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
　
　　你剛剛成年就能夠擔任要職。天下的事是很艱難的，家國的事是極其重要的，雖然只是保守祖業，但也不是很容易的，興隆或衰亡、安全或危險，完全在于我們兄弟們啊！哪能不有所感觸而思量帝王之業，有所警覺而意識到責任重大呢？現在你我或天各一方，相見無期，再也不可能動輒便去規勸教誨你。你應該亥自己去磨礪自己，凡事思考了才行動。對人開誠布公，推心置腹，居心公平允當親近禮重國中才能最優秀的人物，友好地接納賢能的人們，善于識別愚人與賢人，洞察邪惡與剛正。然后能使君子為你盡心智，使小人為你出體力。

　　你神情意態俊爽聰悟，每天都有發展變化。但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擴大功業建樹，卻未見有可稱道之處，這就是我不能停止責備教訓你的原因所在。你性格急躁，氣量狹小。你的母親袁太妃也是這樣認為。一個人如果胸懷不寬廣而有所偏狹凝滯，就會一意孤行，就不會尊重客觀實際，改弦更張，這是施政最大的弊端。你應當下定決心，改掉性情褊急的毛病。豈有大丈夫想為國家出力成就勛業而不能改掉自己壞毛病者？我今日草草寫下十多條告誡，分別后你可好好對照反省。那些大事也不是我能一一道盡的，至于細碎小事更是難以說完。

　　禮賢下士，這是古代圣賢對我們的垂訓；驕奢習氣和矜夸之風，也是前代哲人拋棄的。

　　漢高祖具有豁達大度的美德，而魏武帝曹操卻性格急躁，氣量狹小，喜歡猜忌。《漢書》上說：“大將軍衛青對待士大夫禮遇，就是對小人也施以恩德。西門豹、董安于知道自己性格上的弊端，時時注意矯正，結果成為美談；關羽、張飛性格都褊急爆躁，卻不知改悔，結果皆受其害。你對自身行為和辦事，要以所舉的上述幾人作為借鑒。

　　你就任后，對王府的進出、止宿，府內的園池廳堂宮觀，只需稍微改造一下，不要大規模的翻造，司徒也是這樣認為的。假如為了住行的方便，需要做一些小小的調整改動，則只允許改動一處，不要過于麻煩，每天追求新異的樣式。

　　大凡處理事務都要謹慎機密，不要事先告訴左右親隨。如果有人誠懇地來報告事件，他所陳述的事，決不要泄漏出去，以免辜負這位誠信人這的心意。古人說：君主處理事務如不能謹慎機密，就會失去大臣；大臣處理事務如不能謹慎機密，就會丟掉性命。有的時候臣子之間互進進讒陷害，對這些話不要輕易相信。每當有這類事的時候，就善于考察真偽。

　　對國家授給的官職爵位要珍惜慎重使用，不可輕率地將自己手中的權力假手與別人。對賞給親信、近臣爵位，更要加以控制、好好考慮。我對左右親隨很少施恩，如果外人這樣說我，我也不覺得這有什么不對之處。以富貴強加于物并不能使物壓服，以威勢加于人，人不會服氣。這是很淺顯的道理。

　　聲色之樂，游玩嬉戲，不要過度；擲色子、釣魚、打獵，全都不要去干。供給使用的、維持生活的都要有節制；用來供奉生活起居的物品，都要有節制。奇裝異服，奇特的器皿，此風不可長。你已經有了數位嬪妃隨侍左右，從今以后，不可再急急忙忙接納嬪妃。

　　【作者簡介】

　　宋文帝劉義隆（407年-453年3月16日），小字車兒，南北朝時期宋武帝劉裕第三子。宋武帝劉裕駕崩后，太子劉義符繼位（即宋少帝），因他游戲無度，被輔政的司空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于景平二年（424年）五月廢黜（后被殺），迎立當時任荊州刺史的劉義隆為帝，改元元嘉。

　　劉義隆在位30年其統治期間，采取抑制豪強的政策，努力推行繁榮經濟政策，實行勸學、興農、招賢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休養生息，社會生產有所發展，經濟文化日趨繁榮，有元嘉之治之稱。軍事上，劉義隆繼承劉裕北伐的政策，于430年、450年和452年三度出師北伐，但因沒有做好充分準備，皆無功而返，特別是450年的北伐失敗導致北魏長驅直入長江岸的瓜步，威脅建康，造成劉宋國力的損耗。所以辛棄疾批評說：“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

　　元嘉二十八年（451），北魏大軍南下，隔江威脅建康，劉義隆怕掌握軍權的弟弟劉義康在后方趁機作亂，遂下令將其誅殺。南朝王室的自相殘殺由此始。453年，劉義隆被太子劉劭弒殺。不久后他的第三子劉駿起兵推翻劉劭而繼位，是為宋孝武帝。

　　劉義隆十七歲即位，在位三十年，誅殺權臣，修明政治。他壓抑豪強兼并，清理戶籍，減免稅賦，勸課農桑，獎掖儒學。”元嘉文學”更是中國文學史上大書特書的時代，有謝靈運、劉義慶、鮑照、陶淵明等群星照耀;武將赫赫，如檀道濟、沈慶之、宗愨等輩，橫槊躍馬，四擊不輟。在位期間宋國境內政治、經濟、文化均得到較大的發展，是東晉南北朝國力最為強盛的歷史時期，史稱”元嘉之治”。但同時，劉義隆好大喜功，行事不切實際，幾次北伐均已慘敗告終，同時，劉義隆好猜忌，視兄弟如豺狼，視大臣如仇敵。登基之后，對擁護他的大臣徐羨之、傅亮、謝晦等毫無情義，皆殺之。后來又殺名將檀道濟、彭城王劉義康等，大失人心。所以歷代史家對他皆褒貶參半，如虞世南：“夫立人之道，曰仁曰義，仁有愛育之功，義有斷割之用，寬猛相濟，然后為善。文帝沈吟於廢立之際，淪溺於嬖寵之間，當斷不斷，自貽其禍。孽由自作，豈命也哉。”司馬光：‘文帝勤于為治，子惠庶民，足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橫挑強胡，使師徒殲于河南，戎馬飲于江津。及其末路，狐疑不決，卒成子禍，豈非文有余而武不足耶?”

　　王夫之：“文帝誅權奸，修內治，息民六年而用之，不可謂無其具”，“深沉有謀略，但體弱多病，好猜忌。生人之氣為之坐痿；故舉世無可用之才，以保國而不足，況欲與猾虜爭生死于中原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