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李白因其一生的詩歌成就而使世人往往忽略了其道學身份。實質上，正是李白一生的道學追求、道學信仰和道學思想才造就了李白的詩歌成就。本文避開了富有學術爭議的話題，如李白生卒系年、地理位置、確切的游蹤、死亡原因等問題，而從另一個維度探討了李白，大致勾勒出其一生與道學的因緣關系，以及煉丹對其晚年健康狀況的影響等方面的內容。

　　主題詞：李白；煉丹；道術；道箓；黃老之術

　　李白的一生充滿傳奇，就其生卒系年也存在很大的學術爭議，為研究方便，今以日本神戶大學教授覽久美子的《李白年譜》為參照。武則天長安元年（公元701年），李白出生在四川江油[1]，四川是一個道教傳統及其濃重的地區，特別是當時的道教勝地青城山就素有“青城天下秀”的美稱。李白從小對這種文化耳濡目染，并曾賦詩道：“家本紫云山，道風未淪落。”加上性格放達，這就對他早期的人生思想和理想的形成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他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一文中說：“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所謂“六甲”當為道教術數一類的書籍，《神仙傳·卷八》即載左慈“學道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道藏》中亦有《上清瓊宮靈飛六甲左右上符》一書，這說明了李白從小就接受了道教文化的熏陶。并且他“更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其后又“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八仙人’”。另一方面，《新唐書·卷二百二·列傳一百二十七》又記載了李白早年“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他在《上韓荊公書》中說自己“十五好劍術，三十干諸侯。”是故，由于性格上的任俠氣骨，加上道教文化的影響，李白從小就形成了傳統道學思維中的“功成、名遂、身退”的高尚理想。

　　李白一生與道學結下不解之緣，并在十五歲時就受戒于三師，舉行過最初的入道儀式。他師從趙蕤，研習道家方書。他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自敘：“昔與逸人東嚴子隱于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蹤城市。”也由此看出他早年就很迷戀于道學了。

　　開元六年（公元718年），李白十八歲。隱居戴天大匡山（在今四川省江油縣內）讀書。往來于旁郡，先后出游江油、劍閣、梓州（州治在今四川省境內）等地，其后約二十歲時又曾接受過“長生符箓”，并賦詩道：“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仙人撫我頂，結發（二十歲）受長生。”

　　開元十二年（公元724年），李白二十四歲。他第一次離開故鄉而踏上遠游的征途。再游成都、峨眉山，然后舟行東下至渝州（今重慶市）。次年，他經巴渝，出三峽，抵江陵，恰好與著名道士司馬承禎相遇，這是李白人生的第一次大轉折。司馬承禎認為李白“有仙道骨，可與神游八極之表。”李白受其贊許，欣喜之余，作《大鵬遇希有鳥賦》一文。

　　司馬承禎（646－735年），字子微，法號道隱，自號白云子，師事上清派第十一代宗師潘師正，為茅山宗開創者陶弘景四傳弟子，上清派第十二代宗師。為有唐三代皇帝（武后、睿宗、玄宗）所器重。李白遇上他，并得到他的大力稱贊，自是萬分慶幸，自此，他時常與司馬承禎談法論道。

　　隨后，李白在司馬承禎的牽引下，開始不斷接觸到了當時那些在社會較負盛名的道學名流，如司馬承禎的二傳弟子胡紫陽，他與李白的感情也極為真摯，受其影響極大，曾說道“予與紫陽神交，飽餐素論，十得其九”[2]，在他死后，李白還特意為之撰寫《漢東紫陽先生碑銘》，并稱贊胡紫陽“先生含弘光大”“存也，宇宙而無光；歿也，浪化而蟬蛻”。還有司馬承禎三傳弟子–嵩山道士元丹丘。他是茅山派第七代嵩山傳人。在日后的交往中，李白逐漸與他成為摯友，并成為李白一生中交往最為頻繁的道友。又有吳筠，師從潘師正，字貞節，華州華陰（今屬陜西）人。《新唐書》說：“吳筠所善孔巢父李白，歌詩略相甲乙云。”從中又可看出李吳兩人的交往幾其頻繁，既相互論道，還相互答歌酬唱。

　　目前，就李白《冬夜于隨州紫陽先生餐霞樓送煙子元演隱仙城山序》《題隨州胡紫陽先生壁》等詩文的情況來看，李白早年練的僅是道學內丹術，他先是與上述人物探討黃老養生之道，如吐納之術等。但隨著對道學的深入了解及其道術興趣的加濃，不久他就在胡紫陽的影響下開始了外丹黃白術的研究了。

　　所謂外丹黃白術，實際上就是日常所說的“煉丹”，而“煉丹”在古代是道學境界的一種表現。但同時，一個道士要煉丹就必須考慮到資金、道行、修持、選址及各種秘笈、罕見的道具等因素，李白由于家族背景好，在加上當時各種社會道界名流的支持，于是他開始了艱難的煉丹訪道征途。

　　李白在其詩中戲稱自己“混游漁商”、“窮與鮑生賈”，據學者研究，《舊唐書》記載，李白之父為任城尉，故李家在四川本屬名門望族，加上其家常往來于西域之間，做著商賈的日子，是富貴之家。開元十五年（公元727年），李白27歲，與故宰相許圉師之孫女結婚，這是李白一生中較好的時期之一，他雖說“酒隱安陸，蹉跎十年”，實質上，他這時期衣食無憂，各種條件相當優越，并專心致志于道術的研究與煉丹。

　　據學者徐儀明《中國方術大全·外丹》的研究，煉丹需具備大量的丹砂（水銀同硫磺的天然化合物）原料，并參與《抱樸子·內篇》所載的那些“黃金、白銀、諸芝、王玉、云母、明珠、雄黃”等物質，有時還要放些帶有熱性毒素的諸如“曾青、石膽、砒霜、白礬”等，如若修煉到了一種境界的話，還要在煉丹時添加一些諸如“赤芹、枸杞、天冬、麥冬、黃精、夏草”等名貴藥材。

　　另一方面，煉丹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丹鼎的問題。據廈門大學黃永鋒博士的研究，他引用《太清金液神丹經》、《丹房須知》等古籍的記載，古代煉丹器具至少有：土釜、六一泥、鐵器（容器）、細篩、刀圭、筩丹房、丹井、壇、爐、神室、窯、釜、古鏡、純劍、香爐、鼎、氣管、盆、槌、缽、灰池、壓石、竹筒、甑等，此外還有煉丹壇式、抽汞之圖、未濟爐、既濟爐、壓石八卦爐（具有八角的丹爐）、太極爐（上乾爐圓形，下坤爐方形）、未濟爐（上火鼎下水鼎格式的丹爐）、既濟爐（上水鼎下火鼎格式的丹爐）、風爐（下有數個風門的丹爐）、氣爐（配有鞴袋的丹爐）、陰陽爐（陰爐指地坑，陽爐建于地上）、明離爐（帶有爐罩的丹爐）、鐐爐（帶有撩棧的丹爐）、俠爐（備有鋏夾取出藥物的丹爐）等奇形怪狀的丹鼎。

　　正是如此，所以一般道士難以企及，即使李白家財萬貫，也難以一直支撐下去。他在《留別廣陵諸公》中說“煉丹費火石，采藥窮山川。”在《避地司空原言懷》中說：“傾家事金鼎”。但是，由于生活安穩，早年的李白依然對神仙之道充滿幻想，他到處訪師問友，尋仙覓蹤，并寫下大量的具有翩然灑脫、仙氣道骨的詩文：

　　“九轉但能生羽翼，雙鳧忽去定何依？”《題雍丘崔明府丹灶》

　　“安得不死藥，高飛向蓬瀛”《游泰山其四》

　　“仙人駕彩鶴，志在窮遐荒”《留別曹南群官之江南》

　　“棄劍學丹砂，臨爐雙玉童，寄言息夫子，歲晚陟方蓬”《流月郎承恩半道放還……示息秀才》

　　詩人還時常突發奇想，幻想著仙人若隱若現，而自己翩然神化：

　　“安得生羽翼，千秋臥蓬瀛”《天臺曉望》

　　“玉女四五人，飄飄下九垓”“含笑引素手，遺我流霞杯”《游泰山其六》

　　“朝弄紫泥海，夕披丹霞裳，揮手折若木，仿此西月光”

　　“安得五彩虹，駕天作長橋。仙人如愛我，舉手來相招”《焦山杏望松寥山》

　　“余嘗學道窮冥筌，夢中往往游仙山”《下道歸石門舊居》

　　另外，他四處尋訪仙跡，《煉丹井》中寫到：“聞說神仙晉葛洪，煉丹曾此占云峰。庭前廢井今猶在，不見長松見短松。”據《李白秋浦煉丹考》[3]一文考證，李白煉丹的足跡至少遍及石門高桃花塢、蓮峰山、大樓山江祖山等地，而這些地方也都是富含硏石金、砷白銅的的地方，還是煉“金丹”都是理想地點。

　　在長達二十多年的煉丹過程中，李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在《上安州李長史書》中提到過：“昨遇故人，飲以狂藥，一酌一笑，陶然樂酣。”他幾乎到了“藥狂”的地步，這也可從上述《留別廣陵諸公》《避地司空原言懷》表達家境淪落的兩詩中反映出來。他對煉丹術及仙道的追求是瘋狂的，他的《上清寶鼎詩》云：

　　朝披夢澤云，笠釣青茫茫。
　　尋絲得雙鯉，中有三元章。
　　篆字若丹蛇，逸勢如飛翔。
　　歸來問天老，奧義不可量。
　　金刀割青素，靈文爛煌煌。
　　咽服十二環，奄見仙人房。
　　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
　　龍子善變化，化作梅花妝。
　　贈我累累珠，靡靡明月光。
　　勸我穿絳縷，系作裙間襠。
　　挹子以攜去，談笑聞遺香。

　　其《留別曹南群官之江南》詩云：

　　閉劍琉璃匣，煉丹紫翠房。
　　身佩豁落圖，腰垂虎盤囊。
　　仙人借彩鳳，志在窮遐荒。

　　“豁落圖”全稱“豁落七元真箓”，是《黃庭經》上清派中的道學術語，道家說它有“清真童子名”，“七元”即日、月與五星。“用雜色書雜彩絹上，受而佩之，”能辟邪鎮魘。就是出行，也“東出桐門，將駕于曹。仙藥滿囊，道書盈篋。”（《送李白之曹南序》）由此，其癡迷程度可見一斑。

　　但隨著歲月推移，國運逐漸衰微，加上本人不得志，家道中落，李白的心境逐漸由積極“入世”轉為消極“處世”，并且在至德二載（公元757年）九月，流放夜郎后，轉為積極“出世”。

　　據史料載，天寶十四載（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李白避地東南，于宣城、當涂、金陵、溧陽一帶流離，后隱居于廬山。隨后受玄宗之子永王李璘之邀，李白慨然從戎，成為李璘的幕僚，后因與肅宗李亨內訌，舉兵敗北，李白受牽連，被流放夜郎（今四川遵義境內）[4]，后中途遇赦，被“賜金還山”詔回。

　　可以說，這次流放是詩人人生的另一大轉折，李白開始了一次人生大反思，重新審視了人生對功名利祿追求的意義，這在他的詩文中有所反映，他在《留別廣陵諸公》一詩真實地記錄了他從求仕從政到游仙出世的心路歷程：“中回圣明顧，揮翰凌云煙。騎虎不敢下，攀龍忽墮天。還家守清真，孤潔勵秋蟬”。隨后，他索性接受了道箓，據王友勝《李白道教活動述評》，袁清湘《道士李白所屬道派探析》等文章研究，傳授道箓的授受過程極其嚴格，在《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中便劃分了十八個等級，“各個不同的等級傳授不同的經箓，授予不同的稱號，依次漸進，不得有誤，授了道箓，才算正式入道。”受道箓的過程是極其艱苦的，據《隋書·經籍紀·志第三十·經籍四》載：“其潔齋之法，有黃箓、玉箓、金箓、涂炭等齋。為壇三成，每成皆置綿蕝嶠，以為限域。傍各開門，皆有法象。齋者亦有人數之限，以次入于綿蕝之中，魚貫面縛，陳說愆咎，告白神祇，晝夜不息，或一二七日而止。”要這樣沐浴齋戒二十一日，且兩手背剪，繞壇用身體爬行七天七夜，并不斷向神祗懺悔，這是對人體的極大傷害。也正是李白長期處于這種精神壓力和煉丹過程中，這也為他晚年之死埋下伏筆。

　　李白早年的健康狀況是極其良好的，史書中記載了他青年時期任俠成性，還曾與人發生過械斗，但到了中晚年便沒況日下了。筆者對其天寶十一年（李白52歲）后的作品做過統計和分析，其年均量為六篇（包括詩歌與文章）左右，且大多為感傷之作，如《經亂后將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春于姑熟送趙四流炎方序》《南奔書懷》《在尋陽非所寄內》《萬憤詞投魏郎中》《九月十日即事》《臨終歌》等。天寶十四年（755）冬，他參加了永王李璘的幕府之后不久，在《與賈少公書》中自陳：“白綿疾疲苶，長期恬退。”這說明他已有早衰的跡象了。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流落于江南金陵一帶的李白聞李光弼起兵鎮壓史朝義，被招入幕僚，本想為國出力，當此時已弱不禁風，旋歸當涂，臥病于斯。李白晚年的心境與其早中年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其消極情緒明顯較多，并偶爾發出對道術追求的一種迷惘和憤慨之感。但更主要的是他的身體問題。

　　丹藥又稱仙丹，古代方術之士常用鉛砂、硫磺、水銀等天然礦物做原料，用爐鼎燒煉制成。通過一定的化學反應，將其提煉成所謂的“丹”，但其中含有大量的有毒元素，如砷、汞、鉛等。唐朝由于特殊的政治和文化因素，整個王朝推崇黃老之道，從建立到滅亡290年間，21位皇帝中至少有5位皇帝因服用丹藥中毒喪命，分別是太宗、憲宗、穆宗、武宗、宣宗。整個朝野都附庸風雅，以煉丹為務。連詩人白居易也詫異道“朱砂賤如土，不解燒為丹”，感嘆“退之（韓愈）服硫磺，一病訖不痊。微之（元稹）煉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杜牧）得丹訣，終日斷腥膻。”由此我們可大膽推測，李白之死與早年煉丹必然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晚唐詩人皮日休賦詩說道李白“竟遭腐脅疾，醉魄歸八極”，想必這絕非空穴來風，并且有人推斷這有砷中毒的跡象。史書中記載了李白死于“腐脅疾”一說，據郭沫若考證，此病當是膿胸癥。一年后，李白在當涂養病，膿胸癥慢性化，向胸壁穿孔，且不治身亡。另有學者研究,李白起碼有35年的酒齡,長期大量飲酒,不但傷氣耗血,損肝之精,而且生疾動火,損害了健康。[5]易俊杰還提及：

　　“1969年,美國弗利爾美術館曾對30件中國古容器進行檢測,報告說鉛含量占7.2%。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公布對出土銅器的檢測結果,在91件器具中,有15件酒器含鉛,其中含量最多的為7.8%,最少的也有2.09%。”

　　“李白常年使用這些含鉛量高的酒器貯酒、溫酒、飲酒,引起慢性鉛中毒是完全可能的。”

　　筆者認為，李白之死，其原因可能是復雜的，比如精神問題上，他一生理想的幻滅，婚姻的波折（一生四次婚姻，其中兩次入贅，其恥辱情感在《少年行》、《鄴中贈王大人》中有所反映），晚年國家的兵荒馬亂，自身的鎖尾流離，但最主要應是身體問題，長年的飲酒酒精中毒與煉丹汞、砷中毒。

　　盡管，晚年的李白依然還對道術念念不忘：

　　早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廬山謠寄盧侍卿虛舟》760年）

　　朗詠紫霞篇，清開蕊珠宮。（《至陵陽山登天柱石酬韓侍卿見招隱黃山》761年）

　　但畢竟日薄西山，代宗寶應元年（公元762年）十一月，享年62歲的李白寫下《臨終歌》，并將平生所著托與退隱在即，欲走無路，精神失常的族叔李陽冰，一代“逸仙”與世長辭！

參考文獻：

1、《李白年譜》，〔日〕筧久美子著，王輝斌譯

2、《歷史上的煉丹術》，蒙紹榮、張興強著，上海科技出版社，1995年

3、《中國道教發展史略》，南懷瑾著，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

4、《抱樸子》，[東晉]葛洪撰

5、《李白與道教》，羅宗強著，《文史知識》1987年5期

6、《中國道教》，知識出版社，1994年

7、《中國方術大全·外丹》，徐義明著，內蒙古教育出版社，1999年

8、《中國李白研究》，1990年下輯

9、《李太白全集》，[清]王琦注，中華書局，1977年

注釋：

[1]新版《簡明大不列顛全書》、《中國大百科全書》有關李白的條目，都明確地表述李白是四川江油人，新版教科書《中國歷史》(1993年第一版)也描述“李白，字太白，彰明人”(彰明即四川江油)。

[2]《李太白全集·漢東紫陽先生碑銘》

[3]吳世民《中國道教》2007年第2期

[4]一說：今貴州銅梓一帶。

[5]易俊杰《祝您健康》2005年11期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