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學術成就與評價

　　（一）、醉心樸學，梯梁后人

　　俞樾的學術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對群經、諸子的校勘、訓詁和對古漢語“文例”的歸納、總結方面。《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和《古書疑義舉例》是影響最大的三部代表作。

　　在這三部著作中，《群經平議》和《諸子平議》的價值主要體現在校勘方面。楊向奎先生云：“《群經平議》之長處，實在于校，而不在于詁……《諸子平議》亦以校勘出碩果”“其校勘古籍之功，實不可沒。”

　　如果說兩“平議”僅是在前人的體例和方法的基礎上繼長增高而已的話，《古書疑義舉例》則可謂開創之作。在該書中，俞樾根據前人和自己的研究經驗，運用文字學、音韻學和校勘學知識，總結了許多古人說話和寫文章時遣詞造句的規律，歸納出后人因為誤讀古書而妄加改寫，或在傳抄過程中發生錯亂、衍誤以致失真的實例88條。這項工作前人并非毫無涉及。漢人注經時，便已發現了經籍中一些比較特殊的表達方式，如鄭玄已發現“參互見義”之例（參看《禮記》中的《文王世子》、《雜記上》等篇）。其后，孔穎達又指出了“變文協韻”、“兩字同義而重言”等例（參看《詩?鄘風?柏舟》正義，《左傳》“僖二十二年”正義、“昭六年”正義等）。清代顧炎武《日知錄》、錢大昕《十駕齋養心錄》、梁玉繩《瞥記》等都有零星記述。俞樾此書突破了尋常的文字訓詁框架，首次系統總結古書辭句之構造，將文字訓詁引申到古文文法及修辭學的領域之中。這對于中國古代文獻的研究來說，稱得上是一項了不起的貢獻。在其成書后的六七十年中，該書的影響力依然持久不衰。

　　此外，俞樾以浙江書局總纂的身份，指導刊刻的《二十五史》和《二十二子》，對晚清學術的發展亦有較大的影響。這些書的刊刻、發行固然不是俞樾一人之功，然俞樾在其中無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俞樾原本打算編刻《皇清經續解》，這項工作雖因曾國藩去世而未能施行，然其梯梁后學之心，則亦可見一斑。如果我們不是單純抽象地去以俞樾的這幾部書去評價他，而是把他還原到當時特定的時代加以綜合評判，我們也就不會為當時的人們把他和李鴻章相提并論，甚且把他看作“山中宰相”而感到奇怪了。

　　（二）、兼容并包之精神、實證研究之方法

　　俞樾長期從事群經、諸子等領域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學術成果，是漢學在晚清得以出現恢復性發展局面的一位關鍵人物。

　　俞樾治漢學以高郵王氏父子為宗，大體上延續戴、段、二王的皖派學術傳統，但比較起來，二者又有些差別。戴震治學極為嚴謹，他強調治經要“傳其信，不傳其疑，疑則闕”，凡未至“十分之見”者，皆不著于書，以免“徒增一惑以滋識者之辨”，戴震后學基本上繼承這一傳統。俞樾的幾部代表作雖然還算嚴謹，但按照這一標準來觀照，他在群經的校勘訓詁方面確實仍有一定的距離。這一結果與他的治學指導思想有著密切關系。俞樾治學存在一種突出的求新求異的傾向，強調每遇一題，“必有自得之見”。他既追求新異，在嚴謹程度上則并不以“十分之見”自限。他說：“學問無窮，蓋棺乃定，必欲毫發無憾，誠恐畢生無此一日。”因此，他說經持一種“以疑存疑”的態度，雖不至“出于空言以定其論”，然“擇于眾說以裁其優”、“據孤證以信其通”的情況則間或有之，只是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對這種疑似之見都實事求是地加以注明而已。

　　他的這種治學思想與戴震比較起來，應該說各有千秋。因為無論作者如何嚴謹，總要受其主觀的學識修養和思想立場的局限，自以為有“十分之見”的結論未必就絕對正確，而“疑則闕”則往往容易使一些珍貴的材料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化為烏有，后世學者因此便失去對同一問題加以重新研究的機會和條件。“以疑存疑”則雖可能“徒增一惑以滋識者之辨”，但也因此給后學者留下更廣的研究空間和更多的研究思路。

　　以疑存疑，兼容并包

　　俞樾以這種思想指導經學研究，人們自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然而，俞樾并不是單純的著作家，同時也是一位以“守先待后”的文化使命自任的教育家。正如俞樾從事于經學研究有著求新求異的傾向一樣，他在人才的培養方面，亦將求異思維的培養作為突出的目標，力求“兼容并包”。俞樾作為晚清有重要影響的東南大儒，他在學術研究和教學過程中所表現的求新求異傾向，兼容并包、崇尚實證的精神，直接影響了江浙一帶的一大批學人乃至整個地區的學術風氣。從俞樾的門生中，我們不難發現這種影響的成果。在晚清各種學術流派的代表性人物中，都有一些出自俞樾門下。理學陣營的朱一新，今文經學陣營的崔適，古文經學的章太炎、黃以周，文學方面的王詒壽、施補華，以經世為職志的江標、湯壽潛、陸潤庠、宋恕等，是其較為顯著者。這些人各適其性、獨立發展，都在自己的領域中取得了重要成就。這也正是俞樾兼容并包的有力證明。

　　實證精神，“科學”研究

　　與此同時，俞樾又將漢學中所包含的實證精神發揚于學術研究的諸多領域。他曾以漢學之方法，援引經史至數百言，詳考“章郎”名稱的異同、形狀、習性等（參看《春在堂隨筆》卷八）。他又詳考“瓊花”與“聚八珍”之異同，專作《瓊英小錄》一卷。他的這些研究已可歸入生物學范疇。然俞樾并不限于紙上的考證，他還偶爾進行過一些簡單的科學試驗。比如，當時蘇州有個叫石湖的地方，每到八月中秋夜晚，月亮便在水中幻化出四五個月亮，形成一串，當地人稱“石湖串月”。每到中秋，蘇州人都成群地去觀看，嘆為奇跡。為了解開這個謎，俞樾用鏡子進行多次實驗，最后取得了同樣的效果，并最終認識到這是光線斜射作用的結果。對此，他頗為得意，曾作《鏡屏串月歌》多首（參看《春在堂詩編》卷十三，《春在堂隨筆》卷十）。俞樾的“科學研究”固然極為初級，但作為一個長期從事于經學、文字學研究的老人來說，確實又是難能可貴的。

　　紅學研究與疑古學派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俞樾還運用實證的精神和方法，對民間的俗言俗事，特別是傳說故事和民間流傳的小說進行考證研究。《小浮梅閑話》、《小繁露》、《壺東漫錄》的內容基本屬于此類。就文學而言，俞樾可謂開民間文學研究之先河，而后世所謂的“紅學”研究，亦可溯源于俞樾。他在《小浮梅閑話》中，已對《紅樓夢》進行了粗略的研究，并據《船山詩草》記載和乾隆年間鄉會試始有五言八韻詩，論證了《紅樓夢》后四十回為高鄂所補。后世紅學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俞平伯，正是俞樾曾孫，他對《紅樓夢》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他曾祖的精神和方法。就疑古學派而言，其代表性人物顧頡剛、錢玄同都與俞樾有非常密切的關系。顧頡剛20歲以前住在蘇州，與俞樾同處一城中，且在他14歲以前，俞樾尚健在。顧頡剛自言，那時的蘇州“是清代漢學的中心，最有接觸學的機會，引得我喜歡在這些書里瞎摸”。他又指出：“清代末年，全國的經學大師，俞樾是最有聲望的一位。”顧、錢所舉疑古之大旗，是與俞樾在這一地區培育的求新求異、重實證的學風不無關系的。

　　（三）、弘揚教育，門秀三千

　　俞樾勤勤懇懇，勉力于書院教育，對清代書院的人才培養做出了不朽的業績。先后主講于，主講于蘇州紫陽書院、杭州詁經精舍、菱湖鎮龍湖書院、上海詁經精舍、上海求志書院、德清清溪書院、長興箬溪書院，其中執掌杭州詁經精舍時間最長，從同治七年（1868）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達31年之久。

　　俞樾勤勉著書，著述豐富，所著書除留存所主講的各大書院，供師生閱讀外，還曾將《春在堂全書》贈送福建九峰書院和四川尊經書院等，以求佳惠學子。俞樾的書院教育生涯碩果累累，培育門秀三千，天下景仰。弟子中有成就者不勝枚舉，有章炳麟、黃以周、戴望、崔適等學術大家，也有吳昌碩等名留后世的藝術大師。難能可貴的是，俞樾教學授徒，不分國籍，不分男女。浙江慈溪女子張貞竹，聰穎伶俐，少有才名，喜歡讀書學習，俞樾不受“女子無才便是德”陳腐觀念的束縛，毅然將其收為女弟子。俞樾的學術聲望遠傳日本，光緒十年（1884），日本政府派井上陳政（字子德）等一批留學生專程到詁經精舍學習漢學，受業俞樾門下。因為這些日本留學生的紐帶關系，俞樾對日本漢學也十分關注，與日本漢學家交往比較密切，促進了漢學的中外交流。

　　處于晚清社會變革時期的俞樾，對書院教學制度的建設，既堅持樸學大師遵循古禮的大儒本色，難能可貴的是，他更重視實際的教學效果以及國家、時代對人才的實際需要。俞樾是一位通儒，他既是著述家，更是教育家，他雖不反對一些制度性變革，但對傳統道德還是持一種比較頑固的保守態度。全面而實事求是地把握俞樾的這些特質，是對俞樾在近代學術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作出恰當評判的關鍵所在。俞樾生前，便有歸安鄒嵚者，自山西貽書，痛詆俞樾，謂其文章學術誤盡蒼生。此雖為時勢所激，可算是對傳統文化的一種反動，然對俞樾，則實未有深的了解。俞樾雖對傳統道德頑固保守，然因其所倡求新求異、重實證之學風，俞門弟子大多能保守獨立之精神，因此，繼承其頑固保守傳統道德的態度及其政治立場的并不太多。相反，從政治角度看，相當多的弟子如章太炎、湯壽潛等，最終都走到了他的反面。后世學者論及晚清漢學，大多以俞樾和孫詒讓并重，然亦有不少人持揚孫抑俞之立場。張舜徽著《清儒學記》，于孫詒讓設有專章論述，而于俞樾，竟未有一字涉及。楊向奎先生作《清儒學案新編》，于俞、孫二氏，亦軒輊于其間。他把清儒分為三等，即思想大家、專科大師、章句儒。孫詒讓幸運地被排在專科大師之列，而俞樾則被置于章句儒之中。他說：“曲園先生一章句儒也。”這些評價，如果單就著述而言，亦不無道理，卻忽視了俞樾的通儒特征及其對后學的影響。因此，這種評價未免脫離俞、孫所處的時代而流于抽象。章太炎在《俞先生傳》中有句總結性的話，他說：“浙江樸學……昌自先生，賓附者，有黃以周、孫詒讓。”俞、孫、黃三人，章太炎都曾師事之，對他們都有很深的了解。章太炎此論，雖僅就樸學為言，然實為持平之論。

（參見羅雄飛《論俞樾在晚清學術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