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歷史地理學科性質的討論，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即已開始，一直延續到九十年代。大致說來，以往因學科剛剛確立而主要著重于對該學科的整體性討論， 1990 年以來則側重于各個分支學科的探索，呈現出百花爭艷的場景。
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整個人類歷史時期地理環境變遷及其規律，這個地理環境既指自然地理環境、也包括人文地理環境，所以歷史地理學就其學科性質而言，它是一門地理科學，是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就研究所依據的資料和方法而言，它又具有歷史學科的屬性，所以復旦大學學者認為歷史地理學“它是在兩個母體中孕育、發展起來的學科”。 [②]
侯仁之最早闡明了歷史地理學是現代地理學一個組成部分的基本觀點。他著重說明歷史地理學與沿革地理學之間的本質區別，指出今天的地理不是自古以來就是如此，而是從以往不同時代的地理中發展演變而來的，今天地理上的一切現象都植根在過去的地理中，且有它發展演變的客觀規律存在，因此他系統地闡述了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任務、方法和意義，說明歷史地理學是現代地理學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對象是人類歷史時期地理景觀的變化，主要工作不僅要復原過去的地理景觀，而且還 要探求其發展演變的規律，闡明當前地理景觀的形成和特點 [③] 。 九十年代初，侯仁之高瞻遠矚地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當前地理問題的現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過去時代的地理問題的研究中來，正是我國歷史地理學今后發展的關鍵所在”。 [④] 1994 年 12 月，侯仁之把他在理論探討方面的四篇論文即《歷史地理學芻議》、《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再論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歷史地理學研究中的認識問題》匯編為《歷史地理學四論》一書，作為“院士文庫”之一出版。 [⑤] 這一系列論文闡明了歷史地理學作為現代地理學一個組成部分的重要意義和作用，從而為它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韓光輝放眼全世界，從更廣闊的思路來考慮這個問題。他回顧了中國、歐美、俄國歷史地理學發展的全過程，得出全世界歷史地理學發展均存在沿革地理研究、近代歷史地理和現代歷史地理學三個階段的結論，認為各階段的時間、表現的特點、產生的影響及發揮的作用有所不同，其發展的最終結果明確顯示了在學科性質、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及科學體系方面所擁有的共同特點。他認為，這些特點從根本上決定了現代歷史地理是地理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⑥] 這個結論，與侯仁之的觀點殊途同歸。
譚其驤、史念海兩位對 侯仁之闡述的觀點均表 示贊同。譚其驤認為，“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歷史時期的地理”，“所以歷史地理學就其學科性質而言，它是一門地理科學，是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 [⑦] 。歷史地理學研究對象與現代地理學完全一致，僅是時間上的不同而已；但它畢竟研究的是歷史時期的地理環境，因而不僅需要運用地理學方法，還需要運用歷史學的方法，包括歷史唯物主義方法、歷史文獻資料的搜集和分析、考古資料參證等等，所以他指出傳統的沿革地理與歷史地理學的根本區別在于前者僅限于描述歷史上部分地理現象的變化，后者不僅要研究歷史上一切地理環境的變遷，還要進一步探索其變遷內在原因和規律，廣度和深度上都大大前進了一步 [⑧] 。譚其驤還多次強調 運用歷史學方法和歷史文獻資料的重要性，指出中國的歷史地理學不僅能為歷史研究提供更多的利用成果，同時又能從歷史文獻中汲取豐富的、無法替代的泉源 [ ⑨ ] 。
史念海認為：“以前歷史地理學還屬于歷史學的范疇，自然要運用治史的方法進行探索”，“既 然是地理學的組成部分，就該兼用地理學的方法從事研究” [⑩] ；曾明確地表示：“中國歷史地理學應該是屬于地理學的范疇，但也可以作為歷史學的輔助學科” [11] 。 他在別的論文中，系統而又概括地闡述了中國歷史地理學悠久的淵源及其發展過程，指出“中國歷史地理學是一門既古老而又年輕的學科”，“是研究歷史時期我國的地理現象和人與地的關系的學科”，“應是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應全部采取地理學的研究方法”；沿革地理只是它的前奏，“實為歷史學的輔助學科”，“歷史學的某些研究方法也適應于中國歷史地理學”，尤其是我國的豐富的文獻記載，實為中國歷史地理學資料的重要來源 [12] 。他還舉出許多具體的事例，充分肯定了歷史地理工作者對國家建設所做出的成績，鼓勵大家繼續發揚歷史地理學有用于世的作用，以期這門學科不斷發展和壯大。 [13]
歷史地理學作為現代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 ----- 一個迅速發展起來的新學科，發展到八十年代初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 [14] 雖然，學界對學科的性質、任務和學科屬性等基本理論問題已經取得共識，但九十年代新的形勢對學科理論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侯仁之《再論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 [15] 就是對此作出的回答。他認為：歷史地理的研究范圍，必須擴展到地質史的最后時期，也就是隨著人類的活動能力逐漸加強，并開始在自然環境上產生了日益顯著的影響以后的時期。他重申了歷史地理學是現代地理學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的觀點，指出：目前我國地理學正經歷著一個重大的變革，而且是極有利于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地球表層學”作為地理科學的基礎理論學科，本身就是一個巨系統，歷史地理的研究是它所包含的若干子系統之一，已被納入到地理科學中屬于基礎理論的學科體系中來。他根據這一思想，科學地倡儀開展系統的“區域鏈”研究。這對整個歷史地理學界都具有指導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對歷史地理學科理論的探索已不限于學科整體，九十年代已經深入到學科內部各個分支領域當中。
編繪歷史地圖是歷史地理學領域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歷史地圖集》、《西安歷史地圖集》分別是復旦大學、北京大學、陜西師大歷史地理學術單位的代表作，因此歷史地圖編繪的經驗、教訓值得總結。 《中國歷史地圖集》除了內容豐富、收羅宏博的特點外，還在科學性、思想性和精確性方面大大超過了其他同類地圖集。譚其驤自己說：“《中國歷史地圖集》名義上是我主編，其實是集體編繪的。我的工作是組織聯絡和審稿。在審查過程中，已發現某些標繪可能不盡合理，甚至存在一些問題。我曾與一些編者通信商討這些問題。但是，作為主編必須尊重每位編者的意見，不能強加改動。因此，我非常歡迎大家多提批評意見，學問要由大家來做，不能由幾個少數人壟斷，我一直反對這種做法。只有集思廣益，采納百家之長，才能把《中國歷史地圖集》編好” [16] 。 《北京歷史地圖集》編成、出版后，韓光輝、尹鈞科、俞美爾在全面總結的基礎上，連續發表三篇論文，就歷史地圖集的編制內容、性質、理論基礎、歷史地圖 ( 集 ) 與讀史地圖 ( 集 ) 的本質區別等基礎理論問題，以及歷史地圖 ( 集 ) 的總體設計和技術處理的具體細節進行了深入系統的探討，這對促進我國城市和區域歷史地圖 ( 集 ) 的研究編制將有所裨益 [17] 。有的學者還提出了歷史地圖為國家制定長遠規劃提供宏觀趨勢圖幅的設想。 [18]
在歷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方面，隨著工作的繼續深入，逐漸與自然地理學的某些分支密切結合起來，從而派生出新的歷史地理學的分支——“歷史地貌學”。曾昭璇《我國某些歷史地貌學問題的芻議》 [19] ，指出歷史地貌學主要研究人類歷史時期地貌的變遷，不但復原過去時代地貌情況，并且要尋找地貌變化規律性，說明目前地貌形成的過程和特點。他從理論高度提出獨立框架，創建了歷史地貌學這一歷史自然地理的分支學科，填補了學科的理論空白，具有開創性的意義。曾昭璇、曾憲姍合著《歷史地貌學淺論》 [20] 是目前國內外這方面的第一部專著，書中明確指出：歷史地貌學是研究歷史時代地貌的變遷即第四紀全新世以來的地貌發育，年代只有一萬年上下。歷史地貌研究有兩個具體任務：一個是古代地貌的復原，因為只有把各個時期的地貌復原，才能按發展的順序、聯系起來進行分析研究，才能指出地形變遷的規律，闡明今天地貌形成的原因，和進一步推測將來發生的變化；第二個任務是地貌年代的確定，它不但影響著地形復原的工作，而且關系到地貌發育過程的定量分析。正是由于歷史地貌學可對地貌發育過程的規律性進行科學的研究，人們便可根據其規律提出對生產實踐的意見，這就反映了歷史地貌學為生產建設服務的重要價值，展示了這個新興學科發展的光輝前景。《歷史地貌學淺論》一書是曾昭璇為歷史地貌學從理論高度所提出的獨立框架，其《珠江三角洲歷史地貌學研究》 [21] 一書即從具體的研究課題入手，闡明歷史地貌學在珠江三角洲這一特定范圍的理論體系和實用意義。從學術發展過程來看，《歷史地貌學淺論》是目前國、內外這方面的第一部專著，第一次向學界展示了中國歷史地貌研究的成就，系統地總結了研究方法，開創了歷史地貌學這門新興的分支學科。張修桂則提出了中國歷史地貌學性質、對象、內容、方法等基本問題的構想 [22] 。歷史地貌學的創立，是歷史地理學界的一件大事，更是歷史自然地理學研究的一個新的里程碑。
沿革地理研究中，歷代疆域與政區的研究是傳統輿地學的核心內容之一，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為豐富、方法最為完善，但還沒發展到歷史政治地理學的程度。為此，周振鶴在《建構中國歷史政治地理學的設想》 [23] 作了系統論述。首先，他向我們介紹政治地理學在西方的發展簡況及其研究方向、研究對象的三種尺度，認為在中國古代并非沒有政治地理思想，而且有不少實踐行為，為地方尺度政治地理研究提供了實證基礎。他指出，“研究政治史重視的只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并不重視人與人及人與地同時存在的交叉的關系或者說三角關系。在這種情況下，對歷史政治地理的研究就顯得十分迫切”。他認為，“大致說來，觀察中國古代的政治地理學可以從三方面著眼：一是思想家對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闡述，二是歷史學家或地理學家將地理要素作為政治體制一個組成部分的觀點，三是政治家的利用地理因素解決政治問題的具體操作過程”。通過這三方面的研究，可以說明政治過程與地理區域的密切關系。他又指出，“政治地理學當然是以研究政治地理思想與政治地理理論為主，但必須通過一定的研究對象來透視這些理論與思想。對于古代社會而言，全球尺度的研究對象可暫置勿論。對國家尺度而言，則有疆域的伸縮、與鄰國的地緣關系，有邊疆區與核心區的變遷，有首都定位的地緣政治基礎等等。對地方尺度而言，重點則是行政區劃與行政中心的變遷”。所以在他眼里，中國歷史政治地理學的研究在行政區劃方面應該包括以下三個部分或者說三個步驟：第一，應該仍以復原疆域政區歷史變遷的全過程為目的，這是理解與闡釋變遷原因以及探索與總結變遷規律、并進而提出解決當前或今后有關國家疆界和政治體制改革對策的基礎；第二，應該是就疆域政區本身的要素來進行分解式的以及政治學角度的研究；第三，工作的重點在于研究政治過程對地理區域變遷的影響，換言之，也就是研究中國歷史上的行政區劃為何有如此繁復的變遷過程。作者因此倡議：這一切都有待于我們從豐富的歷史文獻中去研究，“從而在歷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以至政治地理理論建構方面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在不遠的將來， “歷史政治地理學”取代傳統的歷代疆域與政區研究，指日可待矣。
歷史城市地理是歷史地理學中最為成熟的一個分支。馬正林闡述了城市歷史地理學研究的對象和任務，認為作為歷史地理 學一個活躍分支的城市地理學，其研究對象是具有地理實體的城市，所謂地理實體就是指整個城市的地理基礎、地理特征和地理價值；其研究任務就是要揭示地理條件在城市發展中的作用和規律性，為當前的城市建設服務 [24] 。李孝聰認為，城市史和歷史城市地理學的研究不能總局限于單一城市的描述，應從歷代區域中心城市入手，闡明區域城市體系形成的原因和過程；同時，加強歷史城市地域結構和文化分異的對比研究，將是多學科方法的引入和開展中、外城市比較研究的一條途徑。 [25]
中國古代以農立國，農業是歷代主要生產部門，所以歷史農業地理研究應該是所有歷史地理研究中最為主要的領域，可惜以前 重視程度不夠。最近二十年來，在史念海倡導之下，這一領域取得了很大成績，已出版專著十四部 [26] ，取得了很大成績。王社教探討了歷史農業地理學的一些基本理論，認為歷史農業地理學是研究歷史時期農業生 產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間作用、變化、發展規律的科學，其研究內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減和墾田的盈縮、農作物的構成及其分布、農業生產的區域差異、規律的總結等方面；歷史農業地理學可劃分為區域性歷史農業地理、專題性歷史農業地理和歷史農業地理學理論等多種類型和層次；研究歷史農業地理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全面、發展的觀點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 觀點，同時也必須熟悉歷史學、地理學、經濟學和農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研究方法。 [27]
歷史農業地理學在學科理論、區域、專題和時段上仍存在不少薄弱環節，王社教《關于中國歷史農業地理研究的幾點思考》 [28] 分析了現有的巨大成績和在內容、理論、水平三方面的不足，指出了今后應加強對農林牧副漁各業的綜合整體研究、積極開展對西部內陸地區的研究等四個努力方向。同樣，李令福認為：歷史農業地理學是歷史地理學中歷史經濟地理學的一門分支學科，主要研究歷史時期農業生產布局及其結構的演變發展過程與規律，具有鮮明的區域差異、時代發展與結構綜合的特性，“時間”、“空間”、“部門”構成了歷史農業地理學的三大要素。 [29] 蕭正洪系史念海高足，其專著《環境與技術選擇——清代中國西部地區農業技術地理研究》一書的出版，被認為“標志著歷史農業地理學理論體系的完善和成熟”。 [30]
歷史文化地理是新興領域，近年的成果很多，但對于其理論探討稍顯不足。 雍際春《論歷史文化地理學的研究對象、科學內容及其任務》 [31] 一文，論述了歷史文化地理學的一些基本理論問題，認為“歷史文化地理學與現代文化地理學在時代界限上前后相繼，在理論意義上現代文化地理的一切研究對象，都屬于歷史文化地理的研究范圍；但歷史文化地理畢竟研究的是現代以前歷史時期的文化現象和文化環境，因而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也必然存在差異性；現代文化地理雖然包括精神文化的內容，但更側重于物質文化景觀的研究，歷史文化地理則由于古代文化事物及景觀的變遷和湮沒，大多已不易復原，而偏重于對大量保存于文獻資料中的精神文化的地理研究。”文章論述歷史文化地理學研究的科學內容主要包括歷史時期文化的源地、文化傳播、文化區域、文化景觀的空間分布以及文化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等方面，并同時提出了歷史文化地理學的六大任務。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國家，故歷史民族地理研究十分 活躍。黃盛璋、孫進己、 劉錫疇 曾就歷史民族地理學的有關理論問題發表了自己的見解 [32] 。 李并成在《西北民族歷史地理研究芻議》 [33] 一文中將其歸納為：歷史民族地理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歷史時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體的起源、發展、遷徙、演變的歷史過程及這一過程和地理環境的關系，并倡議展開西北歷史民族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分布地域、活動范圍的進一步研究、民族遷徙路線的研究、民族城邑聚落的研究、民族古地名研究、民族農牧業土地開發及其對自然環境影響的研究等五個方面。提出這些問題，必將促進從地理角度研究有關民族問題。 不過，他們文中所稱的“民族歷史地理學”，敝意以為可按照歷史地理學各分支領域的習慣叫法，稱為“歷史民族地理學”，筆者十余年前已稱之為“歷史民族地理”。 [34]
龔勝生提出了創建歷史醫學地理學的設想 [35] 。他認為：歷史醫學地理學是研究歷史時期人類疾病、健康與地理環境相互作用關系及其空間分布變遷規律的新興學科；這門學科不僅對地理學、歷史學、災害學等學科理論體系完善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地方病防治、人口優生優育、中藥資源開發與保護、環境變化、健康預警等具有現實指導意義；其主要研究領域有歷史疾病地理、歷史健康地理、歷史藥物地理、歷史災害醫學地理、歷史醫學地理學史、歷史醫學文化地理、歷史環境醫學地理、歷史軍事醫學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歷史文獻分析、野外實地考察、醫學地理制圖等。
歷史社會地理是歷史地理學的一個新的分支，王振忠撰有《社會史研究與歷史社會地理》一文，并開設“歷史社會地理”課程。他闡述了歷史社會地理研究的價值和意義，認為它的研究內容是歷史時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變遷，研究地理因素對社會現象的影響，社會風尚的區域特征等，力圖汲取社會史、文化史及人類學研究的相關成果，對各地人群、社會現象及社會風尚等諸多方面作地理的透視。主要內容包括： 1 、歷史時期社區的地理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經過歷史傳承積淀而形成的社會文化及其在異地的擴散和傳播； 2 、歷史時期社會現象的地理研究，它包括“區域人群”、風俗地理和社會變遷；以及從事歷史社會地理研究的基本史料的發掘和利用等。 [36]
關于歷史科技地理，趙海軍《論歷史科技地理》 [37] 在深入分析我國輝煌科技史基礎上，闡明了進行歷史科技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初步構建了歷史科技地理學科的輪廓。
現代地理學發展趨勢之一是展開區域研究，探索區域內各要素的集成狀況，歷史地理學也莫能外。 1998 年在沈陽召開的歷史地理學術會議，主題就是歷史區域地理。在歷史區域地理學理論上，韓光輝、朱士光均有建樹 [38] 。魯西奇繼發表《論歷史地理研究中的區域問題》后，又發表了續篇《再論歷史地理研究中的區域問題》 [39] ，他認為地區多樣性包括景觀的多樣性和歷史發展道路、模式的多樣性，政區、移民、地理環境、經濟類型、城市發展以及地方特權、方言、風俗是影響多樣性區域之生成、演變的重要因素，地區多樣性與中國歷史發展的總體架構和走向有著密切的關系，而建立連續的區域歷史地理剖面是歷史區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除了上述以外，還有學者呼吁建立其他的學科分支如歷史邊疆地理、歷史災害地理等 [40] 。
筆者相信，學者們上述發表的關于歷史地貌學、歷史政治地理學、歷史城市地理學、歷史農業地理學、歷史文化地理學、歷史民族地理學、歷史醫學地理、歷史地圖編制理論、歷史社會地理、歷史科技地理、歷史區域地理等領域的探索，既為各相關的分支的進展提供了有益的基礎，又具有理論指導意義，為歷史地理學及各個分支學科建設和發展搭建了一個理論平臺。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各個分支領域的理論進展是不平衡的，現有成果以歷史人文地理居多，歷史自然地理領域少見；即使是歷史人文地理領域也不是鐵板一塊，像歷史交通地理、歷史軍事地理、歷史地名學、歷史地理典籍研究等分支領域至今尚無系統的理論闡述，有待于學者、同行們繼續探索。
[①] 文中凡提及各位前輩，均不加任何稱呼、頭銜等 （引文中原有的，仍舊）。特此說明。
[②] 復旦學報記者：《歷史地理學的由來與發展——譚其驤和他領導的歷史地理研究室的學術成就和特點》，載《復旦學報》1980年第2期。
[③] 侯仁之《歷史地理學芻議》，載《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62年第1期。
[④] 侯仁之《歷史地理學研究中的認識問題》，載《北京大學學報》1993年第4期。
[⑤] 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年。
[⑥] 《歷史地理學發展之中西比較》，《歷史地理》第 13輯。
[⑦] 譚其驤《在歷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確對待歷史文獻資料》，《學術月刊》1982年第11期。
[⑧] 鄒逸麟《回顧建國以來我國歷史地理學的發展》，載《復旦學報》1984年第5期。
[⑨] 譚其驤等《回顧與展望——中國歷史地理學四十年》（載肖黎主編《中國歷史學四十年》第552-571頁，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出版）。
[⑩] 史念海《河山集·三集》自序。
[11] 史念海著《中國歷史地理綱要·序》，載該書上冊，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12] 《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淵源和發展》， 載 《史學史研究》 1986年第1期 。
[13] 《發揮中國歷史地理學有用于世的作用》，《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1992年第3輯。
[14] 說見侯仁之《近年來我國歷史地理學發展的主要趨勢》 ，《地理學報》 1983年第2期。
[15] 《北京大學學報·歷史地理學專刊》， 1992年。
[16] 景愛《懷念譚其驤》，《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年第2輯。
[17] 韓光輝、尹鈞科、俞美爾《〈北京歷史地圖集〉編制理論實踐和社會評介》，《中國歷史地 理論叢》 1993年第3輯；韓光輝等《〈北京歷史地圖集〉的編制理論與實踐》，《北京大學學報》1993年第4期；韓光輝《歷史地圖集理論問題芻議》，收入《城市、區域與環境》，海洋出版社，1993年6月。
[18] 王劍英《歷史地圖的編會和為國家制定長遠規劃提供宏觀趨勢圖幅的設想》，1988年太原 全國歷史地理學術討論會論文（油印稿）。
[19] 《地理研究》 2 卷 2 期。 [20] 科學出版社， 1985 年出版。 [21] 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7 年。
[22] 張修桂《中國歷史地貌學基本問題的構想》，已收入孫進己主編《東北亞歷史地理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23] 《歷史地理》第 15 輯。
[24] 《論城市歷史地理學研究的對象和任務》，《歷史地理》第 9輯。
[25] 載《北大史學》第2輯，1994年出版。
[26] 它們是：韓茂莉著《宋代農業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3 年出版），韓茂莉著《遼金農業地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9 年出版），郭聲波著《四川歷史農業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年出版），吳宏岐著《元代農業地理》（西安地圖出版社 1997 年出版）， 王社教著《蘇皖浙贛地區明代農業地理研究》（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1999 年 9 月出版），龔勝生著《清代兩湖農業地理》（華中師大出版社 1996 年 7 月出版），周宏偉著《廣東歷史農業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出版），耿占軍《清代陜西農業地理研究》（西北大學出版社 1997 年），蕭正洪著《環境與技術選擇——清代中國西部地區農業技術地理研究》（中國社科出版社 1998 年出版），馬雪芹著《明清河南農業地理》（臺灣洪葉文化 1997 年初版），李令福著《明清山東農業地理》（臺灣五南圖書 2002 年 4 月），陳國生著《明代云貴川農業地理》（西南師大出版社 1997 年出版），李心純《黃河流域與綠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農業生態研究》（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4 月），王雙懷著《明代華南農業農業地理研究》（中華書局 2002 年 5 月出版）。
[27] 王社教《歷史農業地理學芻議》，《陜西師大學報》1994年第3期。
[28] 收入《面向新世紀的中國歷史地理學——2000年國際中國歷史地理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齊魯書社， 2001年。
[29] 李令福《歷史農業地理學的基本理論問題初探》，《陜西師大學報》2000年第4期。另陳國生《關于中國歷史農業地理學發展的幾個理論問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年第4輯），可參看。
[30] 曹樹基書評《以人為本的歷史農業地理學》，《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
[31] 雍際春《論歷史文化地理學的研究對象、科學內容及其任務》，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年第3輯。
[32] 黃盛璋《論民族歷史地理學的基本理論問題》，《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5年第5期；孫進己《關于民族歷史地理的研究》，1990年復旦大學《國際中國歷史地理討論會論文摘要》第116頁；劉錫疇《中國民族歷史地理學的幾個理論問題》，《喀什師院學報》2000年第1期。
[33] 《甘肅民族研究》 1997年第1期。
[34] 拙文《1990年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概況》，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91年第11期。
[35] 龔勝生《歷史醫學地理學芻議》，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8年第4輯。
[36] 見王振忠《社會史研究與歷史社會地理》（《復旦學報》1997年第1期）、王振忠《歷史社會地理》“課程介紹”（網址： http://www.gs.fudan.edu.cn/cultivate/cultivate4_HIST.htm ）。
[37] 趙海軍《論歷史科技地理》，《武漢大學學報》1996年第4期。
[38] 韓光輝《區域歷史地理進展與研究方法探索》、朱士光《加強區域歷史地理學研究提高歷史地理學整體學術水平與應用功能》，均已收入孫進己主編《東北亞歷史地理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39] 分別見《武漢大學學報》 1996年第6期、《武漢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
[40] 馮永謙《邊疆歷史地理學研究芻議》，1990年復旦大學《國際中國歷史地理討論會論文摘要》第26頁；李廣潔《中國歷史災害地理略論》，同上《論文摘要》第 7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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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中國史研究動態》2005年第9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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