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當然，作為一個文人，特別是象白居易那樣深具歷史傳統而又富有現實思考的作家，處于翰林學士那樣政治環境，其心境是不會平板的。一方面他感到機遇難得，榮幸異常，一首作于元和四年的詩就以熱情的詞句歌頌當今的圣世：“元和運啟千年圣，同遇明時余最幸”；“步登龍尾上虛空，立去天顏無咫尺”；“身賤每驚隨內宴，才微常愧草天書。”（注：《醉后走筆酬劉五主簿長句見贈》，《白居易集箋校》卷一二。）即使以諷刺現實著稱的“新樂府”，也有諛頌之作，如《賀雨》，說元和三年冬至第二年春一直未有雨，大旱，皇帝下了自我檢討的“罪己詔”，就馬上見效，“詔下才七日，和氣生沖融”，下起了大雨，于是“乃知王者心，憂樂與眾同”（注：《白居易集箋校》卷一）。

　　但另一方面，假使只寫這樣的詩，白居易就不成其為文學史上的白居易了。他對當時的政事確實是相當投入的，他對宦官的專權，方鎮的跋扈，地方官吏的向上納賄，皇帝宮內的私下聚財，都敢于直言極諫。這些建議，憲宗有些采納，有些拒絕，特別是牽涉宦官的事，他大多不聽（宦官吐突承璀早年曾是憲宗在東宮時的隨從，一直受到寵信）。元稹因得罪宦官，受到貶責，白居易極力上言，憲宗均未采納，這對白居易刺激極大。元和四年，白居易還帶左拾遺官銜時，接到元稹的詩，中有“不是花中唯愛菊，此花開盡更無花”，就深有所感。這時他在學士院中值班，雖有皇帝所賜之酒，有宮中所栽之花，他還是感到十分孤獨、寂寞：“賜酒盈杯誰共持，宮花滿把獨相思。相思只傍花邊立，盡日吟君菊花詩。”（注：《禁中九日對菊花酒憶元九》，《白居易集箋校》卷一四）。

　　有一情況很值得深思，即白居易寫他在學士院中值班，其心情總是很落寞，甚至很凄涼的。如《答馬侍御見贈》，中云：“謬入金門侍玉除，煩君問我意何如。蟠木詎堪明主用，籠禽徒與故人疏。”（注：《白居易集箋校》卷一四。）有時他與另一學士錢徽同值夜班，冬夜深寒，相對飲酒，但還是“夜深草詔罷，霜月凄凜凜”（注：《冬夜與錢員外同直禁中》，《白居易集箋校》卷五。）。有時單獨一個人值班，更是“心緒萬端”，“獨宿相思”，懷念遠地的元稹：“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五聲宮漏初明后，一點宵燈欲滅時”（注：《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獨直對月憶元九》、《禁中夜作書與元九》，《白居易集箋校》卷一四）。

　　韓愈的一位好友獨孤郁，于元和五年四月入為翰林學士，后因其岳父權德輿作了宰相，他就避嫌，于同年九月主動要求出院。這時白居易特地送他一詩：“碧落留月住，青冥放鶴還。銀臺向南路，從此到人間。”（注：《翰林中送獨孤二十七起居罷職出院》，《白居易集箋校》卷一四。）意思是說，你這次出去，等于鶴向天空放還，又如走向人間，自由過活。白居易在這幾年中確已有擺脫拘束的心理。他在任職期間，有一人為他畫像，他看了后，“靜觀神與骨，合是山中人”。這是因為，這幾年來，“況多剛狷性，難與世同塵，不惟非貴相，但恐生禍因。宜當早罷去，收取云泉身。”（注：《自題寫真》，《白居易集箋校》卷六。）元和六年四月后，他因母喪丁憂，退居下邽鄉村，回顧在翰林學士任期：“中年忝班列，備見朝廷事。作客誠已難，為臣尤不易。況予方且介，舉動多忤累。”這樣，出院后，退居農村，遠離政事，忽有一種悠然自如之感：“自從返田畝，頓覺無憂愧。”（注：《適意二首》，《白居易集箋校》卷六。）

　　在這之后，特別是元和十年貶江州之后，更引起他對這五年翰林學士生活的反思，終于得出出人意料的結論。他認為，元和十年之貶，表面看來，是因為宰相武元衡被盜所殺，他第一個上疏要求追查兇手，被指責為越位，而實際上其禍根則在元和二年至六年的學士期間。他于貶江州后的第二年即元和十一年，在《與楊虞卿書》中，說他“始得罪于人也，竊自知矣”。這是因為“當其在近職時，自惟賤陋，非次寵擢”，就積極上言，“不識時之至諱”，“直奏密啟”。這樣一來，“握兵于外者，以仆潔慎不受賂而憎；秉權于內者，以仆介獨不附己而忌；其余附麗之者，惡仆獨異，又信狺狺吠聲，唯恐中傷之不獲”。由此得出結論：“以此得罪，可不悲乎！”（注：《白居易集箋校》卷四四。）所謂“可不悲乎”，就是中國古代文人，積極參政，秉公直言，往往就成為政治斗爭的犧牲品。

　　五年間的翰林學士生活，是白居易一生從政的最高層次，也是他詩歌創作的一個高峰，但同時又給他帶來思想、情緒上的最大沖擊。在這之后他就逐漸疏遠政治，趨向閑適。我們確可從唐代的翰林學士這一角度，來研究唐代士人的從政心理及所遭致的不同境遇，拓啟文學研究的一個新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