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詩歌教育的白銀時代——秦漢魏晉南北朝
經過長期戰爭，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統天下，建立起歷史上第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但這個僅僅依靠武力維持統治的秦王朝在短短十五年后就土崩瓦解。公元前206年，漢高祖劉邦建立了西漢王朝，到漢武帝劉徹時期，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和鞏固。公元25年，漢光武帝劉秀建立了東漢王朝。兩漢四百余年的統治，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軍事等多方面奠定了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的基礎。秦、漢大一統，最終完成了南北文化的融合，由此形成了偉大的“漢族”和漢文化。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陷入長期分裂和戰亂狀態，但漢文化卻一直是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核心。
秦王朝統一文字的措施為其后中國文化教育的發展奠定了良好開端，但“焚書坑儒”又是中華民族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場空前絕后的歷史性災難，學校教育的廢棄又幾乎中斷了文化的傳承，詩歌教育幾乎蕩然無存。西漢王朝建立后，文化教育得到恢復。漢武帝時期確立了儒家獨尊的地位，儒家學說成為官方統治思想，孔子的“詩教”理論也隨之被發揚光大，詩歌教育成為政治教化的途徑，成為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手段。此后，尊孔崇儒成為歷代王朝的基本國策。即使在魏晉南北朝的戰亂時期，儒學也綿延不絕，以《詩經》為代表的詩歌教育進入了第一個前所未有的普及和繁榮時期。因此，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五言詩和七言詩逐漸形成并走向格律化，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詩人和詩篇，而且涌現出許多才思敏捷的女詩人，顯示了詩歌教育的成效。因此，可以稱之為詩歌教育的白銀時代。
第一節 秦代的詩歌教育
秦國經過商鞅變法以后，國家經濟實力不斷提高，軍隊戰斗力日益增強，逐漸成為戰國后期最強大的國家。從公元前230年起，秦國用九年時間相繼消滅東方六國。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專制國家——秦朝，成為歷史上第一個集大權于一身的封建專制皇帝——秦始皇。為了鞏固統一，維護專制統治，秦始皇推行郡縣制，統一度量衡，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采取了鞏固統一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和措施。
春秋戰國時期，語言文字方面出現了“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的現象。當時“寶”字的寫法有194種，“眉”字的寫法有104種，“壽”字的寫法也在百種以上。各類字體或柔婉流動，或疏密夸張，或體勢縱長，或結構狂怪，對思想文化交流帶來了許多不便。
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后，廢除了原來六國使用的文字，把小篆作為全國統一使用的規范文字。后來，又進一步推廣筆畫更簡單的隸書。小篆和隸書的出現是漢字發展史上的重大進步。秦朝統一文字，對于維護國家統一、促進文化繁榮有極其重大的影響。我國地域遼闊，各地方言眾多，但使用的文字是一致的，這與秦始皇統一文字是密切相關的。
為了推行小篆，秦始皇命丞相李斯作《倉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既作為學童的識字課本，又作為推行小篆的范本，供人學習臨摹。這三本教材與西周的識字讀本《史籀篇》在內容上大同小異，編排體例上一脈相承，其主要區別僅在于字形和寫法不同。據《漢書·藝文志》：“《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于官獄多事，茍趨省易，施之于徒隸也。”近年來出土的漢簡上有關于《倉頡篇》文字的記載：“已起臣仆，發傳約載，趣遽觀望，行步駕服。”從中可以看出，它采用韻文形式，每句四字，都是字詞羅列，與語意無關；字詞之間、句與句之間不具備語言上的邏輯關系，大多不表達完整的語意。這些特點都與《史籀篇》基本一致。這三種教材均已失傳，只有一些語句保留在西漢初年閭里書師的《倉頡篇》中。這些教材運用四言韻文形式，是兩漢以后編寫兒童字書的先驅。
秦國是一個崇尚武力的國家，焚書是秦國很早就實行過的政策。商鞅變法時就曾“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勢”。秦朝一統天下、統一文字為全國性的文化交流奠定了便利的基礎，但秦王朝歷時甚短而且“焚書坑儒”，因此，中國古典文化進入秦朝后幾乎處于停滯狀態。為了加強思想控制，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議，發布焚書令，規定除官府外，民間只準保留關于醫藥、占卜和種植的書籍，各國史書，除《秦紀》外一律燒毀；除官方博士所掌管的書籍，民間所收藏的《詩》、《書》及“百家語”一律上交官府焚燒；有敢于談論《詩》、《書》的，一概處以死刑。秦始皇不僅焚毀包括《詩經》在內的所有儒家典籍，還一舉坑殺敢于批評他的儒生四百六十余人。“焚書坑儒”是秦朝在文化教育政策上的重大失誤，是中華民族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場空前絕后的歷史性災難。為了鞏固專制統治，秦朝在教育上實行“以吏為師”和“禁私學”的政策。秦王朝既禁私學，又不設官學，說明秦朝對學校教育的作用認識不足，實際上是取消了學校教育制度，這是我國教育發展史上的一場浩劫和一次倒退。雖說秦始皇實行焚書令，但民間藏書者、諷誦詩經者仍然有許多。焚書令雖然為儒家經籍的流傳帶來了嚴重困難，但并不能完全阻斷經學的流傳。實際上“五經”都各有傳人，而且逐漸形成一經多家的傳授，為西漢經學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正是由于專制統治的嚴酷，秦代的文學教育幾乎停頓，因而秦朝在文學上乏善可陳，只有李斯的一篇《諫逐客書》作為代表。秦代尚有“雜賦”、“仙真人詩”著錄于《漢書·藝文志》，但久已失傳。但秦朝的碑刻文學卻獨樹一幟，對后世影響頗大。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統一中國后，曾多次巡游各地并刻石表功。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東巡至嶧山（今山東嶧縣境內），刻立《嶧山刻石》；后至泰山，刻立《泰山刻石》。公元前218年，秦始皇至瑯邪山（今山東膠南），立《瑯邪臺刻石》；又至之罘山（今山東煙臺西北），立《之罘刻石》。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東巡至碣石（今河北昌黎縣境內），刻立《碣石刻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南巡登會稽山（今浙江紹興東南），刻立《會稽刻石》。
現存秦代刻石共有7篇。這些刻石，秦始皇將其立于名山之巔，用以炫耀他統一六國的功業，表達帝王的威嚴、自信與長治天下的意愿。為秦始皇歌功頌德的《嶧山刻石》、《泰山刻石》、《瑯邪臺刻石》、《之罘刻石》、《碣石刻石》等所書文字，都是標準的小篆字體，這些刻石大都出自李斯之手，以四字為句的韻文寫成。其中除《瑯邪臺刻石》為兩句一韻外，其余《嶧山刻石》等皆三句一韻，文辭整飭簡潔，讀來朗朗上口，是秦文學的獨創。
如《嶧山刻石》：“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廿有六年，上薦高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溥惠，親巡遠方。登于嶧山，群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功戰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陁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群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這是秦始皇東巡的第一篇刻石文，首述秦王嬴政繼承王位，繼言以始皇為號，最后歌頌他統一天下的功績，表達出群臣在撫今追昔中對他產生的敬仰。
《泰山刻石》三句一韻，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夡，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后世，順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圣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凈，施于后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瑯邪臺刻石》兩句一韻，曰：“維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勸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奸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夡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之罘刻石》三句一韻，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圣作治，建定法度，顯箸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眾，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強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圣意。群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東觀刻石》三句一韻，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圣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強。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甾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后嗣循業，長承圣治。髃臣嘉德，祗誦圣烈，請刻之罘。”
《碣石刻石》三句為韻，曰：“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并來田，莫不安所。髃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會稽刻石》三句為韻，曰：“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髃臣誦功，本原事夡，追首高明。秦圣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毝猛，率觽自強。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閑使，以事合從，行為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圣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髃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并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絜，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從總體上看，秦刻石文以渾樸為體，氣魄雄偉，文字典雅，莊重凝煉，然各篇銘文又各具特色。《泰山刻石》其詞莊嚴肅穆，其體精深碩大；《之罘刻石》、《東觀刻石》、《碣石刻石》或穎銳，或收斂，變化多端，短小精悍。《瑯邪臺刻石》則鋪張揚厲，囊括并吞之氣，震蕩于文字間。《會稽刻石》篇幅較長，全文清峻為體，前后對比鮮明，內容系贊頌秦德、指斥六國、明定法規、端正風俗，其中考驗事實、稱頌秦政所言尤詳。刻石文的體制上承《雅》、《頌》及秦統一前的《石鼓文》，但又有所變化和創造，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以往頌贊體作品雍容華貴的風格。秦代碑刻文學堪稱一代碑銘典范，直接影響了漢魏碑銘的發展。
從形式上看，這些碑刻文字都采用了四言詩的形式，或兩句一韻，或三句一韻，句式整齊一致，文字典雅凝煉，內容則都是為秦王朝歌功頌德，勸告百姓遵守法令，安享太平，充滿了統治者居高臨下、教化百姓的意味。這應當看作是詩歌教育的一種特殊形式。
《史記·秦始皇本紀》載：“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鸊弦之。”由此看來，秦始皇也并非不知道詩歌的教育傳播作用，只是對學校詩歌教育重視不夠而已。
第二節 西漢時期的詩歌教育
秦王朝的暴政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公元前207年，劉邦率軍攻入咸陽，秦朝滅亡。經過4年的楚漢戰爭，劉邦戰勝了項羽，建立漢朝，定都長安，史稱西漢。
西漢初年，統治者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提倡節儉，獎勵農桑，減輕百姓負擔，發展農業生產，出現了“文景之治”的太平景象。以強大的經濟力量為后盾，漢武帝大力向外開拓疆土，控制西南，北擊匈奴，溝通西域，不但擴大了國家的統治疆域，解除了長期以來北方游牧民族侵擾的威脅，而且大量引進外來文化，形成歷史上第一次中外文化交流的熱潮。西漢王朝以前所未有的恢宏氣度出現在世界舞臺。
西漢王朝初期，多方面繼承了秦朝的制度，但在刑法和文化控制方面，則采取比較簡約寬松的政策，大規模收集文化典籍，并允許各家學說流行。諸王門下集聚許多賓客，常常批評皇帝，指責中央，對于維護中央集權十分不利。諸子百家的各派人物還十分活躍，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曾一度非常興盛，但這顯然不是最適合中央集權制度的學說。因此，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經過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作為官方認可的統治思想，并專立“五經博士”，負責傳授儒家經典，并在政治制度上把士人讀經和仕宦密切結合，從而有效地遏止了百家爭鳴、眾說紛紜的現象。至此以后，儒家典籍被抬到“經”的地位，使儒家經學以外的百家之學失去了官學中的合法地位。而歷代統治者運用經學治世，學校育才、朝廷取士都以經學為重要標準和基本內容，經學與古代教育從此緊密結合在一起。漢代儒學已經截然不同于先秦儒學。從根本意義上說，孔孟之道只是帶有相當理想色彩和批評成分的學說。而董仲舒建立的新儒學則完全是一套官方統治思想，是一種以維護專制皇權為目的，融政治、宗教、倫理、刑法為一體的統治理論。
西漢王朝的文化建設取得很大成就。先秦的各種典籍基本上都是經過漢代官方的整理而保存下來。《史記》這樣宏偉的著作，也只有在漢武帝那樣壯麗的時代才能產生。西漢前期的文學，一方面繼承了先秦文學的舊傳統，一方面又開創著漢代文學的新局面。由于西漢開國君臣多為楚人，所以楚辭和楚歌興盛一時。楚辭孕育了漢賦，楚歌孕育了五言詩的雛形。漢武帝的即位，標志著西漢王朝極盛時代的到來，也標志著西漢文學高峰的出現。在中國文學史上，漢代是文學的價值開始受到初步重視的時代。漢武帝特別喜好辭賦，就將枚皋、司馬相如、東方朔等人征召入宮。文人因文學才能被賞識而重用是前所未有的現象，因此，漢代出現了以文學為事業的文人群體。由于武帝的提倡，辭賦成為通行的文學樣式，出現了司馬相如這樣杰出的作家和《子虛賦》、《上林賦》這樣典型的漢代大賦。
西漢在楚辭的基礎上吸收先秦其它文學成分，形成了新型的文學體裁——賦。此后直到清末，盡管形式上發生過許多變化，如大賦、小賦、駢賦、律賦等，但賦作為一種獨立的文體始終存在，其語言整飭華麗、注重鋪陳的特點也貫穿始終。西漢后期，在辭賦創作中引用典故及古書中成語的風氣開始盛行。如揚雄《逐貧賦》中，直接引用了“終貧且窶”、“翰飛戾天”、“陟彼高岡”、“泛彼柏舟”等《詩經》里的成句；崔篆的《慰志賦》在《詩經》等古代典籍中提取詞語熔鑄在自己的文句中。這種用典現象，以后成為中國古代文學極重要和極普遍的特色。在辭賦的推動下，漢代還出現了各種四言韻文樣式，如頌、贊、箴、銘、誄、碑銘、連珠、吊文、哀辭等，在后來大都屬于流行的文體，產生了大量作品。
詩歌在西漢有了新的發展。新興的樂府詩開始顯示出生命力，五言詩正在登上文學舞臺，七言詩也開始萌芽。漢代樂府詩的出現，標志著我國古代詩歌繼《詩經》、楚辭之后取得新的發展。漢武帝大規模擴充樂府機構，重視采納來自民間和異域的“新聲變曲”，有力地促進了音樂和文學的繁榮。“樂府”收集整理的民歌就叫樂府民歌，多同民間的音樂舞蹈相結合。《漢書·藝文志》列出西漢所采集的一百三十八首民歌所屬地域，其范圍遍及全國各地。漢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從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漸次發展為有絲竹樂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對隋唐時的歌舞大曲有重要影響。漢代在西北邊疆興起了鼓吹樂，以不同編制的吹管樂器和打擊樂器構成多種鼓吹形式，如橫吹、騎吹、黃門鼓吹等，或在馬上演奏，或在行進中演奏，用于軍樂禮儀、宮廷宴飲以及民間娛樂。“樂府”在這種民歌的基礎上加工形成的民歌歌詞被稱為樂府詩，如《江南》、《鐃歌十八曲》、《十五從軍征》等，具有典型的“興、觀、群、怨”的作用。樂府后來又被引申為泛指各種入樂或不入樂的歌詞，甚至一些戲曲也稱為樂府。樂府詩的整理流傳，極大地推動了詩歌教育的普及。
楚人是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因而也占據了西漢王朝的政治舞臺，用楚地方言歌唱、用楚地音樂伴奏的楚歌也就成為社會上、特別是宮廷中最流行的歌謠。《詩經》作為古老的經典為士人普遍誦習，但除了韋孟的《諷諫詩》、《在鄒詩》等呆板的四言詩外，四言詩體卻逐漸退出文學舞臺。而政治舞臺上形形色色的風云人物，則以楚歌隨意而活潑的形式、傷感而富于激情的調子詠唱著新王朝的新氣象。
秦朝滅亡后最早的楚歌，應是項羽的《垓下歌》。公元前202年，項羽被劉邦的各路大軍圍困于垓下，山窮水盡，走投無路，只好對著他心愛的美人虞姬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對項羽這位曾經叱咤風云、不可一世的英雄來說，對個人的能力越保持驕傲和自信，就越感覺到在歷史與命運的巨大壓迫下個人的渺小和無能為力。這種感嘆命運無常的悲觀意識，在先秦詩歌中幾乎是不存在的。而自《垓下歌》以后，漢代詩歌中充滿了這樣的感嘆，并且在漢末魏晉間達到高潮。
與《垓下歌》相呼應的，是漢高祖劉邦的《大風歌》：“大風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劉邦借著秦末農民戰爭的大風暴登上皇位，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出身于社會底層的最高統治者。劉邦是戰勝了項羽的英雄，但他的《大風歌》卻也貫穿著關于命運無常的感慨。《漢書·高帝紀》載劉邦當年曾“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說明他的內心隱藏著深刻的悲哀。
漢武帝劉徹寫出了著名的《秋風辭》：“秋風起兮白云飛，草本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作為一個強大帝國至高無上、功業煊赫的帝王，漢武帝深知自己也難以逃脫老與死的威脅，因此，在詩中抒發了樂極生悲、人生無常的感傷。這是一首優美的詩歌。沈德潛在《古詩源》卷二認為此詩為“《離騷》遺響”。《秋風辭》是漢武帝的代表作，也是詠秋的名篇。
在楚歌盛行的同時，新的詩歌形式也在萌芽產生。在西漢中期初步形成的五言詩和接近于形成的七言詩，在當時雖然還只是楚歌的附庸，但在后來的文學史上卻越來越重要。
就五言詩來說，如果要說零散的五言詩句，早在《詩經》中就已出現。《楚辭》中的一些詩句若去掉語氣詞“兮”字就更普遍。但西漢初年才出現五言詩形式的作品，最早的是虞姬的《和項王歌》：“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唐代張守節《史記正義》從漢初陸賈所撰《楚漢春秋》中引錄了這首詩，始流傳至今。宋代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二《考史》認為此詩是我國最早的一首五言詩，可見其在中國詩歌史上的重要地位。
虞姬還有兩首四言詩。一是《采芝操》：“皓天嗟嗟，深谷逶迤。樹木莫莫，高山崔嵬。巖居穴處，以為幄茵。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往矣，吾當安歸。”另一首是《歌》：“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兮，貧賤之肆志。”由此來看，虞姬還是一位有相當詩歌修養的了不起的女詩人。
漢高祖姬戚夫人寫有一首基本上是五言的《舂歌》：“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
漢武帝時期的樂人李延年的《佳人歌》，除一句外，通篇都是五言：“北方有佳人，遺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漢成帝妃嬪班婕妤善于辭賦，有良好家庭文化修養，她的兄弟伯、游、稚都是當時的著名學者。她有一首《怨歌行》（又題《團扇》）是一首詠物言情之作，《文選》、《玉臺新詠》、《樂府詩集》均收入，均題班婕妤作，寫得非常出色：“新裂齊绔素，皎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飚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此詩是樂府歌辭，屬楚調曲。《漢書·外戚傳》說班婕妤為趙飛燕所譖，遂求供養太后于長信宮，詩蓋為此而作。詩中以團扇自比，想象優美貼切；以秋扇見捐比喻女子遭棄，反映了封建社會中婦女被玩弄被遺棄的普遍悲劇命運，尤為新奇而警策，是前無古人的創造。其形象超越了宮怨范圍而具有更典型更普遍的意義，對后來的“宮怨”詩影響很大。在后代詩詞中，團扇幾乎成為紅顏薄命、佳人失時的象征。鐘嶸評曰：“《團扇》短章，辭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
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西漢初期的上層統治者都有深厚的詩歌修養，曾經受到詩歌方面的教育——或者是正規的學校教育，或者是民間的詩歌教育。
如果從樂府民歌來看，一般認為漢武帝時代采錄的“吳楚汝南歌詩”之一的《江南》，已經是完整的五言詩：“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漢書·五行志》載成帝時童謠：“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這首民謠雖然語言較為樸素，但已經是隔句用韻、無雜言句的標準的五言詩形式。同為《漢書》所載的成帝時民謠《尹賞歌》也是這樣的情況。這種現象表明，至少到了西漢后期，五言詩形式在民間已經普遍流行。由此可見，西漢時期民間的詩歌教育也是很發達的。
不過，五言詩在西漢始終沒有成為通行的主流的詩歌形式，直到東漢以后才逐步興盛起來。從此，五言詩逐漸代替了四言詩，在以后的兩千年里成為我國古代詩歌的主要形式。
七言詩形成的過程同樣很長。典型的上四下三結構的七言詩句，在戰國時期已經很常見。從現存資料來看，七言詩在西漢前期似并無發展，至西漢中期方顯示明顯的進步。武帝時由司馬相如等宮廷文人制作的《郊祀歌》十九章，其中《天地》、《天門》、《景星》三章，均含有較多的七言句。尤其《景星》前半部分完全是四言，后半部分十二句則完全是七言。像這樣集中連用大量七言句式的詩，在過去是沒有的。《文選·北山移文》注引《董仲舒集》有“七言琴歌二首”。可見漢武帝時代已經存在“七言詩”這樣的概念。相傳為武帝君臣聯句寫作的《柏梁臺詩》，則是完整的七言詩。不過，七言詩的優越之處得到充分發展，從而成為流行的詩體，還要經過漫長的等待。
司馬相如的《琴歌二首》也具備了七言詩的形式。其一是：“鳳兮鳳兮歸故鄉，遨游四海求其皇。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兮升斯堂！有艷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為鴛鴦，胡頡頏兮共翱翔！”其二是：“皇兮皇兮從我棲，得托孳尾永為妃。交情通意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思使余悲。”
《文選》注引劉向的《七言》詩尚有六句，是完整的七言詩歌，不帶雜言和楚歌句式，基本上是每句用韻。其內容亦有新穎之處，如“朅來歸耕永自疏”、“結構野草起屋廬”、“宴處從容觀詩書”、“山鳥群鳴我心懷”，寫隱居的日常生活和閑逸心情，這是以前和同時代的詩歌中所沒有的，而在魏晉以后的詩歌中成為重要題材，成為田園詩歌的最早源頭。
由于秦代焚書坑儒，再加上秦漢之際戰火不斷，儒家典籍保存下來的太少，經籍的整理和傳授都有一定的困難，所以，漢代經書的講解和傳授最重師法、家法和依據。經籍中的語言多是先秦的書面語言，和漢代口語差別很大，再加上當時書寫材料的限制，想得到一本書非常困難，所以，記誦是一種很好的補救辦法，治經的人必須通過記憶和背誦來學習，因此，當時的教育注重記憶和背誦。在學術傳授靠手抄甚至口授的條件下，要防止杜撰經文和主觀臆斷的解說，有效的保障就是嚴格辨明師傳體系并恪守師說，這種重師法、重依據、重記誦的漢代學風，對當時詩歌教育的普及帶來了一定影響。
秦代曾經焚毀民間保存的包括《詩經》在內的所有儒家典籍。但儒家典籍并未完全失傳。《漢書·儒林傳》記載：“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于是孔甲為涉博士，卒與俱死。……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圣人遺化好學之國哉？于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
由于《詩經》是士人普遍熟悉、易于記誦的典籍，所以到漢代又得到廣泛流傳。《漢書·藝文志》載：“《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三家皆列于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漢初傳授《詩經》學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個學派：魯之申培，齊之轅固生，燕之韓嬰，趙之毛亨、毛萇，簡稱齊詩、魯詩、韓詩、毛詩（前二者取國名，后二者取姓氏）。魯、齊、韓三家屬今文經學，是官方承認的學派，毛詩屬古文經學，是民間學派。魯詩、齊詩、韓詩三家均有眾多弟子，尤以魯詩為盛。
《漢書·儒林傳》載：“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嗣立為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余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教，……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于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即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為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十余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碭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眾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大江公及許生，……傳子玄成，……玄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由是《魯詩》有韋氏學。”《漢書·儒林傳》還記述了魯許生、免中徐公的弟子王式傳授魯詩的事跡，其弟子“張生、唐生、褚生皆為博士。……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為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瑯邪王扶為泗水中尉，授陳留許晏為博士。由是張家有許氏學。”可見魯詩在西漢傳播之廣。
《漢書·儒林傳》載：“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候始昌最明，自有傳。”“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毛公，趙人也。治《濰》，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可見齊詩、韓詩傳播也較廣，而毛詩則遜色許多。但到了東漢以后，毛詩反而日漸興盛，并為官方所承認；前三家則逐漸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傳了。今天我們看到的《詩經》就是毛詩一派的傳本。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就記載了西漢初賈誼學詩誦詩的情況：“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漢書·賈誼傳》引用了這段記載。這段話表明賈誼在十八歲以前曾經學習《詩經》，并“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后有因廷尉吳公的舉薦被漢文帝任命為“博士”。
西漢早期，黃老之學盛行，私學興盛，官學衰微。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以后，大力推行儒學教育。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漢武帝采納董仲舒“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漢書·董仲舒傳》）的建議，在長安設立太學，專設五經博士教授儒家學說，置博士弟子50人，以儒家的五經（《易》、《詩》、《書》、《禮》、《春秋》）為主要教材，排斥其他各家學說。《漢書·武帝紀》載：“（五年）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憫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在厲賢材焉。'丞相弘請為博士置弟子員，學者益廣。”元帝時博士弟子已達千人。西漢末年，仿孔子弟子三千，太學增至3000人。王莽秉政時為了籠絡廣大儒生，樹立自己的聲望，在長安城南興建辟雍、明堂，博士弟子達一萬余人，太學規模之大前所未有。自此，儒家典籍就成為封建社會學校教育的主要教材，一直沿襲了二千多年而沒有大的改變。這一時期，無論官學還是私學都得到空前發展，并逐步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學校制度，太學成為國家的最高學府，為以后歷代封建王朝的學校教育制度奠定了初步的基礎。
儒家學說作為封建正統思想，尤其強調詩歌與政治教化的關系，詩歌被視為“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工具。董仲舒把孔子所說的“詩”奉為“經”，此后便稱“詩經”。《詩經》是漢代確立的“五經”之一（《樂經》早已失傳）。賈誼說：“為之稱《詩》，而廣顯道德，以馴明其志。”（《新書·傅職》）董仲舒說：“《詩》道志，故長于質。”（《春秋繁露·玉杯》）《毛詩序》中對詩歌抒發志向的作用更有具體的闡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古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以蹈之也。……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漢代學校分為官學和私學兩種，其使用的教材有所不同。《急就章》云：“宦學諷詩孝經論，春秋尚書律令文。”說明了官學的基本教材。《禮記·內則》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詩經》是官學的主要教材之一，也是私學選學教材。漢代的儒生對《詩經》是極其熟悉的，如著名文學家揚雄在辭賦的創作中就多次直接引用《詩經》里的句子，這說明漢代學校教育對于《詩經》的學習十分重視，而且效果顯著。
西漢時的學校教育重視進行各種文體訓練，訓練的文體有詩賦類、書表奏類、頌箴銘類、論說類。受當時社會風氣及利益的驅動影響，漢賦倍受人們的青睞。漢成帝妃嬪班婕妤出身文學世家，有深厚的文學修養，是西漢后期著名的女辭賦家，她的《自悼賦》是第一篇出于女性之手的宮怨賦，更為真切地訴說了宮廷內不幸女子的怨恨惆悵之情，語言清麗流暢，描寫細致生動，善于借景抒情，對后世“宮怨”類文學的影響很大。
漢儒教學大都采用“自學——提問——講解——討論——練習”的方式口口相授。為了配合學生自學，有的學者就記錄、整理和匯集著名經師的講授內容，形成了“傳”、“章句”等閱讀參考書。有了“傳”和“章句”，學生不用求師，通過自學也可以學到最好的學問。
當時的教育特別注重朗讀。《漢書·朱買臣傳》記載：“朱買臣，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新樵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載相隨，數止買臣，毋嘔（謳）道中。買臣愈以疾歌。”朱買臣的嘔與歌就是朗讀。這種朗讀情動于衷，聲情并茂，能夠深入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并融入自己的體會和感受，是古人非常重視的學習方法。
作為詩歌教育的特殊形式，西漢時期出現了更多采用韻文形式編寫的蒙學識字教材。《漢書·藝文志》載：“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于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
西漢初期，閭里書師將《倉頡篇》、《爰歷篇》、《博學篇》（后人稱為“秦三倉”）進行刪改合編，去其重復字，以60字為一章，凡55章，統稱為《倉頡篇》，用以教學童識字。如：“倉頡作書，以教后嗣。幼子承昭，謹慎敬戒。勉力風誦，晝夜勿置。茍輯成史，計會辨治。超等軼群，出元別異。”形式上四言成句，二句一韻。這本書在唐代以后逐漸亡佚。
西漢學者編寫的韻文識字教材有史游的《急就篇》、司馬相如的《凡將篇》、揚雄的《訓篡篇》、李長的《元尚篇》等。這些識字教材中，《急就篇》在語文教育史上影響最大。這些識字教材完整保留至今的只有《急就篇》，它是現存最早的識字和常識課本。
西漢元帝時黃門令史游的《急就篇》（又名《急就章》）以識字為主，同時介紹各類知識，是漢魏兩晉南北朝時期廣泛流傳的蒙學識字教材。今存《急就篇》用三言、四言、七言，主體部分為七言韻語。《急就篇》共34章，前32章，每章63字，后兩章每章64字，合計2144個字。史游寫了31章，每章都是63個字，每句以七字、三字為多，也有一些四字句。南宋王應麟認為第7章、第33章、第34章是東漢人續寫的。《急就篇》把相近的字分類編寫在一起，講究押韻，便于記憶；內容上注重實用，知識豐富，包括100多個姓，400多種器皿，100多種動植物，60多種人體器官，70多種疾病藥物名稱，還有官職名稱、法律知識、地理知識等，而且注重思想教育和讀寫結合；可分為三部分：一是“姓氏名字”，400多字；二是“服器百物”，1100多字；三是“文學法理”，440多字。第一部分用三言，如：“宋延年，鄭子方。衛益壽，史步昌。”二、三部分用七言，如：“稻黍秫稷粟麻粳，餅餌麥飯甘豆羹。”第三部分的末尾有一小部分用四言，歌頌漢德，這段文字最為淺近可讀，如“漢地廣大，無不容盛。邊境無事，中國安寧。”總之，這本書在開頭幾句之后，接著是姓名，然后是各種事物，再就是百官的名稱和吏治有關的事情，最后寫漢代昌盛的局面。如第一章：
“急就奇瓠與眾異，羅列諸物名姓字。分別布局不雜廁，用日約少誠快意。勉力務之必有喜。請道其章。宋延年，鄭子方。衛益壽，史步昌。周千秋，趙孺卿。爰展世，高辟兵。”
從這一章的內容可以看出，《急就篇》句式整齊押韻，整齊中又有變化。三字、四字句隔句押韻，七字句每句押韻。這樣的句式整齊而押韻，讀起來朗朗上口，符合兒童的心理。章太炎《論篇章》中說：“詳兒童記誦，本以諧于唇吻為宜，故古人教字，多用此種體制。”
《急就篇》到了東漢尤為盛行，一直到唐代還是主要的識字教材，一直沿用了600多年。顧炎武在《日知錄》卷二十一中說：“漢魏以后，童子皆讀史游《急就篇》。”“自唐以下，其學漸微”。作為一種兒童讀物，其使用時間之長在世界教育史上實屬罕見。《急就篇》在我國古代識字教材史上有承前啟后的作用，其編寫體例和內容對對后世童蒙教材和國外的小學教材都有很大影響，后世盛行的《千字文》、《三字經》、《百家姓》等都受其影響。此書自成書后就被廣泛流傳，并被傳播到中國周邊國家。這本書曾經流傳到日本，并產生過很大影響，如日本的《官話急就篇》就借用了此書的名稱，采用了與此書相似的體例。
西漢時期民謠頗盛行。這些民謠是當時社會現實最尖銳、最直接、最迅速的反映，往往具有強烈的諷刺性。漢武帝寵愛衛子夫，衛氏一族權傾天下，當時有《天下為衛子夫歌》：“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漢成帝時外戚橫行，民間有《五侯歌》：“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臺西白虎。”西漢后期奢靡之風日盛，長安童謠唱道：“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廣袖，四方全匹帛。”這些歌謠對于廣大人民認識社會的本質有極大的教育作用。
第三節 東漢時期的詩歌教育
西漢末年，朝政腐敗，土地兼并十分嚴重，社會動蕩不安。公元9年，外戚王莽篡漢自立，建立新朝，政治更加混亂，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赤眉軍、綠林軍推翻了新朝。公元25年，西漢皇室劉秀依靠地方豪強勢力，利用農民起義軍的勝利果實，建立了東漢王朝。光武帝劉秀懲治貪官污吏，減輕農民負擔，社會逐漸安定，經濟走向繁榮。東漢繼承了西漢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在“光武中興”之后數十年里，東漢保持了興旺的勢頭。首都洛陽人口多大百萬，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經濟中心，其富庶繁華遠遠超過西漢首都長安。東漢元興元年（105年），蔡倫總結前人經驗發明了造紙術，極大地促進了科學文化傳播。元初元年（117年），蔡倫負責監典校訂經書，將所抄副本頒行各地，形成了大規模用紙抄寫儒家經典的高潮，使紙本書籍成為傳播文化最得力的工具。東漢中期以后，由于皇帝年幼，國家政權逐漸被宦官操縱。隨著士人階層的壯大，特別是豪門士族力量的壯大，士人的集團意識日益強烈——他們要求與皇權達成某種平衡，強調“士大夫”對國家的責任和權力，堅決反對宦官擅政。因而士人集團、外戚集團與皇權專制、宦官專權斗爭非常激烈，“黨錮之禍”不斷，導致東漢中期以后上層權力結構很不穩定。桓靈之世，宦官對士人集團的打擊日益殘酷，士人的反抗也日益激烈。在黃巾軍大起義的沖擊下，東漢王朝土崩瓦解，四分五裂。
漢代的儒學自西漢初年就分成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兩派。西漢200多年間，一直是今文經占統治地位，朝廷所立的14家經學博士均為今文學家。西漢末期，劉歆向皇帝建議將古文經列入學官，但遭到今文經學博士反對，從而引起雙方的激烈斗爭，直至東漢末年鄭玄雜糅兩派學說，這場斗爭才暫告結束。今文經學是官方學說，偏重于政治上的實用性，多講陰陽災異、天人感應。古文經學是民間學說，雖注重闡釋經書的政治和倫理原則，穿鑿附會成分少，但地位一直不高。東漢時期，今文經學進一步滑落為“讖緯之學”，脫離經書，專門偽造和推究神秘妖異的預言，其愚昧繁瑣，導致今文經學的進一步衰落。東漢滅亡后，儒學整體上衰微，其中今文經學趨于滅絕，古文經學則仍保持著雖非統治性的卻仍然重要的地位，并為后世重新改造利用。就《詩經》來說，齊、魯、韓三家屬今文經學，是官方承認的學派，毛詩屬古文經學，是民間學派。但到了東漢以后，毛詩日漸興盛，并為官方所承認；前三家則逐漸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傳了。今天人們看到的《詩經》就是毛詩一派的傳本。
漢代是我國文學從自發到自覺的過渡時期。當時雖還沒有形成后世關于“文學”的觀念，但卻已把詩賦作為一個門類，并把《詩經》作為楷模。《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評《離騷》說：“《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在漢代文學中一向并不顯得重要的詩歌創作，到了東漢中后期，由于樂府民歌的長期影響與社會生活的需要，開始出現初步興盛的局面。四言是《詩經》的主體，也可以說是先秦時期黃河流域的詩歌的主體。但從東漢時期起，四言詩在詩歌中的主體地位就逐漸被五言詩所取代。漢代以后，四言詩雖斷斷續續一直有人寫，但已不再是一種重要的詩體了，反而在辭賦、頌、贊、誄、箴、銘等特殊的韻文文體中，運用得很普遍。
東漢王朝繼續設立樂府，采集民間詩歌。一般認為現存漢代樂府民歌，大都是東漢樂府機構所采集的。這些作品基本上都收入了宋代郭茂倩所編的《樂府詩集》。東漢樂府民歌中整齊的五言詩越來越多，藝術上也越來越高。在東漢樂府詩中，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嬌嬈》、蔡邕的《飲馬長城窟行》等五言詩的出現，可以大略看出樂府民歌對文人創作的影響，和文人在民歌基礎上的改造與提高，說明樂府詩的創作開始受到文人的重視。
東漢前期，楚歌已逐漸退出詩歌舞臺，但還有個別作品值得重視，如梁鴻的《五噫歌》。此后，以班固的《詠史》詩為代表，標志著五言詩正式登上了文人詩壇，開始取代楚歌的地位，在文學史上有重要的意義。東漢中后期文人詩歌的內容，一方面具有批判精神和反傳統精神，一方面非常注重抒情，而歌功頌德之風已消歇。在抒情方面，東漢中后期的文人詩廣泛地歌詠了夫婦或戀人相思離別之情、朋友之情、游子思鄉之情，尤其是對于生命短促的感傷和短暫人生的欲望，開拓了中國古典詩歌的題材；特別是感慨人生的主題，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已成為詩歌的中心主題。以《古詩十九首》為代表，東漢后期文人的五言詩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雖然這個時期的文人詩歌還不足以取代辭賦的主流地位，但至少已經顯示了這樣的趨勢，因而為魏晉時期以五言詩為主體的文人詩歌的高度繁榮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陌上桑》和《孔雀東南飛》是漢樂府民歌中最優秀的作品，也是我國古代敘事詩的代表作。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技巧上，這兩首詩都在中國文學史上發生了很大影響。《孔雀東南飛》全詩長達353句、1765字，是中國詩歌中罕見的長篇敘事詩。后人把《孔雀東南飛》與北朝的《木蘭詩》及唐代韋莊的《秦婦吟》并稱為“樂府三絕”。
《古詩十九首》這一組詩代表了漢代文人五言詩的最高成就，標志著漢代文人五言詩發展的新階段。就詩歌的語言技巧、反映的生活狀況、表達的思想情調來看，其作者當是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較高的文學素養的文人。在東漢中后期統治思想崩潰、社會動蕩不寧的時代，一向以皓首窮經、報效國家為目標的文士們失去了賴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他們面臨著人生巨大的痛苦和困惑。從西漢初年以來詩歌中反復詠唱的對于生命短促、人生無常的感傷，進一步成為當時詩歌的中心主題。以感傷悲哀為基調，《古詩十九首》抒寫了閨怨、友情、相思、懷鄉、游宦、行役等內容。作為漢代五言詩的代表性作品，《古詩十九首》對后代詩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中國古代詩歌，在先秦兩漢是以民歌為主，到魏晉以后則以詩人的個人創作為主，以《古詩十九首》為代表的文人詩恰好是兩者之間的過渡。
梁鴻（約25—約104）字伯鸞，扶風平陵（今陜西咸陽）人，是東漢初的隱士。他的《五噫歌》是一首大膽批判現實的優秀作品。這首詩通過宮室崔嵬的帝京與劬勞未央的人民的鮮明對比，直接對帝王提出指斥。詩中很特別地連用五個感嘆詞“噫”句，表現了強烈的憤慨。在當時文人的一片歌功頌德聲中，敢于寫這樣的詩，顯示了詩人的勇氣。這首詩以它獨特的形式和深刻的內容而流傳后世。
班固（32—92）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陜西咸陽）人，是東漢時期著名是史學家、文學家。“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眾，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后漢書·班彪列傳》）可見班固自幼就接受了良好的詩歌教育。他的《兩都賦》風格典雅和麗，是文學史上的名篇。他有一首五言《詠史》詩，歌詠西漢文帝時少女緹縈上書救父的故事，語言質樸，敘述簡潔。詩人在敘述中表現出了冷靜理智的成分，體現出文人詩歌的特點，對后來詩歌的發展有一定影響。后世盛行的“詠史”題材，也以此為起點。雖然在此之前已經出現了比較成熟的五言詩，但由于其作者身份特殊，如《和項王歌》的作者虞姬是項羽的寵妃，《怨歌行》的作者是漢成帝妃嬪班婕妤，因此，班固的《詠史》詩是現存的第一首文人獨創的五言詩。《古文苑》所載班固的《竹扇賦》，由二句一轉韻的十二句七言句構成，實際上可以視為一首完整的準七言詩。
張衡（78—139）字平子，南陽西鄂（今河南南陽）人，東漢時期著名的文學家、科學家，以知識廣博著稱。其賦今存《思玄賦》、《二京賦》、《南都賦》、《歸田賦》等，尤以《二京賦》著稱。其《歸田賦》是辭賦史上第一篇反映田園隱居樂趣的作品。作為東漢中期最杰出的詩人，張衡寫出了中國詩歌史上現存第一首獨立的完整的七言詩——《四愁詩》。《四愁詩》全詩共四節，受《詩經》中民歌重章疊唱手法的影響，每一節略作變化，語言也比較質樸，具有濃厚的民歌風格。雖然它的個別句子有脫胎于楚歌的痕跡，但它在七言詩發展史上的意義是非常重要的。如其第一節：“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沾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為懷憂心煩勞。”詩中主人公向四面八方尋找自己的所愛，卻一再遭受挫折，因而心懷憂愁，表現出對美好愛情的深沉思慕，與《詩經·蒹葭》相似，風格婉轉動人。這是第一次用來寫情愛題材的七言詩，尚留有騷體的痕跡，七言句式語調委婉悠長的特點在這首詩中得到了充分表現，對以后文人詩歌的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文選》選入此詩。張衡在五言詩的發展過程中同樣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同聲歌》是班固之后的又一首完整保存至今的文人五言詩，而且語言技巧更為成熟。全詩內容如下：“邂逅承際會，得充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湯。不才勉自竭，賤妾職所當。綢繆主中饋，奉禮助烝嘗。思為苑蒻席，在下蔽匡床。愿為羅衾幬，在上衛風霜。灑掃清枕席，鞮芬以狄香。重戶結金扃，高下華燈光。衣解巾粉御，列圖陳枕張。素女為我師，儀態盈萬方。眾夫所希見，天老教軒皇。樂莫斯夜樂，沒齒焉可忘！”這首詩以新婚女子口吻大膽述說新婚生活的快樂，可以說是第一首正面反映男歡女愛的五言詩。其中“思為苑蒻席”以下四句想象奇特，歷來受到人們喜愛。這首詩是古代情愛題材作品中的名篇，歷來受到詩人、學者的重視。張衡的詩作所存雖不多，但描寫男女情愛的特色卻很突出。除以上例子外，《思玄賦》、《舞賦》和《定情斌》所附的四言詩或楚歌，都有語言清新典麗、抒情委婉動人的特點。張衡在各種詩歌中都引入了男女情愛的內容，引起了東漢以后文人詩風的重大改變，促進了五、七言詩的成熟，對古代詩歌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蔡邕（139—192）字伯喈，陳留圉（今河南杞縣）人。曾仕為左中郎將，故又稱“蔡中郎”。他是東漢后期散文的代表作家之一，是東漢后期成就最突出的辭賦作家。文章清麗典雅，開創了一代文風。他的《翠鳥詩》，以翠鳥為象征，表達自己遭受迫害后得到友人庇護的感激之情，也是東漢文人五言詩的名作。他的賦作完整保存至今的有《述行賦》和《青衣賦》，殘存的則有十余篇。題材相當廣泛，篇幅似乎都不是很長。他的《述行賦》作于桓帝延熹二年，蔡邕當時二十七歲，被迫應召入京，未至而歸。文中不但就沿途所見發生聯想，借古刺今，更從正面發出對社會現實的尖銳批判。魯迅在《題未定草》中說，必須看了《述行賦》，才能明白蔡邕“并非單單的老學究，也是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時的情形，明白他確有取死之道。”這種直面現實的態度，對后來的建安文學產生一定影響。建安時期著名文學家中，王粲、阮瑀是蔡邕的弟子，蔡琰是他的女兒，他們都寫有深切反映當時社會殘酷狀況的詩歌，這應當與蔡邕的教育影響有很大關系。他的《青衣賦》則表現了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在賦中極寫奴婢的美貌和對她的思慕，是在他之前從未有過的文學題材，對后世文學創作產生了一定影響。賦末一節采用四言詩的形式描寫對戀人的思念，意境優美，尤為出色：“明月昭昭，當我戶牖，條風狎獵，吹予床帷。河上逍遙，徙倚庭階。南瞻井柳，仰察斗機。非彼牛女，隔于河涯。思爾念爾，惄焉且饑。”《古詩十九首》中的《明月何皎皎》和樂府古辭中的《傷歌行》都有類似描寫，從中可以看出東漢后期的辭賦與詩歌相互影響的痕跡。他的僅存殘文的《協和婚賦》、《檢逸賦》寫男女之情大膽直露。前者中如“粉黛弛落，發亂釵脫”之句，后者中如“晝騁情以舒愛，夜托夢以交君”之句，其大膽的程度都是以前的辭賦中未有的，可與張衡的《同聲歌》相媲美，對六朝宮體文學的出現有一定影響。作為東漢后期著名學者和文學家，蔡邕的詩賦創作對后世影響很大。
東漢桓帝時出現了秦嘉夫婦相互贈答的詩篇，其中透露出當時婦女接受詩歌教育的情況。夫婦以詩相贈，并能流傳下來，都是此前從未有過的。秦嘉寫了三首五言體《贈婦詩》據自序說：“嘉為郡上掾，其妻徐淑，寢瘳還家，不獲面辭，贈詩云爾。”徐淑的《答秦嘉詩》曰：“妾身兮不令，嬰疾兮來歸。沉滯兮家門，歷時兮不差。曠廢兮侍覲，情敬兮有違。……”能寫出這樣的詩歌，如果沒有一定的文學修養，那是無法想象的。
蔡琰（約177-？）字文姬，是東漢時期最杰出的女詩人。她是漢末著名文學家蔡邕的女兒，從小受到良好的藝術熏陶，在文學、音樂等各方面均有很高修養。《后漢書·列女傳·董祀妻傳》載其“博學有才辯，又妙于音律。”她一生遭遇坎坷，初嫁衛氏，夫死歸寧，在戰亂中被亂軍擄走，流落南匈奴，后被曹操贖回。今傳作品有三篇：五言和騷體《悲憤詩》各一篇，騷體《胡笳十八拍》一篇。五言《悲憤詩》是中國詩史上第一首自傳體長篇敘事詩，記述了她從遭擄入胡直到被贖回國的經歷，猶如一幅血淚繪成的歷史畫卷。這首詩結構嚴謹，剪裁精當，語言具有高度的表現力，足以代表當時五言詩的發展水平。
從虞姬、戚夫人、班婕妤、劉細君、王昭君到徐淑、蔡琰，女子作詩在漢代似乎不是令人驚奇的事情。這些例子表明，在兩漢時期，至少在中上層社會，女子能夠接受良好的家塾教育，因而，她們才能寫出文采燦爛、語言優美的詩賦作品。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中夸贊劉蘭芝“十三能織素……十六誦詩書”，真實地反映了漢代詩歌教育的普及程度。
東漢儒學和文學的發展，與教育的初步繁榮是密切相關的。作為西漢的延續，東漢繼承了西漢的教育制度，但是學校規模更加龐大，受教育者更加廣泛。東漢建武五年（公元29年），漢光武帝劉秀在洛陽興建太學。漢明帝劉莊曾親自到太學行禮講經。順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對太學進行了重修和擴建。漢質帝時，洛陽太學生最多時達三萬人。許多儒家學者的私學門徒在千人以上，如蔡弦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著錄弟子上萬人。這進一步表明漢代文化教育的普及和士人階層的壯大。
以“五經”為主的儒家經典依然是官學和私學必學內容。因古代印刷業不發達，讀書必須靠人工抄寫，抄來抄去錯誤之處在所難免。由于學生來自各地，師承不同，所受經書難免章句有誤，更有私行賄賂太學校書機構而增添經書文字的現象。因此，漢靈帝熹平四年，著名學者蔡邕、楊賜、馬日磾等建議，將儒家經文刻制成石經，供學官們正定校勘，作為向太學生講授的標準經本。后世稱為“熹平石經”。熹平石經共刻《魯詩》、《尚書》、《周易》、《春秋》、《公羊傳》、《儀禮》、《論語》等七經，凡六十四石，計200910字。從東漢熹平四年（175年）至光和六年（183年），歷時九年才制作完成，立于洛陽太學門前。《后漢書·蔡邕列傳》載：“邕以經籍去圣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后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飏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于是后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余兩，填塞街陌。”這部石經刻成后不久，董卓毀壞洛陽宮廟，太學荒廢，石經屢遭破壞，至唐貞觀初，幾乎毀壞殆盡。《熹平石經》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經典刻石。《熹平石經》與三國魏正始年間刻制的《正始石經》、唐文宗開成2年刻制的《開成石經》為我國古代著名的三大石經。
鄭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東高密）人，是漢代成就最大的經學家，是漢代講經注經的集大成者，號稱“鄭學”。他一生不曾為官，將畢生精力完全付諸經學研究和教育活動中。鄭玄拜師求學時間之長在古代學者中是很罕見的。據《后漢書·鄭玄傳》，他少即好學，進入太學學習《韓詩》等儒家經書。后從師馬融，專攻古文經學。三年學成之后，鄭玄又游學近二十載，始歸鄉里聚徒講學，弟子多至千人。他繼承其師馬融的學說，廣采眾言而又有自己的見解，在其經注中力求采納各家之長。鄭玄注釋經書時摒棄了逐字逐句解說的章句形式，注釋簡明扼要，便于學習掌握。因此，鄭玄的經學一時壓倒了其他各家經說，很快得到社會的推崇，尤其是苦于浩繁章句之學和深嚴門戶之見的儒生紛紛改宗鄭學。
鄭玄學習《詩經》，起初是學《韓詩》，后來又師從馬融學習《毛詩》，他認為《毛詩》比《韓詩》好，就以《毛詩》為底本作注，基本上舍棄了《韓詩》之說。鄭玄在注釋《詩經》時，不囿于門戶之見，雖以《毛詩》作底本，但也往往采用今文經的齊、魯、韓三家學說。他的《毛詩箋》、《毛詩譜》是后世學習《詩經》的重要教材。《世說新語·文學第四》載：“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兩個婢女的問和答分別引用了《詩經》里的句子，“胡為乎泥中”一句出自《詩經·邶風·式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出自《詩經·邶風·柏舟》。從這段記述可以看出，鄭玄家里的婢女對《詩經》非常熟悉，能不假思索，隨口而出，而且對答十分巧妙。其詩歌修養之高令學者驚嘆，因此被作為風雅之事流傳下來。鄭玄開展詩歌教育的顯著成效于此可見一斑。
《后漢書》中記載了一些與詩歌教育有關的情況。如《后漢書·鄧寇列傳》載，鄧禹“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后漢書·馬援傳·馬嚴》載，馬嚴之子馬續“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由此可以看出，當時上層社會的官宦子弟往往能受到良好的教育。鄧禹“年十三能誦詩”、馬續“十六治《詩》”就反映了漢代詩歌教育的成效。
東漢時期的學者也采用韻文形式編寫了新的蒙學識字教材，如班固的《十三章》、賈魴的《滂喜篇》、蔡邕的《勸學篇》。班固的《十三章》每章60字，共780字。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記述說：“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歷來都認為這句話中的“臣”是班固自稱，他作的《十三章》應當是《訓篡篇》的續寫。賈魴的《滂喜篇》被晉代學者與閭里書師的《倉頡篇》、揚雄的《訓篡篇》合稱為《三倉》。《三倉》以《倉頡篇》55章為上卷，《訓篡篇》34章為中卷，《滂喜篇》34章為下卷，是我國最早的叢書，可惜已亡失。蔡邕的《勸學篇》多為四字句，內容側重學習態度等思想教育。如“人無貴賤，道在則尊。”此書對后世影響較大，是魏晉南北朝時期較流行的童蒙教材。
東漢時期，民謠十分盛行，往往反映了民眾對社會現實的不滿。《后漢書·五行志一·謠條》載：“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桓帝之初，天下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嚨胡。'”“獻帝踐祚之初，京都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這些歌謠往往尖銳地諷刺丑惡的社會現象，成為人民揭示社會本質、進行自我教育的有效手段。再如諷刺“舉薦”制度的一首歌謠：“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抱樸子·審舉》）東漢末年的黃巾軍首領張角曾利用民謠來宣傳民眾：“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這首歌謠在當時民間廣泛流傳，成為他發動起義的口號。可見，歌謠的影響力十分強大，教育作用非常顯著。
第四節 魏晉時期的詩歌教育
東漢末年，許多軍閥割據一方，長期混戰，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公元196年，曹操奉漢獻帝移都許昌，改元“建安”，挾天子以令諸侯，企圖重建統一大業。曹操陸續消滅長江以北的軍閥勢力，基本實現了北方的統一。208年，在赤壁之戰中曹操大敗，被迫退守黃河流域，統一全國的設想沒有實現。公元220年，曹丕廢漢自立，國號魏。隨后，劉備在成都稱帝，國號漢，史稱蜀；孫權在江東稱王，國號吳。中國歷史進入三國鼎立時期。
曹丕之后，司馬懿逐漸掌握魏國大權。263年，魏國滅亡蜀漢。266年，司馬炎篡魏自立，建立晉朝，定都洛陽，史稱西晉。280年，西晉滅掉吳國，實現了短時期的統一。由于皇族內亂，西晉國力很快衰竭。316年，內遷的匈奴人滅亡了西晉。第二年，西晉皇族司馬睿重建晉朝，定都建康，史稱東晉。420年，大將劉裕自立為帝，東晉結束。
與歷史上長期統一的王朝相比，雖然這個時期國家分裂和社會動亂顯得很突出，但在分裂中有范圍較大的局部統一，在動亂中有時間較長的間斷安寧。中國傳統的以農業和小手工業為主的自然經濟在各個局部地區仍有較大發展。尤其是東南地區，到漢代為止還相當落后。由于北方戰亂，北人紛紛南遷，為南方帶來先進的文化和生產技術，經過六朝相繼開發，逐漸成為經濟富庶、文化發達的地區，中國經濟文化的重心也已從黃河流域逐漸轉移到江南地區，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
魏晉時期，中國歷史開始進入一個大動蕩的時期。由于缺乏強有力的政治中心，政治集團間相互傾軋斗爭，南北方相互攻伐不斷，社會生活動蕩不安。經過漢末大亂，豪門士族成為具有很強獨立性的社會力量，到魏晉時期，士族門閥制度進一步形成。曹魏實行“九品中正制”，承認豪門士族有政治上的特權，以換取他們的支持，形成士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兩晉時期，士族地位進一步鞏固。王、謝成為東晉時期最著名的大家族，人才輩出。民謠中有“王與馬，共天下”一說。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就是對這個時期社會政治生活的真實寫照。在思想領域，儒家獨尊的地位被動搖，社會思想自由活躍，各種學說同時并興，各種思想在相互沖擊中不斷交匯融合，形成“百家爭鳴”以后我國歷史上又一個思想解放、學術活躍的時代。曾經一統天下的儒學失去維系人心的作用而日益沒落，而以老莊思想為核心形成的厭世無為、放縱不羈的玄學思想日益發展，佛教日益興起，社會思想意識呈現多元狀態。玄學始盛于曹魏末年，在兩晉時成為社會上最為風行的學說。曹魏末年，由于政治環境的殘酷，許多文人既無法忍受又難以公然反抗，紛紛宣稱“越名教而任自然”，寄情藥酒，行為放曠，毀棄禮法，以表示不滿和不合作。這股思潮，其本質是強調個人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不愿把個人看作是社會的附屬品，不愿把依附于封建國家視為個人必然的義務。從根本上說，它反映了魏晉時代知識分子的思辨熱情和對個性價值的重視。從玄學論辯中發展起來的語言機智，也促進了文學的發展。
社會思想的多樣化，尤其是對個體價值的重視，極大促進了魏晉時期文學藝術的發展。文學、音樂、舞蹈、繪畫、雕塑、書法乃至園林建筑，都發生了重大發展。作為繼漢開唐、承前啟后的過渡時期，各類文體漸趨完備，文學的概念也更明晰，文學日漸受到重視，并最終與經學分離，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躋身學術和教育之林。隨著社會思想的演變，文學日益改變了宣揚儒家政教的面貌，越來越多地被用來表現作家個人的思想感情和審美追求，促進了文學的繁榮，形成了中國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
魏晉時期進入了“文學的自覺時代”（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當時的作家第一次明確了文學的概念、本質和作用。曹丕在《典論·論文》里指出了“詩賦欲麗”的觀點，提出了“文氣”的概念，并指出“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曹丕所說“文章”包括詩、賦在內。曹丕把文學提高到與傳統儒家經典相等的地位，對于文學的興盛有重要意義。陸機在《文賦》描述了文學創作的過程，尤其是創作中的心理現象：“靈感之去來，非意志而能控。來則文思泉涌，無往不得，去則筆底粘滯，苦索無獲。”他進一步指出“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是對曹丕理論的補充和發揮。他強調了“情”對于詩的重要意義，對文學的抒情特征和藝術的美感給予高度重視，進一步揭示了文學的特征。
文學理論的初步形成，特別是關于詩賦寫作規律的揭示，極大地促進了詩歌教育和詩歌創作的繁榮。魏晉時期涌現了眾多著名詩人和大量詩歌作品，文人創作的中心從辭賦轉移到詩歌，形成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次文人詩歌的創作高潮，奠定了詩歌在中國古代文學中的主導地位。隨著詩人群體的出現，詩歌的娛樂性與社交功能更加明顯。五言古體在漢代逐漸成熟，經過建安詩人（尤其是曹植）、阮籍、陶淵明等人的創作，在題材領域和表現手段上又有新的發展。曹丕的《燕歌行》顯示了七言古詩自漢代以來的顯著進步。
曹操和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既是建安時期的政治中心，又是文壇領袖。他們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吸引了許多文人，開創了一代文學風氣。其中曹植在文學上取得最高成就，他的詩歌創作在許多方面影響了整個魏晉南北朝詩歌的發展。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有《魏武帝集》。曹操的文學成就，首先表現在詩歌方面。他的現存作品，都是曾經配樂演唱的樂府歌辭。曹操具有很高的音樂修養，并且一生對音樂保持了濃厚的興趣。他的樂府詩脫胎于漢樂府民歌而有很大突破和創新，如《善哉行》、《苦寒行》等繼續沿用民歌中常見的題材，而《薤露行》、《蒿里行》則直接反映東漢末年的重大歷史事件，突破了民歌的傳統。如《蒿里行》：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初期會孟津，乃心在咸陽。
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
淮南弟稱號，刻璽于北方。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這首詩猶如一幅歷史畫卷，概括了討伐董卓戰事失敗以后民不聊生的事實。語言之簡潔，氣魄之宏大，感情之深郁，在樂府詩中是前所未有的作品。
《詩經》之后，四言詩已經衰微。而曹操的四言詩卻異軍突起，取得了很高成就。他的《短歌行》、《步出夏門行》都是四言詩。前者是一篇用于宴會的歌辭，從“人生幾何”發唱，以“天下歸心”收結，全詩流動著悲涼慷慨、深沉雄壯的情調。后者以“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四句，抒發了英雄之志，給人以奮發之感。曹操的這兩首詩是漢魏六朝時期最優秀的四言詩作品。
建安時期，在把樂府詩從民間文學形式改造為文人詩歌主要形式的過程中，曹操起了關鍵的作用。在他的影響下，樂府詩歌走上了新的發展道路。作為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曹操的詩歌風格與審美情趣和一般文人不同。他的詩從大處落筆，語言古樸，氣勢宏偉，內涵厚重，感情悲涼慷慨，跌宕起伏，顯示出鮮明的個性色彩。由于他的影響，曹丕、曹植及其他建安詩人，也寫作了相當數量的樂府詩。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曹丕博學多識，勤于著述，對文學創作很重視，他的《典論·論文》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專門性的論著。他的詩作中樂府歌辭與古詩大約各占一半，其中相當一部分作品沿用民歌題材，善于抒寫游子思鄉、思婦懷遠之情，以委婉細致見長。語言雖明顯帶有民歌的特點，但華麗精致，通脫流暢。五言體《雜詩》二首的風格與《古詩十九首》略近，文辭清綺，語淺情長。其七言《燕歌行》二首在文學史上尤為著名，其二是：“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這首詩音節和諧舒緩，描摹細致生動，感情纏綿動人，語言清新流麗，極力表現思婦懷念丈夫的情態，既不脫離民歌風格，又有新的創造。與東漢張衡的《四愁詩》相比，《燕歌行》則顯得更加成熟和優美，因而是七言詩發展史上一個新的標志。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弟。曾封為陳王，死后謚“思”，故后世稱陳思王。在建安時期的文學家中，他的作品留存最多、成就最高、對后來文學影響最大。曹植自幼聰明，才華出眾，曾受到曹操的偏愛。由于放縱不羈，缺乏政治家的成熟老練，他與曹丕的儲位之爭最終失敗。曹丕稱帝后，曹植受到嚴厲迫害，動輒得咎，空懷壯志，郁郁而終。曹植現存的辭賦有三十多篇，《洛神賦》是他的代表作。
曹植前期詩歌更多地抒寫了個人的志趣與抱負。如《白馬篇》表達了作者對壯麗人生的追求，《鰕鲌篇》則直抒胸中的豪邁氣概。這些詩大多雍容華貴，情調開朗，富于進取精神，同時洋溢著自信自負的少年意氣。曹植后期作品的內容與風格發生了顯著變化。由于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極為悲憤苦悶，其詩歌集中抒寫人生的失望和對政治迫害的不滿，情調深沉悲涼。如模仿漢樂府民歌《陌上桑》的《美女篇》表達了懷才不遇、有志難伸的痛苦；《吁嗟篇》以蓬草為風所吹、四處飄蕩的形象，抒寫自己屢被遷徙不能與親人相聚的命運；最有代表性的《贈白馬王彪》感情豐富復雜，用激切的語言表現內心的憤慨。
曹植現存詩作中，樂府詩約占近半數，但這些詩基本上都不能配樂演唱。這是樂府歌辭文人化的明顯標志，對后世這類詩歌的創作影響深遠。他也有許多沿用民歌題材、模仿民歌風格的詩，但他并非單純模仿，而是加以適當改造，在游子思婦的形象中注入純屬于個人的思想感情，內涵更為曲折豐富。曹植的詩歌結構大多精致，自然景物描寫較多，開始注重對仗和煉字，追求華美語言和細致描繪，對后來文人詩歌影響很大。
曹丕在《典論·論文》把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并稱為“七子”，他們都是建安時代比較重要的文學家，。其中王粲、阮瑀是文學家蔡邕的弟子。王粲出身世家，受到良好的文學教育，詩、賦均有成就。他少有才名，17歲時就寫出了名篇《七哀詩》；又以擅長辭賦著稱，《登樓賦》是其名篇，前人常以他與曹植并稱，劉勰《文心雕龍》譽之為“七子之冠冕”。阮瑀、劉楨也以五言詩知名當時。
著名女詩人蔡文姬，名琰，是東漢大文學家蔡邕之女。她從小受到良好的藝術熏陶，在文學、音樂等各方面均有深厚修養。由于家學淵源，她幼年早慧，博學能文，妙于音律，又善詩賦。蔡文姬傳世的作品有三篇：五言和騷體《悲憤詩》各一篇，騷體《胡笳十八拍》一篇。她的五言《悲憤詩》記述了她從遭擄入胡直到被贖回國的經歷，猶如一幅血淚繪成的歷史畫卷，被稱為我國詩史上文人創作的第一首自傳體的五言體長篇敘事詩。“真情窮切，自然成文”，激昂酸楚，在建安詩歌中別成一體。
曹丕的皇后甄氏有較高的文學修養，失寵后寫了一首《塘上行》，表達了一個女子對丈夫一往情深的泣訴，哀婉泣絕，極為感人，是女子思夫詩中的名篇。
建安時期，詩人普遍使用五言詩形式并加以發展，使五言詩成為魏晉南北朝時期詩歌最基本的形式。建安時期的文人詩歌在樂府民歌的影響下，開始向文人詩歌的精致華美轉變。樂府民歌的語言風格對文人詩產生了明顯的影響，采用樂府詩題、沿襲樂府民歌中常見題材的作品，在當時文人的詩歌中占了很大比例。曹丕、曹植、王粲等人的詩歌追求修辭華美，普遍運用藻飾、駢偶、聲律、用典等表現手段，增強了文學作品（尤其是詩歌）的藝術性，使文學語言更富于表現力，以后愈來愈成為魏晉南北朝文學的普遍風氣。
曹魏后期的詩人以阮籍和嵇康最為著名。阮籍是阮瑀之子，他的詩歌深受其父影響，作品主要是《詠懷詩》，其中五言詩八十二首，四言詩十三首。其《詠懷詩》尤為著名，在中國詩歌史上有崇高的地位。這些詩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態度，尤其是對于人生意義的反復思考，多用象征寓意，語言含蘊隱約。阮籍完全擺脫了對民歌的模仿，把個人的哲理思考融于藝術形象之中，使詩歌呈現出更加廣闊的視野，包容了十分深沉的內涵。這種以組詩方式抒發情感的形式受到后來詩人的重視，如陶潛的《飲酒》、陳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風》，都受到阮籍《詠懷詩》的影響。嵇康的四言詩《幽憤詩》、《贈秀才從軍》具有個人特色，顯示了四言詩的潛流。
西晉從立國到覆滅，總共只有大約五十年。經過曹魏末期的政治高壓政策打擊，文學之士紛紛向統治集團靠攏，個體意識與文學風骨明顯地減弱，自建安以來文學追求華麗的傾向和對仗現象高度發展起來。但是，表現人生的傷感仍然是文學的中心主題。無論作家還是作品的數量都遠遠超過前代，詩歌創作在士人中進一步普及。在士族中，重視詩文創作成為普遍的風氣，社會上層文士幾乎沒有不寫詩的。詩歌中的情感日益淡薄，語言藝術日益提高，詩句對偶現象日益增多。當時作家中主要是“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其中陸機、潘岳并稱“潘陸”，代表了西晉文學的主流。
最能夠代表西晉一代文學風氣的是陸機。陸機（261—303）字士衡，吳郡華亭（今上海市松江縣）人。祖陸遜、父陸抗均為東吳名將，地位顯赫。東吳被滅后，陸機與弟陸云以文才被召入洛陽，受到北方士大夫的器重。陸機才冠當世，詩、文、辭賦都有成就。《晉書》本傳曰“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他的《文賦》形式上別具一格，是文學批評史上的名作。陸機以“詩緣情而綺靡”為準則，語言上過分注重修辭，精心雕琢，文辭繁縟，華美典雅，多用排偶，對南朝文學產生了很大影響。
潘岳（247—300）字安仁，滎陽中牟（今河南中牟）人。他少有才名，人品頗遭到非議。
其詩文均以善敘悲哀之情著稱，詩歌代表作是追悼亡妻的《悼亡詩》三首，感情真切動人，對后世悼亡文學有很大影響。
左思（約250—約305）字太沖，臨淄（今屬山東）人，出身于寒素家庭，其妹左芬以文才被召入武帝內宮。他的《三都賦》有“洛陽紙貴”之譽。他的《詠史詩》借古諷今，以剛健質樸的語言表現了對士族門閥制度的強烈不滿，是班固以來詠史詩的創變。如第二首：
郁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左思的《詠史詩》繼承了建安文學的傳統，語言簡勁，不重辭采，雖多用對偶，但出語自然而不求工巧，直接抒寫胸中不平之氣，形成雄邁的藝術風格，在西晉作家中別具一格，《詩品》有“左思風力”之譽。
東晉時期，玄學清談十分盛行，對文學產生了嚴重的影響。東晉玄言詩多以抽象語言談論哲理，使文學成了玄學的附屬。東晉時期最杰出的詩人是陶淵明。
陶淵明（365—427）又名潛，字元亮，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人。出身于世代官宦家庭，曾祖陶侃是東晉初名將。由于年幼時家境敗落，他29歲時開始出仕后仕途不暢，過著時隱時仕的生活，41歲時徹底棄官歸隱。《晉書·隱逸傳·陶潛傳》曰：“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鄰之所貴。”陶淵明在詩歌、散文、辭賦諸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對后世影響最大的是詩歌。他的詩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以沖淡平和為主要特征的田園詩，這些詩不僅是田園生活的真實寫照，更重要的是其中寄托了他的人生理想。如《歸園田居》之一：“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之三意境最美：“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陶詩中最著名的是《飲酒》之五：“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陶淵明的田園詩，語言精煉，樸素明凈，簡潔淡雅，自然真淳，呈現出平和寧靜、清明淡遠的意境。陶淵明在詩歌發展史上的重大貢獻，是他開創了田園詩，開拓了詩歌新的題材領域和新的藝術境界，對后世中國古代詩歌產生了巨大影響，他的詩歌在宋代尤其受到文人的喜愛和推崇。魯迅先生指出，陶詩不但有“靜穆”“悠然”的一面，也有“金剛怒目”的一面。如《詠荊軻》和《讀山海經》具有慷慨悲壯的風格，也為后人稱頌。他的《勸農》和《時運》用四言詩來歌詠田園生活，是《詩經》“國風”的繼承和創新。
魏晉時期詩歌的繁榮，得益于思想解放與文化教育的普及。魏晉時期的政權性質與兩漢政權并無二致，不僅基本政治制度與兩漢一脈相承，教育制度也相似，而且同樣強調以儒學為先。董卓之亂中太學被毀，曹魏立國后承漢制在廢墟上重建太學。《三國志·文帝紀》載：魏文帝五年“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太學生在魏明帝時增至千余。魏齊王曹芳正始二年，在洛陽刻制《正始石經》，立于魏都洛陽南郊太學講堂。這部石經僅刻《尚書》、《春秋》和《左傳》，每一個字都用古文、篆書、隸書三種字體刻成，所以又稱《三體石經》或《三字石經》。這部石經對于研究儒家典籍的流傳具有很高價值。
西晉時教育體制的重大變化，為五品以上官僚子弟專設國子學，形成了貴族與下層士人分途教育，國子學、太學并立的雙軌制。西晉建立后，晉武帝“廓開太學，廣延群生，天下磷萃，遠方幕訓，東越于海，西及流沙，并時集至，萬有余人”。晉武帝曾三臨太學并行大射禮，王公卿士、博士助教、弟子門人咸在列位；又設宴班饗，對學生的“勤學務禮，遵修舊典”大加贊賞，“人知所勸，宇承風，莫不景慕”，并與咸寧四年（公元278年）十月二十日立碑頌德，即《大晉龍興皇帝三臨辟雍皇太子又再蒞之盛德隆熙之頌》（簡稱《三臨辟雍碑》）。《三臨辟雍碑》記述了晉武帝司馬炎和皇太子司馬衷親臨太學視察的經過，雖不無夸大，卻也反映了西晉王朝對教育的重視，因而，太學在短期內再次進入繁盛時期。《晉書》卷二四《職官志》載：“晉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咸寧四年，武帝初立國子學，定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西晉還設立國子學，以國子祭酒主管國子學，是中國中央管理學務機構之濫觴。西晉滅亡，太學復被毀。
東晉立國之初，重新恢復太學。《晉書·元帝紀》載：東晉元帝司馬睿建武元年十一月于建業“立太學”。《晉書·成帝紀》載：東晉成帝司馬衍“（咸康）三年春正月辛卯，立太學。”東晉學校教育開始呈現衰微態勢。
雖然長期割據戰爭和政治斗爭導致上層統治者難以顧及教育，造成官學處于時興時廢、時有時無的狀態，而政治紛爭和社會動亂也使得士人生活朝不保夕，不愿積極出仕，但是這一時期的教育仍然取得很大成就。“九品中正制”的實行，使士族子弟享有接受教育的特權和優先仕宦的特權，因而，社會上層人士普遍具有很高的文化修養，詩歌創作和詩人群體也就主要產生于宮廷和士族內部。由于上層統治者的提倡和對文士的尊崇，雖然寒門庶族子弟縱使品學兼優才智過人也很難出人頭地，但是，他們通向仕途、接近上層社會的唯一途徑仍然是讀書做官。左思就是一例。由于官學時興時廢時斷時續，難以形成完整的教育體系，導致私學進一步發達，培養了許多文人才子。無論官學還是私學，在教學內容上仍以經學為主。但魏晉時期的讀經與秦漢時期的讀經有很大的差異。兩漢時期儒生必須通讀儒家的典籍，而魏晉時期雖然也強調讀儒家典籍，但又不作嚴格的要求，因此，士人讀《老子》、《莊子》成為時尚，成為“顯學”。由于老莊哲學盛行一時，宣揚道家思想的玄言詩也就出現了。
魏晉時期是中國文學迅速發展時期，學習詩文寫作已成為社會時尚。《詩經》仍然是學校教育的主要內容之一。與經書相比，由于詩賦文章押韻好讀，所以常作為學童閱讀初級教材。學童就開始學習詩賦寫作，他們或仿寫，或命題寫，或參加筆會，寫作訓練比較自由。
由于文學教育的普及，兩晉時期還出現了一些女文學家，如西晉的左芬、東晉的謝道韞。
左芬是左思之妹，以文才出眾被晉武帝司馬炎納入后宮。《晉書》列傳第一載：“左貴嬪，名芬。兄思，別有傳。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于思，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修儀，……后為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體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游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聽，莫不稱美。……及帝女萬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詔芬為誄，其文甚麗。帝重芬詞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為賦頌，以是屢獲恩賜焉。答兄思詩、書及雜賦頌數十篇，并行于世。”如她答贈其兄左思的《感離詩》：
自我去膝下。倐忽踰再期。邈邈浸彌遠。拜奉將何時。披省所賜告。尋玩悼離詞。仿佛想容儀。欷歔不自持。何時當奉面。娛目于書詩。何以訴辛苦。告情于文辭。
左思兄妹都富有才情，曾一起讀書、一起吟詩。左芬對兄長的思念，也是對自由生活的憧憬和懷念。厭棄貌似華貴的宮廷而懷戀詩書自娛的生活，正體現了女詩人清峻高朗的志尚。
再如她的《啄木詩》：“南山有鳥，自名啄木。饑則啄樹，暮則巢宿。無干于人，唯志所欲，此蓋禽獸。性清者榮，性濁者辱。”詩中以物明志，是詠物詩中的佳作。
謝道韞是東晉最有權勢的謝氏家族里出現的一位才思敏捷的女詩人，她是古代最有名的女才子之一，從小便有過人的文才和口才，7歲時贏得了“詠絮才女”的美名。謝道韞所著詩文集原有兩卷，后散佚，今存詩2首——《泰山吟》和《擬嵇中散詠松詩》。《泰山吟》大筆揮灑，氣度非凡，充滿陽剛之氣，才華之高令人贊嘆。《晉書》卷九十六《列女傳》載：“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道韞所著詩賦誄頌并傳于世。”
《晉書》卷九十六《列女傳》還記載了晉朝的另兩位女才子鐘氏、陳氏的事跡：
“王渾妻鐘氏，字琰，潁川人，魏太傅繇曾孫也。父徽，黃門郎。琰數歲能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詠，禮儀法度為中表所則。”
“劉臻妻陳氏者，亦聰辯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其詞曰：‘旋穹周回，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標美靈葩，爰采爰獻。圣容映之，永壽于萬。'又撰元日及冬至進見之儀，行于世。”
魏晉時期涌現的這些女詩人，除宮廷女詩人甄皇后、左芬外，謝道韞、鐘琰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而更多的女詩人已經隱沒在歷史的長河里。這些女詩人的出現，至少說明當時社會里的女子也能夠接受良好的詩歌教育。她們取得的成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魏晉時期詩歌教育的狀況。如果沒有良好的詩歌教育，也就沒有誕生女詩人的土壤。
西晉滅亡后，北方戰亂頻仍，民不聊生。五個少數民族匈奴、鮮卑、羯、氐、羌先后建立了十六個政權，史稱“五胡十六國”。除前秦苻堅實現短暫統一外，北方長期處于割據混戰狀態。十六國時期，一些少數民族政權的統治者受漢文化影響很深，尊崇儒學，重用漢族文人，重視文化教育。在他們統治區域內，儒家經書仍然是官學的主要內容。
漢國開國君主劉淵，字元海，其遠祖是匈奴冒頓單于，其父是魏武帝曹操所分匈奴五部的左部帥劉豹。他自幼接受了系統的漢文化教育，學習《毛詩》等儒經，文武全才，深得當時名士的推崇。《晉書·劉元海載記》載：“（劉元海）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于是遂學武事，妙絕于眾，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太原王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其子劉和、劉宣、劉聰都接受了包括《詩經》在內的儒學教育。
據《晉書·劉元海載記》，劉淵的兒子劉和“身長八尺，雄毅美姿儀，好學夙成，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劉淵的另一個兒子劉宣“樸鈍少言，好學修潔。師事樂安孫炎，沈精積思，不舍晝夜，好《毛詩》、《左氏傳》。”
漢國第二代國君劉聰是劉淵的第四子，自幼聰慧好學，漢化程度很高，武藝精強，文武俱佳。《晉書·劉聰載記》載：“劉聰……幼而聰悟好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余篇、賦頌五十余篇。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劉聰能寫作百余首述懷詩、五十余篇賦頌，在當時是極其罕見的。
劉聰的兩個妃子劉娥、劉英熟讀經書，才貌雙全。《晉書·列女傳》載：“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偽太保殷女也。幼而聰慧，晝營女工，夜誦書籍，傅母恆止之，娥敦習彌厲。每與諸兄論經義，理趣超遠，諸兄深以嘆伏。性孝友，善風儀進止。……其姊英，字麗芳，亦聰敏涉學，而文詞機辯，曉達政事，過于娥。”
后趙開國君主石勒出身羯族，是受漢文化影響很深的杰出帝王。石勒采用了漢朝選官制和辦學培養人才，下令各級官吏每年推薦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各一人，通過答策擇用賢能。他還親自到郡縣接見文學之士，對有才能的給以獎勵或任用。在其都城襄國設立太學、小學十余所，把將佐豪族子弟送入學校學習；選用太學生中前五名為著作郎。他還下令郡中集學子進郡立學校，并制定了考試三次學業修成的制度。《晉書·石勒載記》載：“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余小學于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勒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勒巡行州諸郡，引見高年、孝悌、力田、文學之士，班賜谷帛有差。……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顯升臺府。于是擢拜太學生五人為佐著作郎，錄述時事。”他注意攏絡重用有才識的文人，如張敬、張賓、程遐等，組成“君子營”，用張賓為謀主。《資治通鑒》卷八十九記載，他攻下幽州后立即重用名士裴憲、荀綽，說“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
石勒的兒子石弘有很高的文學修養。《晉書·石勒載記》載：“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謙自守，受經于杜嘏，誦律于續咸。……虛襟愛士，好為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可惜，這位后趙的繼承者生不逢時，22歲就因石虎篡位被殺。
前燕王慕容皝崇尚儒學，重用漢族文士陽裕等人。《晉書·慕容皝載記》載：“（皝）賜其大臣子弟為官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庠于舊宮，以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皝雅好文籍，勤于講授，學徒甚盛，至千余人。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以教胄子。……皝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經通秀異者，擢充近侍。”這位前燕王能親自編寫韻語蒙學教材《太上章》和《典誡》，其文學修養之高可見一斑。
苻堅是我國歷史上一位出身氐族的功業卓著的杰出帝王。據《晉書·苻堅載記》記載，他“八歲請師就家學”，接受了系統的儒學教育，博學多才。即帝位后禁止傳播老莊學說和圖讖之學，建立學校，尊崇儒學，重用漢族文士王猛、薛贊、權翼等人。他有深厚的文學修養，能與苻融、苻陽等大臣引用《詩》、《禮》、《書》等典籍對話，與群臣宴飲時常與群臣一起賦詩，能“歌勞止之詩”。《晉書·苻堅載記》載：“堅廣修學官，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孫并遣受業。其有學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于是人思勸勵，號稱多士……堅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自是每月一臨太學，諸生競勸焉。……堅至自永昌，行飲至之禮，歌勞止之詩，以饗其群臣。……堅于是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修釋奠焉。……復魏晉士籍，使役有常，聞諸非正道，典學一皆禁之。堅臨太學，考學生經義，上第擢敘者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學校漸興。……及王猛卒，堅置聽訟觀于未央之南。禁《老》、《莊》、圖讖之學。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修學。課后宮，置典學，立內司，以授于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署博士以授經。”在他統治期間，不僅使混亂的北方獲得統一，而且使衰落的儒學得到興盛，極大地促進了民族大融合，在當時可謂一枝獨秀。
據《晉書·苻堅載記》記載，苻堅之弟苻融精通儒家典籍，“聰辯明慧，下筆成章，至于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人擬之王粲。嘗著《浮圖賦》，壯麗清贍，世咸珍之。”苻堅之侄苻朗學問淵博，頗有魏晉風度，“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不得已起而就官。及為方伯，有若素士，耽玩經籍，手不釋卷，每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將至。……臨刑，志色自若，為詩曰：‘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既過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市！曠此百年期，遠同嵇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紀。'著《苻子》數十篇行于世”。
劉聰能吟詩作賦，慕容皝著有韻語《太上章》，苻堅能“歌勞止之詩”，苻融著《浮圖賦》，苻朗能臨刑賦詩，可見在十六國中，以《詩經》為代表的詩歌教育也綿延不絕。
正因為儒家典籍的傳播和詩歌教育的延續，北方也出現了一些女才子，除劉娥、劉英外，還有宋氏、蘇蕙等。《晉書·列女傳》記載了她們的事跡：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逞時年小，宋氏晝則樵采，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為太常。堅嘗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于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于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竇滔妻蘇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回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凄惋，凡八百四十字”。
上述兩位女子都是千古奇才。如宋氏一樣，能主持官辦講堂教授學生，古往今來，這樣的女子中能有幾人？蘇蕙的文學才能尤為卓異。就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蘇惠的《璇璣圖》是我國古代唯一的一首巨型回文詩。整個十六國時期一百多年中，北方文學極為蕭條，沒有產生重要的作家作品，而這首《璇璣圖》回文詩應當說是唯一的一朵奇葩。這首回文詩據說可以分解為兩百余首詩詞，問世后曾被諸多名家解讀。唐朝武則天曾專門為蘇惠與《璇璣圖》撰寫序文，宋代才女朱淑真也寫有《璇璣圖記》。這首詩魅力非凡，至今仍受到人們喜愛。
第五節 南朝時期的詩歌教育
420年，宋武帝劉裕取代東晉。439年，鮮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權統一了北方。南北方雖多次相互攻戰卻均無較大所獲，因而進入了相對穩定的對峙時期。自東晉迄陳，江南五朝的政權實際是由士族和皇室共享的。南朝繼續實行“九品中正制”，士族依然享有很大特權，并保持著相對的獨立性。宋、齊、梁、陳四朝由于統兵大將篡位導致政權頻繁更替，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會的不安定，但其破壞性較小，因此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仍然很迅速，為我國古代經濟和文化中心的南移進一步奠定了基礎。
經過魏晉進入南朝，文學進一步擺脫經學桎梏，文學的價值受到了社會上層的高度重視，文學已經成為社會上層一種必備的素養。南朝歷代皇帝中，很有幾位成就突出的文學家和理論家，如梁武帝蕭衍、梁簡文帝蕭綱、梁元帝蕭繹等。許多皇親國戚也以愛好文學、招納文士而著稱。來自最高統治階層的喜好和提倡，有力地刺激了文學的繁榮，新的題材、新的形式、新的風格不斷出現，文學的面貌發生了顯著變化。在士族中，重視文學寫作更是普遍的風氣。晉室南渡后，陳郡謝氏、瑯琊王氏地位最為顯赫。謝氏家族中有六人作品選入《文選》，王氏家族一門七代人人有集，為史傳所未見。謝靈運憑借其特殊的社會地位、高度的文化修養和出眾的文學才華，完成了從玄言詩到山水詩的演變，成為當時聲名最盛的詩人。齊梁兩代成為南朝文風最盛的一個時期。齊武帝永明年間，竟陵王蕭子良網羅當時知名文人，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文學集團，最著名的是“竟陵八友”，包括蕭衍、沈約、謝朓、范云、任昉、王融等著名詩人。沈約和周颙提出“四聲八病”之說，形成了“永明體”，古代詩歌自此開始走向格律化。謝朓等人積極參與永明詩體的創作，促進了從古體詩向格律詩的演變。梁武帝蕭衍和蕭統、蕭綱、蕭繹父子數人都愛好文學，都取得了一定的創作成就，進一步帶動了文學的繁榮。蕭綱、蕭繹、劉勰等人對文學特性的認識進一步深化，為文學的繁榮奠定了理論基礎。梁代以蕭綱的文學集團為中心，由蕭綱倡導而興起的宮體文學，不但風靡梁、陳和隋代，而且在唐宋直至元明清的詩、詞、曲中繼續發揮著廣泛的影響。鐘嶸的《詩品》基本上擺脫了經學的藩籬，十分重視充沛的感情、華茂的辭采、典雅明朗的風格，對詩歌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南朝民歌中廣泛運用的五言短詩，經過謝朓等詩人的改造，又演變為五言絕句體。梁代出現了七言詩蓬勃發展的局面，七言歌行已經趨向成熟，七律、七絕的雛形均已出現。由于南朝的帝王貴族大多滿足于江南富庶的經濟所提供的物質與文化享受，他們的文學從內容來說，主要反映上層文人自身的生活范圍，尤其是關于山水自然、女性美貌和男女之情的題材更加突出。在形式上，他們更注重對形式美的追求。詩歌中四聲的運用形成了詩的格律，辭賦的駢偶化逐漸形成“四六文”體制，而詩賦的辭采也越來越精麗工巧。
謝靈運（385—433）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附近）人。出身于東晉最顯赫的謝氏家族，祖父謝玄是淝水之戰的主將。他年輕時即襲封康樂公，世稱謝康樂。《宋書·謝靈運傳》曰：“靈運幼便穎悟，……少好學，博覽群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他在詩歌里以精美的語言對山水景物進行細致描繪，表達個人獨特的主觀情思。如《登池上樓》中“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一聯，歷來膾炙人口。謝靈運開創的山水詩對后世影響極大，成為中國古典詩歌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謝氏家族人才輩出，除謝靈運外，謝惠連、謝莊均有詩名，分別以《雪賦》、《月賦》久負盛譽。稍晚的謝朓也以詩著稱。
鮑照（約414—466）出身寒微，字明遠。二十多歲時，在臨川王劉義慶門下因獻詩而知名。他的樂府詩富有獨創性，把漢魏樂府的質樸剛健與南方民歌的艷麗淺俗結合起來，并在詩中貫注了強烈的主觀感情色彩，表現出憤世疾俗的深沉憂憤。鮑照是第一個有意識致力于七言詩創作的詩人，是雜言體七言歌行的開創者，還是南朝最早有意識地寫作邊塞題材的詩人，因而對后世詩人，特別是唐代詩人影響很大，李白、杜甫均受其詩影響。鮑照不僅是一位杰出的詩人，也是一位著名的辭賦與駢文作家，他的《蕪城賦》和《登大雷岸與妹書》都是流傳后世的杰作。其妹鮑令暉是當時著名的女詩人。
謝朓（464—499）字玄暉，“竟陵八友”之一。他與同族前輩謝靈運均擅長山水詩，后人以“大小謝”并稱。他提出了“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南史·王曇首傳附志弟子筠傳》引謝朓語）的主張，其詩歌語言精煉流麗，淺近易解。現存詩200余首，其中山水詩的成就很高，寫景抒情清新自然，意境新穎，富有情致，且佳句頗多。其《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中“余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一聯清俊秀麗，最為人稱道。“天際識歸舟，云中辯江樹”（《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魚戲新荷動，鳥散余花落”（《游東田》）等詩句也膾炙人口。他的五言四句小詩清新流暢，如《銅雀悲》、《玉階怨》等借鑒南朝民歌的形式，促進了五言絕句這一新詩體的形成。對于謝詩的清新秀發、自然流轉，李白曾多次表示欽佩，曾在《金陵城樓月下吟》一詩里寫道：“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常憶謝玄暉。”
何遜（？—518）字仲言，東海郯（今山東郯城）人，出身一般仕宦家庭。《梁書·何遜傳》說：“遜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云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詠，云輒嗟賞……沈約亦愛其文，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為名流所稱如此。”他的詩工于寫景抒情，講究聲律，文辭清新，注重語言錘煉，修辭簡練精當，對唐代大詩人杜甫影響頗深。
吳均（469—520）字叔庠，吳興故鄣（今浙江安吉）人，出身寒門。他的五言詩語言質樸，不務工巧，追求一種雄邁的氣勢，在當時影響頗大，被稱為“吳均體”。《梁書·吳均傳》載：吳均“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見均文，頗相稱賞。天監初，柳惲為吳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學之，謂之吳均體。”
徐陵（507—583）字孝穆，東海郯（今山東郯城）人，陳代最著名的作家，有“一代文宗”之稱，與庾信并稱為“徐庾”。他曾奉蕭綱之命編成專收艷情詩的《玉臺新詠》。《陳書·徐陵傳》載：“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藏其本。”可見他在當時影響之大。
南朝還有許多早慧的詩人，他們往往出身名門世家或沒落士族，自幼就接受良好的教育，幼時即以詩文聞名于世。如由齊入梁的著名詩人范云、任昉、徐勉，梁代著名詩人王僧孺、張率、劉孝綽、王筠、徐悱、梁簡文帝蕭綱等。
《梁書·范云傳》載：“范云，字彥龍，南鄉舞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也。年八歲，遇宋豫州刺史殷琰于涂，琰異之，要就席，云風姿應對，傍若無人。琰令賦詩，操筆便就，坐者嘆焉。嘗就親人袁照學，晝夜不怠。……少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便尺牘，下筆輒成，未嘗定藁，時人每疑其宿構。”《南史·范云傳》載：“范云，字彥龍，南鄉舞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也。祖璩之，宋中書侍郎。云六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云性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每疑其宿構。”
《梁書·任昉傳》載：“任昉，字彥升，樂安博昌人，漢御史大夫敖之后也。父遙，齊中散大夫。……（昉）幼而好學，早知名。”《南史·任昉傳》載：“任昉，字彥升，樂安博昌人也。父遙，齊中散大夫。……遙妻河東裴氏，高明有德行……（昉）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制《月儀》，辭義甚美。”
《梁書·徐勉傳》載：“徐勉，字修仁，東海郯人也。祖長宗，宋高祖霸府行參軍。父融，南昌相。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年六歲，時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為文，見稱耆宿。及長，篤志好學。起家國子生。太尉文憲公王儉時為祭酒，每稱勉有宰輔之量。”
《梁書·王僧孺傳》載：“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郯人，魏衛將軍肅八世孫。曾祖雅，晉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祖準，宋司徒左長史。僧孺年五歲，讀《孝經》……六歲能屬文，既長好學。家貧，常傭書以養母，所寫既畢，諷誦亦通。”
《梁書·張率傳》載：“張率，字士簡，吳郡吳人。祖永，宋右光祿大夫。父瑰，齊世顯貴，歸老鄉邑，天監初，授右光祿，加給事中。率年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為詩一篇，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二千許首。”
《梁書·劉孝綽傳》載：“劉孝綽，字孝綽，彭城人，本名冉。祖勔，宋司空忠昭公。父繪，齊大司馬霸府從事中郎。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常與同載適親友，號曰神童。……父黨沈約、任昉、范云等聞其名，并命駕先造焉，昉尤相賞好。”
《梁書·王筠傳》載：“王筠，字元禮，一字德柔，瑯邪臨沂人。祖僧虔，齊司空簡穆公。父楫，太中大夫。筠幼警寤，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為《芍藥賦》，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陳郡謝覽，覽弟舉，亦有重譽，時人為之語曰：‘謝有覽舉，王有養炬。'炬是泰，養即筠，并小字也。”《南史·王曇首傳附志弟子筠傳》有類似記載。
徐悱是徐勉之子。《梁書·徐勉傳附子悱傳》載：“悱字敬業，幼聰敏，能屬文。”徐悱和其妻劉令嫻是文學史上著名的一對詩人夫妻，二人的贈答詩載于《玉臺新詠》。
梁簡文帝蕭綱是梁武帝蕭衍第三子、昭明太子蕭統之弟。《南史·簡文帝紀》載：“帝幼而聰睿，六歲便能屬文。武帝弗之信，于前面試，帝攬筆立成文。……雅好賦詩，其自序云：‘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帝文傷于輕靡，時號‘宮體'。”
當時彭城劉氏一門人才輩出，是歷史上著名的文學世家，還同時出現了三位女詩人。其中，以劉孝綽、劉令嫻（徐悱之妻）的名聲最大。劉孝綽是當時最著名的文人，作品很多，流傳很廣。蕭統親自選拔劉孝綽一人來編纂自己的文集并作序，可見他對劉孝綽的看重。《梁書·劉孝綽傳》載：“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蕓、吳郡陸倕、瑯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見賓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畫工先圖孝綽焉。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孝綽辭藻為后進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諷誦傳寫，流聞絕域。文集數十萬言，行于世。”“孝綽兄弟及群從諸子侄，當時有七十人，并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適瑯邪王叔英、吳郡張嵊、東海徐悱，并有才學；悱妻文尤清拔。”“孝綽子諒，字求信。少好學，有文才，尤博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里晉書”。”《南史·劉勔傳附繪子孝綽傳》也有同樣的記載。
不僅文人詩歌十分繁榮，南朝時期的民歌也非常昌盛。南朝民歌最早始于三國東吳，迄于陳，留存總數近五百首，按地域分為“吳聲歌曲”和“西曲”兩大類。南朝民歌是城市中的酒樓和貴族宴會上由歌女們演唱的風情小調，內容與多方面反映社會生活的漢樂府民歌不同，它集中抒寫男女之情，絕大多數以女子的口吻唱出對男子的愛慕相思，反映了南朝統治區域的社會風俗狀況。南朝民歌以五言四句為主，其余的四言及雜言詩篇幅也很短小，其語言明快動聽，善于運用雙關隱語，或樸素自然，或淺俗鮮麗，具有鮮明的民歌情調，表現了較高的文學素養和修辭技巧。從中可以看出，當時民間的詩歌教育十分發達。
南朝文人詩歌創作受民歌影響很大，雅俗結合漸漸成為從鮑照到齊梁間的文人詩歌的主流；南朝民歌一部分專門描繪女子美麗體態容貌的歌曲與宮體詩的興起有直接關系。南朝民歌中占主導的五言四句的格式，對五言絕句的形成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南朝民歌在隋唐以后繼續影響著文人的創作。大詩人李白的很多短詩以清新自然見長，就與學習南朝民歌有直接關系，如他的傳世名篇《靜夜思》與《子夜四時歌》中“秋風入窗里”一篇十分近似，傳承關系十分明顯。直到清代為止，歷代文人模擬南朝民歌的現象時有發生。由此可見，南朝民歌對中國古典詩歌的影響十分深遠。
南朝時期是中國文學繼魏晉之后又一個迅速發展時期，南朝詩歌的繁榮，雖得力于上層統治者的重視和提倡，但與詩歌教育的普及是密切相關的。南朝時期的政權性質與兩漢政權并無二致，教育制度也相似，儒學地位雖有所下降，但仍然是學校教育的重要內容。
南朝時期學校教育有所復興，國子生多為士族高官子弟，稱之“國胄”或“世胄”，可以經明經策試入仕，而太學則往往僅存博士而無生員。雖然南北方戰爭和內部政治斗爭不斷，但上層統治者仍然十分重視教育。南朝宋文帝時，在官學中首設文學館，主要進行專門的文學教育和文學研究活動，詩歌教育是其中重要一項內容。“九品中正制”的繼續實行，使士族子弟享有接受教育的特權和優先仕宦的特權，因而，社會上層人士普遍具有很高的文化修養，詩歌創作和詩人群體也就主要產生于宮廷和士族內部。由于上層統治者的提倡和對文士的重視，雖然庶族子弟縱使品學兼優也地位低下，但是，他們接近上層社會的唯一途徑仍然是讀書做官，因而私學進一步發達。學習詩文寫作成為當時的社會時尚。謝靈運的山水詩文辭幽美，冠絕一世，人們爭相傳誦。《宋書·謝靈運傳》載：“每有一詩至都邑，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遍，遠近欽慕，名動京師。”出身寒微的鮑照就以因向臨川王劉義慶獻詩而知名當世。吳均的五言詩質樸豪邁，被當時文壇稱為“吳均體”，成為學詩的榜樣。
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無論官學還是私學，都重視文學教育，詩歌等文學教材受到學子的重視和歡迎。雖然《詩經》仍然是學校教育的主要教材之一，但與經書相比，由于詩賦文章押韻好讀，所以常作為學童閱讀初級教材。由于社會需要，學校教育重視寫作訓練，尤其重視駢文與詩歌的寫作教學，要求學生要學會用典使事，寫作詩文要講究雙聲、疊韻、四聲和修辭。學童就開始學習詩賦寫作，他們或仿寫，或命題寫，或參加筆會，寫作訓練比較自由。如何遜八歲就能寫詩，后成為梁代著名詩人。
得益于詩歌的興盛，南朝也出現了一群女詩人。《詩品》卷下中列入了兩位女詩人：宋朝的鮑令暉、齊朝的韓蘭英。其他較著名的還有齊朝的蘇小小和梁朝的劉令嫻、沈滿愿。
《詩品》卷下中，鐘嶸說：“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唯百愿淫矣。照嘗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于左芬，臣才不及太沖爾。'蘭英綺密，甚有名篇。又善談笑，齊武謂韓云：‘借使二媛生于上葉，則玉階之賦，紈素之辭，未詎多也。'”鮑令暉、韓蘭英能被鐘嶸列入《詩品》，可見二人在當時的影響甚大。鮑令暉曾有《香茗賦集》刊行于世，今已散佚，僅存詩六題七首：《示行人》、《題書后寄行人》和擬古樂府詩四題五首，詩歌成就歷來多受稱贊。韓蘭英的詩文，則全部佚失。
蘇小小是南齊時錢塘名妓，風骨清高，美艷如花，才情蓋世，生年十九早逝，僅有一首《錢唐蘇小歌》（又名《西陵歌》）傳世，《玉臺新詠》中收錄了這首詩，即“妾乘油壁車，郎騎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其人其詩千百年來為世人傳誦。歷代詩人歌詠蘇小小的詩非常多，唐代詩人李賀、白居易、李商隱、溫庭筠都為她寫過詩。
劉令嫻是劉孝綽之第三妹，徐悱之妻，生卒年不詳，世稱劉三娘。其二姊均有才學，而她的詩文尤清秀突出。其兄劉孝綽曾罷官不出，題詩于門：“閉門罷慶吊，高臥謝公卿。”她為之續句：“落花掃仍合，聚蘭摘復生。”《梁書·劉孝綽傳》載：“其三妹適瑯邪王叔英、吳郡張嵊、東海徐悱，并有才學；悱妻文尤清拔。悱，仆射徐勉子，為晉安郡，卒，喪還京師，妻為祭文，辭甚凄愴。勉本欲為哀文，既睹此文，于是閣筆。”《南史·劉勔傳附繪子孝綽傳》有同樣記載。其祭夫文曰：“惟君德爰禮智，才兼文雅，學比山成，辯同河瀉。明經擢秀，光朝振野。調逸許中，聲高洛下。舍潘度陸，超終邁賈。二儀既肇，判合始分，簡賢依德，乃隸夫君。外治徒奉，內佐無聞，幸移蓬性，頗習蘭薰，式侍琴瑟，相酬典墳。輔仁難驗，神情易促，雹碎春紅，霜雕夏綠，躬奉正衾，親觀啟足，一見無期，百身何贖。嗚呼哀哉！生死雖殊，情親猶一，敢遵先好，手調姜橘。素俎空干，奠觴徒溢。昔奉齊眉，異于今日。從軍暫別，正思樓中，薄游失返，尚比飛蓬，如當此訣，永痛無窮，百年何幾，泉穴方同。”這篇祭文采用四言詩的形式，凄惋感人，是文學史上的名篇。其詩歌現存10余首，《玉臺新詠》錄其詩8首。她的詩多寫閨怨之情，如《春閨怨》、《聽百舌詩》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回贈丈夫徐悱的《答外詩》二首，如“落日更新妝，開簾對春樹。鳴鸝葉中舞，戲蝶花間鶩。調琴本要歡，心愁不成趣”。詩中通過寫景來襯托相思之情，情意纏綿，真切生動。
沈滿愿是沈約之孫女。生卒年不祥，約梁武帝大同中前后在世。沈滿愿有乃祖之風，善作詩，曾有詩集五卷傳世。《彩毫怨》、《登樓曲》、《昭君嘆二首》等是她的名作。
另外，南朝梁宮女王金珠也以善詩知名。這些女詩人均有較高的文學修養，從她們的成就來看，都接受過相應的詩歌教育。她們都是南朝詩歌沃土上成長出來的一朵朵奇葩。
南朝詩歌創作和詩歌教育的興盛推動了文學作品集的編纂。當時出現了兩部重要的文學作品總集《文選》和《玉臺新詠》，不僅促進了文學教育的進一步普及，而且對我國古代詩賦創作和文學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南朝梁太子蕭統編選的《昭明文選》是秦漢以來收編詩文最豐富的文學總集，也是我國最早的詩文總集。《昭明文選》成書之后，被認為是古代文學教材的典范，也是詩歌教育的的典范教材。原書30卷，唐李善作注時分為60卷，其中有賦19卷，詩歌12卷，騷2卷。《文選》共收入周代至齊梁時期130多個知名作者和少數佚名作者的詩文作品共752篇，其選文分三類：詩歌、辭賦、雜文，各種文體的代表作基本具備，其中詩歌434篇。這部書反映了編者獨到的文學見解，也反映了當時的文學時尚。他將儒家的經書、諸子書，以及歷史著作均排除，從而使《文選》的文學色彩更濃。這部書在唐代就受到高度重視，成為文人學子必讀之書，有所謂“文選學”之名。杜甫寫給兒子的《宗武生日》一詩中叮囑他“熟精《文選》理”。后世更有“文選爛，秀才半”一說，足見此書的影響和價值。
《玉臺新詠》是徐陵奉梁簡文帝蕭綱之命編成的我國古代繼《詩經》、《楚辭》之后的又一部詩歌總集。《玉臺新詠》共十卷，有五言詩8卷，歌行1卷，五言四句詩1卷，收錄南朝梁以前的詩篇769首；除第9卷中的《越人歌》相傳作于春秋戰國之間外，其余都是漢魏以來至南朝梁時的關于女性和男女愛情的詩歌，其中大量收集了齊梁時代的宮體詩，是第一部全部以婦女為描寫對象的詩歌總集。這本書中保存了古代許多歌詠婦女的優秀詩篇，如《上山采蘼蕪》、《陌上桑》（即《日出東南隅行》）、《羽林郎》、《孔雀東南飛》等。班婕妤、鮑令暉、劉令嫻等女詩人的作品也賴此書得以保存和流傳。徐陵頗重視收錄南朝時逐漸興起的五言四句的樂府短歌，對于五言絕句這一詩體在唐代的興起和發展有一定推動作用。由于這本書在流傳過程中曾遭后世文人多加竄改，所收詩歌總數增加到870首。在封建道統思想的影響下，這部詩集曾屢遭詆毀，但仍然對我國古典詩歌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
南朝時期，非常普遍的使用史游的《急就篇》和蔡邕的《勸學篇》作為蒙學教材。由于統治者實行“九品中正制”選拔人才，一些出身低微的作家得不到統治者的重視，而“學而優則仕”又是古代文人的主要出路，因此，一批學者逐漸把注意力集中在教育學童身上。他們編寫了大量的蒙學教材，除馬仁壽的《開蒙要訓》和周興嗣的《千字文》尚存于世外，其它大都佚失。而最具代表性的是周興嗣的《千字文》。
《開蒙要訓》的內容主要介紹自然事物、社會名物、寢處衣飾、身體疾病、器物工具、飲食烹調、農業耕作、樹木鳥獸等。形式上采用四言韻語，便于兒童的學習和記誦。如“乾坤復載，日月光明。四時來往，八節相迎。”春花開艷，夏葉舒展。□□秋落，松竹冬青。“筆硯紙墨，記錄文章，童□習學，易解難忘。”全書一千四百多字，涉及廣泛，注重實用，語言質樸通俗，至五代時期仍在傳抄流行。
《千字文》的作者是南朝梁代的周興嗣。《梁書·周興嗣傳》載：“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漢太子太傅堪后也。……興嗣世居姑孰。年十三，游學京師，積十余載，遂博通記傳，善屬文。……自是《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并使興嗣為文；每奏，高祖輒稱善，加賜金帛。”《千字文》前的小序說：“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上以王羲之書千字，實興嗣次韻為文。奏之，稱善，加賜金帛。”他奉梁武帝命把常用漢字編成《千字文》一卷，全文采用韻文形式，通篇四字一句，共250句，在極短的篇幅內容納了極其豐富的內容，涉及天文歷象、歲時變化、名貴物品、古代帝王、品德修養、建筑文化、歷史地理、士人農桑、生活起居等。如開篇寫道：“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寒來暑往，秋收冬藏。閏馀成歲，律呂調陽。云騰致雨，露結為霜。金生麗水，玉出昆岡。”從開頭這幾句，就可以看出其行文注重聲律對仗，講究用典文采，押韻和諧，抑揚頓挫，具有四言詩歌的形式特點，即使完全當作詩歌來讀也無妨。這本書一直沿用了1500多年，至今在民間仍有一定影響。
南朝時期生肖文化逐漸盛行。活躍于梁陳兩朝的著名文人沈炯有一首有趣的十二生肖詩：“鼠跡生塵案，牛羊暮下來。虎嘯坐空谷，兔月向窗開，龍陰遠青翠，蛇柳近徘徊。馬蘭方遠摘，羊負始春栽。猴栗羞芳果，雞砧引清懷。狗其懷屋外，豬蠡窗悠哉。”據說這是我國第一首生肖詩。這首詩在首字按排序嵌入十二生肖名，且突出了每種動物的特點，可謂別開生面，文采娛人。這首詩對于生肖文化的傳播有一定影響。
第六節 北朝時期的詩歌教育
439年，鮮卑族建立了北魏政權在孝武帝拓跋燾時統一了北方，社會逐漸安定。孝文帝拓拔宏遷都洛陽后，尊崇孔子，提倡儒家禮法，推廣使用漢語，積極推行漢化政策，重用漢族知識分子，促進了民族文化的融合。當時首先受到重視的是直接有利于統治軼序的儒學，文學也開始出現轉機，但文學的地位遠不如在南方那樣重要。當時文壇上的領軍人物溫子昇、邢子才、魏收等，其詩歌作品主要是模擬南朝文學，成就不高。北魏分裂后，北方先后出現東魏、西魏、北齊、北周四個王朝。581年，隋文帝楊堅取代北周建立隋朝。這一時期雖然民族矛盾十分激烈，但各族人民逐漸走向民族大融合。當時進入中原的各個少數民族逐漸漢化，后來大都成為漢族的一部分，并以他們的文化極大地豐富了漢族的文化，在中華民族歷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北朝后期，南方許多著名文人流入北方，如庾信、王褒等，受到北方文人的高度推崇。他們開始結合南北文風之長，創作了足以代表北朝文學最高水平的詩賦作品，為后代文學開辟了新的道路。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陽新野（今屬河南）人。他自幼隨父親庾肩吾出入于蕭綱王府，后來成為蕭綱的東宮學士。作為宮體文學的代表作家，與徐陵并稱為“徐庾體”。后奉命出使西魏，因梁為西魏所滅而滯留北方。西魏和北周皇室一向傾慕南方文學，庾信又有盛名，因而頗受器重，被尊為文壇宗師，受皇帝禮遇。庾信前期作品多為宮體性質，輕艷流蕩，富于辭采之美。羈留北朝后，其詩賦抒發了自己深切懷念故國鄉土，因身仕敵國而感傷、因不得自由而怨憤的情感，風格也轉為蒼勁悲涼。所以杜甫說：“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橫。”（《戲為六絕句》）他的《春賦》、《哀江南賦》是當時名作，《春賦》中詩賦結合的傾向也為后人所繼承，如唐代王勃、駱賓王和劉希夷等都有類似的作品，顯然受其影響。庾信是南北朝文學的集大成者。他以聰穎的資質在南朝文學的全盛時代積累了很高的文學素養，來到北方后又接受北方文化的一些因素，以其沉痛的生活經歷豐富了文學創作的內容，形成了獨特的文學風格。他的駢文駢賦與鮑照并舉，代表了南北朝駢文駢賦的最高成就；他的詩歌則初步融合了南北詩風，對唐詩的繁榮有重大影響。
王褒（約513—576）字子淵，瑯琊人，出身名族，因舊交之情受梁元帝重任。梁元帝出降西魏，諸臣均被帶到北方。王褒以門第與文才，受到西魏、北周重視，與庾信同為北方文壇領袖。他曾以七言《燕歌行》著稱于當時，五言詩《關山月》也是邊塞詩的名作。《渡河北》則是王褒詩中最著名的一篇：“秋風吹木葉，還似洞庭波。常山臨代郡，亭障繞黃河。心悲異方樂，腸斷《隴頭歌》。薄暮臨征馬，失道北山阿。”這首詩表現了對南方故土的思念和人生失路的悲哀，風格蕭瑟蒼涼。他的詩歌對后世也有較大影響。
北朝文學雖然總體上不能與南朝相比，作家和作品數量遠遠比不上南方，但所取得的成就也自有其特色和價值。這些成就的取得，是北朝政權實行漢化政策、重視教育的結果。
北朝自孝文帝改革以后，歷代統治者推行漢化政策，提倡儒家禮法，推廣使用漢語，重用漢族知識分子，促進了民族文化的融合。如北魏孝明帝時，邢邵以文名傾動京師。由魏入齊后，官至中書監、國子祭酒，地位很高。詩人魏收由魏入齊后，頗受重用，官至尚書右仆射，監修國史。北朝歷代君王和上層貴族一向傾慕南方文學，對流落北朝的南方文士十分尊崇。如庾信滯留西魏時，很受皇室器重，官至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北周代魏后，更遷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侯爵，被尊為文壇宗師，受皇帝禮遇，與諸王結交。王褒出仕西魏、北周，以門第與文才受到重視，官至太子少保、少司空，與庾信同為北方文壇的宗匠。當時北周與陳朝通好，允許南方流寓人士歸還故國，因庾信與王褒久享盛名，北周君主堅決不準許兩人南歸。北朝政權對文士的尊崇可見一斑。
北朝政權在逐漸漢化的過程中，接受了兩漢魏晉以來的教育制度，設立太學以及四門學、郡國學、律學，生員身分有所限定，一般限公卿大臣子弟充當。然政權興廢不定，學校也時設時罷。北魏道武帝設立學校，稱國子太學，后又別立太學。國子學曾一度改稱中書學，郡學也稱太學。孝文帝、宣武帝時，又增設了四門小學，形成了國子學、太學、四門小學三學并立之制。北朝政權在都城和各地設立官學，尊崇孔子，學習儒家經典，推廣儒家學說，《詩經》是官學的主要教材之一。《魏書·薛辯傳附子謹傳》載：太武帝拓拔燾時的河東太守薛謹“命立庠，教以詩書，三農之暇，悉令受業，躬巡邑里，親加考試，于是河汾之地，儒道興焉。”漢末魏晉以來儒學地位下降的趨勢卻在北朝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如著名詩人邢邵曾任中書監、國子祭酒，直接負責中央官學的教育。
北魏孝文帝后的歷代皇帝往往具有比較深厚的儒學修養，普遍熟悉儒家典籍，并能吟詩作賦；受到兩晉老莊風行的影響，他們往往還學習《老子》、《莊子》等古代典籍。《魏書·高祖孝文帝紀》載：孝文帝“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受，探其精奧。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才藻富贍，好為文章，詩賦銘頌，任興而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后詔冊，皆帝之文也。自余文章，百有余篇。愛奇好士，情如饑渴。”“（十有三年）秋七月甲辰，陰平國遣使朝貢。丙寅，幸靈泉池，與群臣御龍舟，賦詩而罷。立孔子廟于京師。”“（十有七年秋七月）庚午，幸洛陽，周巡故宮基址。帝顧謂侍臣曰：‘晉德不修，早傾宗祀，荒毀至此，用傷朕懷。'遂詠《黍離》之詩，為之流涕。壬申，觀洛橋，幸太學，觀《石經》。”孝文帝不僅精通“《五經》之義”，“善談《莊》、《老》”，而且“詩賦銘頌，任興而作”，能與群臣一起賦詩，其文化修養可謂深厚矣。《魏書·鄭羲列傳附子道昭傳》還記載了孝文帝與諸大臣賦詩唱和一事：“懿弟道昭，字僖伯。少而好學，綜覽群言。……從征沔漢，高祖饗侍臣于懸瓠方丈竹堂，道昭與兄懿俱侍坐焉。樂作酒酣，高祖乃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續歌曰：‘愿從圣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內外。'鄭懿歌曰：‘云雷大振兮天門辟，率土來賓一正歷。'邢巒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
北魏前廢帝元恭也能作詩。《魏書·前廢帝紀》載：前廢帝元恭“（二年）夏四月辛巳，……帝既失位，乃賦詩曰：‘朱門久可患，紫極非情玩。顛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換。時運正如此，唯有修真觀。'”這首五言詩表達了他被逼迫退位時無可奈何的心情。
東魏孝靜帝能文能武，頗好文學，連他的妃子也能吟詩。《魏書·孝靜帝紀》：“帝好文學，美容儀。力能挾石師子以逾墻，射無不中。嘉辰宴會，多命郡臣賦詩，從容沉雅，有孝文風。……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帝乃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尉宗《后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乃與夫人妃嬪已下訣，莫不欷歔掩涕。嬪趙國李氏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發期。'”
北魏王公和宗室子弟也往往愛好文學，能夠賦詩作文。如元暉業、元熙、元延明、元勰、元愉等宗室王子，均能作詩。《魏書》中記載了他們的事跡：
《魏書·濟陰王小新成傳附弼子暉業傳》：“（暉業）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郁縱橫。'”
《魏書·南安王楨傳附英子熙傳》：“熙，字真興。好學，俊爽有文才，聲著于世……熙臨刑為五言詩，示其僚吏曰：‘義實動君子，主辱死忠臣。何以明是節？將解七尺身。'與知友別曰：‘平生方寸心，殷勤屬知己。從今一銷化，悲傷無極已。'熙既蕃王之貴，加有文學，好奇愛異，交結偉俊，風氣甚高，名美當世，先達后進，多造其門。始熙之鎮鄴也，知友才學之士袁翻、李琰、李神俊、王誦兄弟、裴敬憲等咸餞于河梁，賦詩告別。
《魏書·安豐王猛傳附子延明傳》：“延明既博極群書，兼有文藻，鳩集圖籍萬有余卷。性清儉，不營產業。與中山王熙及弟臨淮王彧等，并以才學令望有名于世。雖風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篤過之。……所著詩賦贊頌銘誄三百余篇，又撰《五經宗略》、《詩禮別義》，注《帝王世紀》及《列仙傳》。”
《魏書·彭城王勰傳》：“敏而耽學，不舍晝夜，博綜經史，雅好屬文。……時高祖進傘，遂行而賦詩，令人示勰曰：‘吾始作此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也。'時勰去帝十余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云與古同？'高祖大笑曰：‘汝此詩亦調責吾耳。'”
《魏書·京兆王愉傳》：“愉好文章，頗著詩賦。時引才人宋世景、李神俊、祖瑩、邢晏、王遵業、張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學賓客嚴懷真等數十人，館而禮之。”
北魏時期的文人學士不僅精通儒家典籍，而且能賦詩者更多。如梁祐、董紹、馮元興、鹿悆、常景、祖瑩等在《魏書》中均有傳。
《魏書·裴叔業傳附梁祐傳》載：“祐，叔業之從姑子也。好學，便弓馬。……從容風雅，好為詩詠，常與朝廷名賢泛舟洛水，以詩酒自娛。”
《魏書·董紹傳》載：“董紹，字興遠，新蔡鲖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博士，……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
《魏書·馮元興傳》載：“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因就中山張吾貴、常山房虬學，通《禮》傳，頗有文才。年二十三，還鄉教授，常數百人。領僚孝廉，對策高第，又舉秀才。……乃為《浮萍詩》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無根綠水上。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
《魏書·鹿悆傳》載：“（鹿悆）初為真定公元子直國中尉，恒勸以忠廉之節。嘗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弦響藹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莫使弦響絕。'子直少有令問，悆欲其善終，故以諷焉。”
《魏書·常景傳》載：“常景，字永昌，河內人也。父文通，天水太守。景少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及長，有才思，雅好文章。……景淹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揚子云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托意以贊之。其贊司馬相如曰：‘長卿有艷才，直致不群性。郁若春煙舉，皎如秋月映。游梁雖好仁，仕漢常稱病。清貞非我事，窮達委天命。'其贊王子淵曰：‘王子挺秀質，逸氣干青云。明珠既絕俗，白鵠信驚群。才世茍不合，遇否途自分。空枉碧雞命，徒獻金馬文。'其贊嚴君平曰：‘嚴公體沉靜，立志明霜雪。味道綜微言，端蓍演妙說。才屈羅仲口，位結李強舌。素尚邁金貞，清標陵玉徹。'其贊揚子云曰：‘蜀江導清流，揚子挹余休。含光絕后彥，覃思邈前修。世輕久不賞，玄談物無求。當途謝權寵，置酒獨閑游。'”
祖瑩是當時著名詩人，以才思敏捷著稱。《北史·祖瑩傳》載：“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學生。好學耽書，以晝繼夜……由是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為‘圣小兒'。”《魏書·祖瑩傳》的記載與此相同。從祖瑩的經歷來看，神童之名的背后是接受教育和刻苦學習。祖瑩的弟弟祖孝隱、兒子祖珽、孫子祖君信均以文學知名當時。
北朝時期，私學在民間仍相當發達。據《魏書》記載，張偉、常爽、劉獻之、張吾貴、劉蘭、徐遵明等，都是當時名聞天下的私學先生，其弟子往往數以百計，甚至數以千計。孔子開創的儒家“詩教”傳統綿延不絕。
《魏書·儒林傳·張偉傳》載：“偉學通諸經，講授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儒謹泛納，勤于教訓，雖有頑固不曉，問至數十，偉告喻殷勤，曾無慍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
《魏書·儒林傳·常爽傳》載：“爽少而聰敏，嚴正有志概，雖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寬誕之容。篤志好學，博聞強識，明習緯候，《五經》百家多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為事，貴游子弟未遑學術，爽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余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焉。尚書左仆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真安、著作郎程靈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并稱爽之嚴教，獎厲有方。……爽不事王侯，獨守閑靜，講肄經典二十余年，時人號為‘儒林先生'。”
《魏書·儒林傳·劉獻之傳》載：“劉獻之，博陵饒陽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于渤海程玄，后遂博觀眾籍。……由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而希造其門。獻之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己了，不復須解。……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海內皆曰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錄，數百而已，皆經通之士。于是有識者辨其優劣。魏承喪亂之后，《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而海內諸生多有疑滯，咸決于獻之。”
《魏書·儒林傳·劉蘭傳》載：“劉蘭，武邑人。年三十余，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于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后……為立黌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自后經義審博，皆由于蘭。……瀛州刺史裴植征蘭講書于州城南館，植為學主，故生徒甚盛，海內稱焉。又特為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館，令授其子熙、誘、略等。蘭學徒前后數千，成業者眾。”
《魏書·儒林傳·徐遵明傳》載：“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身長八尺，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詣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乃詣平原唐遷，納之，居于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是后教授，門徒蓋寡，久之乃盛。遵明每臨講坐，必持經執疏，然后敷陳，其學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講學于外二十余年，海內莫不宗仰。”
《魏書》中還記載了當時一些著名文士幼年接受私學教育的情況。溫子升是當時文壇上的領軍人物之一，與邢子才、魏收號稱“北地三才”。《魏書·文苑傳·溫子升傳》載：“溫子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后也。……子升初受學于崔靈恩、劉蘭，精勤，以夜繼晝，晝夜不倦。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
裴駿、裴安祖的經歷更能說明私學詩歌教育的成效。《魏書·裴駿傳附從弟安祖傳》載：裴駿家世以儒學為業，“裴駿，字神駒，小名皮，河東聞喜人。……駿幼而聰慧，親表異之，稱為‘神駒'，因以為字。弱冠，通涉經史，好屬文，性方檢，有禮度，鄉里宗敬焉。”“駿從弟安祖，少而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雖禽獸，得食相呼，而況人也？'自此之后，未曾獨食。”《詩經》的影響可謂大矣！
《魏書·祖瑩傳》載：“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學生。”這說明祖瑩在十二歲之前接受的是私學教育，僅八歲就已經學會誦讀《詩經》，可見私學教育的成效。由北朝入隋的詩人薛道衡出身官僚家庭，六歲時父母雙亡成為孤兒。但他專精好學，13歲時，讀《春秋左氏傳》，感于子產相鄭之功作《國僑贊》一篇，詞藻華美，時人稱為奇才。由此可見當時詩歌教育的狀況。
《魏書》還簡略記載了兩位奇女子的事跡。其一是房景先的母親崔氏。《魏書·列女傳·房愛親妻崔氏傳》載：“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孫之女。性嚴明高尚，歷覽書傳，多所聞知。子景伯、景先，崔氏親授經義，學行修明，并為當世名士。”《魏書·房法壽傳附族子景先傳》：“景先，字光胄。幼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晝則樵蘇，夜誦經史，自是精勤，遂大通贍。”房母能“親授經義”、“自授《毛詩》、《曲禮》”，可見其文學修養之高。在她的教育下，房景伯、房景先都成為當時的著名文士。
其二是崔巨倫的姐姐崔氏，她還是一位女詩人。《魏書·崔辯列傳附逸子巨倫傳》載：“初，巨倫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類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高明慈篤……乃為子翼納之，時人嘆其義。崔氏與翼書詩數十首，辭理可觀。”可惜其作品已經湮沒在歷史的長河里。
北周世宗宇文毓能作詩。《周書·明帝紀》載：“丁未，幸同州。過故宅，賦詩曰：‘玉燭調秋氣，金輿歷舊宮。還如過白水，更似入新豐。霜潭漬晚菊，寒井落疏桐。舉杯延故老，令聞歌大風。'”“帝寬明仁厚，敦睦九族，有君人之量。幼而好學，博覽群書，善屬文，詞彩溫麗。及即位，集公卿已下有文學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經史。又捃采眾書，自羲、農以來，訖于魏末，敘為世譜，凡五百卷云。所著文章十卷。”
北周猛將高琳也能作詩。《北史·高琳傳》載：“周孝閔帝踐祚，進爵犍為郡公。武成二年，討平文州氏。師還，帝宴群公卿士，仍賦詩言志。琳詩末章云：‘寄言竇車騎，為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看來這位勇冠三軍的猛將也有較深厚的文學修養。
《北齊·楊愔傳》載：“楊愔，字遵彥，小名秦王，弘農華陰人。……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欷，遂為之罷酒。……愔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多，誅后散失，門生鳩集所得者萬余言。”
北齊后主高緯雖荒淫無道，無治國之能，卻非常愛好文學。《北史·文苑傳·序》載：“后主雖溺于群小，然頗好詠詩，幼時嘗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解作此理不？'初因畫屏風，敕通直郎蕭放及晉陵王孝式錄古賢烈士及近代輕艷諸詩以充圖畫，帝彌重之。……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于是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焉。”
北齊后主高緯的妃子馮小憐是一個才色俱佳的女子。北齊亡后馮小憐遭遇坎坷，在臨死前曾作《感琵琶弦》一詩，頗為感人。《北史·后妃傳下·齊后主馮淑妃傳》載：“馮淑妃名小憐，大穆后從婢也。……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后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并馬，愿得生死一處。……及帝遇害，以淑妃賜代王達，甚嬖之。淑妃彈琵琶，因弦斷，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膠上弦。'”從這首詩來看，她很有一點作詩的天分。她是女婢出身，受過嚴格的歌舞訓練，應當有較高的詩歌修養。
北朝時期，《急就章》仍是蒙學教材。《魏書·崔浩傳》載，“浩又上《五寅元歷》，表曰：‘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浩既工書，人多托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北齊·李渾傳附弟繪傳》載：“繪，字敬文。年六歲，便自愿入學，家人偶以年俗忌，約而弗許。伺其伯姊筆牘之間，而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章》。內外異之，以為非常兒也。”《北齊·儒林傳·李鉉傳》載：“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也。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余便通。家素貧苦，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年十六，從浮陽李周仁受毛詩、尚書……”
北魏時期，《毛詩》等儒家典籍也傳播到西域地區。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甘肅人麹嘉據高昌為王，史稱“麹氏高昌”，一直主動向北魏納貢稱臣，北魏封高昌王為“持節平西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開國伯”。麹氏高昌積極推行中原地區的各項制度，使西域地區進一步接受了漢族先進文化的影響。《北史·西域傳·高昌傳》載：“（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年），明帝遺假員外將軍趙義等使于嘉。嘉朝貢不絕，又遣使奉表，自以邊遐，不習典誥，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燮以為博士，明帝許之。”“其都城周回一千八百四十步，于坐室畫魯哀公問政于孔子之像。……其風俗政令，與華夏略同，兵器有弓、刀、箭、楯、甲、槊。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為胡語。賦稅則計田輸銀錢，無者輸麻布。其刑法、風俗、昏姻、喪葬與華夏小異而大同。”
顏之推（531—約590年）是南北朝時期的文學家和教育家，是北朝時期家庭教育的集大成者。他出身于士族家庭，家傳有《周官》、《左氏》之學，早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梁元帝肖繹時，官至散騎侍郎。梁亡后，投奔北齊，官至黃門侍郎。北齊滅亡后，他歸附北周。隋文帝統一全國，詔為學士。他的《顏氏家訓》是他對自己一生有關立身、處世、為學經驗的總結，是我國古代家庭教育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被后人譽為家教規范，影響很大。《顏氏家訓·勉學第八》：“自古明王圣帝，猶須勤學，況凡庶乎！此事篇于經史，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啟寤汝耳。士大夫子弟，數歲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后，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矣。然人有坎壈，失于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從中可以看出，顏之推主張士大夫子弟自數歲起就要接受教育，學習《詩經》、《論語》等儒家典籍；并以自己為例說明學習貴在持之以恒。《顏氏家訓·書證第十七》中大量引用《詩經》等典籍中的文句，可見他對《詩經》的掌握是多么牢固。
北朝時期的民間詩歌教育也相當發達。《敕勒歌》和《木蘭詩》（《木蘭辭》）流傳很廣，受到各民族人民的喜愛。北朝民歌流傳下來的數量雖然不多，但少數民族民歌的翻譯和流傳本身，就是進行詩歌教育的很好證明。
北朝的民歌與南朝民歌風格迥異，藝術成就毫不遜色。現存的作品有六十多首，大多收錄在《樂府詩集·梁鼓角橫吹曲》中，少數幾篇收在《雜曲歌辭》和《雜歌謠辭》中。這些歌曲中以氐、羌、鮮卑等少數民族的歌謠為多，少數出于漢族。由于北方的地理環境、民俗文化、生活方式的制約，質樸粗獷、豪邁雄壯是北朝民歌最顯著的特色。其內容或歌詠北地風光和游牧生活，或贊頌尚武精神和英雄氣概，或反映戰亂從征和徭役苦難，或表達對愛情與婚姻的熱烈追求。與南朝民歌相比，北朝民歌的感情表現直率粗獷，語言風格質樸剛健，詩歌形式也以五言四句居多，其余多為整齊的四言或七言，雜言體較少。需要注意的是，北朝民歌中少數民族的歌謠是經過翻譯而來的，如《敕勒歌》，據《樂府廣題》說“其歌本鮮卑語，易為齊言。”而《折楊柳歌》有“我本虜家兒，不解漢兒歌”二句，可見其原非漢語。
北朝民歌中最著名的是《敕勒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敕勒是當時北方的一個少數民族，也稱鐵勒，或稱高車。這首民歌描繪了北方大草原廣闊無垠、雄渾蒼茫的景象，展示了草原民族水草茂盛、牛羊肥壯的幸福生活，表現了敕勒族人開闊的胸襟和豪邁的情懷。其風格雄壯豪放，是描寫草原風光的千古絕唱。據《樂府廣題》載，東魏高歡攻西魏玉璧兵敗疾發，士氣沮喪，高歡令敕勒族大將斛律金在軍前高唱此歌，以安定軍心，可見這首歌的藝術感染力是多么強大。
《木蘭詩》一向被認為是北朝民歌的代表作，歷來流傳很廣，至今仍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詩中塑造了女英雄木蘭的美好形象，自古及今一直受到人們的喜愛。詩歌的語言淺近輕快，音調和諧，有濃郁的民歌風味，穿插在全篇中的口語化的對話，造成了活躍的氣氛。“萬里赴戎機”以下四句文字精整，錘煉的痕跡很重，說明這首詩可能經過文人加工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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