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李白，人們頭腦中往往涌現出的是他那臥蠶眉，單鳳眼，飄逸瀟灑的仙容道貌，是他那“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式的狂誕，是他那讓掌權者丑態百出的“御手調羹，龍巾拭吐，國舅捧硯，力士脫靴”，是他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強做不合作，是他那……是的，我們頭腦中有太多的“那”想要噴涌出來。

　　但，不知從什么時候起，我從李白的詩歌中讀出了一種超越常人想象的孤寂，讀出了一種隱藏于詩歌表象背后伴著焦灼而來的苦澀。讀著讀著，頭腦中原先本來十分清晰的李白的形象卻逐漸變得模糊起來，最后模糊成了一頭走在曠野中的“狼”。耳畔也不再是那原本鏗鏘豪邁的詩歌聲，而漸漸變為了深夜曠野中慘傷里夾雜著憤怒和悲哀的狼的嗥叫。這讓我想起了魯迅先生筆下的魏連殳。如果說魏連殳是“五四”思想大潮退潮后失去目標的一頭受傷的狼，那李白就是盛世唐朝承平時代一頭無意鬧入文苑的受傷的狼。

　　清代詩評家趙冀說：“國家不幸詩將幸，賦到滄桑句便工。”那么，國家“幸”的時候，即天下一統，承平盛世的時候，詩歌該“幸”還是不該“幸”？再細究一下，心懷壯志，渴望建功立業而又生活于承平時代的人是“幸”還是“不幸”？

　　就像人不能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李白也不可能超越他自己生活的時代。這就決定了李白只能通過出仕才有可能實現他的“濟蒼生”“安社稷”的政治夙愿。

　　姑且不論李白是否真有治世的才能，單就承平時代而言，統治者需要的不再是敢于批龍鱗，逆龍顏的諍臣，而是善于粉飾太平，精于歌功頌德的弄臣。而李白特有的傲岸不屈的個性決定了他不可能放棄自己人格的獨立、生命的尊嚴而成為上下專營、溜須拍馬的“適應時代發展”的弄臣。

　　這樣，無數人向往、無數人羨慕的李白生活的盛世唐朝就成了李白表面“幸”中深藏的大不幸。

　　李白無意用詩歌粉飾太平，卻用詩歌湊出了盛世最強音，李白無意于在文壇揚名卻贏得了生前生后名，李白有意于仕途卻仕途不順，“一事無成”，李白渴望受皇帝賞識成為管仲、諸葛亮一樣的人，當朝的“管仲、諸葛亮”卻是口蜜腹劍的李林甫、靠裙帶登顯位的楊國忠。

　　悖謬，一切都顯得那么悖謬。

　　盛世唐朝容得下四海的文化，卻堵死了李白一展政治才華的途路，雖然這種政治才華也可能是三流的。李白自身的大不幸成就了后世人的大幸，使后世人有幸一讀太白那風格多變、自然天成的詩作，后世人的大幸卻又是以李白一生的大不幸，一生的孤寂為代價換來的。面對此情此境，李白是該哭還是該笑？那后世人呢？

　　“愿生命化作那朵蓮花，功名利祿全拋下。”拋不下功名的青蓮最終也只能幻化成一匹受傷的獨狼，在盛世唐朝深夜的曠野中慘傷里夾雜著憤怒和悲哀用詩歌的形式發出狼的嗥叫。（作者單位：山西省陽泉市蔭營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