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網讓我認識了一大批民國時代的國學大師，我可以幸福地仰望他們！

　　當章太炎、黃侃、劉文典、趙元任、劉師培、吳宓、錢穆、王國維、陳寅恪、梁啟超、金岳霖、馮友蘭、傅斯年、馬寅初、李叔同、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蔡元培、胡適、辜鴻銘、郭沫若、周作人、魯迅這些名字閃耀在我的眼前時，一個個光彩奪目，就像一顆顆璀璨的巨星閃耀在中國文化的大幕上，我只有仰視他們的能力，像一個虔誠的禱告者，卻不能望其項背。前無古人不能說，后無來者是肯定的。章太炎、陳寅恪、王國維、梁啟超就是他們的杰出代表。

仰望章太炎

　　章太炎是首屈一指的國學大師，他對于當代的國學思潮影響至大至深。章太炎年少時在杭州西湖邊上的“詁經精舍”師從俞樾學習經學與小學。自1905年起，章太炎在東京開設國學講習班，培養了許多國學大師。后來北京大學一些著名的文科教授，如：黃侃、朱希祖、錢玄同、周樹人（魯迅）、沈兼士等，大多出自于章門。章太炎晚年退出政壇，在蘇州主持章氏國學講習會，主編《制言》雜志，培養國學人才。

　　章太炎對小學的研究超越了傳統乾嘉樸學的樊籬，不僅將小學從經學中解放出來，而且將其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再三強調：“蓋小學者，國故之本，五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豈專引筆畫篆，繳繞文字而已。”故而“以為文學故訓，必當普教國人。”也就是說，以研究語言文字為中心的傳統小學，是研究漢語文化的出發點與基礎，倡導國學，首先要從小學入手。他自己的治學，由小學入門，主張音韻文字相通，以此為基礎，結合西學，恢弘清代諸子學之門戶，其方法已經超越了老師俞樾。

　　章太炎在《新方言》《文始》《小學答問》中，上探語源，下明流變，頗多創獲。他從漢語言文字的固有民族文化特點出發，論證國文的基礎是漢語獨特的語言文字形態，不同于西方的拉丁文表音文字體系，這是有遠見卓識的。漢字的單音獨體，造就了漢語寫作的聲律之美，同時，漢語的象形寫意的特點，使得漢語文章具備形象直觀，抒情言志的的特質，是人格精神與審美精神的寄托與表達，通過“神”、“氣”、“音節”、“義法”等概念加以表述，與西方語言文章寫作有著本質的不同。

仰望陳寅恪

　　陳寅恪，二十世紀最傳奇的國學大師，被稱為“教授的教授”。他的人生本身就是中國文化的象征，他是一位中國文化傳統的忠實守望者，他留下的寶貴無形遺產，已全部凝聚成他墓碑上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他盡一生心血譜寫的絕唱。

　　陳寅恪出身名門，繼承了祖父陳寶箴、父親陳三立的家學，終身保持著名門士族的傲骨與清高。吳宓說：“先生一家三世，宓夙敬佩，尊之為中國近世之模范人家……先生父子，秉清純之門風，學問識解，惟取其上；而無錦衣紈绔之習，所謂‘文化之貴族’。”他在早年流離中丟失了彌足珍貴的書稿資料，致使他計劃中的許多書未能見世人，顛沛流離的歲月毀壞了他的健康，更在創作力最旺盛的中年奪走了他的雙目，晚年更遭遇臏足之苦，同時忍受著極大的羞辱與折磨。弘揚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的強烈生命意識促使他堅持在黑暗中鉤沉索隱，以口述的形式完成了經典巨著《柳如是別傳》。

　　陳寅恪在困居一室的精神遨游神交中，超越了苦難，對自己的境遇釋然開懷：“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時一代，其遭逢困厄，聲名淹沒，又何足異哉！又何足異哉！”在陳寅恪看來，人文精神的陶冶和民族學術的繼承發展是文化教育最重要之事。陳寅恪的生是一種深沉的文化選擇，帶著”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強烈使命感，與類似司馬遷那樣忍辱偷生發憤著書、藏之名山留待后人的堅強愿望，陳寅恪在晚年將生命之火全力點燃，用傳統士人的堅貞完成了他最后的工作。陳先生的遺志，此刻正擔負在我輩肩頭。陳寅恪先生之學不必人人皆學，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值得每個中國人銘記一輩子。

仰望王國維

　　王國維是近現代史上的著名的國學大師，在文、美、史、哲、文字、考古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生平著述62種，批校的古籍逾200種。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的結束人，最近八十年來學術的開創者。

　　王國維對人生的看法受中國古代的老莊、佛教與西方的叔本華、尼采哲學影響較深。王國維對美與自由的極力推崇，與他對現實人生的極度失望有關。他生活的清末民初，整個社會都被一種世紀末的情緒所困擾。王國維痛感于人們失去理想，惟知狗茍蠅營，追逐實利，而這種心態又集中在濁臭不堪的官場上。王國維以一個鐘情學問，追求真理的知識分子的良知，對這種濁污的社會機制與價值觀念猛烈加以抨擊。王國維將美學問題與改造國民人格的問題結合了起來，表現了中國知識分子一以貫之的憂國憂民精神。

　　王國維認為要使中國人的感情世界得到拯救，主要是使感情有一個得到棲養的園地。他認為，一個重要途徑就是美術。美術通過藝術的方式來陶冶人的情趣，使人的情感得到升華，得到寄托，而這方面中國是很欠缺的，惟其欠缺，才需要大力提倡。對于普通百姓來說，有精神上的寄托總比沒有要好。在這一點上，他的學說顯然與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說“有所不同。但王國維將宗教和美育與當時對國人靈魂的挽救相融合，與構建人格相結合，這種思路不乏悲天憫人的情懷。

仰望梁啟超

　　梁啟超在辛亥革命前在日本創辦《新民叢報》，宣傳改良，晚年退出政壇，回到書齋，成為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首，充滿著國學情懷。

　　梁啟超對古人有一種哀憫與同情。1922年11月3日，他發表了兩次講演。在《屈原研究》的講演中，他以滿懷情感的講演向聽者介紹了屈原的作品，娓娓道來，深入淺出。他贊嘆：“中國文學家的老祖宗，必推屈原。從前并不是沒有文學，但沒有文學的專家。如《三百篇》及其他古籍所傳詩歌之類，好的固不少；但大半不得作者主名，而且篇幅也很短。我們讀這類作品，頂多不過可以看出時代背景或時代思潮的一部分。欲求表現個性的作品，頭一位就是研究屈原。”梁啟超充分肯定了屈原對于中國古代文學從精神人格到藝術形態、審美風格上的巨大影響。他還將屈原的作品與哥德相比較，贊嘆：“這類作品，讀起來，能令自然之美，和我們心靈相觸逗，如此，才算是有生命的文學。”將學術與情懷相結合，這就是國學大師的精神。

　　梁啟超認為，人的審美趣味的培養既要靠自己的先天器官，同時也依賴于后天的教育，即誘發的作用，而從事誘發的途徑不外乎三種，即文學、音樂與美術。梁啟超對于美充滿著贊美之情，他說：愛美本能，是我們人人都有的。但感覺器官不常用或不會用，久而久之麻木了。一個人麻木，那人便成了沒趣的人；一個民族麻木，那民族便成了沒趣的民族。美術的功能，在把這種麻木狀態恢復過來，令沒趣變為有趣。這可以說是一位國學大師人文情懷的彰顯。

　　在那個風雷激蕩的年代，國學大師是舊學的最后繼承者，卻又是新學的最早接觸者，新舊學問的交融碰撞產生了巨大的能量，就像大漁場一定產生在冷熱洋流交匯處，雨雪一定產生于冷熱氣團交匯處一樣，學貫中西的學術大師扎堆產生在時局不穩的民國時代也就不足為奇了。嬉笑怒罵的名士風度堪比魏晉風流。大師們的天資聰穎自是不必說了，后天的努力也是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拜名師為師，采用中國傳統的治學方法精研經典，博采眾長，煉成一代宗師。

　　群星閃耀，我在幸福地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