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析】

　　《庭誥》是顏延之最有影響力的作品。所謂《庭誥》意即家戒、家訓。“誥”是一種文體，即告誡之文。原用于帝王任命或封贈的文書。后來上輩對下輩的告誡也稱“誥”。這一類文章的目的都在于把自己的人生經(jīng)驗告訴子弟，通常都平易坦率，于樸素中見出作者的真性情。顏延之的《庭誥》涉及修身、立德、交友、力戒奢華、孝悌友愛、勤儉持家等諸多方面，這里摘錄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顏延之的《庭誥》和羊祜的《誡子書》不同，其中雖都有自己的人生經(jīng)歷和感悟，但《庭誥》的原因要復雜得多。宋書本傳稱他“性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回隱，世人呼之‘顏彪’”。其實顏延之性情疏狂，率真，每遇不平，辭意激揚，常犯權(quán)要。又自負才學，面折廷爭，直吐胸臆，例如，他與陶淵明的關(guān)系，并非世人理解的皆好酒，皆是出色的詩人，而是有著政治理想上的共通，操守上的共鳴。在劉宋代晉的過程中，陶淵明堅持操守，對當權(quán)的劉宋政權(quán)采取不合作的態(tài)度，所著詩文全部采用東晉義熙年間的紀年，因而被當時社會所冷淡，而顏延之卻以炙熱的情感，撰寫了《陶征士誄》，熱情贊頌了陶淵明的崇高品格以及光明磊落的生平行事。顏延之是當時文壇巨子，他的評價對人們認識陶的為人和詩文價值自然起到巨大推動作用。以至昭明太子蕭統(tǒng)為之編《陶淵明集》，并為之作序。

　　顏延之剛腸嫉惡，毫無顧忌：劉宋零陵王的母親、太妃褚靈媛去世。劉宋朝廷追加謚號稱晉恭思皇后，用東晉皇家的禮節(jié)和儀式安葬。主持此事的徐湛之取義熙元年十二月文札，以顏延之兼侍中。邑吏送文札給顏延之，延之在“醉中將投札于地曰：；顏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他還對新當權(quán)的劉柳的兒子劉湛說：“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吏？”（《宋書》本傳）于是劉湛借機再次把他貶放永嘉。顏延之深知個中的癥結(jié)，寫成《拜永嘉太守辭東宮表》，怒形于色地說：“抗志絕操，筆陸謝高，代食賓客，何獨匪民！”顏延之到了永嘉任上，又寫成《五君詠》組詩，以述竹林七賢，表達自己的不平之意。也正因為如此，顏延之一生遭人疾恨，故而為官三起三落，歷盡坎坷。

　　這篇《庭誥》不僅有自己的人生遭際和感悟，還包括他的長子顏竣的行為和下場。顏竣跟隨宋孝武帝劉駿討滅劉劭，戰(zhàn)功卓著，深受武帝器重，權(quán)傾一朝。顏竣富貴后，賓客盈門，有一天早上，顏延之到顏竣那兒去，等候在門外求見顏竣的人成堆，顏竣卻安然高臥，還沒有起床。顏延之看不過去，勃然大怒說：“你是出身于糞土之中的人，好不容易升到了云霄之上，就立刻驕橫傲慢到如此地步，你怎么能夠持久呢？”顏竣建私宅，富麗堂皇，顏延之又告誡說：“善為之，無令后人笑你拙也！”（《南史·顏延之傳》）。顏延之不但以言語教誨，還以行為警示：但凡顏竣所資供之物，顏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并生氣對顏竣挖苦說：“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

　　但顏竣不聽勸誡，我行我素，果然獲罪。據(jù)《資治通鑒》大明三年（459）記載，這年五月被他收進大獄，孝武帝劉駿派人先把他的腳打斷，然后賜死。他的妻兒被徙交州，至宮亭湖，又把其男孩沉入湖中淹死。

　　鑒于個人的宦海沉浮和家庭變故，顏延之對后代的教育更為重視，撰《庭誥》的目的在于要接受自己和長子顏竣的教訓。其中特別強調(diào)為政者要有公心，有公心才有凝聚力。同時要嚴于律己，自身帶頭做出表率，“昔之善為士者，必捐情反道，合公屏私。”強調(diào)做人做事要低調(diào)。必須收斂鋒芒甚至謹小慎微，指出做人的三種境界：“言高一世，處之逾默”、“不以所能干眾，不以所長議物”的，是“士之上也”；“敬慕謙通，畏避矜踞”、“文理精出，而言未稱達”的，“此其亞也”；如果“言不出于戶牖，自以為道義久立；才未信于仆妾而曰我有以過人”，這就是“千人所指，無病而死”之流，最不足取。強調(diào)要抑制自己的本性，保持一顆恬淡散漠的平常心，胸中保持寬容愉悅，這則是完美的境界。這樣就能夠面上無過失的表情，舉止正常，不失節(jié)度。事態(tài)就不會進一步發(fā)展，人們的議論自然會平息。

　　羊祜的《誡子書》是希望后人能像自己那樣，做一個有德行有才干的人。顏延之的《庭誥》則是以自己和長子的遭遇作為反面教訓，免蹈覆轍。這是羊祜的《誡子書》和顏延之的《庭誥》在創(chuàng)作動機上的最大不同。

　　但是，顏延之的《庭誥》影響卻比羊祜的《誡子書》深遠。它從形式到內(nèi)容對后世家訓文學有深遠影響，尤其是對五世孫顏之推的《顏氏家訓》影響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