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1885—1968）著名哲學家，新儒家開山祖師，國學大師。原名繼智、升恒、定中，號子真、逸翁，晚年號漆園老人，漢族。清光緒十一年農歷正月初四日（1885年2月18日）出生，湖北省黃岡（今團風）縣上巴河張家灣人。

生平簡介　　　　

　　熊十力自幼即與眾不同，獨具才思而又非常自尊、自信。他曾口出“狂言”道：“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令其父兄詫異不已。十六七歲時，他即四處游學，當他最先讀到陳白沙的“禽獸說”時，忽起神解，“頓悟血氣之軀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并從中領悟到人生之意義與價值。絕非是趨利避害、去苦就樂等外在滿足，而在領悟人生之意義與價值，體識至大至剛之“真我”，以合于天地萬物之理。這一覺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學方向。

　　熊十力14歲從軍，辛亥革命時期，熊十力痛感清王朝政治腐朽，民族危機深重，常以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一語置諸座右而自警。在博覽群書的過程中，他深迷于“格致啟蒙”之類著作，而視六經諸子為圭臬。且深受明清之際王船山、黃梨洲、顧亭林等大哲之著作以及清末嚴幾道、梁啟超、譚嗣同等維新志士之論著的影響，而“慨然有革命之志”，決心為反清而奔走呼號。

　　1902年，熊氏為策動軍隊而投湖北新軍第三十一標當兵，白天操練，夜間讀書，并向報館投稿，倡導革新現實，救亡圖存。此間，他逐漸認識了宋教仁、呂大森、劉靜庵、張難先等革命志士，并在1904年共同創建第一個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秘密宣講革命思想，倡導反帝反清，救國救民。1906年，熊十力加入日知會，并組織黃岡軍學界講習社，聯絡各方志士，為發動起義作準備，后因事泄而遭清廷通緝，他只好潛歸鄉里教書。1911年，他參加了震驚中外的武昌起義，并任湖北督軍府參謀。辛亥革命失敗后，他又追隨孫中山參加護法運動。但由于軍閥政客的排擠，孫中山后來被迫離開軍政府，護法運動亦宣告失敗，這給熊十力以很大打擊。他目睹“黨人竟權爭利，革命終無善果”，內心非常痛苦，常常“獨自登高，蒼茫望天，淚盈盈雨下”。他根據自己的所歷所見，總結出：禍亂之起因皆在于軍閥官僚之貪淫侈糜。卑屈茍且，以及國民之昏然無知。于是，他下決心走出政治，“專力于學術，導人群之正見”。他認為救國之根本似乎并不在于革命，而在于學術興盛，“于是始悟我生來一大事，實有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悔以往隨俗浮沉無真志，誓絕世緣，而為求己之學”（《十力語要》）。從此以后，熊十力遂決然脫離政界，專心于“求己之學”，以增進國民的道德為己任。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轉折。其后，熊十力先后在武昌文華大學、天津南開中學、北京大學、浙江大學任教。從1918年到1932年，熊十力的思想經歷兩個關鍵的轉變：一是完成了其學術修養上的提高和哲學思維上的訓練。在這一階段，熊十力不僅閱讀了佛家的諸多理論著作，對佛教理論有了系統的了解，而且在邏輯思維語言表達治學理念等方面逐步得到完善；二是完成了由對法相唯識學的服膺到宗于儒學傳統的轉變。此一轉變是熊十力內心的自覺，是熊十力生命性格的必然。

　　熊十力是個性情中人，喜歡結交學術界的朋友，并善于從周圍人的思想中汲取營養。在早期，他幾乎與國內所有的哲學大師都有交往，對其影響較深的有梁漱溟、馬一浮、林宰平等。梁漱溟不僅為熊十力開啟了學術研究的客觀條件，也對其思想有很重要的影響。他早期對熊十力觀點的批評，以及熊十力思想成熟后與其的學術切磋，都對完善熊十力的思想有莫大的幫助。對熊十力影響較大的另一位思想家當屬馬一浮。熊十力于1927年到杭州養病，將新唯識論講義寄給馬一浮。不久，生性孤傲不輕易見客的馬一浮主動來拜訪熊十力，并為新唯識論題簽并作序。爾后的二十年中，熊十力、梁漱溟和馬一浮三人的交往成為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三人的學術風格各有特點而又各放異彩。徐復觀先生曾評價說: “熊先生規模宏大，馬先生義理精純，梁先生踐履篤實。”

　　另外，林宰平、錢穆、湯用彤、蒙文通與熊十力交往也頗多。熊十力曾說：“余與宰平及梁漱溟同寓舊京，無有睽三日不相晤者。每晤，宰平輒詰難橫生，余亦縱橫酬對，時或嘯聲出戶外。……余與宰平交最篤。知宰平者，宜無過于余；知余者，宜無過于宰平。”錢穆在回憶當年與熊十力交往時講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北京和南京，錢穆、湯用彤、蒙文通、熊十力等人經常相聚。蒙文通與熊十力經常打嘴巴官司，駁難《新唯識論》，從佛學到宋明理學，兩人爭得不可開交。湯用彤總在一旁觀戰，錢穆則從中緩沖。不難看出，一個哲學家思想家總逃不出他所處的時代，而熊十力充分利用了各種條件，將自己的原始氣、野人氣充實成一個光輝的生命，成為一代大家。

　　抗日戰爭爆發后，熊十力并沒有隨北大南遷昆明，而是先回原籍黃岡，繼則避難四川，任教于馬一浮主持的樂山復性書院，講授宋明理學。此時的熊十力，雖身處后方，卻痛感外侮日迫，族類益危，常因想起淪陷區同胞之苦辱而禁不住失聲痛哭。為此，他撰寫了《中國歷史講話》一書，大講漢、滿、蒙、回、藏五族同源，意在為各民族團結一心、共同抗日提供理論與歷史依據。

　　1943年，他接到北大校長蔣夢麟聘他為文學院教授的聘書，并被特準可暫時不到校上課。此間，因與馬一浮先生學術見解不合而移居梁漱溟在重慶北碚的勉仁書院。值此民族危亡之秋，熊十力將其滿腔真情都傾注在中華文化的存亡絕續之上。

　　1948年，國共戰事日激，國民黨節節敗退。是年秋天，熊十力移住廣州郊外化龍鄉黃民庸家。全國解放前夕，熊氏曾彷徨不安，他本意很想回北大或老家湖北的武漢大學，專心治學，但又心存疑慮，曾動念去印度或港臺。但令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共產黨并沒有忘記他這位時賢大哲。

　　1949年10月在廣州解放之后第十天，他的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即聯名電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國事，并同時關照沿途各級政府，熱情接待，妥善安排。次年3月，熊十力抵京，政務院秘書長齊燕銘到車站迎接。追往思昔，想起1937年“七·七”事變后扒煤車逃離北平而路遇暴雨，渾身濕透的凄景，熊十力真是百感交集，思緒翻滾。他由此確信：中國人民真的站起來了！祖國任人宰割的歷史從此將一去不復返！全國解放后，熊十力以“特別邀請人士”身份參加首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后被選為全國政協、二、三、四屆委員。

　　然而，在狂飚數起的中國當代社會中，和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一樣，熊十力亦不可能完全置身世外，埋頭書齋。文革中他的著作被當作“反動復古主義”而遭到批評，先前的老友和學生也多數被打倒、批判，其余的也岌岌自危。在左傾之風愈刮愈烈的日子里，熊十力愈來愈感到孤獨和迷茫。他明顯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炯炯有神，談吐不再像以前那般瀟灑自如，情緒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熱烈激昂了，他常獨自一人端坐桌邊，面前放上一疊白紙，手中握枝禿筆，神情專注，似有萬千心事訴諸筆端，卻又無從下筆，只是呆坐良久。唯與古圣先賢如孔子、王陽明、王船山等心會神交，稍可慰藉。他對“左”的一套極為反感，卻又無可奈何。在萬般悲苦中，他曾作一聯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齋千載是同參。”足可表達其晚年心境之凄涼！

　　左傾之風愈演愈烈，批斗運動亦步步升級，隨之而來的就是那場文化浩劫。1966年夏，當熊十力在《人民日報》上看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時，傷感至極，他痛徹地感到：不但他的書無法再寫下去，更悲慘的是，連同他所承繼的國學亦將瀕于絕滅，國家民族將陷入苦難的深淵。家被抄了，人被批斗，人妖顛倒，是非不分，天昏地暗，萬物蕭殺。處此艱厄之境，他的精神再也無法承受而漸至錯亂。他不斷地給中央領導人寫信，硬讓家人寄出去，還經常寫很多小紙條，甚至在褲子上，襪子上都寫著對“文革”的抗議。他常常穿著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長衫，扣子全無，腰間胡亂地扎一根麻繩，獨自一人到街上或公園去，跌跌撞撞，雙淚長流，口中念念有詞“中國文化亡了！”“中國文化亡了！”然而，街市熙攘，人皆自危，沒有人來理會他，也許人們根本沒有聽見。于是，這位曠世奇哲和千千萬萬的文化人一樣，被淹沒在一個踐踏文化的所謂“文化大革命”的濁流之中。1968年5月23日，熊十力因患肺炎而心力衰竭，在上海虹口醫院病逝，享年84歲。

　　熊十力先生一生著有《新唯識論》、《原儒》、《體用論》、《明心篇》、《佛教名相通釋》、《乾坤衍》等書。其學說影響深遠，在哲學界自成一體，“熊學”研究者也遍及全國和海外，《大英百科全書》稱“熊十力與馮友蘭為中國當代哲學之杰出人物”。熊十力面對西學的沖擊，在儒學價值系統崩壞的時代，重建儒學，是新儒家的實際開山人物。熊十力的三大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在20世紀后半葉香港、臺灣、東南亞地區的新儒家風潮中起到領導作用。熊十力及其三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和張君勱、梁漱溟、馮友蘭、方東美被稱為當代“新儒學八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