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中國歷史地理研究取得了顯著的成績。8月初在昆明云南大學舉行“中國歷史地理國際學術討論會”，提交了一批高質量的學術論文（將出版論文集），會上專家們就歷史地理學領域內各種問題和歷史地理研究中如何運用新興的GIS技術展開了廣泛、深入而饒有興趣的熱烈討論。本年度出版的專著和論文集有：譚其驤著《長水粹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侯仁之等著《北京城市歷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王北辰著《西北歷史地理論文集》（學苑出版社2000年7月）、朱玲玲著《文物與地理》（東方出版社2000年4月）、葛劍雄著《碎石集》（學苑出版社1999年7月）、翁俊雄著《唐后期政區與人口》（首都師大出版社1999年12月）、景愛著《沙漠考古通論》（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0月）、李治安著《行省制度研究》（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年11月）、王妙發著《黃河流域聚落論稿--從史前聚落到早期都市》（知識出版社1999年12月）、胡阿祥著《"中國"古今稱謂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闕維民著《歷史地理學的觀念：敘述、復原、構想》（浙江大學出版社2000年9月）、張偉然著《湖北歷史文化地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魯西奇著《區域歷史地理研究：對象與方法--漢水流域的個案考察》（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等。吳傳鈞、施雅風二院士主編《中國地理學九十年發展回憶錄》已經問世（學苑出版社），周振鶴主編《上海歷史地圖集》已經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華林甫匯編《中國歷史地理學五十年》（學苑出版社）也已面世。
本年度發表的學術論文數量可觀，僅就筆者寓目的二三百篇而言，已經涉及到歷史地理學理論、歷史人文地理、歷史自然地理各個領域。下面擇其主要而概述一年來的研究進展。
一、歷史地理學理論
“歷史地理”一詞從何而來？什么時候中國才有？侯甬堅《“歷史地理”學科名稱由日本傳入中國考》（《中國科技史料》第4期）一文為我們提供了答案。作者根據中、日兩方面的背景資料和依據，提出了“歷史地理”這一學科名稱在20世紀初由日本傳入中國的看法，認為這一名稱于1901～1904年隨日本近代學制而傳入我國，二三十年代在國內學術界漸有介紹，1935年3月1日被《禹貢》雜志用作英文刊名，開始扎根于學術界。
“歷史地理學已經存在幾十年了，但今天我們依然要呼喚它的新生”。這是孫天勝、曹詩圖在《歷史地理學的名實之辨》一文（《晉陽學刊》第6期）中提出的觀點。該文從學科性質、歷史根源及客觀現實等方面入手，指出“歷史地理學”命名上存在著名實不符問題，認為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應回歸到研究社會歷史與地理環境關系的軌道，"現實的歷史地理學的命名有悖于科學規范"，而目前的歷史地理學研究內容應歸屬于地理歷史學的學科范疇。在這里，他們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觀點和名詞，雖未必能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同，但無疑會促進學科理論探討的進一步深入。
最近二十年來，歷史農業地理學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已出版專著十余部，但在學科理論、區域、專題和時段上仍存在不少薄弱環節，有待于今后不斷加強。李令福《歷史農業地理學的基本理論問題初探》（《陜西師大學報》第4期）一文認為：歷史農業地理學是歷史地理學中歷史經濟地理學的一門分支學科，主要研究歷史時期農業生產布局及其結構的演變發展過程與規律，具有鮮明的區域差異、時代發展與結構綜合的特性，“時間”、“空間”、“部門”構成了歷史農業地理學的三大要素。曹樹基的書評《以人為本的歷史農業地理學》（《清史研究》第3期）認為：蕭正洪《環境與技術選擇--清代中國西部地區農業技術地理研究》一書的出版“標志著歷史農業地理學理論體系的完善和成熟”。
現代地理學發展方向之一是展開區域研究，歷史地理也莫能外。在區域研究理論上，魯西奇繼1996年發表《論歷史地理研究中的區域問題》（《武漢大學學報》該年第6期）后，本年度發表了續篇《再論歷史地理研究中的區域問題》（《武漢大學學報》第3期），認為地區多樣性包括景觀的多樣性和歷史發展道路、模式的多樣性，政區、移民、地理環境、經濟類型、城市發展以及地方特權、方言、風俗是影響多樣性區域之生成、演變的重要因素，地區多樣性與中國歷史發展的總體架構和走向有著密切的關系，而建立連續的區域歷史地理剖面是歷史區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此外，關于歷史地理學理論的論文還有葛劍雄《面向新世紀的中國歷史地理學》（《文匯報》11月4日）、毛曦《可持續發展理論與歷史時期人地關系的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2輯）、劉錫疇《中國民族歷史地理學的幾個理論問題》（《喀什師院學報》第1期）等。
二、歷史人文地理研究
譚其驤先生早在1990年歷史地理會議的主題報告《積極開展歷史人文地理研究》中就已指出：“歷史人文地理將是歷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為繁榮的一支，在中國實現現代化進程中，歷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將作出自己的貢獻，這是其他學科所無法替代的”（《文匯報》1991年1月6日第3版）。經過十年的穩步發展，歷史人文地理已經成為歷史地理學的主要組成部分，成果多、質量高，代表著歷史地理學的整體發展水平。歷史人文地理領域廣闊，宜分別概述其本年度的學術成就。
1、 歷史政區研究
歷史政區研究是傳統輿地學的核心內容之一，現在有的學者將其賦予"歷史政治地理學"的內涵，或主張以"歷史政治地理"取而代之。在這個領域內，本年度成果不少，但多集中于先秦、秦漢時期。張懷通《先秦時期的基層組織--丘》（《天津師大學報》第1期）認為，作為先秦時期重要基層組織的"丘"，源于龍山文化末期在原野中用土堆積而成、人類藉以居住的臺地；商代的丘是農漁田獵的基本單位，是軍賦的承擔者；西周、春秋時代的丘與國野制度相結合，?quot;野"中的政權組織，丘民耕種公田，繳納禾、芻、米，春秋末則繳納牛、馬、車，充當甲士、步卒；戰國時代因井田制和國野制度的瓦解，國、野兩套行政系統混一，丘被鄉取代，"丘"從此退出了歷史舞臺。李曉杰《春秋晉縣考》（《歷史地理》第十六輯）鉤稽了春秋晉國較為明確可考的原、溫、鄔、祁、瓜衍之縣、先茅之縣等三十二個縣，指出這些晉縣大多分布在河水及汾水兩側，且多分布于晉國的邊地，認為春秋后期其性質已出現了由縣邑之縣向郡縣之縣轉化的現象。這是對周振鶴關于縣制起源三階段說的絕好補充。宋杰《春秋時期中國政治力量的分布態勢和列強興起的地理原因》（《首都師大學報》第4期）將當時中國的政治地理格局劃分為中原地帶、弧形中間地帶、周邊地帶的華夏與東夷中山諸侯、爭霸列強、戎狄蠻夷三股政治勢力，認為不同地理區域的自然、社會環境對各國的經濟、政治及民風的影響，使弧形中間地帶的齊、晉、秦、楚列國得以崛起。
漢武帝設立的刺史部，傳統觀點認為按州或州部派遣刺史，以致出現一些無法解釋的疑難問題。汪清《漢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辨析》（《史學月刊》第3期）認為，"州"、"部"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武帝將全國除京畿以外所有郡國劃分為十三個監察區域叫"部"，武帝應是設立十三刺史部，其中包括朔方刺史部，但不存在所謂"朔方州"。他的另一篇文章《王莽時期州制的變化兼論都督制的濫觴》（《鄭州大學學報》第3期）認為王莽時"州"的行政化傾向被固化，而監察職能被削弱甚至被剝離，"保"區制的設立使州受到更多軍事因素的滲入，州呈現了軍政合一的性質。
李曉杰《東漢荊州刺史部所轄諸郡沿革考》（《湖北大學學報》第5期）利用現存的文獻史料，以東漢初年荊州刺史部作為具體的考證區域，將其時該刺史部所轄的南陽、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等郡的沿革做了通代的詳盡考察，使其變遷的分辨率精確到“年”，為進一步從事東漢政區地理的全面研究提供了基礎。彭建英《東漢比郡屬國非郡縣化略論》（《民族研究》第5期）從東漢比郡屬國的設置背景、管轄對象、內部結構及其主要功能等幾個方面論述了東漢比郡屬國問題，認為它是東漢王朝管理歸降少數民族的一種羈縻制度，就其性質而言并未實現郡縣化。
此外，這方面的論文還有萬昌華《郡縣制起源理論的歷史考察》（《齊魯學刊》第5期）、黃金鑄《論六朝嶺南爭取激增無濫置之嫌》 （《學術研究》第6期）、鄭寶恒《民國時期行政區劃變遷述論》（《湖北大學學報》第2期）等。
2、 歷史產業地理研究
唐曉峰《鬼方：殷周時代北方的農牧混合族群》（《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2輯）一文認為，早期傳世文獻上的"鬼方"是殷商時代北方的農牧混合族群，不是如后世匈奴那樣的騎馬游牧民族，在山、陜北部發現的鬼族遺存證明了這一點；自新石器時代始，今山、陜北部長期以來是原始農業的分布地區，后因氣候變化而逐漸演變為半農半牧地區。 李伯重《革命乎？虛像乎？》（《九州》第二輯）從方法論上分析了導出宋代江南農業革命論所使用的"主導法"與"集粹法"的致命弊端，指?quot;宋代江南農業革命"只不過是空間意識缺乏所導致的一個"虛像"，并力圖求得宋代江南農業時空變化的"實像"。高王凌《中國棉作分布的歷史演變》（《九州》第二輯）重點研究了棉花傳入中國后、尤其是清代棉花種植的地理分布，將棉花生產分作"自產有余且能大量外銷"、"接近自給"、"不能自給"、"極少棉作"四類地區，發現全國約有70%以上人口的棉花需求都是依賴市場獲得的，其中又有40%需靠省際交流，因此作者認為"把傳統經濟說成是'男耕女織'、'一家一戶自給自足'，顯然是不大合適的"。辛德勇《歷史時期長江三峽地區的農業開發進程及其經驗教訓》（《歷史地理》第十六輯）使用翔實的史料，探討了三峽地區原始農業、宋元及其以前和明清時期的農業開發狀況，最后總結出服務現實的三點經驗和教訓，認?quot;今后峽區的農業發展，必須借鑒歷史經驗，走農林牧副漁綜合發展的大農業路子，以充分、合理地利用山地資源"。李令福《歷史時期關中農業發展與地理環境之相互關系初探》（《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1輯）探討了歷史時期農業生產與地理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并以關中為例簡要分析了兩者的相互作用。戴鞍鋼等《中國近代工業地理分布變化及其影響》（《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1輯）將近代中國工業發展的歷程分為四個階段，指出其地域分布始終沒有突破偏于沿海沿江地帶的基本格局，認為這種狀況限制了它的社會影響。此外，同類論文還有王雙懷《明代華南的糧食生產及其地域特征》（《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1輯）、尹玲玲《明清時期湖北地區的漁業經濟》（《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2輯）等。
3、 歷史城市地理與古城址研究
應該說，歷史城市地理是歷史地理中最為成熟的一個分支，本年度的成果以古都研究居多。李小波《從天文到人文--漢唐長安城規劃思想的演變》（《北京大學學報》第2期）認為城市是文化的載體，都城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時代文化風貌的體現，漢長安城法天象地、燦若星辰，唐長安城周易禮制、政通人和，其規劃思想反映了從天文到人文的轉變。程妮娜《金代京、都制度探析》（《社會科學輯刊》第3期）認為，金代京、都制度最初是在照搬其他民族制度的基礎上，融入女真民族傳統的政治特征而形成的；在金朝不同的社會制度發展階段上，京、都制度不斷調整、變革，在女真統治集團對國內各地各民族的種族統治運作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金代京、都制度上承遼宋、下啟元明清，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民族特色。韓光輝《論中國元代建制城市》（《歷史地理》第十六輯）探討了金元都市警巡院、城市錄事司的官制與職能，詳細研究了元代建制城市的規模及其戶口特征、時空特征，認為元代建制城市的輝煌就在于對一百余個城市實行了專門且有效的行政管理，推動了城市的發展，可惜明清城市管理又倒退到由附郭縣或縣負責的陳軌舊俗上去了。李孝聰等《清代北京城王府建筑的選址與分布》（《九州》第二輯）一文，由北京城王府的出現與發展歷史過程入手，從王府在城市空間中的分布著眼，著重分析了清代北京城內王府在不同階段的選址和分布特點，并對產生的原因作了探討。尹鈞科《十八世紀北京的城市建設》（《歷史地理》第十六輯）認為當時大規模重修或新建宮殿、王府、寺觀，使北京城市建筑更為完備，而大力整治街道溝渠和徹底改造城外大道，以及西郊三山五園"為主體皇家園林的修建，使人們更能領略到十八世紀北京城市建設的輝煌。白洪希《清朝關外都城辨》（《遼寧大學學報》第1期）認為，興京赫圖阿拉、東京遼陽、盛京沈陽已是史書和學術界公認的都城，但努爾哈赤居住十六載的費阿拉城以及界藩、薩爾滸卻不能算作都城。同類論文還有：于希賢《中國古代都城規劃的文化透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3輯）、劉慶柱《中國古代都城考古學研究的幾個問題》（《考古》第7期）、汪文學《古代都城地理格局之發展極其相關問題研究》（《江海學刊》第1期）等。
堯都平陽的傳說，雖還沒有得到考古學上的直接證明，但歷史文獻的有關記載和已有的考古成果間接地表明它是有一定歷史背景的，說明包括臨汾地區在內的晉西南地區是華夏文明的直接起源地，是中國歷史的主要源頭。這是王社教、朱士光在《堯都平陽的傳說和華夏文明的起源》（《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2輯）一文中表述的觀點。鄭州小雙橋遺址從1990年被發現和經過1990年、1995年兩次考古發掘以后，有的學者多次撰文，一再論證這就是殷商仲丁所遷的隞都，鄒衡先生《鄭州小雙橋商代遺址隞（囂）都說輯補》（《考古與文物》1998年第4期）對此觀點加以肯定；然方酉生《小雙橋遺址為仲丁隞都說商討》（《武漢大學學報》第1期）根據文獻記載與考古實物資料認為，下此結論為時尚早，仲丁所遷隞都應當是鄭州商城。徐昭峰《試論偃師商城的性質及其相關問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1輯）提出鄭州商城為商湯所都之亳、偃師商城性質為軍事重鎮的觀點。石泉《古夏口城地望考辨》（《武漢大學學報》第4期）從漢魏六朝文獻記載出發，結合一系列相關地名的定位，通過縝密的考證與分析，初步認定漢末三國至梁、陳之際的夏口城實當位于今鐘祥市或稍南處；在梁、陳之際的大動亂中，古夏口城遭到毀滅性破壞，此后"夏口"之名遂移至今武漢市。學術界對在西安附近新發現的沙河古橋的性質問題尚未取得一致看法，王維坤《沙河古橋的新發現與研究》（《西北大學學報》第3期）通過對沙河古橋進行的綜合分析，認為是"灃河古橋"的可能性較大。據李并成《漢玉門關新考》（《九州》第二輯）考證，著名的玉門關存在了1140年，關址最早設在今嘉峪關市西北約十公里處的石關峽，西漢太初三四年之際西遷敦煌西北，隋唐時又東徙今安西縣雙塔堡，五代宋初進一步東徙而遷回石關峽。
此外，石培基等《歷史時期西北城市發展簡論》（《人文地理》第3期）運用歷史地理、文化地理的方法，通過分析周代至清末西北地區城市的發展過程，簡要探討了西北城市形成、發展的過程及其內在機制。這類文章還有段渝《秦漢時代的四川開發與城市體系》（《社會科學研究》第6期）、曹小曙等《歷史時期昆明城區拓展及結構演變研究》（《熱帶地理》第3期）等。
4、 歷史文化地理研究
這一領域的研究方興未艾。吳永煥《從<方言>所記地名看山東方言的分區》（《文史哲》第6期）從揚雄《方言》記錄方言詞語時所用地名單獨列舉與并舉情況考察，看出秦漢時期山東方言大致可分為齊魯、東齊海岱兩區四片，如此格局的形成與齊魯各地不同的歷史人文背景有著密切關系，并且其格局在今山東方言中仍然保持著。湖北省境的演變自秦至明曾有一波三折的歷史進程，張偉然《湖北歷史時期的感覺文化區》（《歷史地理》第十六輯）認為這種波折不可能只是純粹的政治行為，而是文化在起作用--湖北省境是一個可以依憑的獨特的感覺文化區，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使得湖北省境即使經過長期割裂后也始終保持著成為一個完整區域的要求，該文對湖北感覺文化區的演變、作為文化地域的空間構成、地域歸屬與整合、作為感覺文化區的判讀指標等進行了深入探討，頗具新意。張曉虹《明清時期陜西民間信仰的區域差異》（《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1輯）闡釋了陜西民間信仰區域差異的發生、發展及其變遷的歷程，從而揭示出民間信仰與自然環境及地域社會之間的關系。干旱是影響關中農業生產、甚至人民生存的主要自然災害，張紜⒄盼叭緩獻摹短咨叫叛鲇牘刂釁?-感應與行為地理學的考察》（《自然科學史研究》第3期）一文試圖從行為地理學的角度闡釋陜西太白山崇拜的產生及分布地域的形成過程，很有見地。據李仁《回族杰出人物的歷史地理之分析》（《回族研究》第1期）研究，回族人口分布西多東少，但杰出人物東高西低，認為東南沿海優越的歷史、地理環境與穆斯林優秀人才的出現、成長不無關聯，因而呼吁：提高西北地區回族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現實問題。
5、 歷史地名研究
歷史地理研究離不開地名，地名研究的專門之作為數也不少。華林甫《中國歷代更改重復地名及其現實意義》（《歷史研究》第4期）一文中關于西晉太康元年、隋開皇十八年更改重復縣名的論述是作者一大發現，他對中國歷史上六次大規模更改重復地名運動所作之發覆，鉤沉抉隱、爬梳排比，總結了歷次更改地名的特點和規律，進而以這些規律來衡量當今地名存在的問題，從而指出并建議現存50多組字同、形似、音近的地名在適當時候均應予以改名。劉宗迪《華夏名義考》（《民族研究》第5期）依據作者提出的人類族群建構于原始舞蹈的理論，通過對"華"、"夏"兩字的文字學和文獻學考證，說明"華"、"夏"兩字最初都是舞蹈之名，表示飾羽之舞，中華民族最初名稱"華夏"正是由此演變而來的。程二行《春秋都邑何多以"父"名？》（《中國典籍與文化》第4期）論述了見于《春秋》、《左傳》中魯、鄭、衛、晉、楚諸國十來處含"父"字地名的來歷，認為古時"父"、"阜"通假，"阜"義為土山，高大而上平，古人建都立邑多選擇地勢高敞之地。李鋒敏《從河西走廊古地名看古代河西歷史》（《甘肅社會科學》第2期）指出河西走廊地區許多發源于匈奴語和漢語而至今仍沿用的古地名是各族歷史融合的語言"化石"。這方面的論文還有孫冬虎《南海諸島外來地名的命名背景及其歷史影響》（《地理研究》第2期）等。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胡阿祥發表了一系列關于歷代國號研究的論文，如《王莽新國號述論》（《江蘇社會科學》第2期）、《漢唐國號考原》（《歷史地理》第十六輯》）、《趙宋國號考說》（《揚州大學學報》第5期）、《蒙元國號概說》（《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1輯）等，并出版了《"中國"古今稱謂研究》一書。作者綜合運用歷史學、民族學、地理學、語言學、文字學、心理學、名稱學等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將繁多的國家稱謂分為三類，詳細闡釋了中國歷代統一王朝國號，同時也論及分裂朝代的國號，考論中國古今名號和域外有關中國的諸多稱謂；作者認為，中國的各種稱謂往往凝聚著傳統文化的精華，深探其源、細釋其義，有助于理解過去，從而更加熱愛我們偉大的祖國；書中廣征博引、以考帶論，其言富有文采，飽含熱情。該書是一部嚴謹的學術著作，結構渾然一體，探索鞭辟入里，新見迭出，精義紛呈，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很強的現實意義，卞孝萱先生之"序"謂此書為"奠基"、"開拓"，均非過譽。
6、 歷史地理文獻研究
中國歷史文獻汗牛充棟，歷史地理文獻研究成果亦復不少。據郭聲波《唐宋地理總志從地記到勝覽的演變》（《四川大學學報》第6期）研究，北宋以前地理總志的代表作屬于以州下類目縣目夾雜為常用體裁、以政治經濟地理為主要內容、以經世致用為主要目的的地記型，南宋的代表作轉變為以州下純用類目為體裁、以文化名勝地理為主要內容、以趨時應景為主要目的的勝覽型，這種演變不僅根源于宋代文化的發展、也根源于宋代政治經濟社會的變化，是整個社會發展的合力所致。郭紅《兩幅大同鎮圖比較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1輯）對明代《宣大山西三鎮圖說》和《三云籌俎》中的大同鎮圖作了專門研究，據此可糾正《中國歷史地圖集》明代山西圖中"殺虎口" 、"阻虎堡" 、"寧魯堡"、 " 威魯堡"等地名中的"虎"、"魯"二字原為"胡"、 "虜"之誤。王衛東《明代山西沿邊的幾個地名》（《歷史地理》第十六期）據《明世宗實錄》等史料也指出了《中國歷史地圖集》的這幾處失誤。中國現存的古代游記眾多，但除了十數種著名的之外，絕大部分不大為地理學界所注意，周宏偉《中國古代非知名游記的地理學價值管窺》（《湖南師大學報》第2期）從一些具體例證分析，發掘出這些游記不但蘊藏著很多有價值的自然地理學資料、而且也包含著不少重要的人文地理學內容，因此他認為所有的中國古代游記都是研究歷史地理和地理學思想史的最為可靠的和極為重要的材料，應當受到地理學界的重視。湯開建《祝淮<新修香山縣志·澳門圖>研究》、《雍正<廣東通志·澳門圖>研究》（《暨南學報》第3期和第6期）專門研究早期澳門地圖，前者通過圖上首次出現的地名揭示清代澳門城市歷史發展的內涵，后者對圖中涉及的澳門華人廟宇起源等問題提出了獨到的觀點。顏廣文等《論阮元與<廣東通志>的編撰》（《華南師大學報》第3期）從阮修通志的時代背景、阮元本人所具有深厚的學術功底及其居中的領導作用、修志班底的構成及其主要成員的學術素養等方面分析，認為阮志體例架構既全面又完善，選材廣泛，編撰獨特，史料價值高，全志具有鮮明的由專注考據轉向經世致用的時代特征。
此外，這方面的論文還有戴念祖《鄒伯奇的攝影地圖和玻璃板攝影技術》（《自然科學史研究》第2期）、李勃《<輿地紀勝>瓊州部分糾謬》（《學術研究》第7期）、高福順《簡論<高麗記>佚文在地名學上的貢獻》（《東疆學刊》第1期）等。
三、歷史自然地理研究
黃河是中華大地的生母，治理黃河必然要參考黃河史研究的結論。譚其驤先生1962年提出東漢以后黃河長期安流的著名論點，如今已成了治理黃河的指導性原則，但當時任伯平持有疑義；1997和1998兩年，任伯平與趙淑貞合作發表二文，重申舊說，仍然否定東漢以后黃河長期安流局面的存在。王守春《論東漢至唐代黃河長期相對安流的存在及若干相關歷史地理問題》（《歷史地理》第十六輯）一文發現，任、趙二人的論文"許多史實和觀點存在諸多錯誤和問題"，指出他們對歷史文獻的"隨意曲解"是"極不嚴肅的"，"不是嚴肅的學者應采取的態度"，他們所謂"黃河下游并不安流"的結論是不能成立的；作者認為黃河相對安流時期的出現，主要還是中游地區生態環境改善的結果，王景治河當然功不可沒，但治河手段再高明也不可能維持長達七百年的相對安流。關于黃河壺口瀑布歷史上溯源侵蝕的速度，七十年代史念海先生根據酈道元《水經注》和李吉甫《元和郡縣志》的描述，推算出自公元527年至813年間平均每年后退5.1米、從公元527年至現代平均每年后退3.3米的結論；但是現代測量出壺口瀑布平均每年僅僅后退5厘米，兩者竟然相差上百倍，故宋保平《論歷史時期黃河中游壺口瀑布的逆源侵蝕問題》（《歷史地理》第十六輯）一文重新檢討了影響瀑布后退的四大因素，結果顯示巖性特征、落差、流量、泥沙含量均非影響瀑布后退的關鍵原因，因而認為《水經注》和《元和郡縣志》多為定性描述，只能稱為"半定量"；如果一定要確定其侵蝕速度，那么只能得出從李吉甫時代到現代的溯源侵蝕平均數值即1.2米/年 這么一個模糊的數據。
長江是我國第一大河， "三峽工程"舉世矚目。藍勇、楊偉兵《歷史時期長江三峽地區森林植被分布的演變研究》（《歷史地理》第十六輯）表明，明清以前三峽地區一直保持著很高的森林覆蓋率，但明清以后大規模移民的過度農業墾殖、鹽業開發和官方皇木采辦等活動極大地摧殘了該地天然森林植被系統，清末各類廠礦的興起對腹地森林資源影響較大，而二十世紀中葉以來的人口膨脹和大煉鋼鐵使這里的森林覆蓋率一度降到15%以下，從而導致水土流失加劇、自然災害增多，因此作者認為"如何控制農業墾殖、特別是山地陡坡墾殖，進而退耕還林，發展合理的農林復合型（三峽）庫區經濟以利于水土保持已刻不容緩"。
災害具有自然和社會的雙重屬性，研究中國歷史上的災害是認識中國國情的重要方面，為此鄒逸麟《"災害與社會"研究芻議》對自然災害的時空分布、災害與人口、災害與社會經濟、災害與社會政治、災害與社會文化等問題發表了高見。滿志敏《光緒三年北方大旱的氣候背景》認為這次清代后期社會影響最為嚴重的大旱災形成的原因在于全球性的特強ENSO事件影響下亞洲地區季風的顯著減弱。左鵬、張修桂《明清水患與江漢社會》認為明清時期江漢平原的水災是江湖自然演變與人類活動共同作用的結果，它既為人們提供了開墾荒田的淤地，也因此引發了種種社會矛盾與沖突，堤垸的修守誠然是一種御患措施，但因其單一化而使江漢地區的人地關系日趨惡化。（以上三文具載《復旦學報》第6期）
環境研究方面，朱士光《西安關中地區生態環境特征與都城長安相互影響之關系》（《陜西師大學報》第3期）研究表明，關中地區優越的生態環境對長安的城市建設、物資供應、經濟繁榮提供了物質保證，而西漢王朝對王畿所在關中地區所采取的一些政治、經濟、文化措施也對保護與改善該地區的生態環境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四、結語
總之，本年度的歷史地理研究成果喜人，學風嚴謹、論證扎實而又緊密結合現實的論著不少，作者隊伍中也涌現出一批新人，昭示著本學科良好的發展前景。當然，在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的戰略進程中，研究西部地區歷史地理問題無疑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但目前這方面的成果太少。
（原載《中國史研究動態》2001年第9期，略有改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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