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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由共青團中央參與主辦的“中國青年文化發展論壇”將在�？谂e行，參加論壇的嘉賓名單上，杜維明的名字赫然在目。而此前的9月份，他剛剛在北京參加了“2004年文化高峰論壇”，隨后被山東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
在當下中國文化場域中，杜維明顯得異�；钴S。
作為繼儒學大家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之后新一代儒家的主要代表，杜維明的研究以中國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為中心。“儒學復興”、“東亞文化圈”等話題之再一次進入人們的關注視野，與杜維明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在本報記者與杜維明的對談中，杜維明闡發了一系列極富啟發性的觀點。
杜維明，1940年生于昆明，美籍華人�，F為哈佛大學教授、哈佛燕京學社現任社長，系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儒家思想：以創造轉換為自我認同》、《論儒家知識分子》等。
隨著杜維明影響的擴大，他也開始逐漸被“經典化”。以上便是一本論杜維明的專著（《全球語境中的儒家論說》，胡治洪著，三聯書店2004年8月出版）。
杜維明語錄：
能夠批判的一個先決條件是要吸收傳統文化的精華、核心部分，我以前用過一個形象的比喻大家都不太重視———解鈴還需系鈴人。
我認為儒家傳統將來可能產生重要作用主要會在人生觀和宇宙論這兩方面。
每一個價值都有普世化的可能。所以，怎么樣把具有地方色彩的知識（叫地區知識），讓它有全球意義，這需要體驗和行動。
儒家進入政治領域，將會同時產生正面與負面的影響，我們不能說希望它完全退出政治。以前有很多學者認為這樣可以，但我認為這種可能性幾乎沒有。
1、在國內，一直存在一種爭論。一方認為儒家思想將在21世紀重新復活，并帶領西方文明走出困境；另一方則持懷疑態度，認為儒家思想早已不合時宜。作為海外“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你怎么看這種爭論？
杜維明：我認為雙方面觀點都有一定價值。一方面看，從五四以來，對儒家的批評工作不僅要繼續做，而且還要更全面、深入。我甚至有這樣的觀點（一般人很奇怪），五四時期最杰出的一批精英——胡適、魯迅、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對儒家的批判遠遠不夠，這部分是因為他們身在其中，完全受儒家的文化影響。
不夠可以從兩方面來討論，一個就是要打倒孔家店，這是很極端的，現在很少人提；另外就是有一個強烈的意愿要把傳統給揚棄才能真正進步，在“揚棄”的時候就是要把包袱丟掉。如果把傳統的陰暗面能夠當包袱丟掉那就太樂觀了。魯迅對傳統的認識很深刻，他提出國民性的問題。到現在，很多地方變本加厲，有些不僅沒有剔除掉，而且影響越來越大。尤其是在貪污腐化、裙帶關系、朋黨等方面。
但是，能夠批判的一個先決條件是要吸收傳統文化的精華、核心部分，我以前用過一個形象的比喻大家都不太重視———解鈴還需系鈴人。如果對于傳統文化的精華沒有體知，很粗暴地想把它一刀鏟除，但你自己心里受它的影響是很深的，這樣會造成一個悖論。像胡適最早提出“全盤西化”，后來改為“充分世界化”。胡適先生在他人生中有一個困境，比如他講自由戀愛，而且在美國有一個戀愛對象，可是回來后，他母親讓他回老家結婚，基本是一件非常委曲求全的事情。結婚的時候，大家都推崇他，但這種推崇與他所信奉的理念是不一致的。魯迅先生身上也有這種情況。我覺得現在因為隔了較長的時間，對儒家文化的批判可以更全面、深入，但是，先決條件就是開發它的核心價值。
另一種說法也不能說是完全狹隘的民族意識，儒家文化往前看，到底有沒有為人類的和平文化作出貢獻的條件？但是，如果說儒家文化將來一枝獨秀，認為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這種說法是沒有任何道理的，不僅沒有根據，而且非常膚淺；但是如果認為儒家文化沒有生命力，沒有資源面向21世紀，這種想法也非�；闹�。基督教沒有開出民主科學的藥方，但基督教在21世紀有非常大的影響力，如果你不了解基督教就不能了解美國；如果你不了解東正教就不能了解俄羅斯；如果你不了解伊斯蘭教，就不能了解中東；如果你不了解儒家，就不能了解東亞，包括韓國、日本等國家。
所以這兩種說法都有一定道理，但都很偏激，相當膚淺，而且情緒化的因素太大。
2、20世紀是一個儒學衰落的過程。對于許多中國人來說，這種傳統很明顯已經割裂了。儒家思想在21世紀還如何可能作為可供選擇的精神資源？
杜維明：從鴉片戰爭以后，儒家經過一個非常嚴峻的西化過程，接受西方的價值，到后來也經歷了一個接受現代化的過程，所以我認為當前儒家是把西方的文明和現代的文明當做我們考慮的重要對象，儒家有沒有發展的前景取決于它對西方強勢文明能否作出有效的回應。以前說回應只有四種可能，一種是接受，一種是抗拒，一種是和平共存，一種是融合貫通。如果希望儒家有進一步的發展，那么它就是一個融合貫通的過程。
儒家具有包容性的人本思潮可以為我們自己提供一種人生觀和宇宙觀，它里面有四個側面：一個是個人，一個是社會或者社群，一個是自然，還有一個我稱之為天道。這個社會是多元多樣的，從家庭到學校，到社群，到國家，乃至人類的地球村，還有就是人與自然的關系，能否持久、和諧，人性與天道能否相輔相成，以這樣一種寬廣的人文視野進行教育，它的路比較寬，所以我認為儒家傳統將來可能產生重要作用主要會在人生觀和宇宙論這兩方面。
在我們的文化積淀里面，西方的因素太強，而它不是最好的價值，我稱之為西風美雨。但是我們自己傳統文化的根源太薄弱。我自己的感受是，接觸一般的西方精英與一般的大學生，它那個文化的譜系非常深厚，一直有像柏拉圖、康德、黑格爾等思想家。因為整個現代的啟蒙是從西方發展出來的，對基督教的文明，對猶太教，對西方的政治制度，西方的歷史它有一些親和性。我們割裂得太厲害了，因為在我們的積習里面，反傳統的意愿太強。
從另一方面來說，反傳統比輕視傳統要好得多，在五四的時候，把傳統當做大問題，現在根本不聞不問。在美國的學術界，你如果去問，有沒有人沒有聽過杜威，或者沒聽過柏拉圖，在美國例子很少；在中國問有沒有人沒有聽過朱熹或者王陽明，例子很多，當然孔子、孟子聽過。不要說一般的大學生，有一次，我參加朱熹200周年的一個紀念活動，我在提出朱熹的時候，有一個學術新進就對我說，杜教授，我們給孔子平反，已經夠好了，如果還要去搞朱熹，那得花多少時間來搞這個糟粕？這個定位講起來是一個非常奇怪的心態，這是你自己的精華啊！
3、你覺得儒家的核心價值是什么？它和西方啟蒙時期的民主、自由理念有何區別？
杜維明：一般認為，西方啟蒙所代表的基本價值都很流行，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這些我也接受，但是我認為這些普世價值絕對不是西方價值，它也是東方價值甚至非洲價值。
那么還有一些人說儒家的仁、義、禮、智、信等只是地方價值，我覺得是對儒家的一個誤讀，仁、義、禮、智、信就是普世價值，是扎根于儒家傳統的東亞普世價值。像仁的惻隱之心，在歐洲、在非洲不發展不可能；義，就是公義、公正；禮，是文明禮貌。智慧、誠信，這些當然是普世價值，還有很多具體的孝、忠等等，以前認為孝是封建的愚忠，而實際上孝在很多地方是親情，父慈子孝，這個在全世界都一樣。忠不僅是日本武士道所代表的忠或愚忠，還有忠誠，每一個價值都有普世化的可能。所以，怎么樣把具有地方色彩的知識（叫地區知識），讓它有全球意義，這需要體驗和行動。
4、你能談談儒家文化的地域特性嗎？
杜維明：儒家的思想不僅是一個可選擇的精神資源，而且它在東亞圈有很深的影響，我們在美國畫過一個文化地圖，如果我們從經濟來看，發展最快的是美國、西歐、北歐慢慢到東亞，這是一個地圖，另外一個地圖最寬的大概是基督教的。伊斯蘭教在中東、亞洲，儒家在東亞的地圖包括工業東亞和社會主義東亞，工業東亞包括日本、香港、臺灣、韓國、新加坡，社會主義東亞包括中國內地、越南、朝鮮，這個地區就是東亞文明。
儒家在東亞文明中積淀很厚，你不要忘了在19世紀甚至在20世紀初期，所有東亞地區的知識分子，對四書五經都是耳熟能詳的，等于一個世紀里面基督教徒對《新約》的熟悉程度。大概經過80年、近三代人摧殘后，這種情況不復存在。
5、有人認為，儒家思想作為一種個人安身立命的哲學或自我修養會更合適，但進入政治哲學似乎不太合適，甚至可以稱之為一種誤入。你怎么看這種觀點？
杜維明：上世紀八十年代，持這種觀點的人很多，在海外也是一樣。我覺得所有的精神文明都是人的自我發展，安頓身心，比如基督教也是這樣，如果基督教變成政治文化中的一部分，它可以有健康的一面，也有非常不健康的一面，所以美國是政教分離。印度教、佛教也一樣，但儒家的情況比較復雜。
我把儒家分為三個側面：道，學，政。儒家一方面的核心價值就是道，另外它作為學術傳統在學術界傳承是非常重要的，政就是經世致用。有一批從事儒家思想研究的學者提出一個概念叫“政治儒家”，就是以儒家的基本理念從事政治活動。有些人認為很重要，有些人認為不健康。最重要的一點是，儒家提倡的是仁政，那么就一定是德治，有人認為德治是以人為主，會阻撓法治的進程，我的基本看法是，如果沒有法治為基礎，人治是沒法發展的，但是法治沒有更高的道德理想，也很難成為復雜社會的指導原則。不管你愿意也罷，不愿意也罷，儒家一定會進入政治領域。怎么樣讓它正常地進入，這是值得考慮的問題。
有一批自由主義學者有這樣的觀點，把儒家限制在身心性命之學，不讓它進入政治哲學領域。這種想法在有些地方可以成功，但在東亞社會基本不能成功，因為受到儒家文化影響的東亞社會有幾個特色：一個是政府的力量非常大，而且一般的人民希望政府的力量大，就是政府要對所有各種不同的社會領域都要負責任，它可以不要干擾，但它要負責任，像國內比較重要的幾所大學都是國立大學，政府對經濟一定要專行調控；再有就是修身齊家平天下的理念。一個受儒家文化影響的知識分子，沒有辦法不關心政治，也沒有辦法不參與社會，要做一個純粹的專家學者、完全與政治沒有任何關系非常難，楊振寧先生就是一例。在美國，拿諾貝爾獎的學者多得很，他們與政治從來不發生關系。但楊振寧先生感到還不夠，李政道先生也一樣。另外很多學人、文學家也是這樣。這種知識分子的性格是儒家傳統所塑造的人格形象。再比如媒體，所有東亞地方的媒體都不是完全在報道事實，媒體實際上在塑造一個價值。
儒家進入政治領域，將會同時產生正面與負面的影響，我們不能說希望它完全退出政治。以前有很多學者認為這樣可以，但我認為這種可能性幾乎沒有。
�。� http://www.sina.com.cn 2004/11/06 11:43 新京報 記者 張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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