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漢學”？

　　嚴格來說，“漢學”并非一門獨立的學科，而是若干獨立學科的集合。一門學科成為“漢學”的前提是它的發生與發展在中國（包括大陸和港澳臺）以外的國家和地區，同時它必須以“中國”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中國學”或許更能準確地概括出這些學科的考察范疇。與“國學”最大的不同之處是，在“漢學”的視域內，中國作為“他者”而存在。

　　作為“他者”的中國決定了“漢學”的性質。在中國文化語境下反觀在非中國文化語境下的“漢學”，“若干獨立學科的集合”只能描摹出其面貌；若想把握住其風神，“一門獨立的學科集合”無疑更加貼切。由此不難總結出“漢學”的兩個基本特征：集合性與獨立性。

　　“漢學”的集合性體現在它包含三個并峙的學科成面：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三者“并峙”只是一種理想狀態，因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國家與國家或者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很難在現實中平等地進行。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沖擊與弱勢文化對強勢文化的由被動接受到主動吸收以及兩者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實現融合，已經被證明是文化進步甚至文明產生與發展的根本途徑。在“國家”范疇中的民族關系史與在“世界”范疇中的國際關系史都可以為這種途徑的可能性與合理性提供充足而生動的證明。當然，強勢與弱勢永遠是像相對的并處在相互轉化的狀態中的。所以，抽離了具體歷史條件而對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文化進行比較很容易走向比附的誤區。我們應當承認，起碼在步入21世紀前，中國文化在國際舞臺上一直扮演著弱勢的角色。20世紀中國文化現代化的進程是一個逐步實現從觀眾向手中轉變的過程，具體來說這一過程包括“被動作為觀眾”、“主動作為觀眾”同時也是“被動作為受眾”、“主動作為受眾”三個步驟。在這個風云際會的百年間，蘇聯和歐美“你方唱罷我登場”，他們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都為中國文化現代化的進程提供了可資借鑒甚至“全盤X化”的范式。在三者中，自然科學的影響最為直接，社會科學次之，人文科學則因其“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而具有最強的抵御性。“國學”就是一個以人文科學為宗的抵御性的概念。好奇心與征服感往往是成反比的。對于最先被影響并基本完成同化的中國自然科學，很難贏得海外學者的關注目光，以李約瑟為代表的科學史家除外。關注的背后是因征服感的挫敗而誘發的好奇心的勃興，人文科學在他們的視域中當仁不讓地占據了最“中國”的一席。不用說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法律學等社會科學學科，就是在傳統意義上被認為不可分割的文學、史學、哲學等人文科學學科，彼此在當今學科設置中也“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它們能以集合的形式出現，得益于海外學者對作為“他者”的中國的發現。進入21世紀，這種發現仍在繼續，再用征服感來解釋好奇心很容易墮入庸俗社會學的樊籬，代之以“因征服感的挫敗而誘發的好奇心的勃興”的慣性作用在海外學者的學術史意識中的觀照或許更加合適。正是這樣一種意識，使不同學科得以突破阻力而擰在一起，形成一只具有中國學者所未曾預料到的力量的拳頭，一記一記地砸向中國文化研究的長河，輕則泛起圈圈漣漪，重則幾可扭轉潮頭。“漢學”的集合性源于人文性，可以說“漢學”作為“若干獨立學科的集合”實現了它們在人文層面的集合，或者說在基于中國作為“他者”的意識的層面的集合。

　　“漢學”的獨立性源于邊緣性。首先，在漢學家所處的本土語境下，他們選擇的研究領域——“漢學”——本身就是一個邊緣性課題的聚居地。以“漢學”視域中的“中國文學”研究為例，“日本學者也好，美國學者也好，所謂的‘中國文學’，對他們來說，都是外國文學。就像我們北大英語系、日語系，他們在認真地討論福克納或川端康成，但對整個中國學界來說，他們的聲音邊緣性質的，不可避免地受到主流學界的影響。”（《學者的人間情懷——跨世紀的文化選擇》，陳平原，三聯書店，2007年9月第1版，頁241）這種邊緣性就決定了我們在考察漢學家的成果時，要充分考慮到本土語境——尤其是學術生態——對其所從事的學科及其個人的影響。從主流反觀邊緣，既承認其邊緣性，又能以“了解之同情”的態度認識其中的“主流因素”，這是我們與漢學家對話的基礎。“漢學”的獨立性本身就是一種相對獨立性。“漢學”的獨立是建立在中國作為“他者”的條件上的，對漢學家而言并不存在此種意義上的獨立的可能性。學科的獨立與研究者的獨立之間并不存在必然聯系。譬如，“1968年‘布拉格之春’之后，普實克教授一直受到軟禁，因為他是捷共領袖提倡社會主義人道化的杜布切克的朋友，也是熱烈參加‘布拉格之春’的首要人物之一。于是普實克教授失勢了，雖然政府批準他在國內度假，但是不準他出國，也不準他再研究學術，所以他的學術生命在逝世之前就早已結束，也許，他在未死之時就在等死了。”（《思潮的彼岸》，李歐梵，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頁57）其次，“漢學”實際上很難真正參與到在中國文化語境下的學科的發生與發展的進程中來。且不說國內學者對“漢學”成果的譯介這一行為本身就具有選擇性，即便是進入國內的“漢學”成果也往往以“他者”的身份呈現出來，更多的是為學者的研究提供某種參照。因此，在中國文化語境下“漢學”同樣是憑借邊緣性實現獨立性的。盡管如今已是信息時代，但漢學家想要介入在中國文化語境下進行中國文化研究的“現場”還是存在很大障礙的，其中有相當一部分障礙在可預見的歷史時期內都是無法根除的。在漢學家的本土語境下，中國作為“他者”而存在；在中國文化語境中，“漢學”作為“他者”而存在。因此，在我們看來，漢學家筆下的“中國”是被他們所發現的“另一個中國”，陌生化是“漢學”能夠完成其獨立性建構的直接原因。陌生化與邊緣性相輔相成：因為以“邊緣”的身份出現在“主流”的面前，所以就具備了“陌生”的可能性；因為“陌生”的可能性在國內外學者的“對話”過程中得以實現，所以終究要歸置于“邊緣”的位置，無法與“主流”實現“融合”。當然了，“漢學”并不會因其陌生化而減損魅力，相反，其魅力正在于提供了一種阻拒的現代性體驗；“漢學”更不會引起邊緣化的位置而降低效力，相反，其效力正在于能夠沖破共時的壁壘與甩掉歷時的包袱，“于無聲處聽驚雷”，更加貼近學術研究的本位。“漢學”的邊緣性是其擺脫政治史與思想史的束縛的得天獨厚的條件。盡管其具有本土語境中不可避免的“主流因素”，但在中國文化語境下還是以直接可以進入學術史的姿態出現，以獨立的風采與國內學界形成互動。

　　“漢學”的集合性與獨立性決定了其足以勝任與我們進行“溝通”的角色。“所謂學術交流，主要目的是‘溝通’，而不是‘整合’。”（《學者的人間情懷——跨世紀的文化選擇》，頁238）通過“溝通”，我們可以更好地發現作為“他者”的中國，參與國際學術建設。但集合性和獨立性同時意味著“漢學”在本土語境下永遠是作為“弱勢學科”而存在，很難想象在漢學家所處的國家和民族中會有大量一流的學者從事此領域的研究。因此，“漢學”不等于“國際學術”，其水平也無法科學地反映國際學術發展的水平。中國學者的中國文化研究作為中國文化語境下的“主流”學術，其成果自有其意義，甚至國際意義。中國學術與國際學術沒有必要進行“融合”，做好了“溝通”的準備就是做好了參與國際學術建設的準備。正確地對待“漢學”，以正確的方式同漢學家展開“對話”，是21世紀對我們提出的新要求，也是中國文化研究的大業賦予我們的新使命。對我們而言，發現并且理解作為“他者”的中國是“對話”的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