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戲劇小說研究

戲劇研究

　　中國古典戲劇與古希臘戲劇、古印度戲劇和日本能劇是世界戲劇史上四大戲劇形式。中國古典戲劇輸入西方有一個明確的起點，就是法國傳教士馬若瑟（Fr .J0seph de Premare,1666-1736）節譯的元人紀君祥雜劇《趙氏孤兒》。對西方影響最大的，也莫過于《趙氏孤兒》和《灰欄記》，兩者分別經過伏爾泰和布萊斯特兩位大家的改編，在西方引起極大的反響，也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根極有華采的標竿。《趙氏孤兒》在西方流播和伏爾泰改編的動機，相關章節還要重點論述，這里著重評介《灰欄記》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灰欄記》是元代作家李潛夫所作的一部反映包公斷案的公案戲。1832年，法國漢學家朱利安（儒蓮）就有《灰欄記》的譯本問世。1866年，德國的克萊因在他的譯著《戲劇史》中就有對《灰欄記》的介紹。1876年，沃?達?豐塞金的德譯本在萊比錫出版。1925年克拉本德的德譯本在柏林出版。在英國，最早的譯本是1925年詹姆斯?拉弗根據德譯本轉譯的。德國著名戲劇家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就是在上述譯本的基礎上加以改編，在1944－1945年間創作出西方的《灰欄記》——《高加索灰欄記》。1948年，美國的諾斯非爾德用英語首次上演，1949年在德國出版了劇本，1955年也就是劇作家生前一年在德國公演引起了轟動，此后被譯成多種文字廣為流傳。1985年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又將《高加索灰欄記》搬上中國舞臺《高加索灰欄記》是布萊斯特的代表作之一，它集中體現了布萊斯特敘事體戲劇美學的特點和技巧。在其創作過程中，不僅借用了“灰欄斷案”這個題材，還采取了中國戲劇的多場次結構和時空處理方式，打破西方戲劇強調的時間、地點的整一。但是，在主題的確立、人物美學性格的塑造和表現手法上，比起元雜劇《灰欄記》又有較大的提升和改進。首先，在主題確立上，《灰欄記》是出清官斷案戲，突出包公的智慧；《高加索灰欄記》則在一個更廣泛的背景下突出一個更富普遍性的主題：卑賤者（女傭格努雪）品格的崇高和母愛的偉大。在人物的美學性格上，《高加索灰欄記》的人物形象要豐滿得多，美學性格也更為復雜：女傭格努雪與總督夫人張海棠相比，不止是生母和養母之別，而且明顯體現出兩種不同的性格特征。在表現手法上又對中國古典戲劇的借鑒，也有豐富和提升，如它既打破西方戲劇時空的整一，但又不同于中國戲劇完全虛擬的手法，而是采用旋轉舞臺、簡易布景和幻燈來增加真實感，又吸收古希臘戲劇的特點，在每一場開始或劇中情景改變時，都用歌手或樂隊的歌唱來解釋情節、交代變換、發表評論，類似中國戲劇的定場詩。所以，它不僅是布萊斯特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西文化互相交流、互相補充的一個光輝典范。
　　中國戲劇引起西方重視并展開研究的，除了上述兩個對西方影響最大的劇本外，在十九世紀還有以下一些以元人雜劇為主的中國古典戲劇：英國的德庇時（J.F.Davis）翻譯了武漢臣的雜劇《老生兒》（1817）《漢宮秋》（1829），1849年美國的衛三畏發表了《合汗衫》的英譯本。法國的戲劇翻譯大師安托萬?巴贊在1838年出版的《中國戲劇選》，收有《鄒梅香》、《合汗衫》、《貨郎擔》和《竇娥冤》四種元人雜劇。巴贊還編寫過一本《中國戲劇故事集》（1850），這本短篇小說集收有13種改編的元人雜劇，無疑有益于西方世界對中國戲劇的了解。
　　二十世紀上半葉，法國在西方漢學研究上保持領先地位，但戲劇翻譯卻后繼乏人值得一提的只有拉盧瓦（Louis Laloy）翻譯的《漢宮秋》和《黃粱夢》兩種。至于莫蘭的《西廂記》譯本，顯然不能與儒蓮的譯本同日而語。倒是后起的德國大有后來居上之勢。魯德爾斯伯格（Hans Rudelsberger）的《中國古代愛情喜劇》（1922）收有六種元人雜劇，他把《黃粱夢》和《鐵拐李》這兩出道教度脫劇也誤認為是愛情喜劇。洪濤生（Vincenz Hundhausen）將中國三部杰作《西廂記》、《牡丹亭》和《琵琶記》翻譯成德文，其中《牡丹亭》是西方最早的譯本。
　　中國古典戲劇研究是從二戰以后才開始的，此時漢學研究中心已從歐洲轉到美國，戲劇研究也不例外，不僅白之、韓南等歐洲漢學家移居美國，而且出了位本土代表人物柯潤璞。五十年代以來，柯氏發表了一系列重要的戲劇論文，如《忽必烈時代的中國戲劇》（1980）、《元代音樂劇的要素》、《元雜劇的程式與技巧》等，還翻譯了三種元人雜劇。更重要的是培養了幾位著名的高足：奚如谷、章道犁和彭鏡禧等，柯潤璞也成為公認的美國元雜劇研究之父。這些學生在七十年代后都成為西方研究中國戲劇的中堅力量，如奚如谷與伊維德合著的《中國戲劇：110－1450》（1982），打破傳統的戲劇與朝代的對應關系，將“雜劇”理解為從北宋末年到明朝初年完整的戲劇運動，在戲劇史研究中很有獨創性。章道犁的曲律研究，其代表作《元代音樂劇：北曲的結構與曲律》（1980），吸收了從《中原音韻》、《太和正音譜》到王元章的《元詞斟律》，鄭騫《北曲新譜》等中國學術成果，對元雜劇的全部曲牌，就其調式、節奏、字數一一作了處理，對西方學者來說，是極其難得的。另外，韓南在六十年代發表的論文《中國小說與戲劇的發展》對西方學者理解中國戲曲發展史有極大的影響。他的學生海登也是七十年代嶄露頭角的學者，是西方研究中國公案戲的權威，他的《中國中世紀戲劇中的罪與罰》（1978）對正義的主題學分析就很有深度。白之此時翻譯的《牡丹亭》也是公認的經典之作，他的論文也多是南戲研究，如《早期傳奇劇中的悲劇與情節劇》是對《琵琶記》和《荊釵記》的比較研究，填補了美國明清傳奇研究的空白。
　　歐洲此時的戲劇研究難與美國匹敵，但也出現幾位高水平的學者和有代表性的著作，如英國的杜為廉的《中國戲劇史》（1976），荷蘭萊頓大學的伊維德，他的代表性論文有《石君保和朱有墩的<曲江池>》、《元代及明初白話文學中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他對《西廂記》的人物性格分析代表著西方學者的最高水平。澳大利亞的馬克林側重近現代中國戲劇研究，著有《京劇的起源》（1972），《中國近代戲劇：從1840年到今天》（1975），《中國戲劇：一個歷史的考察》（1990），主編《中國戲劇：從起源到現在》（1983），波蘭的日比科夫斯基等。日比科夫斯基的博士論文《南宋的早期南戲》是西方唯一的南戲研究專著。等。

明清小說研究

　　主要集中在對《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聊齋志異》、《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等幾部長篇小說的研究上。明代的擬話本如“三言二拍”只是有譯本，未見多少深入的研究。
　　《三國演義》研究　　歐美的《三國演義》譯本最早的是德譯本，是1940年由漢學家庫恩完成的，但只選了書的前半部，從“桃園三結義”到“三顧茅廬”止，英譯本也只有片斷，法文本也止譯到第六十回。歐美對《三國演義》的研究不如日韓，也不如前蘇聯。美籍學者楊力宇等在《中國古典小說》一書中曾總結了它對文學發展的貢獻。他們認為在《三國演義》出現之前，中國民間就出現了一些不同形式的三國故事，羅貫中的貢獻在于：它摒棄了傳統語言中的庸俗成分，采取了較為優雅的語言；在符合基本史實的基礎上進行加工潤色，創作了一部在文學趣味性方面勝過官方文獻的具有相當可靠程度的歷史小說。羅貫中也為世界文學增添了一種新的小說體例——“演義”。一些西方學者還從社會學角度來探討《三國演義》的價值和意義。法國漢學家羅伯特?魯爾曼（Robert Ruhlman）指出：盡管官方一直想把故事文學變成宣傳正統思想的工具，但故事文學仍留有一些自由。“研究故事文學以探討社會史，可以幫助我們看穿歷代浩瀚史籍所一直披戴的那層假面”。另一位美國學者浦安迪則認為《三國演義》的作者只是把歷史故事當作背景和小說的基本架構，主要興趣在于發掘人物行為的動機和意義。浦安迪分析了作品里體現出的人性弱點——四貪，即“酒色財氣”。例如，嗜酒過度與軍事和政治上的失敗，張飛不就是因為嗜酒丟掉徐州嗎?作者認為《三國演義》高于其它三國故事之處，也就是更注重人物刻畫。羅伯特?魯爾曼在《中國通俗小說戲劇中傳統英雄人物》一文著重談了《三國演義》中的英雄人物。認為從這些英雄人物身上，我們可以了解作者的觀點和理想，并體察出那個時代的價值觀念和各種社會勢力的沖突。這些英雄屬于超人之列。人們崇拜他們，同時他們又具備人性，可以效法，所以他們是歷史進程中不可忽視的力量，有助于研究那個時代的社會史和思想史。作者還指出，書生往往成為故事文學的主角，他們能言善辯足智多謀。諸葛亮和曹操分別代表故事文學中書生型英雄和惡棍兩個極致 。美國有些漢學家還從比較文學角度研究《三國演義》，如夏志清教授認為，《三國演義》描述的時代有許多豐富多彩的史實，這是《水滸》不及的。歷史本身就為作品提供了引人入勝的人物和事件。因此《三國演義》顯得氣勢宏偉、結構精巧，妙趣橫生。《水滸》的一些部分也想尋找史據，但顯得較為空泛。
　　《水滸傳》研究　　《水滸傳》最早是由19世紀法國漢學家安托萬?巴贊（Aneolne Bazin1799－1863）介紹給西方讀者，這個法譯本只節譯了前六回的魯智深故事和23－31回的武松故事。1853年他又在其編著的《現代中國》內收錄了三段譯文：金圣嘆托名施耐庵的“序”，史進和魯智深大鬧五臺山的故事。1922年，北京政聞報社出版《水滸傳》的法文單行本，書名為《中國的勇士們，民俗傳奇小說》，也節譯前12回的節譯本。并附有插圖。《水滸傳》的全譯本是由雅克?達爾完成的。他用了八年的艱苦努力完成全部譯文，并有詳盡和較為準確的注釋，又寫了“前言”。這個全譯本在1978年由葛利瑪七星出版社出版，立即引起轟動，著名的比較文學專家艾瓊伯在該書的“序”中稱贊它“是所有譯文中最忠實、最優美的譯文”，“這是一種艱巨而細致的勞動，藝術家的勞動”，“由于達爾的工作，這顆中國文學的明珠終于隨著法譯本的誕生而成為我們散文中的瑰寶，我們文學中的經典”。他也引起當時對東方文學較為陌生的法國大眾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極大興趣，法國的報刊上介紹說：它“使讀者讀到世界上最美的文章，它是中國六百年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戲劇保留節目的源泉，卓越的文學典范。書中以宋江為首的許多傳奇人物，構成了中世紀中國一幅光彩奪目的圖畫”。 它也被法國公眾推舉為“1978年度之書”，雅克?達爾也因此榮獲該年度的法蘭西文學大獎。德國關于《水滸傳》的翻譯是一個名叫馬克思?科恩（korn）的人從H.S編譯的魯智深故事——《中國巨人歷險記》轉譯的，改名為《魯達造反》 。1927年，另一位德國人阿爾伯特?阿倫斯（Albert Ahrens）將《水滸傳》的一部分編譯成《強盜與士兵》。此書被伊希倫斯?伊臺斯轉譯成英文長期在歐美流傳，在著名漢學家弗朗茲?庫恩（Franz Kuahn）的譯本問世前，一直受到歡迎。1934年，庫恩將《水滸傳》120回本翻譯成德文，將其刪削為50回，并重新設計了章節，并寫了譯后記。庫恩譯本較為生動的再現了原著的主要人物和情節，但由于刪節過大，因此原貌和人物性格受到損傷。如武松故事整個刪去，宋江的忠義思想也沒有了。魯智深一節譯為“鐵和尚”，只突出其剛勇而忽略其粗中有細。庫恩在“后記”中高度評價了《水滸傳》，認為《水滸傳》是和《金瓶梅》、《紅樓夢》相并列的三大中國古典小說，是偉大的民間作品之一。它旨在“揭露舊中國腐敗政府的貪污腐化”，“揭開了中國政治舞臺的幕后活動，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庫恩的譯本一問世就受到高度重視，成為西方語言圈內權威性譯本。1950年，匈牙利出版了庫恩譯本的匈牙利文本，1956年，意大利人馬丁?貝奈蒂克將其轉譯成意大利文出版。英文的全譯本是美國的賽珍珠（Pearl S.Buck）完成的。1933年出版于紐約的約翰?戴公司和倫敦梅休安出版社，是個七十回的全譯本，取名《四海之內皆兄弟》。譯者在“序”中指出：“《水滸傳》之所以偉大就在于它的永恒性”。1937年，杰克遜(J. N.Jackson)翻譯的《水滸》七十回節譯本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譯者在“序”中說：“《水滸傳》再一次證明人類靈魂是不可征服的、向上的不朽精神，這種精神貫穿著世界各地的人類歷史”。但杰克遜的譯本與賽珍珠的譯本一樣都是從金圣嘆的七十回本意譯的，文筆生動，沒有很好的反映出原著的精神和風格。西德尼?夏皮羅在1980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水滸傳》是迄今為止根據一百回本的英文全譯本。前七十回是全文翻譯，后三十回有所省略。譯文較能準確的傳達出原作的內容。《水滸傳》同樣受到英語受眾的歡迎和好評，《大英百科全書》作了這樣的介紹：“元末明初的小說《水滸傳》因以通俗的口語形式出現在歷史杰作的行列而獲得普遍的喝彩，它被認為是最有意義的一部作品”。
　　歐美對《水滸傳》的研究涉及其主題、人物形象塑造和語言結構等方面，亦多采取比較研究的方法。關于《水滸》的主題和價值，歐美學者多不同意中國學者在五六十年代強調的歌頌農民的造反精神，揭露社會黑暗。美國學者夏志清指出：上述說法有片面性。因為在這些頭領中，只有李逵是農民出身，但也早就脫離了農民的圈子。真正為受官府壓迫的民眾疾呼不平的平民英雄，也只有阮氏三兄弟。實際上，許多大頭領起先是朝廷的剿賊命官，本想光宗耀祖的。這些人中有的入伙很勉強，其它好漢也是持各種目的上了梁山，他們并不代表有階級覺悟的革命力量。招安以后，又去為國征戰了。他們這些人之所以能走到一起，那就是對復仇的渴望。因此，他們的反抗精神很多時候體現了復仇心理。作者還認為，那些結伙行兇的故事能流傳到今，“與中國人對痛苦與殺戮不甚敏感有關”。 賽珍珠也認為：《水滸傳》之所以成為一部偉大的小說，主要不是因為充滿戰斗的行動，而是一百單八將被刻畫的個性鮮明。至于對《水滸》英雄人物的性格分析，夏志清認為：梁山好漢的道德標準是：“講義氣、疏才仗義；不貪女色而嗜食貪杯”。友情是最重要的，書中常提到“四海之內皆兄弟”，好漢必須不好色，書中很少提到夫妻私情，相反卻主張禁欲。法國一些漢學家還對宋江等人的悲劇性格進行了分析。他們認為，宋江既非沖鋒陷陣的武將，也非第一流的戰略家。他之所以能成為山寨領袖，就在于他的“質樸”、“謙遜”和“施于兄弟的非凡的支配力量”以及“道德的影響力”。實際上他是個“矛盾、難以捉摸的人物”。他始終承認皇權，這驅使他推行一條接受招安的投降主義路線，把轟轟烈烈的梁山事業化為灰燼。這是宋江悲劇性格造成的必然的悲劇結局。作者還指出：《水滸傳》中的這種矛盾亦即是作者的局限性。 在比較研究方面，夏志清將《水滸傳》與西方名著拉伯雷的《巨人傳》進行比較，認為《巨人傳》是宣揚人文主義思想，反對虛偽的清規戒律，所以貪食和近色都是被稱頌的；《水滸傳》中的好漢信條之一是不貪女色，但卻夸贊他的嗜食貪杯。在這一點上，梁山好漢如魯智深等與高康大、龐大固埃相似。在戰斗場面上，《水滸傳》可與冰島傳奇《相媲美。血濺鴛鴦樓一段，在描寫武松行動時，設計了武松飲酒、換刀等細節，體現了現實主義創作態度。在對待婦女態度上，《恩加爾傳奇》中的婦女多是自負、心狠、任性，但作者沒有表現出對她們的厭惡或嘲弄，反而尊重她們反抗性和潑辣行為。相形之下，《水滸傳》的作者表現出對女性的仇視心理，它提倡禁欲主義，當然不會尊重女性 。法國著名漢學家保爾?戴密微則認為《水滸傳》屬于司格特式的歷史小說和大仲馬式的俠客小說。
　　《西游記》研究　　歐美對《西游記》嚴肅的翻譯是從英國學者蒂莫西?理查德（Timothy Richard）開始的。1913年，上海基督教文學會出版了蒂莫西?理查德的《西游記》節譯本，取名《圣僧天國之行》，其中前七回是全譯，其余相當簡略，有的地方還失真。1930年出版的海倫?M?海斯的節譯本《佛教徒的天路歷程：西游記》也存在類似的問題。1942年紐約艾倫與昂溫出版公司出版了英譯本《猴》。這雖然仍是個節譯本。但由于譯者是西方著名漢學家阿瑟?韋利，因而使《西游記》的翻譯質量達到一個新的水平。阿瑟在“序”中說：“書中主角‘猴’是無可匹敵的，它是荒誕與美的結合，猴所打亂的天宮世界實際上反映了人間的封建官僚統治，這一點，在中國是公認的看法”。1977年，《西游記》的英文全譯本第一卷在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譯者是芝加哥大學教授余國藩。這個譯本共四卷，到1991年出齊，譯者前后用了十四年時間。該譯本內容全面，文體豐富，行文流暢，動搖了韋利的《猴》在西方的代表地位。
　　《西游記》的法譯本約在十九世紀中葉，譯者是法國漢學家泰奧多?帕維（Theodore Pavie），也是節譯書中的第九回和第十回，分別加了個題目：《三藏和尚江中得救》和《龍王的傳說：佛教的故事》，分別發表在巴黎出版的《亞洲雜志》第九、第十期上，后收入帕維編譯的《故事和小說集》中。法國最早的比較完整的注譯本是1924年巴黎笛子出版社出版的《猴與豬：神魔歷險記》是莫朗從百回本《西游記》選譯的，附有安德列?維爾德的插圖。《西游記》的法文全譯本到1957年才出現，譯者是路易?阿弗諾爾（Louis Avenol），全書分為兩卷，譯文多采取意譯并附有注釋，在向法國讀者普及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意譯與原文思想有一定的差距。1962年，前東德的格雷芬出版社出版的《西游記》全譯本，是前東德著名的漢學家約翰娜?赫爾茲菲爾德翻譯的。譯者具有高深的漢學修養和嚴謹的譯風，該譯本是迄今為止最優秀的《西游記》德譯本。書后還附有兩篇學術論文：《歷史上的玄奘和他的印度之行》和《吳承恩和他的小說<西游記>》，后一篇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歐美的《西游記》研究，主要是美國和東德，法國只限于翻譯和簡介。余國藩在其專著《余國藩<西游記>論集》中對《西游記》的主旨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理解：“首先，這是一個身歷其境的冒險犯難的傳奇；其次，這也是一則演示佛教業根與解脫的故事；最后，小說小說中涉及的內外修行的哲學與宗教內容，又在說明這是一部寓言”。 美國另一位學者楊力宇在《中國古典小說》中認為這部小說主要的藝術成就在于：吳承恩展示了他寫喜劇作品、諷刺文學和寓言故事的能力。用幽默機智的筆觸編寫了許多扣人心弦的充滿幻想的神奇故事。在《西游記》這部小說中，作者注重主題表現、性格刻畫，講故事處于次要位置。作品主題思想復雜，人物刻畫生動精巧，既是超自然的 ，又是現實主義的。在人物刻畫上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將神靈與怪獸人格化了，他們也有自負、輕信、易受蒙蔽的特點。作者還認為，唐僧、孫悟空、豬八戒形象刻畫的十分成功，可以和賈寶玉、浮士德、哈姆雷特、堂?吉珂德等著名的文學形象相媲美。約翰娜?赫爾茲菲爾則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觀點來分析孫悟空形象和該書產生的背景，作者認為：孫悟空是一個具有自由渴望和自主精神的人物，他反抗一切權威。書中的神秘色彩、神話反映了中國人民反抗險惡自然的斗爭，表示了中國人民的希望和奮斗目標。這個目標，也正是唐僧師徒取經的目的。作者指出：這部作品也是吳承恩所經歷的社會中階級斗爭的反映。幾個世紀來，農民階級對地主的不斷反抗，在孫悟空身上完全體現出來。夏志清在《中國古典小說導論》中則認為，孫悟空是“空”這一教義的真正代言人，唐僧只是一個平常的人，并沒有達到真正的“悟”。盡管他努力克制各種欲望，時時提醒自己，他還是經常表現出害怕、易怒和輕信，因而不可能擺脫環境的左右，達到超脫的心態。與唐僧相較，孫悟空才達到真正的超脫。至于豬八戒則是個富有雙重性格的喜劇形象。他本過著世俗生活，本可以成為“模范丈夫”，可是卻硬著頭皮做了取經者，實際上對宗教教義毫無追求，因而在取經路上表現出嫉妒、自私、貪吃、不堅定等缺點。夏志清還將《西游記》和《堂?吉珂德》相比較，認為孫悟空和豬八戒都是喜劇形象，他們的互補作用，就如堂?吉珂德和桑喬?潘薩一樣，不過后者在喜劇中卻滲透著悲哀。另外，夏志清還比較了《西游記》和《巨人傳》在食欲和情欲尚的異同點：拉伯雷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反對禁欲生活，蔑視清規戒律，他筆下的人物高康大和龐大固埃都是大胃口的超人；吳承恩從宗教角度考慮問題，否定貪吃，比如八戒的智力與食欲成反比。至于情欲，拉伯雷筆下的主人公是縱欲的＝無度，毫不受宗教教義的約束；吳承恩對情欲的責難比對食欲更為嚴厲。余國藩在《朝圣行》中也將《西游記》和但丁的《神曲》加以比較，從中探討中西文學以及宗教的異同之處。美國的浦安迪教授用浦安迪（Andrew Henry Plaks）運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陰陽五行學說來分析《西游記》中人物之間的關系，這將在另章論及。
　　《金瓶梅》研究　　歐美最早翻譯《金瓶梅》的是法國著名漢學家巴贊，他將《金瓶梅》的第一回改作《武松與金蓮的故事》，收在1853年出版的《現代中國》一書之中。歐美最早的《金瓶梅》譯本也是在法國。1912年，巴黎夏龐蒂埃與法斯凱爾出版社出版了漢學家莫朗的節譯本《金蓮》，此書錯處很多，臺灣學者李辰冬專門寫了一篇《金瓶梅法文節譯本》來糾錯。但莫朗作為將《金瓶梅》介紹到歐美的第一人，讓西方接觸到這部中國名著，還是功不可沒的。繼法國的莫朗之后，巴黎居伊勒?普拉出版社在1949年出版了波雷（Porret）的節譯本，書名為《金瓶梅：西門與其六妻妾奇情史》，書中附有保羅?拉維涅撰寫的“導言”。此譯本的第一卷出版后，很受法國大眾歡迎，但法國官方擔心其不良影響而下令查禁。直到1979年禁令才取消，出版社方得以將后兩卷出齊。《金瓶梅》的全譯本產生于1985年，是由法國漢學家萊維（Andre Levy）翻譯的《金瓶梅詞話》。著名漢學家艾瓊伯為此書作序，稱贊它“明白曉暢，完整而且忠于全文”。萊維在“前言”中談到此書的翻譯情況，體現了西方文化對中國傳統的理解，他說，“金瓶梅”三字在中文中可以并列，但在法文中必須倒置成“梅花插在金屬的花瓶里”。因為“‘金’指金屬，五行屬金，屬西、屬秋、屬煞；‘瓶’指細頸的花瓶，使人聯想起富有生殖能力的花托；‘梅’指梅花”。
　　德文的《金瓶梅》全譯本是弗朗茲?庫恩翻譯的，1930年由德國伊澤爾出版社出版，而且很快被轉譯成法、芬蘭、英、荷蘭、意大利、瑞典、捷克和匈牙利等八種文字，前面提到的波雷（Porret）的《金瓶梅：西門與其六妻妾奇情史》就是從庫恩德文本轉譯的，庫恩也因此譯本成為漢學大家，中國文學翻譯的權威。盡管有人對庫恩的節譯本有微詞，但它對《金瓶梅》在歐美的傳播卻功不可沒。
　　英美的《金瓶梅》譯文比法國遲。直到1956年才出現Chai Chu和Winberg Chai翻譯的《金瓶梅》第一回，收在美國阿普爾頓——世紀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文學寶庫》一書中。1927年英文節譯本在紐約出版。《金瓶梅》的英文全譯本是在1939年由倫敦G?勞特萊基出版社出版，由漢學家克萊門特?埃杰頓翻譯，書名《金蓮》，楊力宇等人認為，《金蓮》不僅可讀性強，而且譯文完美，無刪節。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出版的《金瓶梅》全譯本是目前最完善的英譯本，由芝加哥大學教授芮效衛翻譯的。
　　西方學術界給予《金瓶梅》很高的評價，美國的《大百科全書》說：“《金瓶梅》是中國第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小說，它寫的雖然是中國十二世紀早期的故事，實際上反映了中國十六世紀末期整個社會各個階層人物的心理狀態，宣揚了揚善懲惡的佛教思想，對中國十六世紀社會生活和風俗作了生動而逼真的描繪”。法國《大百科全書》也認為“《金瓶梅》塑造人物很成功，在描寫婦女的特點方面可謂獨樹一幟。全書將西門慶的好色行為與整個社會歷史聯系在一起，它在中國通俗小說的發展史上是一個偉大的創新”。歐美對《金瓶梅》的研究主要涉及其主題和人物形象，方法亦多采取比較研究的方法。關于《金瓶梅》的主題，西方讀者有一些困惑，覺得作者的觀點有相互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對作品中男女情感與肉體的失意表示同情，另一方面又對不道德的行為持相當嚴厲的批評態度，似乎作者不能調和人的本能與傳統道德之間的關系。美國學者楊力宇等人在《中國古典小說》中對這種兩面性的解釋是：作者刻板的態度是對傳統道德標準不得已敷衍性的順從，因為在古代的中國很少有作家敢于輕視傳統的法則；然而從作者的個人感情出發，還是同情那些受苦難的人。楊力宇還認為《金瓶梅》是第一部充分塑造婦女形象的中國小說。書中的一些女性算得上真正復雜的人物形象，絕沒有將他們公式化。夏志清則認為《金瓶梅》算不上標準的自然主義作品，因為它與十九世紀的遺傳說和環境說毫無共同之處。作品的主題是反映佛家的因果報應思想。作者的儒家觀念，使得投靠佛家以贖罪的結果顯得更加凄涼。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浦安迪在《明代小說四大奇書》中認為儒家強調“五倫”，而西門慶及其它人物在五個方面都有違背行為。并不是西門慶娶了六個老婆違反了中世紀中國社會的道德法則，而是小說里反映的性生活的荒淫違背了中國人傳統的守則——反對過度和無節制。
　　《紅樓夢》研究　　中國古典長篇小說中，惟獨《紅樓夢》的譯介英美早于法國。1846年，在寧波出版的《官話匯編》中，英國駐中國寧波的領事羅伯特?湯姆將《紅樓夢》第六回的片段文字譯成英文，這是歐美首次介紹《紅樓夢》。1892—1893年，英國駐澳門副領事焦里翻譯了《紅樓夢》前五十六回，由香港別發洋行出版。焦里的譯文并不出色，但他是第一個完整地翻譯《紅樓夢》前五十六回的人。第一個全書英文節譯本是由王志良翻譯，1927年在紐約出版。兩年后，哥倫比亞大學王際真教授的節譯本也在美國面世。著名的漢學家阿瑟?韋利為此書寫了序言，稱“《紅樓夢》是世界文學的財富”。1958年，王際真將節譯本又增訂了兩版，并由馬克?范?多倫作序。多倫在序中將寶玉和黛玉比作英國文學中的羅密歐與朱利葉。《紅樓夢》的英文全譯本是由戴維?霍克思（David Hawkes）完成的，于1974年由英國企鵝有限公司出版，書名為《石頭記》。霍克思在“序”中認為《紅樓夢》是部極其獨特的作品，它不屬于任何流派的小說范疇。雖然由于它深刻的心理描寫和出色的幽默風格，很容易將它和西方現代小說混在一起。另外，曹雪芹也在追求一種新的架構來安排他的故事材料。霍克思對《紅樓夢》的藝術創新把握得還是很準的。《紅樓夢》的最早德譯本是1932年出版的，作者是漢學家弗蘭茲?庫恩。庫恩在譯序中說，他是把《紅樓夢》看成反映中國人生活、思想和文化的鏡子介紹給歐洲人的，他也是從這個高度來把握《紅樓夢》主題思想的。他認為《紅樓夢》的兩大主題就是“道家思想”和“母愛精神”。
　　《紅樓夢》的譯介英美早于法國，但《紅樓夢》的評介和研究則是法國早于歐美。1964年，法國《大拉羅思百科全書》這樣評價《紅樓夢》：“十八世紀下半葉，出版了一部極為成功的小說《紅樓夢》。這部長篇小說內容豐富，意趣橫生，語言純潔，充滿詩情畫意，心理描寫也十分深刻”。法國的評論家們認為《紅樓夢》是 “中國文學的一塊豐碑”，是“黃河史詩，集東方諸國文藝之大成”，是“世界文學中最富有魅力的瑰寶” 。關于《紅樓夢》的主題，《法國通用百科全書》認為：“癡情和厭世并不是小說的主導思想”，“看來作者并不宣揚厭世的觀念，而是歌頌建立在雙方自愿和志同道合基礎上的崇高愛情。他深刻細膩地剖析了這種愛情，因此《紅樓夢》成了第一流描寫愛情的作品”。一些法國評論家也認為這是一部“偉大的古典現實主義作品”“描述的是賈家這個顯赫家族的盛衰史”，同時也是“以寶玉、黛玉愛情為主線的愛情小說”。也有的學者認為它“是一部內容豐富多樣，具有偉大歷史意義和哲學思想的作品，是一部具有第一手的、最重要的社會資料和歷史見證的作品”。也有的法國評論家將《紅樓夢》與一些西方代表作進行比較，認為《紅樓夢》“是一部具有馬利沃和普魯斯特合在一起那么細膩的心理分析小說”，認為曹雪芹“具有普魯斯特分敏銳眼光，托爾斯泰的同情心，繆塞的才智合幽默，有巴爾扎克的洞察力合再現整個社會各階層的能力”。 美國學者夏志清則將《紅樓夢》中的寶玉和美國小說《麥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霍爾頓?考菲爾德相比較，找出他們很多相似點：寶玉對于少女的感情多是一種憐愛，很少夾雜著肉欲。他常常嘆息，許多聰慧可愛的女子結婚以后，變得和男人一樣粗俗不堪。霍爾頓也有一種愿望，將可愛的少女們從庸俗淫蕩的勢力中解救出來 。

3、文論研究

　　中國古典文論在西方的流播，比不上詩文、小說和戲曲。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來華，雖翻譯有儒家詩學言論，但僅是作為經學的附庸，并未當作文學理論對待。直到十九世紀中葉，儒家詩學理論《毛詩序》才隨著理雅各（James Legge）的《詩經》英譯本為西方世界所知曉。直到二十世紀初，翟理斯（Herbert A.Giles）翻譯的《中國文學史》（1901年，紐約）中才提到司空圖的《詩品》，而且把它錯解成道家作品。二十世紀上半葉，西譯的中國文論逐漸多了起來，如《文賦》的馬古禮（George Margoulies）法譯本，嚴羽《滄浪詩話》英譯本（譯者不詳）。不過并未產生多大影響。
　　西方對中國文論的重視和研究上的活躍，是在二戰以后。此時，僅《文賦》就有三個英譯本 ，《文心雕龍》也首次在西方有了全譯本 。譯者施友忠還撰寫了一篇長序，分為“劉勰之前文學批評的發展”，“劉勰及其文學理論”和“后人對《文心雕龍》的評價”三個部分，全面介紹《文心雕龍》的寫作背景、理論價值和對后人的影響。六十年代是西方的中國古典文論研究走向繁榮的準備階段。斯坦福大學劉若愚教授的《中國詩的藝術》（1961年，芝加哥）出版是個理論性標志。在這本專著中，作者是用西方文學理論來詮釋中國詩話和文學現象，特別是采用四十年代流入美國、五十年代達到極盛于的李維史陀（semantic）和雅克慎（Roman）的結構主義理論，用現代語言理論探討詩的特質，被西方的美國的漢學家譽為 “目前試圖總結中國各種文學理論的第一部英文專著”“對那些尋求蹊徑、希圖深入研究這一錯綜復雜、至今尚屬冷門從西方學者來說，意義深遠”。 這部專著為他人研究“設立了學術規范”，“極有裨益”。 德國著名漢學家德博（Gunther Debon）翻譯的《滄浪詩話》德譯本也堪稱力作，書中有一長篇“導論”，詳細介紹的中國歷代文論的要點和這部詩話的主要價值，可以說是一部中國文論史簡介。尼維森的《章學誠的生平和思想》（斯坦福大學，1966）第一次將這位《文史通論》的作者介紹給西方。另外，當時編的文學史中也有關于文學批評，如海陶瑋《中國文學大綱》（坎布里奇，1953），就有專論先秦和六朝文學批評的專章。另外這個時段還有一些論文，如收在周策縱編著的《文林》第一輯（麥迪遜，1968中他本人的論“詩”以及衛德明的論鐘嶸《詩品》等論文。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后，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國力的提升、國際交流的加強和國際影響的增大，西方世界越來越多的關注中國。在此背景下，無論是翻譯或研究，歐美的中國古典文論研究都進入了繁榮階段。
　　在翻譯方面，不但翻譯的數量增多，而且學術含量也增大，出現一批譯研結合的學術型譯本，如李又安（Adele Austin Rickett）的《王國維的人間詞話》（香港，1977），魏世德（John Timothy Wixted）《論詩詩：元好問的文學批評》（威斯巴登，1982）等。他們不但提供有關論述的全部譯文，而且有涉及廣泛的資料作為注釋和說明，大大提高了學術含量。與此同時，包括翻譯對象的選擇，翻譯文字的斟酌，也反映出這個時期對中國學術的了解正在加深，赴英攻讀博士學位的香港學者黃兆杰甚至提出“一代應有一代的翻譯”，他編輯的《中國早期文學批評》（香港，1983）是部譯文合集，選錄的中國古典文論有《毛詩序》、《離騷經序》、《典論?論文》、《與楊祖德書》、《文賦并序》、《文章流別論》、《翰林論》、《宋書?謝靈運傳論》、《詩品序》、《文心雕龍》的“神思”篇和“序志”篇等，反映出這個時段國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深度和廣度。
在研究方面，這個時段也有二十多部專論和相當一批論文問世。大致可分為總體研究、分段、分類研究和專題研究三種類型。

總體研究方面

　　有劉若愚的《中國文學理論》（芝加哥1975）、《語言?悖論?詩學》（普林斯頓，1987），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中國文學思想的解讀》，李又安編的論文集《中國的文學觀：從孔夫子到梁啟超》，繆文杰編的論文集《中國詩歌和詩學研究》（普林斯頓，1978），蘇珊?布什和克里斯琴?默克合編的《中國的藝術理論》（普林斯頓，1983），香港中文大學編《英美學人論中國古典文學》（香港，1973）等。劉若愚的《中國文學理論》他以修正了的阿伯拉姆斯藝術四要素為理論框架，將中國傳統文學觀點劃分為“玄學論”、“決定論”、“表現論”、“技巧論”、“審美論”和“實用論”六種理論，并盡量使用中西的詩學比較。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中國文學思想的解讀》力圖以選介的方式，為中國古典文論勾勒出一個發展輪廓。書中重點介紹了《毛詩》大序、《文心雕龍》、《詩品》《原詩》等從先秦到晚清的中國古典文論代表之作。書后附有“基本術語匯編”，選五十余種中國古典文論基本詞匯加以簡釋和辨析，對向西方普及中國古典文論知識多有裨益。李又安《中國的文學觀：從孔夫子到梁啟超》，是1970年在美國維爾京群島召開的中國古典文論學術研討會的論文集。集中所收的多是一般西方學者較為陌生的中國古典文論家及作品，如黃庭堅的“直覺”說、王夫之的“情景”說、常州詞派、《紅樓夢》脂胭齋評語等。繆文杰編的論文集《中國詩歌和詩學研究》（普林斯頓，1978），收集了歐美學者關于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論文23篇，其中有一部分是古典文論方面的論文，如余寶琳《司空圖<詩品>：詩寫的詩論》，葉嘉瑩和簡?W?沃爾斯《鐘嶸<詩品>的評詩理論標準及其實踐》等。另外班巴諾（jacques pimpaneau）的《中國文學史》（巴黎，1989）中“文學思想的誕生”、“劉勰的文學思想”等數章亦專論文論，篇幅之多，也是以前的文學史中少見的。倪豪士（）主編的《印第安納中國傳統文學指南》（布魯明頓，1986）和德博的《中國詩歌：歷史、結構和理論》（萊頓，1989）亦都比較重視文論方面的介紹，分別設置詩論、文論和批評家條目數十條。
　　論文有：劉若愚《中西文學理論綜合初探》（《中國哲學雜志》4卷1期，1977），康維達《文選》英譯本（普林斯頓，1982）“導言” 等。

在分段、分類研究方面

　　有斯蒂芬?歐文《初唐詩》、《盛唐詩》（哈佛，1981），王靖宇《中國早期敘事文論集》、《清代文學批評》，林順夫和宇文所安編的論文集《抒情言辭的活力：漢末至唐代詩歌》（普林斯頓，1986），葉嘉瑩《中國詞學的現代觀》，杜克義《三至六世紀中國的文學理論》（布達佩斯，1971），余寶琳《中國詩歌傳統中的意象讀法》（普林斯頓，1987），胡若詩（Flouce Hu Steik）《唐詩中的鏡與知》（巴黎，1986）等。
　　王靖宇《中國早期敘事文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9）收集了作者積年所發表的探討古典歷史散文敘事方法的九篇論文。為了建構一個更具普遍性的敘事學理論，作者將西方一些敘事學觀念和方法應用于中國早期敘事文分析，從而得出一些新穎的結論。論文還探討了歷史敘述與虛構故事之間的微妙關系，提出“圖畫式”和“音樂式”兩種閱讀敘事文的方法。并將西方的文藝賞析方法來解決中國傳統研究方法——考證上的難題。胡若詩（Flouce Hu Steik）《唐詩中的鏡與知》是作者的博士論文，主要是論析唐代詠鏡詩的七大特點，然后運用保爾?德米耶維爾關于鏡像與文學關系的觀點，將唐人詠鏡詩分為三大類型：知己或同一性之鏡；知人或相異性之鏡；知心或心靈之鏡。胡若詩最后還對鏡子在東西方文學中的不同形象產生原因進行了分析。杜義克《三至六世紀中國的文學理論》主要以馬列主義方法論來解讀《文心雕龍》，重點剖析“通變”和“序志”兩章，對于社會背景、文化環境的辨說頗為細密，其中不乏獨到之見解，如他認為“通變”是劉勰文學文類理論關鍵的一章，他崇尚古典，但絕無保守態度，“通變”章處理的即是傳統與創新、整體與個別的矛盾。林順夫和宇文所安編的《抒情言辭的活力：漢末至唐代詩歌》收有西方學者關于漢唐時段對中國古典詩歌研究的相關論文，如程紀賢《關于中國詩歌語言及其與中國宇宙論關系的幾點看法》，杜維明《玄學，個人知識與詩歌想象力》等。另外，陳幼石《中國古代散文里的意象和思想》（斯坦福大學，1988）也用相當篇幅講析韓柳歐蘇的古文理論。
　　論文有：葉維廉《道家美學：無言獨化》（《亞洲學術集刊》創刊號，香港，1978），侯思孟《公元三世紀初葉中國的文學批評》（《亞州研究》28卷2期，1974），孫康宜《六朝的抒情批評》（蘇珊?布什和克里斯琴?默克合編的《中國的藝術理論》，普林斯頓，1983）等。

專題研究方面

　　有王靖宇的（紐約，1972），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那美愜(Jeanne Knoerle)修女的《紅樓夢評介》，陸大偉（David Rolston）《如何讀中國小說》（普林斯頓，1990），那美愜(Jeanne Knoerle)《紅樓夢評介》，浦安迪（Andrew Henry Plaks）《Princeton:Princeton Univ》，弗朗索瓦?朱利安（Francois Jullian）《暗示的價值——中國傳統詩歌闡釋的原始類別》（巴黎，1985），周質平《袁宏道與公安派》（劍橋大學，1988）等。王靖宇的《金圣嘆》部頭不大，內容卻十分豐富，除介紹王國維的生平、思想外，還著重評介他在杜甫詩歌、《西廂記》、《水滸傳》的觀點及其時代價值。那美愜(Jeanne Knoerle)修女的《紅樓夢評介》是她在印第安納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 。在這部論著中，她一方面用西方的結構主義理論來分析紅樓夢，由于過于注重結構，她認為小說中很多情節是可以刪掉的。另一方面又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道、釋三要素來解釋小說中的時空觀念。浦安迪（Andrew Henry Plaks）在分析《紅樓夢》時，大量運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陰陽五行學說。在其英文專著《Princeton:Princeton Univ》中，他以相當長的篇幅探討了中國文化中的陰陽五行觀念，認為這是中國傳統觀念中重要的理論基礎。他用 “二元補襯”來解釋“陰陽”，又以“多項周旋”來說明“五行”，并根據“二元補襯”原理將《紅樓夢》的120回重新組合，以說明《紅樓夢》在結構上的二元特色。 周質平《袁宏道與公安派》亦設專章論析三袁尤其是袁宏道的文學觀。
　　論文有：王靖宇《M.H.阿伯拉姆的藝術四要素和中國傳統的小說批評》（《東西方文學》16卷3期，1972），施友忠《文心雕龍》英譯本（香港，1983）“導言”，葉嘉瑩和簡?W?沃爾斯《鐘嶸<詩品>的評詩理論標準及其實踐》（出處見上）等。其中葉嘉瑩和簡?W?沃爾斯的文章探討了意象化品評方式的利與弊：“一方面，比喻意象可在讀者身上引起直接的情感反映。由于情感是詩歌的主要內質，因此意象化闡述方式通過直接的情感反映的引發，可在批評過程中較多保存或重現原來作品的本質，從而較多的保存所評詩歌的生命和精神”；“它的缺點是，它可能既無理性基礎，亦無客觀標準，用來批評詩人的意象完全建筑在批評家對作品的直接的主觀反映之上。意象式比較有時會得不到準確的運用，因此讀者會受到不恰當的風格闡述的誤導而步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