戲的，有玩弄文字游戲的，而比較集中又最有文學趣味的仍是情歌一類。男女相思是民歌永恒的主題，清代都市流行的民間俗曲也多為情歌，庸俗調笑之作較多，其中也有一些思想健康、清新俊爽的作品。由于遠離社會主流文化，即使是茶坊、酒館、青樓傳唱的粗俗色情之作，其表達情感的大膽直露，也都對封建禮教產生了巨大的沖擊。雖然為正統“詩教”論者所不屑，但這些民歌在民間的影響卻極其深遠。一些詩人收集整理了比較僻遠地區的民歌，如李調元輯的《粵風》、黃遵憲輯的《山歌》和無名氏的《四川山歌》。其中《粵風》中后三卷的《瑤歌》、《苗歌》和《僮歌》是南方少數民族民歌，作品多是情歌，反映了少數民族的一些生活習俗。這些民歌曲調簡單，感情率真樸實，體現了民歌清新健康的風格，保持了民歌的真正本色。如《四川山歌》之一：“十八女兒九歲郎，晚上抱郎上牙床，不是公婆雙雙在，你做兒來我做娘！”這是對封建禮教和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的辛辣嘲諷。清代還出現了一些兒歌專集，如鄭旭旦輯錄的《天籟集》和悟癡生輯錄的《廣天籟集》等，內容主要是訓練兒童語言，向兒童傳授知識，一般句子短小，節奏明快，語言平易流暢，適合兒童誦唱。在學校教育之外，民間的詩歌教育極為廣泛，其作用不容忽視。
晚清時期的民間歌謠中有不少反映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起義和義務團運動的作品。這些民謠是我國人民在同國內外敵人的浴血斗爭中產生的，一般都具有高度的戰斗性。這些民歌在流傳的過程中，既教育人民認清了統治者的反動本質，又進一步鼓舞了人民群眾的斗爭意志。林則徐領導禁煙斗爭，堅決抵抗侵略軍，獲得了百姓贊頌：“林則徐，禁鴉片。焚煙土，在海邊。開大炮，打洋船，嚇得鬼子一溜煙。”《三元里民歌》概括反映了廣東人民的抗英斗爭。“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民謠刻畫了清末中國社會的一個“怪圈”現象，既諷刺了清政府的軟弱無能，又表現了人民對侵略者的蔑視和對自己力量的確信。
十九世紀中期，太平天國運動沉重地打擊了清王朝的統治，獲得了人民的熱烈擁護。一些歌謠表達了百姓對太平天國的歌頌，充滿了自豪的感情。如：“天父天兄手段高，打得清兵四處跑，旗開得勝萬民笑，拿下南京立天國。”有一首苗族民歌表現了苗族百姓對太平軍的歡迎：“苗家救星是翼王，枯苗得雨喜若狂。從今耕作齊落力，為保太平把兵當。”在彝族、壯族中也都有類似的歌謠。太平天國失敗后，太平軍依然活在百姓心中，《愁你一去不回頭》、《不見哥哥回家中》等民歌就表達了人民對太平軍的深切懷念，如：“豌豆花開花蕊紅，豌豆結莢好留種。來年種下小豌豆，花兒開得更加紅，太平軍哥哥五個字，永遠記在人心中。”這些民歌的流傳，極大地鼓舞了廣大群眾的斗志，成為人民群眾自我教育的有效手段。
少數民族中也產生了一些歌頌本民族起義領袖的民歌，如長篇敘事詩《張秀眉頌》(苗族)、《英雄沙迪爾的歌》(維族)等，反映了各族人民的英勇斗爭，是具有史詩意義的作品。
義和團運動中所產生的民歌有鮮明的反帝色彩，如：“還我江山還我權，刀山火海爺敢鉆，那怕皇上服了外，不殺洋人誓不完。”這首民歌中飽含著對帝國主義侵略軍的刻骨仇恨和無比蔑視，表現了人民群眾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和不怕犧牲的英雄氣概。有的民謠歌頌了義和團英勇戰斗的精神，如：“義和團，真勇敢，不怕槍炮和子彈。一心只想滅洋人，頂著槍子往上竄。殺盡洋人頭，中國保安全。”有的民歌還揭露了帝國主義者借傳教為名進行侵略活動的罪行：“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宣化葡萄甜又香。信什么圣母娘，進什么天主堂，外國人，胡來闖，鷂子充雞沒有好心腸。”這首民歌剝去了侵略者的宗教外衣，揭露了帝國主義的豺狼本性。人民群眾在斗爭中也進一步認清了滿清政府腐敗無能、媚外投敵的罪行，一些民歌對統治者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嘲諷。如：“清朝兵，太稀松。見了洋人就害怕，見了百姓可真兇。”“清朝太無能，洋人當祖宗。多少財寶送了情，賣國人兒高官升。”這些歌謠畫出了清政府屈膝事敵的丑惡嘴臉，提高了人民的認識，增強了人民的斗志。由于清政府與帝國主義的勾結，義和團運動既要反對帝國主義，又要反對封建專制。如：“大師兄，砍洋頭；二師姐，殺官獸。打倒洋和官，百姓有盼頭。”這首歌謠反映了人民群眾的清醒認識，表達了他們斗爭到底的堅強決心。“女的紅燈照，男的義和拳；趕也趕不散，捉也捉不完。”這樣的歌謠，顯示了人民決不屈服的意志和堅不可摧的信心。
在太平天國運動中，其領導者往往運用詩歌宣揚其政治理想和宗教思想，反對封建專制統治，鼓舞千百萬人民的斗爭意志和勝利信心。洪秀全頗喜作詩，其《天父詩》錄詩600多首。他曾編寫《原道救世歌》宣傳宗教平等思想，反對封建等級制度，其中寫道“開辟真神惟上帝，無分貴賤拜宜虔。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傳。”他在《原道醒世訓》結尾題了一首詩：“上帝原來是老親，水源木本急尋真；量寬異國皆同國，心好天人亦世人。獸畜相殘還不義，鄉鄰互殺斷非仁；天生天養和為貴，各自相安享太平。”這首詩為百姓描繪了天下大同的美好景象。洪秀全有一首述志詩：“手握乾坤殺伐權，斬邪留正解民懸。眼通西北江山外，聲振東南日月邊。展爪似嫌云路小，騰身何怕漢程偏。風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飛龍定在天。”楊秀清也有一首《果然英雄》，其中寫道：“拔地參天皆勇將，安邦定國盡忠臣；沖鋒恐后常虞我，遇事爭先詎讓人？”這些詩篇都充滿著推翻清朝統治的政治理想和改天換地的英雄之氣。他們的詩篇往往通俗易懂，樸實明曉，生動有力。太平天國還進行了一系列文化教育改革，特別重視兒童教育，專門編寫了自己的蒙學教材，主要有《三字經》、《幼學詩》、《御制千字詔》等。《三字經》主要宣傳宗教思想，如：“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萬物備。六日間，盡造成。”《幼學詩》共三十四首五言體詩歌，內容涉及做人和教義兩方面，主要是進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道德說教，如：“真神皇上帝，萬國盡尊崇；世上多男女，朝朝夕拜同。”這種寓道于文、文道結合的教材，也體現了傳統詩歌類讀本偏重道德教育的特點，政治功利性有過之而無不及。
由于清朝統治者實行嚴酷的專制主義統治，極力推崇理學，特別重視和強調詩歌的政治教化作用，清代詩歌總體風格偏重典雅，民歌對清代詩人的影響較小。但仍有一些詩人向民歌學習，寫出了歌謠體詩，朱彝尊有《鴛鴦湖棹歌一百首》、龔自珍有《馎饦謠》等。晚清末年，進步知識分子對民間歌謠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和利用。詩人黃遵憲十分重視向民歌學習，曾輯錄民歌選集《山歌》。他在學習民歌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種新體詩歌，名曰“雜歌謠”。在內容上，要求反映現實生活，宣傳進步思想；在形式上，句式整散兼有，篇幅長短不一，字數多少不等，風格多種多樣。黃遵憲親自創作了許多歌謠，在新歌謠創作方面貢獻最大。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梁啟超創辦《新小說》期間，黃遵憲在《致飲冰主人手札》中建議他在刊物上發表一些或三言、或五言、或七言、或九言、或長短句的歌謠。梁啟超接受了這一建議，在《新小說》上特辟“雜歌謠”一欄，先后刊出了黃遵憲的《出軍歌》和《幼稚園上學歌》、梁啟超的《愛國歌》、劍公的《新少年歌》等作品。梁啟超呼吁更多的詩人努力從事歌謠創作，并舉黃遵憲為楷模。康有為、章炳麟、秋瑾、高旭等人都有這類歌謠體作品。江蘇籍留日學生也在創辦于東京的反清革命刊物《江蘇》上刊載了供兒童歌詠吟誦的學校歌（兒童詩）《游春》、《揚子江》、《秋蟲》等。俞復、丁寶善編寫的《蒙學課本》里也有新歌謠，如第三冊第二課：“祝我國，鞏金湯，長歐美，雄東洋，陸軍海軍熾而昌，全球翻映龍旗光。帝國主義新膨脹，毋庸老大徒悲傷！印度滅，波蘭亡，請看我帝國，睡獅奮吼劇烈場。”這些新創作的歌謠以愛國主義為基調，寓教于樂，語言通俗，形式自由，易讀易懂，便于歌唱，易于流行，將傳統韻文體蒙學教材的優點發揮到了極致。因此，創作新歌謠也就成為宣傳進步思想、教育青少年的最佳方法。
晚清末年，在維新變法和民族民主革命的浪潮中，由于難以適應宣傳革命思想的需要，古典詩歌逐漸走向末路，與之相適應的詩歌教育也逐漸衰落。隨著傳統科舉制度的廢除和現代教育制度的確立，詩歌教育被賦予了新任務、新內容，呈現出嶄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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