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經學”是由考訂、研究、傳授、發明儒家所推崇的幾部上古典籍而成立、發展起來的。相傳孔子刪定“六經”，即：《詩》、《書》、《易》、《禮》（《儀禮》）、《春秋》、《樂》，始有“經”目。先秦諸儒，如顏（淵）、曾（參）、（子）思、孟（軻）以及荀卿等，傳授、發明“六經”思想，開“經學”之先河。至漢代，經學昌明，名家輩出，從而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在中國文化史、學術史上具有深遠歷史影響的學科——“經學”。

　　自漢以后，經學形成了若干不同的學派，對此中國學術界有不同的劃分和界定。最籠統的劃分是所謂的“漢學”、“宋學”兩大派，細分者則有四派之說，如認為：“大抵兩漢為一派，三國至隋唐為一派，宋元明為一派，近儒（清）別為一派”。當代已故著名經學史家周予同先生認為上述兩種分類都不盡妥善，因而提出了三派說，即：“西漢今文學”、“東漢古文學”和“宋學”[1] 。周先生的意見應當說比較全面、準確地概括了延續兩千年之久的中國經學演變特點的。關于這三派的學術特征，周先生概括說：

　　“今文學以孔子為政治家，以六經為孔子政治之說，所以偏重于微言大義，其特色為功利的，其流弊為狂妄；古文學以孔子為史學家，以六經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書，所以偏重于名物訓詁，其特色為考證的，而其流弊為煩瑣；宋學以孔子為哲學家，以六經為孔子載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氣，其特色為玄想的，而其流弊為空疏?！盵2]

　　周先生的上述揭示，同時也道出了“經學”演變與中國學術發展的密切

關系?！八螌W”是宋代學者、思想家借助“經學”復興儒學的產物，而“宋學”的形成又有力地推進了宋代復興儒學、建立性理學的進程。被朱熹尊奉為理學先驅與奠基者的北宋五子，無一不以發明“六經”，特別是《易》理為己任，以為儒家天道性理之學就蘊藏在“六經”之中。因此，理學和“經學”是密不可分的。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嘗言：“舍經學無理學”[3] 。盡管他心目中的經學是“古文學”經學，然理學離不開經學同樣是無容置疑的事實。因此，宋明理學大家，大多也就是經學中“宋學”流派的大家。

　　朱熹是程朱理學的集大成者，他不僅在理學理論發展方面有著重要的貢獻，而且在“經學”發展方面也有著重大的影響。“經”的范圍由漢之宋是有變化的。概略言之，漢初因《樂》經已佚，故尊“五經”，設“五經博士”。東漢靈帝熹平四年，詔諸儒正定“五經”，刊于石碑（歷史上著名的“熹平石經”），然其時又將《論語》同時刻石，故亦可視為“六經”。其后更增《孝經》為“七經”。唐分三《禮》三《傳》，合《易》、《書》、《詩》稱“九經”，而文宗開成二年刊九經于石碑時（史稱“開成石經”），又附以《論語》、《孝經》和《爾雅》，實已成“十二經”。五代蜀主孟昶刻“十一經”，不列《孝經》、《爾雅》，而代之以《孟子》。宋則在唐“十二經”基礎上增入《孟子》，遂成今“十三經”之規模。以上變化中，除《孝經》、《爾雅》外，都是升“傳”為“經”。因此，由漢之宋，盡管稱“經”的范圍不斷擴大，而人們對其中“經”、“傳”的地位還是有分別的，“五經”始終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但自從朱熹繼承二程之意，以《大學》、《中庸》、《孟子》配《論語》編為“四子書”后，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四書”與“五經”開始并稱。元代立程朱理學為官方學術，以“四書五經”為科舉取士的根本標準，明、清兩代大體承襲元制。所以，元以后“四書”在“經學”中占有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乃至有把“四書”看得比“五經”更為重要的發展趨勢。如程子嘗言：

　　“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墩撜Z》、《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盵4]

　　以“六經”為圣人載“道”之具，把“四書”看得比“五經”更為重要，可以說是程朱以后理學家“經學”思想的兩個顯著特點。這兩個特點同樣也鮮明地表現在韓國李朝理學家們的“經學”思想中。

二

　　韓國性理學自高麗朝末傳入后，同樣也是以“經學”為基礎的。根據史籍及其師弟的記述，韓國理學宗祖鄭圃隱（夢周），對于“四書”“五經”都有獨到的心得和深刻的理解。他認為，詞章之學乃“末藝”，為學當求“身心”之學，而“身心”之學就在“四書”中。如鄭三峰（道傳）在其《圃隱奉使藁序》中記述了閔子復（安仁）告訴他的一樁有關圃隱先生的事，文曰：

　　“一日，驪江閔子復謂道傳曰：吾見鄭先生達可，曰：詞章，末藝耳，有所謂身心之學，其說具《大學》、《中庸》二書。今與李順卿攜二書往于三角山僧舍講究之，子知之乎？予既聞之，求二書以讀，雖未有得，頗自喜?！?/p>

　　同文中，鄭三峰還具體地概述了圃隱先生在“四書”研究方面的心得和講論要旨。如說：

　　“先生于《大學》之提綱，《中庸》之會極，得明道傳道之旨；于《論》、《孟》之精微，得操存涵養之要，體驗擴充之方。”[5]

　　由此可見，圃隱先生特別注重和強調通過“四書”（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來接受和傳播性理學。圃隱先生的這一傳統，為以后李朝的理學家們所繼承。

　　栗谷先生嘗自白說：“臣自少只讀經書，不習辭章”[6] 。而《年譜》所載亦謂，栗谷先生自幼“受學于母夫人，間就外傅”，七歲時已對“《四書》、諸經，率皆自通?！倍艢q時又以“明經及第”[7] 。即此可見，栗谷先生具有深厚的“經學”根基。

　　栗谷先生與圃隱一樣，十分強調“文以載道”，而對于那些“不求實理而徒尚浮藻”，“外道言文”的“俗儒”給予嚴厲的批評。他曾對古圣賢之為文與今人之為文作了一番比較，他說：

　　“大抵古人之所謂文者與今人異?！胖艘缘罏槲?，以道為文，故不文而為文。噫！孰知夫不文之文，是乃天下之至文耶！以之為《語》、《孟》，以之為“六經”，以之為“三百篇”，或奇或簡，或勸或戒，旨趣之精，聲律之協，咸出于自然耳。何嘗若后人之牽強作意、雕朽鏤冰者之所為哉？”[8]

　　因此，他認為：

　　“道之顯者謂之文。道者，文之本也；文者，道之末也。得其本而末在其中者，圣賢之文也；事其末而不業乎本者，俗儒之文也?！埬芨F其本末，知所先后，則可以與議于斯文矣。仰惟吾夫子，取群圣之教而折衷之，載在‘六經’者是已。尚矣哉！無復議為也！”[9]

　　又說：

　　“道之顯者謂之文，文者貫道之器也。”

　　“圣賢之訓，載在‘六經’，‘六經’者，入道之門也?！盵10]

　　又說：

　　“道妙無形，文以形道，‘四書六經’，既明且備，因文求道，理無不現。經訓子史，千函萬軸，夫孰非載道之文乎！自今以后，圣賢復起，更無未盡之言，只可因其言而察夫理，明其理而措諸行，以盡成人成物之功而已。” [11]

　　以上數段論述的內容，大致可歸納為以下三點：一，“四書五經”乃載“道”之具；二，欲明其“道”，必由讀“四書五經”而入；三，讀經明道的根本在于“措諸行，以盡成己成物之功”。這也就是栗谷先生經學思想的基本要點。

　　在如何由“四書五經”以明圣“道”的方法、次序上，栗谷先生完全接受程朱以來的經學觀念，即由“四書”入手，進而研習“五經”。同時，栗谷先生對朱熹為訓童蒙而編集的《小學集注》也十分推崇，把它放在讀“四書”之前。如他在《學校模范》一文的“讀書”章中說：

　　“其讀書之序，則先以《小學》培其根本，次以《大學》及《近思錄》定其規模，次讀《論》、《孟》、《中庸》、“五經”，間以“史”、“記”及先賢性理之書，以廣意趣，以精識見?！盵12]

　　栗谷先生的這一思想，在《擊蒙要訣》“讀書章”中作了詳盡的論述。他說：

　　“先讀《小學》，于事親敬兄、忠君弟長、隆師親友之道一一詳玩而力行之。

　　次讀《大學》及《或問》，于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一一真知而實踐之。

　　次讀《論語》，于求仁為己、涵養本原之功一一精思而深體之。

　　次讀《孟子》，于明辨義利、遏人欲存天理之說一一明察而擴充之。

　　次讀《中庸》，于性情之德、推致之功、位育之妙一一玩索而有得焉。

　　次讀《詩經》，于性情之邪正、善惡之褒戒——潛繹感發而懲創之。

　　次讀《禮經》，于天理之節文、儀則之度數一一講究而有立焉。

　　次讀《書經》，于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一一領要而溯本焉。

　　次讀《易經》，于吉兇存亡、進退消長之幾一一觀玩而窮研焉。

　　次讀《春秋》，于圣人賞善罰惡、抑揚操縱之微辭奧義一一精研而契悟焉?！?/p>

　　栗谷先生認為，若能對上述“五書五經循環熟讀，理會不已”則自當“義理日明”。同時，他還提出對宋儒所著之書，“如《近思錄》、《家禮》、《心經》、《二程全書》、《朱子大全》、《語類》，及他性理之說，宜間間精讀，使義理常常浸灌吾心，無時間斷?！盵13]此誠如其好友宋翼弼所歸納的，栗谷先生“敬信《小學》，尊尚《近思》，旁通史氏，發揮諸經?！盵14]其門人金長生也說：“使學者先讀《小學》，次讀‘四子’以及《近思錄》、《心經》?！盵15]

　　又據史載，李朝宣祖曾問栗谷先生“嘗讀何書，所最喜者何書乎？”栗谷先生回答說：

　　“習舉業時所讀，則猶不讀也。向學之后，從《小學》讀來，至《大學》、《論》、《孟》，猶未及《中庸》。終而復始，尚未能通會，故不及于“六經”矣。”[16]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為博取科舉功名所讀的書，就如同沒讀一樣。而自從尊奉程朱性理學以來，則從《小學》讀起，接著是《大學》、《論語》、《孟子》，如今還沒有讀到《中庸》。我反復研讀“四書”，然由于還沒能融會貫通、領會透徹，所以還沒有對“六經”進行認真的研讀。由此可見，栗谷先生自述其為學之次第與其在《擊蒙要訣》等文中所列次第完全一致。

關于“四書”中先《大學》后《中庸》的次序問題，栗谷先生認為并不是什么人隨意或故意編排出來的，也不是孔、曾、子思先后有序的意思，而是由其下學上達的內在關系決定的。所以他說：

　　“若《大學》、《中庸》各自明道，不相管攝，初非有意于先后次第，則程朱之教人先讀《大學》者，非孔、曾、子思之意也。不先《大學》，從事于格物致知，而徑學《中庸》，欲上達天理，則吾未保其善學圣道也?！盵17]

　　又說：

　　“《大學》一部最宜熟讀。學者莫先于格物，不先格物而欲之圣人之道者，譬如夜半披荊棘、涉山川而欲行路也，安往而不途窮哉！”[18]

對于“四書”在“道學”中各自的性質與功用，栗谷先生有一段十分精要的概述。而于中，也可以窺見栗谷先生對“四書”的精深研究和深刻體會。

文曰：

　　“《大學》，明道之書也，極規模于其外，盡節目于其內，欲使學者自明其天之明命以及乎天下，而其旨則不外乎‘敬’之一字而已?！?/p>

　　“《論語》，入道之書也，因門人之進學，量其才而篤焉，欲使學者全其本心之德以立其根本，而其旨則卷卷于‘仁’之一字而已。”

　　“《孟子》，衛道之書也，扶既衰之圣教，斥橫流之邪說，因人性之本然，遏人欲于將萌，則其旨在乎‘存天理’而已。”

　　“《中庸》，傳道之書也，究性命之蘊奧，致中和之極功，費而至于配天，隱而至于無聲臭，則其旨豈在于‘誠’之外哉?！盵19]

　　后人稱頌栗谷先生說：

　　“其講論之際，分析精微，極盡底蘊，立言著書，多有發前人所未發者。……與退溪先生論理氣、牛溪先生論人心道心，往復長書累數十篇，皆出自得，不襲陳言。明白證援，曲暢旁通，橫說豎說，無不當理?！盵20]

　　或謂：

　　“先生妙契至微，沛然自信，敢說先儒未敢說底。然后如耒耜陶冶備具，而生人之道乃足矣?！盵21]

　　確實，栗谷先生不僅在“理學”理論方面有許多獨到的心得和見解，而且在“經學”方面也不墨守成說，而有許多創造性的詮釋，時有新意，頗多發明，達到了很高的造詣。例如，一次他在御前經筵進講《書傳》至“肯構”“肯堂”一句時，栗谷先生不同意一般人作“墨守前人基業”的解釋，而提出應理解為有所“經營發展”的意思。他說：

　　“今人多不解此義，只以膠守前規為堂構，此甚不可。其父定其基址，其子仍其制而構屋，乃謂善承父業，若守其基而無所營建，則乃是不肯堂構也。”

　　接著，栗谷先生又發揮說：

　　“以國家言之，祖宗創業多有未遑者，或時移歲變多有可矯革者，隨宜經紀，當乎義理，乃是繼志述事也?！盵22]

　　《禮記·文王世子》中記載有這樣一件事，說文王本應活一百歲，武王本應活九十歲，文王把自己的三年壽命給與武王，因此后來文王活到九十七，武王活到九十三。[23]對這一記載，栗谷先生很不以為然，他說：

　　“《禮記》所謂文王以三歲與武王，則是修短之數不稟于有生之初，而父得與子，子得以與父矣。天下安有此理哉！縱有此理，武王若達孝，則安敢減父之壽以自益耶？此說乃漢唐之好事者為之辭，而不究其理耳！”

　　于是，他在引用《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一語后說：

　　“愚亦以為《禮記》不可盡信也。”[24]

　　諸如此類的例子很多，它充分說明了栗谷先生“敢說先儒未敢說底”的創造性解經精神。

　　栗谷先生于“四書”“五經”用力甚勤[25]，對各家注疏多有所更訂。據其門人金長生撰寫的《行狀》記述，栗谷先生“于‘四書’‘三經’患其《口訣》釋義不精，或違本旨，多所更定。而《小注》諸說同異，亦頗取舍點抹。于《小學》書，病其舊注訛舛，詳略互異，乃擇精要、刪繁亂，而有未備者補以己意，名曰《集注》?！盵26]

　　栗谷先生平生敬信朱熹所編集的《小學》一書，用力最勤，他所作的《小學集注》受到學者們的高度評價。如他的好友牛溪成渾評論說：

　　“《小學》注說多門，莫歸于正，（栗谷）乃取諸家，刪繁粹要，集長去短，一以不反乎經旨、明白平實而或詳或略，又以互相發焉?？芍^執群言之兩端而善于折衷者矣?！盵27]

　　栗谷先生對于《四書口訣》、《四書小注》等書的刪正修訂也是十分精審的，誠如時人評論所說：

　　“栗谷《四書訣釋》及《小注》批抹，極其精詳，可使后學感發。惜其未及畢工于經傳，且未廣播于當世?！盵28]

　　這里所說的《四書訣釋》可能就是《四書諺解》，據《年譜》記載，栗谷先生“嘗定《大學諺解》”。又說：“先生于《四書諺解》訖工，而‘五經’則未及焉?！睂Α端臅∽ⅰ罚豕认壬鷦t“以朱墨批抹，或圈或點，分為八條[29]，訂其得失?！笨上У氖恰啊墩Z》、《孟》失于壬辰兵火，獨《庸》、《學》存焉。”又按《年譜》說，栗谷尚有“《周易傳義》及《近思錄口訣》亦行于世?！盵30]即此可見，栗谷先生“經學”方面的著述也相當豐富。

三

　　栗谷先生不管是自勵還是教人，“必以立志為先，躬行為務”[31]。因此，讀經必需“明其理而措諸行，以盡成己成物之功”，是栗谷先生“經學”思想的核心所在。他嘗說：

　　“后世之道學不明不行者，不患讀書之不博，而患察理之不精；不患知見之不廣，而患踐履之不篤?！盵32]

　　明道察理，不等于墨守外在的禮法，而是要能格物窮理，這是栗谷先生的一個重要觀念。因此，他對當時學界只知墨守禮法，而不思窮理的流蔽，進行了深刻的反省，他說：

　　“大抵吾東方學者之病，正坐于不窮其理而務以禮法自守，繩趨尺步，但制其外。只守此為持身之法，而不致力于窮理，則何以見其實理之本乎！此所以終不能有所見也。”[33]

　　又說:

　　“自有經傳以來，士子孰不讀書，然而真儒罕作；人君孰不讀書，然而善治鮮興。其故何哉？讀書只為入耳出口之資，不能為有用之具故也?！盵34]

　　 對此，栗谷先生尖銳地批評道：

　　“讀書而無實踐者，何異于鸚鵡之能言耶！”[35]

　　“口讀而心不體身不行，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36]

　　“若不向自己分上，則“六經”、“四書”總是閑言語?！盵37]

　　對于讀書的深淺層次，以及如何才算是獲得了真知等問題，栗谷先生有極為深刻的分析與論述。他說：

　　“人之所見有三層：有讀圣賢之書曉其名目者，是一層也；有既讀圣賢之書曉其名目，而又能潛思精察、豁然有悟其名目之理，了然在心目之間，知其圣賢之言果不我欺者，是又一層也；……有既悟名目之理，了然在心目之間而又能真踐力行，實其所知，及其至也，則親履其境，身親其事，不徒目見而已也。如此，然后方可謂之真知也。”[38]

　　需要指出的是，栗谷先生強調的所要明的“理”和所關于要踐的“行”，并非玄虛之理，蹈空之行，而是實實在在的社會日常倫理之理與行。關于這方面的論述，在他的《文集》中可說是俯拾皆是。如說：

　　“時無古今，道非高遠，即在于日用之常?！盵39]

　　“大抵道非冥冥深遠底物事，只在日用之間。入則孝，出則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見得思義，如斯而已。”[40]

　　“為學在于日用行事之間。若于平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是名為學。讀書者欲明此理而已。”[41]

　　“其學必本于人倫，明乎物理。擇善修身，以成德為期；曉達治道，以經濟為志。”[42]

　　“人生斯世，非學問無以為人。所謂學問者亦非異常別件物事也，只是為父當慈，為子當孝，為臣當忠，為夫婦當別，為兄弟當友，為少者當敬長，為朋友當有信，皆于日用動靜之間，隨事各得其當而已，非馳心玄妙，希覬奇效者也。”[43]

　　由以上論述，我們又可以看到，栗谷強調的明理踐行，最終都落腳到“禮”字上。他遵循程朱的觀點說：“夫禮者，天理之節文，而人事之儀則?！盵44]而且認為，“博文約禮二者，于圣門之學如車兩輪，如鳥兩翼?！盵45]所以，除“四書”外，栗谷先生研究和討論得最多的是“禮”的問題。對于“禮”，栗谷先生十分推崇朱熹的《朱子家禮》。他認為，禮應當隨時代的變遷予以修訂，而不應當盲目拘守古禮，《朱子家禮》則在這方面作出了最好的榜樣。所以，在許多《家禮》與古禮不盡一致的“禮”制、“禮”儀上，他都主張從《家禮》。如他在與鄭季涵討論“吉祭”、“譚祭”先后問題時就說：

　　“吉祭之后乃復平日之所為者是古禮，《朱子家禮》已不能尊用矣。蓋二十七月之譚，已過圣人之中制，則安可延喪制更俟譚后逾月吉祭乎？……若以為寧違朱子，必復古禮，則又非愚見之所及矣?！盵46]

　　栗谷先生在此文附記中說明了變古的道理，說：“古之譚祭在二十五月，故可俟逾月吉祭，今之譚祭在二十七月，違古制，故不可俟吉祭?！边@是說，今時的譚祭制度已改變，已超過古禮中吉祭的月日，所以不應當再按古禮的規定，待吉祭后再恢復平時的生活，而在譚祭后即可恢復平時的生活。

　　由于栗谷先生在“禮”學方面有極高的造詣和深刻的見解，他對當時許多現實的、具體的“禮”制、“禮”儀問題作出了合情合理的變通詮釋，從而在當時和以后都發生了重大的影響。我們在看栗谷先生友朋、弟子或后人撰寫的“行狀”、“墓志銘”、“年譜”等文字中，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提到了三件與“禮”有關的事，而通過這三件事，把栗谷先生“禮”學思想的根本精神充分揭示了出來。這三件事是：

　　一，關于狀元在成均館的座次問題。當時，成均館的儒生都是按年齡長幼排序而坐的，然而一些社會流俗則認為，士子中榜，“尊敬狀元”，一般儒生豈可坐于狀元之上？對此，栗谷先生辨明道：

　　“狀元之尊，施于榜會可也，館中乃明倫之地，長幼之序不可亂也。且古者王世子入學齒讓，則狀元非所論也?！盵47]

　　二，關于宣祖親祭大院君是否合禮的問題。大院君是宣祖的親生父親，然當宣祖準備親臨家廟拜祭時，弘文館的儒官們卻上札認為，按照禮，君不可祭于私廟。此議，使宣祖大怒，將治罪于弘文館儒官，經大臣們救解乃免。栗谷先生聽到此事后評論說：

　　“所后之義固重矣，所生之恩亦不可輕也。雖得一意于正統，豈可盡絕于私親？主上親祀于私廟，情所不免，而于禮無違，玉堂何所見而請止乎？或疑主上于私廟若用君祭臣之禮，則子不可臣父；若用子祭父之禮，則有嫌于正統，皆不能稽古之說也。禮，有公朝禮、家人禮、學宮禮。公朝禮則以君為尊，故雖諸父皆得以臣之，惟親父不可臣也。家人禮則以屬為重，故人君可居父兄之下，若漢惠于宮中坐齊王之下是也。學宮禮則以師為尊，故雖天子，有拜老之儀，明帝之拜桓榮是也。大院君誕生圣躬，假使生存，主上必不敢臣，而相見必拜矣。今入其廟，用侄祭諸父之禮，有何不可乎？俗儒乃進無稽之說，誠可嘆也?！盵48]

　　三，關于仁順王后發葬時行望哭禮的問題。當仁順王后發葬時，正值宣祖身體不適，不能親自送葬與祭陵。于是，宣祖想在仁順王后靈柩離開玄宮時，率領百宮望陵而哭，以表達孝思。然此舉是否合禮，宣祖沒有把握，于是下詔垂詢眾臣。栗谷先生對此議論說：

　　“禮有常有變，躬詣山陵，禮之常也；有疾攝行，禮之變也。《五禮儀》只道其常，故無攝行之儀。若于下玄宮時全然無事，似為欠闕，竊恐議禮之臣未及建白也。自上孝思無窮，當此大事，無所不用其極，下教之辭允合禮意。此實處變而得禮之正，傳之后世，永為成法，決無可疑也?！盵49]

　　由以上論述，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栗谷先生的經學研究絕不是書呆子式的，而是在深刻理解與把握“禮”之“理”的基礎上，去回答和解決人倫日用中的實際禮儀問題。即就以上三事的論述看，都是既合情理，又有根據，使人心服，可為法式的。

注釋：

〔1〕《經學歷史注》“序言”，1934年商務印書館。

〔2〕同前。

〔3〕同前。

〔4〕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序說”附《讀〈論語〉〈孟子〉法》。

〔5〕《鄭圃隱先生關聯資料集（二）》，圃隱思想研究院編。

〔6〕《辭大提學啟》，《栗谷全書》卷八。

〔7〕《栗谷全書》卷三十三。

〔8〕《與宋頤庵》，《栗谷全書拾遺》卷三。

〔9〕《文策》，《栗谷全書拾遺》卷六。

〔10〕《文武策》，《栗谷全書拾遺》卷四。

〔11〕《圣學輯要》“序”、“進札”，《栗谷全書》卷十九。

〔12〕《栗谷全書》卷十五。栗谷先生這一讀書次第思想來自朱子，他在《圣學輯要》中引了朱子的一段話可作佐證。文曰：“朱子曰：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洞髮W》首尾通貫，都無所疑，然后可讀《語》、《孟》，又無所疑，然后可讀《中庸》。”（見《栗谷全書》卷二十）

〔13〕《擊蒙要訣》，《栗谷全書》卷二十七。

〔14〕《祭文》二（宋翼弼撰），《栗谷全書》卷三十七。

〔15〕《行狀》，《栗谷全書》卷三十五。

〔16〕《語錄（下）》，《栗谷全書》卷三十二。

〔17〕《答成浩原》，《栗谷全書》卷九。

〔18〕《與李景魯》，《栗谷全書拾遺》卷三。

〔19〕《四子立言不同疑二首》，《栗谷全書拾遺》卷六。

〔20〕李廷龜撰《謚狀》，《栗谷全集》卷三十六。

〔21〕金集（慎獨齋）撰《墓志銘》，《栗谷全集》卷三十六。

〔22〕《年譜》，《栗谷全書》卷三十三。按，“肯堂”、“肯構”文見《尚書·大誥》。

〔23〕《禮記·文王世子》：“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刮耐踉弧谩概詾楹我?？」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p>

〔24〕《祈禱策》，《栗谷全集拾遺》卷五。

〔25〕在成渾的《牛溪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記述：“前月之晦，歷見叔獻（栗谷字）于栗谷，案上展開《詩傳》‘國風’。渾問之曰：今年讀得幾多書乎？答曰：今年讀‘四書’三巡，巡三遍，總計九遍矣。今又始讀《詩》至‘王風’矣。渾聞之不覺嘆羨?！保ㄞD引自《栗谷全書》卷三十八）

〔26〕《栗谷全書》卷三十五。

〔27〕出《牛溪文集》，轉引自《栗谷全書》卷三十八。

〔28〕出《畸庵雜錄》，轉引自《栗谷全書》卷三十八。

〔29〕詳見《修四書小注例》。八條為：“語意要切者○之；全段不甚可觀，而其中語句要切者 之；有可考觀而不至甚要切者◎之；雖不甚切要，而義通無病者，仍舊○之；有不害義，有無不關者◎之；全段無甚害義，而其中語句有病者—之；語意未瑩，或為穩當，或不必觀者⊙之；語意不合朱子之旨，或不中于理者●之。”（《栗谷全書拾遺》卷四）

〔30〕《年譜》，《栗谷全書》卷三十三。

〔31〕李廷龜撰《謚狀》，《栗谷全集》卷三十六。

〔32〕《圣學輯要》一“進札”，《栗谷全書》卷十九。

〔33〕《與崔時中》，《栗谷全書》卷十二。

〔34〕《圣學輯要》二，《栗谷全書》卷二十。

〔35〕《東湖問答》“論君臣相得之難”，《栗谷全書》卷十五。

〔36〕《擊蒙要訣》“讀書章第四”，《栗谷全書》卷二十七。

〔37〕《與李景魯》，《栗谷全書拾遺》卷三。

〔38〕《答成浩原》，《栗谷全書》卷十。

〔39〕《圣學輯要》七，《栗谷全書》卷二十五。

〔40〕《示精舍學徒》，《栗谷全書》卷十五。

〔41〕《擊蒙要訣》“持身章第三”，《栗谷全書》卷二十七。

〔42〕《東湖問答》“論教人之術”，《栗谷全書》卷十五。

〔43〕《擊蒙要訣》“序”，《栗谷全書》卷二十七。

〔44〕《孔子言禮從周疑》，《栗谷全書拾遺》卷六。

〔45〕《語錄》下，《栗谷全書》卷三十二。

〔46〕《答鄭季涵》，《栗谷全書》卷十二。

〔47〕〔48〕〔49〕《年譜》，《栗谷全書》卷三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