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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雕塑之二

三 代

  一、青銅雕塑

  我國青銅雕塑源遠流長。其起源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三千年馬家窯文化時期。甘肅東鄉馬家窯文化遺址出土的一件單范鑄造的青銅刀,是目前公認的最早青銅制品。早期青銅制品絕大多數是小件實用工具,極少裝飾。青海貴南尕馬臺距今四千多年的齊家文化墓葬出土的銅鏡,表面有簡單線條組成的三角紋和七角星圖案,當屬于早期青銅器裝飾花紋風格,反映出當時人們的審美意識。

  如果說彩陶是新石器時代雕塑工藝的代表,那么夏、商、西周、春秋、戰國時代的雕塑作品主要是具有雕塑性質的青銅禮器,以人和動物或神異動物形象鑄為器形。在當時的貴族生活中,這類器物具有重要的政治、宗教、禮儀的意義,而不同時代又各具不同的時代特征。

  夏代二里頭文化時期,青銅器已從簡單的制造工具、兵器,發展成為比較復雜的空間容器的青銅爵和鈴。爵是目前僅見的青銅禮器,但傳世青銅器中有一種與二里頭文化時期相近的銅盉和帶流角形器,據此推測當時的禮器并不止爵一種。青銅爵模仿陶爵的形狀塑造,所飾的弦紋和凸起的乳釘,當是青銅初期的花紋模式。還有一件是在圓形銅片上,四邊用61塊長方形綠松石鑲嵌,中間用綠松石塊嵌出兩圈十字形圖案,每圈13塊,是目前出土的我國最早的“銅鑲玉”工藝代表作品。

  商、西周、東周(春秋、戰國)時期1500年中,是中國青銅器發展最光輝的時代,被稱為“青銅時代”。當時的青銅制造業全部為王室、貴族所占有,作為權力的象征。他們用青銅作鼎以盛肉,作簋(guǐ)或敦以盛黍、稷、稻、梁,作盤、匜(yí)以盛水,作爵、尊以盛酒,作戈、劍已作兵器。相傳禹作九鼎,代表九州,以后成為傳國之重器,國家政權的象征。以至“問鼎之輕重”就成為反叛的代名詞。今日見諸文字著錄的商周青銅器,其中作為禮器的食器、酒器、水器和樂器就有兩萬件以上。其中鼎的數量最多,簋其次,爵再次。至于軍隊使用的戈、劍數量自然更多。

  商周青銅器的分期是以器物形制、組合、花紋、銘文和鑄造方法的演變為標志,基本上分為商代前期(二里崗時期)、商代后期(殷墟時期)、西周、春秋、戰國五大時期。

  商代前期(二里崗時期)與夏朝二里頭文化時期青銅器相比較,不論是設計造型、花紋刻鏤,或是制造技術都有明顯的發展,禮器的種類也大大增多,除爵以外,鼎、鬲(lì)、斝(jiǎ)、盉( hé )、觚(gū)都較常見,還有甗(yǎn)罍、瓿(bù)、壺、盤、卣(yǒu)、尊等。生產工具、兵器除二里頭文化原有的外,還出現臿(ch?。?、斧、錛、?(jué)鑿、戈、矛、鉞等。幾乎商代晚期常見的器類,這時都已齊全。青銅器上的花紋結構粗獷,多平雕,浮雕少見。高浮雕的犧首裝飾已經出現。饕餮紋(獸面紋)是常見的主體花紋,其它有夔紋、龍紋、虎紋等。此時的青銅器多無銘文,習見族徽。傳世品中曾有一個鑄有“亙”字和“父甲”的銘文,為我國青銅器中已知的最早的銘文。1974年鄭州杜嶺出土的兩件大鼎,一件高1米,另一件高0.78米,是二里崗文化時期發現的最大的青銅器。形制莊重,花紋質樸,無凸出的雕刻,也無地紋,代表當時的鑄造技藝和作風。

  商代晚期(殷墟期)是我國青銅器發展史上第一個高峰,其數量和質量都得到空前的發展。1976年河南安陽小屯村發掘的婦好墓出土的青銅器既多又精,可作為這一時代的代表。其中隨葬銅器共460件,包括、園鼎、方鼎、偶方彝、三聯甗、簋、尊、方罍、壺、瓿、缶、觥、斝、盉、爵、觚、盤等,不少皆是前所未見的重器。這個時段的青銅器制作精良,一般胎壁都較厚實,給人凝重、莊嚴的感受。如司母戊大方鼎,形體恢宏,是至今發現的最大青銅器,堪稱此時代表之作。在這個時段的青銅器中,還有一類象生作品,形狀奇特,如兕觥、象尊、羊尊、犀尊、虎尊、豬尊、鴛鴦尊、鳳尊、牛尊、鸮尊等。構思精巧,造型逼真,制作工藝極其精湛。制作這類象生銅器,這并未只是美的追求,更是一種對神靈的崇拜,富于神秘、威懾的色彩。

  商代晚期青銅器的紋飾圖案豐富多彩,作風繁縟,顯示出鼎盛階段的華美富麗、雍容堂皇。紋飾大致有三類:一種是幾何紋樣,以點、線、圓形、方形、三角形為基本構成要數。包括弦紋、云雷紋、渦紋等。第二種是象生動物紋。這類紋飾有濃厚生活氣息,盡管有時高度高度概括、抽象、簡化、變形,但仍可以辨認出原來的形態,如牛羊象虎馬鳥鸮蛇蠶蟬等。也有一些神話中的動物的紋飾,如饕餮紋、夔紋、龍紋等,顯然與商代人崇鬼神的迷信意識有關。花紋的裝飾手法,不但流行通體滿花,而且已經出現重疊加花的三層花,即地紋、主紋,再在主紋上加飾花紋。圖案組織多用首尾相接連續展示,富有一種規律性的節奏美;有的左右對稱成雙成對,即以銅器的棱角為中軸,兩側紋樣對稱相同,起到穩定性的效果。同時又廣泛使用浮雕裝飾,而且浮雕的紋樣與器形的立體造型之間適合協調,使整個銅器有血有肉,耐人觀賞。

  商代晚期銅器銘文還較為簡單,一般只記載作器者名、氏族和祭祀對象等,敘事性記錄極少。據統計,有較長敘事銘文的器物不過二、三十件。都屬于商代末帝帝乙、帝辛時代的作品。書體屬于“畫中肥而首尾出鋒”的波磔體。氏族銘文尚未脫離圖形文字的形態。

  這一時期青銅器的出土地點非常廣泛,并表現出明顯的地方特色:晉北、陜北多馬首、鹿首的“削”,蛇首附環的“匕”;湖南多大型鑄造精細的容器和鐃,寧鄉的四尊羊為典型代表。四川廣漢南興鎮出土青銅人物立像和數十具青銅人頭像、人面像。為古代巴蜀文化的遺存,距今約5000年前,相當于中原的殷墟文化早期。其中古蜀國青銅器“三星堆縱目人面具”, 1980年起在三星堆一帶出土。青銅人頭像高鼻深目、顴面突出、闊嘴大耳,耳朵上還有穿孔,形象夸張,極富地方特色。青銅器上沒有文字,在考古學上,將古蜀國的歷史推前到5000年前。

  西周青銅器的數量,比商代有了明顯的增長,分布范圍也大大超過了商代。商代集中于黃河中下游腹地。到了西周,除周王朝統治中心的豐、鎬、成周地區外,各大小封國乃至一些邊緣地區,都有自己的青銅鑄造作坊,制造成不同地域風格的青銅器。在周人統治的中心地區陜西周原扶風、岐山和寶雞一帶,經常有數量驚人的窖藏或隨葬銅器群出土。如光緒十六年(1890)岐山任村一次出土大克鼎等120余件;1976年扶風法門白家村一次出土103件。中國青銅器史上幾件有名的重器,如大豐?、大小盂鼎、何尊、毛公鼎等都出自這個地區。

  西周早期的青銅器大體繼承商制,沒有多少變化,就種類而言,常見的仍是鼎、彝、甗、簋、鬲、豆、角、觶、卣、尊、俎、罍、壺、瓿、缶、觥、斝、盉、爵、觚、盤等。區別在于:商代的青銅禮器是以尊、爵等酒器為主的“重酒組合”,西周的青銅禮器則是以盛食物的鼎、簋為核心的“重食組合”。這與西周初期周公的禁酒令《酒誥》有很大關系。

  西周早期,青銅器的紋飾仍舊比較繁縟,紋樣仍以饕餮紋為主,其次為夔紋、云雷紋,增加了長鳥紋。

  西周早期的銘文,比商代有了顯著的發展銘文是中國青銅器與世界其他地區青銅器最大的區別之一,當然也是最大的特色之一。此時長篇銘文不斷出現。《大豐?》8行76字,

  大盂鼎19行291字,小盂鼎竟達20行將近400字。此時的銘文書體多用肥筆,筆道波磔比較明顯。

  真正表現出西周青銅器自身特征的,大概是周昭王、周穆王(公元前十世紀——前841),這時,那種復雜恢宏和充滿古代神秘色彩的紋飾青銅器相繼隱沒,定型化、程式化的傾向日趨明顯,新的品種如食器簠、?和盆。水器匜、樂器編鐘、武器劍戟等相繼出現。此時最流行的花紋是竊曲紋和瓦紋,稍后還有重環紋、環帶紋和雙頭獸紋。而商代和西周早期常見的蟬紋、蠶紋、象紋等象生紋已經絕跡,饕餮紋也退居次要地位。銘文在這一時期有了高度的發展。中的毛公鼎有銘文499字,簡直可以與一篇“尚書”媲美,是人間最早、最美的廟堂文學。鐫有357字的西周散氏盤,是我國最早的外交和約;鐫有284字的周共王時代史墻盤,則是微氏家族的敘事詩。

  但是,西周青銅器雖然在紋飾和器形上有許多創造,但總體說來對商代青銅器藝術上還是較為保守的。真正在藝術上取得突破性進展是在王室東遷后的春秋戰國時期?!按呵餆o義戰”,那個以“禮制”為中心的古典世界已不復存在。王室之器減少,諸侯國器增多。作為陪嫁的媵器類逐漸增加。器形和紋飾也一改過去樣式,大膽突破商周以來的宗教神秘色彩,體現出強烈的地方性和清新感。此時的中國青銅器進入第二個發展高潮期。此時北方諸國青銅器雄渾凝重,保持古老的技藝傳統;南方諸國多秀麗輕新。多種藝術風格爭奇斗艷,與當時的思想界一樣,呈現出百花齊放的爭艷狀態。

  此時春秋戰國時期青銅器的種類和造型出現許多新的變化:鼎已經采取部件分鑄和焊接的方法,增加了器蓋;甗由上下合體變為上下分鑄;豆有蓋,深腹;新出現了體、蓋合為球形的敦。酒器和水器的樣式中,壺的變化最為復雜,有圓形、扁形、方形、匏形等;銅鏡也開始流行;還有實用的銅燈、帶鉤等。劍、戈則是南方的吳、越制作最精。

  青銅器上的紋飾,也從過去奔放的粗花一變為工整的細花。轉向于繁縟華美,追求裝飾性,最常見的是蟠螭紋。所謂蟠螭紋即是以兩條或者更多的小螭龍纏結在一起,連續反復穿插盤旋,具有華美繁縟的藝術效果。與之相配的還有幾何形紋、貝紋、垂葉紋和綯索紋,極具規律。它們朝圖案化方向發展,再也不具備神秘意義。圖案設計出現了表現社會生活的新題材,如宴飲、舞樂、采桑、漁獵、攻戰等,多姿多彩。如山西渾源出土的犧尊,陜西興平出土的犀尊則表現了高超的寫實技巧。犀牛的軀體特征、動態,以及雕塑的體量感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現。還有一些青銅作品不是禮器而是以人或動物形態制作的器物支架或底座、燈座、車馬器等,人與動物的動態得到了更為生動的表現。最成功的作品有河南洛陽金村東周墓所出的各種動態的人型器座、河北平山平山中山王墓出土虎噬鹿器座。湖北隨縣曾侯乙墓所出的6個鐘銅人,均作武士裝束,有彩繪,為戰國時期人物雕塑的代表性作品。

  銅器的銘文也變得極其簡單,說明日常用器銘文和記錄婚媾媵器銘文很是普遍。筆道變得細長。

  中原之外,少數民族地區和邊遠地區在這個時段也有一些精美的雕塑,如云南古滇族墓葬出土的戰國至秦漢時期青銅器,其器俱及其蓋上,多人物的群像雕塑和透雕扣飾,真實地表現了處于奴隸制社會階段的滇人的生活環境和宗教、戰爭、狩獵、樂舞等活動,有重要的認識價值。其表現牛、虎等動物題材的器物,描寫動物之間生死搏斗的銅扣飾,表現出的動態感令人驚心動魄。如1972年出土于云南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的二千年前古滇國人的青銅祭祀器具“?;~案”,高43厘米,長76厘米,重17公斤。銅案由二牛一虎組成,大牛背為案面,四腿為案足,腹下橫立一小牛;一只老虎抓扒在大牛臀部,虎口緊咬牛尾。動與靜、大與小、生與死、善與惡、愛與恨對比強烈,集于一體作品構思奇特,造型巧妙,意蘊深刻。被稱為“北有馬踏飛燕,南有?;~案”。 北方草原的東胡、匈奴等民族的青銅扣飾,金、銀制品中的動物形象風格較為粗獷剽悍。這些作品成功地表現出動勢之美、力之美。
  
  代表作品

  夏、商、西周、春秋戰國時期國寶級的六十四件青銅器開列如下:

  1、夏代乳丁紋爵:1975年夏出土于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墓葬(也有學者斷為商代早期作品),現藏洛陽偃師商城博物館。

  2、饕餮乳丁紋方鼎,商代早期作品,1974年9月鄭州張寨南街出土。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3、龍虎尊:商代晚期,1956年出土于安徽阜南縣,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4、人面紋方鼎:商代晚期青銅禮器。1959年湖南寧鄉出土,現藏湖南省博物館。

  5、象尊:商代晚期,1975年出土于湖南醴陵獅形山,現藏湖南省博物館。

  6、司母戊鼎:商代后期作品,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陽侯家莊武官村,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7、婦好鸮尊:商代晚期作品,1976年出土于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F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8、人面盉:商代晚期作品,最早見于1935年北京“尊古齋”編輯的《鄴中片羽》一書中介紹,現藏于美國華盛頓弗利爾美術館。

  9、虎食人卣:商代晚期作品,湖南安化縣出土,最早見于上個世紀初羅振玉《俑廬日札》一書記載,共兩件,皆流于海外:一件現藏于日本泉屋博物館,另一件在巴黎賽努施基博物館。

  10、四方羊尊:商代晚期作品。1938年出土于湖南寧鄉黃材月山,現藏中國博國家物館;

  11、饕餮紋鼓:商代晚期作品。1977年6月14日出土于湖北省崇陽縣白霓鎮,是僅見的兩面商代銅鼓之一,一件現藏湖北省博物館,另一件在日本泉屋博物館。

  12、鸮卣:商代晚期作品。1956年湖南省博物館在株洲市征集獲得,現藏湖南省博物館;

  13、雙羊尊:商代晚期的容酒器。一件藏大英博物館,另一件藏日本根津美術館。

  14、龍紋兕觥:商代晚期作品。1959年發現于山西呂梁石樓桃花莊,現藏山西省博物館;

  15、鳥獸紋?。荷檀砥谧髌贰,F藏美國弗利爾美術館。

  16、人面鉞:商代晚期作品。1966年出土于山東益都蘇埠屯一號大墓,現藏山東省博物館;

  17、小臣艅(yú)犀尊:商代晚期作品。清道光年間(一說咸豐年間)山東壽張縣梁山出土的“梁山七器”之一,現藏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

  18、廣漢古蜀人雕像:古蜀國(前3000)時期作品 ,1986年出土于四川廣漢南興鎮三星堆,現藏四川省博物館。

  19、三星堆縱目人面具:古蜀國(前3000)時期作品 ,1986年出土于四川廣漢南興鎮三星堆,現藏四川省博物館。

  20、利簋:西周早期作品。1976年3月出土于陜西臨潼零口公社西段大隊周代遺址窖藏中?,F藏于陜西臨潼博物館;

  21、天亡簋:又名大豐簋。西周早期作品。清道光末年(約1840—1850)出土于陜西岐山縣?,F藏于中國博國家物館;

  22、園鼎:西周早期作品。1981年4月出土于陜西寶雞紙坊頭西周墓葬之中。現藏于陜西寶雞博物館;

  23、伯矩鬲:西周早期作品。1975年出土于北京房山琉璃河?,F藏于北京首都博物館;

  24、鳥紋卣:西周早期作品。1927年出土于陜西寶雞戴家溝。現藏于美國波士頓美術館;

  25、龍紋五耳鼎:西周早期作品。1979年出土于陜西淳化縣史家源村?,F藏于陜西淳化縣文物館;

  26、孟鼎:西周早期作品。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陜西岐山縣禮村。現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

  27、宜侯夨(cè)簋:西周早期作品。1954年出土于江蘇丹徒縣煙墩山西周墓。現藏于中國博物館;

  28、盠駒尊:西周作品。1956年出土于陜西郿縣東李村。現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

  29、盠方彝:西周作品。1956年出土于陜西郿縣東李村。現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

  30、牛尊:西周作品。1967年出土于陜西岐山縣賀家村?,F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

  31、史墻盤:西周作品。1976年12月出土于陜西扶風縣莊白村?,F藏于陜西寶雞青銅器博物院。

  32、亻賸匜:西周中期作品。1975年二月出土于陜西岐山縣董家村?,F藏于陜西岐山縣博物圖書館。

  33、琱生簋:西周厲王時期作品。出土于陜西,時間不詳。共兩件,一件現藏于中國歷史博物館;另一件流于美國。

  34、大克鼎:西周作品。1890年出土于陜西扶風法門寺任村窖藏?,F藏于上海博物館;

  35、禹鼎:西周作品。1890年出土于陜西扶風法門寺任村窖藏,現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

  36、毛公鼎:西周晚期作品。清道光末年出土,于咸豐二年由古董商蘇億年收購,現藏于臺灣故宮博物院;

  37、散氏盤:西周厲王時作品。乾隆中葉出土,具體地點不詳,為江南收藏家所得,現藏于臺灣故宮博物院;

  38、?簋:西周厲王時作品。1978年出土于陜西扶風齊村一處窖藏,現藏于扶風博物館;

  39、虢季子白盤:西周宣王時作品。道光年間出土,后為淮軍將領劉銘傳所得,現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

  40、它盉:西周晚期作品,1963年出土于陜西扶風齊村一處窖藏,現藏于陜西博物館;

  41、蓮鶴方壺:東周時期作品,1923年出土于河南新鄭南門內李家樓大墓,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42、云紋禁:春秋中期作品。1978—1979年發掘淅川下寺楚墓時出土,現藏于河南文物研究所。

  43、王子午鼎:春秋中期作品。1978—1979年發掘淅川下寺楚墓時出土,現藏于河南文物研究所。

  44、虎鈕人面紋錞于:春秋晚期吳國作品。1985年出土于江蘇鎮江王家山一座吳國貴族古墓,現藏鎮江博物館。

  45、雙獸三輪盤:春秋晚期吳國作品。1985年出土于江蘇武進縣湖塘鄉古淹城遺址,現藏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46、蠶桑紋尊:春秋中晚期作品。出土于湖南衡東縣霞流鄉湘江邊被洪水沖垮的一座古墓,現藏湖南省博物館。

  47、吳王夫差矛:春秋時期吳國作品。1983年在湖北江陵馬山5號墓中出土,現藏湖北省博物館。

  48、越王勾踐劍:春秋時期越國作品。1965年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一號楚墓。現藏湖北省博物館。

  49、蛇蛙紋尊:春秋時期作品,1971年廣西恭城加會出土,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50、犧尊:春秋時期作品,1923年出土于山西渾源李峪村,現藏上海博物館。

  51、云紋銅屋:戰國時期吳國銅器。1982年3月出土于浙江紹興第306號戰國墓?,F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館。

  52、曾侯乙編鐘:戰國早期作品。1978年夏湖北隨縣擂鼓墩曾侯乙墓葬出土?,F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館。

  53、曾侯尊盤:戰國早期作品。1978年夏湖北隨縣擂鼓墩曾侯乙墓葬出土。現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館。

  54、鹿角立鶴:戰國早期作品。1978年夏湖北隨縣擂鼓墩曾侯乙墓葬出土?,F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館。

  55、水陸攻戰紋尊:戰國時期作品。1935年河南汲縣山彪鎮戰國墓出土。現收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

  56、鳥蓋瓠壺:戰國時期作品。1967年冬,從陜西綏德城關公社廢品收購站發現?,F收藏于陜西省博物館。

  57、中山王鼎:戰國時期作品。1977年在河北平山縣三汲公社一號墓出土,現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58、錯金銀龍鳳方案:戰國時期作品。1977年在河北平山縣三汲公社一號墓出土,現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59、銀首人俑燈:戰國時期作品。1977年在河北平山縣三汲公社一號墓出土,現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60、有翼神獸:戰國時期作品。1977年在河北平山縣三汲公社一號墓出土,現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61、重金絡壺:戰國時期作品。1982年2月在江蘇盱眙南窯莊出土,現藏南京博物院。

  62、嵌綠松石臥鹿:戰國時期楚國作品。1965年在江蘇漣水三里墩西漢墓出土,現藏南京博物院。

  63、錯金銀云紋犀尊:戰國時期秦國作品。1963年陜西興平縣豆馬村出土?,F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64、?;~案:戰國時期古滇國作品。1972年出土于云南江川李家山墓地,現藏云南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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