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維明，儒學大師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之后新一代現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杜維明的研究以中國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為中心。他將儒教中國與儒家傳統的區分，使“儒學復興”說成為當時文化討論中的一派顯學。從一定意義上說，現代新儒學在中國大陸絕響30年后重新引起人們的注意和興趣，與杜維明是分不開的。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是《中庸》中所倡導的和諧境界，也是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社長、哈佛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教授杜維明先生畢其半生努力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作為國際漢學界和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盡管已六十有四，杜先生仍在世界各處奔波講學。他是當今世界推動新儒學運動最有力的學者之一。
學習儒學，“樂趣太大了，太大了”
北大紅四樓旁一個公寓。記者到時，發現他已站在門前迎候，怕記者找不到。得知要拍照后，杜先生特意到內室換了服裝，鄭重坐在記者對面。在先生溫柔敦厚的風骨內，包蘊著對人對事一絲不茍的人生態度。
杜先生從不認為自己是在宣傳、推行儒家學說，“其實我的心愿是不斷深入地了解儒家，通過了解、認識來發揮它的資源”。
杜先生講述，在孔子時代，有兩種求學方式：一種是為了發財、做官，另一種則是為了完成自己的人格。從儒學立場來講，這后一種方式才是實在的、能夠安身立命的，即所謂“為己之學”。縱觀杜先生一生，始終秉持著“古之學者為己”的學術信念。
杜先生出生于書香門第，父母都曾就讀于金陵大學(今南京大學)，教育受西學影響很深，先生自言，小時候并沒有直接接觸儒家經典，真正對先生施加儒家傳統影響的往往是周圍人不經意間的身教。
“我小時的奶媽是從農村來的，沒受過任何教育，但從文化的資源上來講非常豐富。她通過身體和口傳，儒家的一些基本的生活價值通過她那些民間的言語、生活習慣都能傳達出來，她對我們所說的話對我們小孩啟迪作用是很大的。”
杜先生真正對儒學產生興趣是1949年同父母到臺灣之后的事情，尤其是在高中遇到教授民族精神教育課的周文杰先生。周先生是新儒學第二代代表牟宗三的弟子。在授課之外，周先生找來在他看來有些獨立思想的學生，一起學習儒學。而這種學習的方式也類似于孔子與弟子間的那種辯難、討論，大家一起讀經、釋意，氣氛活躍而融洽。
不久之后，周先生把杜維明引見給牟宗三先生，牟宗三先生當時在臺灣師范大學開設中國哲學講座，杜維明常去聽他的課。在那里，有點類似于中國書院的氛圍，學生人數不多，但學生對老師的尊重和討論問題的氛圍卻與當下學校完全不同，非常開放，解經都是與現實生活結合起來討論，氣氛很寬松，討論的問題卻很嚴肅。
大家還時常結伴到戶外清靜之地飲茶、論學。一次，同為新儒學第二代代表的唐君毅先生從香港來，大家便一起到竹林，杜維明是其中惟一的中學生。杜維明有一本唐先生的著作，請他簽名，唐先生在簽名時稱呼為“維明兄”，杜維明非常驚訝，唐先生解釋道“你不是我直接的學生，而是我朋友的學生，所以我還是要稱你為兄。”
正是牟先生、唐先生這些大儒們的智慧德行對杜維明的影響，使他在當時臺灣重理輕文極其嚴重的氣氛下，選擇報考了牟先生所在的臺灣東海大學。
杜先生說：“跟牟先生學習哲學，大半的學習都是在課堂之外。當時經常到老師的家里，不僅僅是交流。比如讀《史記》，老師一句句斷句，釋意，就我們兩個人，有時中午去，有時晚上去，簡單吃點東西，一談就談到深夜。當時的樂趣太大了，太大了。”
用杜先生自己的話說，他純粹是出于興趣走上儒學研究的道路。而這興趣，“是強烈的，不是簡單的。一方面是感覺到了樂趣，但另一方面確實感到它有意義，有價值。”
君子和而不群
杜先生在讀大學期間，學校里有一種說法，如果校方要求你進國民黨，你不進，那將來你就出不了國。當時杜先生已經得到了哈佛研究院的獎學金。學校要求他加入國民黨，但杜先生對此全無興趣。“那時壓力非常大。但當時在心靈上，覺得自己在儒家文化上找到了自己的歸宿。所以很多誘惑對自己來說沒什么影響。”還好，在最后出國時杜先生沒有因為此事受到阻攔。
這種兩難選擇的經歷伴隨杜先生一生。在讀哈佛時，一個教授勸他馬上改行，因為在美國搞歷史和中國哲學不知道要到什么時候才能出頭，博士至少要念八九年，念出來后還不一定能找到事做。而學理科就要容易很多。“我心里想這太荒謬了。當時確實有很多人改行，現在想來也許當時我笨，就覺得自己只有這一條路可走，只有這條路對我來說最適合、我最有興趣，其他的路即使成功了，比如真能成為第一流的物理學教授，甚至能夠得到很多的獎金，對我來說感覺它也不是很大的誘惑。”
同樣的抉擇，還發生在選擇師從時。在上世紀60年代的美國，學術界研究中國的學者分為兩派，一派是偏重當代的研究，并具有一定的政治意識形態性質，在哈佛以費正清研究中心為代表；一派注重對傳統文化研究的純學術研究，代表是燕京學社。費正清先生曾希望杜維明作他的弟子，但杜先生卻選擇了后者。
杜先生說，盡管有時選擇起來很難，但想到自己所真正需要的時候，可供選擇的只有一個。“可能是我真的很笨，呵呵……”
金聲玉振致中和
中國新聞周刊：您1985年到北大開設《儒家哲學》時，感覺情境與1923年梁漱溟先生開設《儒家哲學》時有相似之處，聽者興趣不大。現在在大陸講學時您覺得有變化么?
杜維明：變化很大。首先是大家現在要求重新認識、理解傳統，甚至繼續創造、發展傳統，這個意愿非常強烈，不管是哪一派，自由主義、新左翼、保守主義等，這個意愿都很強。這與上世紀80年代“從黃色的土地進入藍色的海洋”，把整個傳統完全拋棄掉的態度完全不同，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健康的發展。
中國新聞周刊：對儒學，您認為可區分為代表封建意識形態的儒教中國和有內在人文價值的儒家傳統，并認為后者可以轉化為現代化的動力。但有人認為儒學的價值觀實質上是封建意識形態的核心，借助它來肅清封建意識形態豈不自相矛盾？
杜維明：糟粕和精華常常是混在一起的。所以對每一個課題都要具體、細致地分析討論。我只是提醒大家不要把儒家的傳統和人文精神都歸為封建遺毒，那你是把小孩和水一起丟掉了。
表示擔心的人是怕我對儒教中國或者是封建傳統的陰暗面注意不夠，怕積極作用沒有發揮好，陰暗面的力量卻很大。這個憂慮對我而言不僅很正常而且很必要。所以這個工作的復雜面就在這里。傳統的下意識對我們的影響很深，比如走后門、官商勾結、透明度、公信度不夠、狹隘的種族主義等，這些潛力在社會起著負面作用，如果我們不用全部的精力來了解它改變它，它會泛濫成災。而像仁義禮智信這種真正核心的價值，我們如果不用全面的精力把它開發出來，它是暗而不張的
yxl@guoxu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