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調】平湖樂·堯廟社日　王惲

　　社壇煙淡散林鴉，把酒觀多稼。霹靂弦聲斗高下，笑喧嘩，壤歌亭外山如畫。朝來致有，西山爽氣，不羨日夕佳。

　　王惲(1227-1304年)，字仲謀，號秋澗，衛州路汲縣(今河南衛輝市)人。元朝著名學者、詩人兼政治家。元世祖中統元年(1260)姚樞宣撫東平，辟王惲為詳儀官，擢為中書省詳定官。二年春轉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至元五年(1268)遷御史臺，后拜監察御使。接著出歷河南、河北、山東、福建等地方官。至元九年又召回京師授承直郎，十四年除翰林待制拜朝列大夫，二十九年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元貞元年(1295)加通政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成宗大德八年(1304)卒在汲縣去世，終年七十八歲。贈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謚文定。《元史》卷一百六十七有傳。

　　王惲一生仕宦，剛直不阿，清貧守職，好學善文，成為元世祖忽必烈、元裕宗真金和元成宗皇帝鐵穆耳三代著名諫臣。他20歲時曾拜訪一代文宗元好問，頗受稱贊。為文不蹈襲前人，獨步當時。其書法遒婉，與東魯王博文、渤海王旭齊。他的不少詩流露出對貧苦人民的同情，如《挽漕篇》、《農里嘆》等。而有些詩則寄寓了政治上的感慨，如《禹廟》等。王惲的詞，清麗雅正，平易通達，風格接近蘇軾、辛棄疾。從內容上看，他的詞可分前后兩個時期。前期詞中，多含滄桑之感，這是由于王惲6歲時金亡，40多歲宋亡，時勢動蕩，加之他前期在官場里，“似田間秧馬”，用舍由人，并不得志。到了后期，由于元朝統一南北，局勢大定，“人安米賤”，其晚年作品表現為和平淡雅，個人抒情和應酬之作較多，過著“對酒當歌須適意”的散淡生活。

　　著有《相鑒》五十卷，《汲郡志》十五卷，《秋澗先生大全集》一百卷。詞曲作品有《秋澗樂府》其中有小令11首。其代表作有【越調·平湖樂】、【雙調·沉醉東風】等。

　　元代作曲家有種很有趣的創作現象：他們在現實生活中可以剛腸嫉惡，面對慘淡的人生；在雜劇中也可以抨擊現實、同情民生疾苦，積極干預省生活。但在陶寫心情的散曲中，往往變成另一幅面目：或是否定人間一切功過是非，宣揚及時行樂、得過且過；或是消極避世，在鄉居和山水中尋求人生的歸宿。比起言志的詩和言情的詞之間差別，上述的差別更大，甚至一些元代最杰出的散曲作家也不例外。如關漢卿，在雜劇中可以寫出《竇娥冤》、《望江亭》，抨擊官府權貴草菅人命、蠅營狗茍，為下層婦女的悲慘命運發出沉痛的吶喊。但在散曲中，即使是在那首著名的散曲【南呂·一枝花·不服老】，在狂放高傲，聲稱是一粒“蒸不爛、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響珰珰一粒銅豌豆”后，表現的則是玩世不恭：“花中消遣，酒內忘憂”，“伴的是銀箏女，銀臺前理銀箏，笑倚銀屏；伴的是玉天仙，攜玉手并玉肩，同登玉樓；伴的是金釵容，歌金縷捧金樽，滿泛金甌”；“我翫的是梁園月，飲的是東京酒，賞的是洛陽花，攀的是章臺柳”。馬致遠的【雙調·夜行船】更集中代表了元代散曲作家對社會人生、功名得失的看法：

　　百歲光陰如夢蝶⑴，重回首往事堪嗟。今日春來，明朝花謝。急罰盞夜闌燈滅。【喬木查】想秦宮漢闕，都做了蓑草牛羊野。不恁漁樵無話說。縱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風入松】眼前紅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車。曉來清鏡添白雪，上床與鞋履相別。莫笑鳩巢計拙，葫蘆提一向裝呆。

　　元代散曲家的這種人生態度與生活旨歸，一方面是元初當權者不重視文化、不重視知識分子的必然結果。元初文人看到自己在社會上無足輕重，無法實現自我價值，當然也就會造成價值觀的失落。但另一方面，用這種方式來排遣自己的沮喪，發泄人生的積郁，也只會使人生更加灰色，價值觀更進一步跌落。

　　但我們在王惲的這首《平湖樂》中，卻看到另一番景象，另一種心態。曲中描繪了堯廟社日祭灶神的一片歡樂景象，表現了農民豐收后的喜悅和山村樸厚的民風，也反映了作者對生活的態度，不是冷漠倦怠而是熱切關注。曲作者甚至公開表白自己不羨歸隱的積極用世精神，與他在朝清貧守職，作為元世祖忽必烈、元裕宗真金和元成宗皇帝鐵穆耳三代著名諫臣的身份完全一致，其情調和旨歸在元人散曲中也獨具一格。

　　此曲的題目是“堯廟社日”。堯廟即是我國轉說中唐堯的祭廟，在山西平陽縣境內。王惲此時正擔任平陽路（治所在今陜西山西臨汾市）判。平陽相傳是唐堯建都之地。此曲就是寫作者在此地視察農桑時在堯廟社日所見。所謂社日是中國傳統中農村祭灶神的日子。一年兩次分別在春天和秋天，叫做春社和秋社。祭灶不僅是對年歲的祝禱、豐收的謝祭，也是借這個節日來歡慶一番，作為春種秋收緊張勞作后的休息和娛樂，所以社日中最熱鬧的場面不是祭祀，而是祭灶后的宴飲和娛樂。此時，各村的演出隊伍開始競技，挨村串戶作各種類型的表演和競賽。大人小孩則尾隨其后奔走觀看。賽后則舉行集體歡宴，扶醉而歸。所以詩人們在描繪社日時，往往瞄準的也是這祭灶后的宴飲和娛樂場面，當然手法也各自不同：

　　一種是對該場面進行正面描述，如宋人楊萬里的《觀社》

作社朝祠有足觀，山農祈福更迎年。
忽然簫鼓來何處？走煞兒童最可憐。
虎頭豹面時自顧，野謳市舞各爭妍。
王侯將相饒尊貴，不博渠儂一晌癲。

　　另一種是側面落筆，透過一兩個典型細節來暗示豐收后農村的安泰和富足，如唐人王駕的《社日》

鵝湖山下稻粱肥，豚柵雞棲半掩扉。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

　　王惲的這首《平湖樂》則介乎其中，兼用上述兩種手法，既把時間、場面選擇在祭祀之后，又著重于側面落筆，著重于作者主觀感慨的抒發，又有社日中最精彩的競技場面的正面描述。先面試做簡析：

　　此曲的開篇就是社祭已畢：“社壇煙淡散林鴉”。社祭之后，祭壇上的香煙漸漸變淡，林中前來爭食祭肉的烏鴉也紛紛散去。現在，該是輪到村民們自己來飲酒作樂了。當然，飲酒作樂的前提是人壽年豐，有酒可飲，有心情去飲。所以曲作者緊接著交代：“把酒觀多稼”。“多稼”一詞出自《詩經·小雅·大田》：“大田多稼，既種既戒”。原指莊稼面積之廣。后世多以指代豐收。一年的辛勤勞動終于贏來好收成，這自然要感謝蒼天。但面對豐收的稻垜黍堆，端起酒杯品嘗社酒，也是在品嘗豐收的喜悅吧！所以“把酒觀多稼”句，把村民們豐收的喜悅，心理上的踏實、慰藉和悠悠然，都形象地再現出來。當然，作者關心農桑，與民同樂的生活情趣也從中得以流露。要知道，作為平陽路判，他這次就是下鄉來視察農桑的啊！

　　“霹靂弦聲斗高下”以下幾句則是對村民們競技場面的正面描述，選擇的是山歌比賽這個極其歡樂的小鏡頭：“霹靂弦”指上的琴弦。霹靂琴，是極為精美的古琴，是用遭雷擊的枯桐制造而得此名。唐人柳宗元曾寫過一首詩贊美此琴，說：“霹靂琴，零陵湘水西震馀枯桐之為也。始枯桐生石上，說者言有蛟龍伏其窾，一夕暴震，為火之焚，至旦乃已，其余硿然，倒臥道上。超道人聞，取以為三琴。琴莫良于桐，桐之良，莫良于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馀又加良焉，震之于火為異。是琴也，既良且異，合而為美，天下將不可載焉。辭曰：‘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既良而異，爰合其美。超實為之，贊者柳子’”。其實，村社中自然不會有如此名貴之霹靂琴。就像采桑女秦羅敷不會有“耳中明月珠；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這類名貴的服飾，被趕出焦家的劉蘭芝更不會

　　有“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珰”這類穿戴一樣，這是民歌常用的夸飾手法。王惲在此是對這類民歌常用手法的襲用。不過是夸飾琴聲之美，描繪村民們琴聲爭唱山歌，此起彼伏。“斗高下”，既有各自表演一爭高低這種競賽形式，也有“對歌”這種民間常采用的斗智慧、斗口才的競賽形式。其結果是臺上高歌不絕，臺下笑聲不斷，臺上臺下一片歡樂氣氛。作者捕捉這種歡樂，詠歌這種歡樂，他本人的愉悅之情自然也從中得到充分流露。

　　曲作者在完成這個特寫后又把鏡頭推遠，由人事到山水，手法也由動變靜——“壤歌亭外山如畫”。由“擊壤歌”而得名。相傳唐堯時有一位老人邊吃東西便以杖擊地唱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曲作者在此特意點出“壤歌亭”，說明作者不是在如實描繪現實生活中的實景，而是意在宣揚《擊壤歌》所流露的旨趣，也是在暗示社日之樂的真正內涵和作者之所以要詠歌的原因：《擊壤歌》的主旨在于強調自食其力、醇厚古樸的民風，今天的社日之樂也在于村民們靠自己的雙手贏來了豐收，豐收之后又縱情歡歌醉舞，沒有任何機務之心，沒有任何世俗的酬酢，簡直是回到了民風古樸的唐堯之世，這也是作者刻意要詠歌的原因。作為一位當地百姓的父母官，從中大概也有為政的自得和慰藉吧！北宋慶歷年間，歐陽修因支持改革而遭到守舊派的攻訐，被貶為滁州太守。到滁的第二年寫了篇有名的《醉翁亭記》，記中沒有流露絲毫的無端被貶的之怨、之憤，相反卻大寫特寫居于期間之樂：四時之樂、滁人之樂、賓客之樂、禽鳥之樂。這固然反映出這位政治家對無端被貶不以為意的曠達情懷，當我們從這幅眾樂圖中也看到他的自負和治滁政績的自詡吧。王惲自然無法同歐陽修相比，但曲中流露的感情應當說還是有相似之處的。

　　從構圖上看，“霹靂”三句也很有特色：“霹靂弦聲斗高下，笑喧嘩”是近景，是個特寫鏡頭；“壤歌亭外山如畫”是個遠景，是個廣鏡頭；“霹靂弦聲斗高下，笑喧嘩”是個社會畫面，“壤歌亭外山如畫，西山爽氣”是個山水畫面；“霹靂弦聲斗高下，笑喧嘩”寫的是琴聲、歌聲、笑聲，是聽覺，是動景；“壤歌亭外山如畫，西山爽氣”寫亭外美景，山間晴嵐，是視覺，是靜景。這樣遠近交錯、動靜搭配、視聽結合，自然、社會交融，把山村社日的歡樂，民風的樸厚，表現得既生動，涵蓋又很廣。同時，曲作者的激賞愉悅之情，積極用世的生活態度也表現得很突出、很充分。這樣，接下來三句的結論和表態：“朝來致有，西山爽氣，不羨日夕佳”也就自然而然，順理成章了。“日夕佳”源自陶淵明的《飲酒》詩：“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意思是說鳥在日落之際尚知飛返山林，人為什么要留戀世俗、迷途而不知返呢？陶淵明在此宣揚的是歸隱之旨、高潔之趣，這也是元代散曲家所樂道的意境和旨歸，如“萬里云山入浩歌，一任旁人笑我”（盧摯《雙調·沉醉東風》）；“碧天邊巖穴歸云，白鷺一行飛去。便芒鞋竹杖行春，問底是青簾舞處”（馮子振《鸚鵡曲》）。但王惲不同，他公開表白“不羨日夕佳”，愛的是與之相反的“朝來致有，西山爽氣”。此句原出《世說新語》，王子猷為大都督桓沖的騎兵參軍，為人生性簡傲，不屑理事。桓沖有次對他說：你來都督府也有些時日了，應該做點事了。王子猷都懶得搭理，手托著腮，眼望著窗外說：“西山朝來，致有爽氣”。王惲在此引此典故，倒不是要顯示簡傲，而是以典對典，用“朝來爽氣”對“山氣日夕佳”，來表達不同的人生選擇：不是羨慕歸隱而是選擇與民同樂，不是淡泊世情而是積極用世。正是從這一角度，我們說此曲不同于元人小令的普遍志趣，表現出鮮明的特色。
　　
　　附　錄：

《元史紀事本末》卷七　明·陳邦瞻

　　王惲曰：“著激于義，捐一身為天下除害”。事既露，不去，自縛詣司敗，以至臨命，氣不少挫，視死如歸。誠殺身成名，死而不悔者也。律以《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以義與之可乎！

　　王惲上《政事書》，首言議憲章以一政體，曰：“法者，輔治之具，一日闕則不可。君操于上，永作成憲。吏承于下，遵為定式。民曉其法，易避而難犯。若周之三典，漢之九章是也。今國家有天下六十余年，小大之法，尚無定議。內而憲臺天子之執法，外而廉司州郡之法吏，是皆司理之官，而無所守之法，猶有醫而無藥也。至平刑議斷，旋施為理，未免有酌量準擬之差，彼此輕重之異。臣愚謂宜將累朝圣訓，與中統迄今條格，通行議擬，參而用之，與百姓更始。如是則法無二門，輕重適當，吏安所守，民知所避，而天下治矣”。帝（忽必烈）曰：“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