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們在前一節中勝一定的篇幅論述了聞一多先生的古代研究，為的是有助于對他的唐詩研究工作的理解。先從宏觀上來把握聞先生的研究格局和學術體系，那末聞先生對唐詩的一些具體看法，才不致被誤解。

　　聞先生對唐詩有一個相當規模的研究計劃。一九三三年九月，剛到清華大學不久，他在給友人饒孟侃的信中談了近年來從事的學術項目，共有八項，除了《詩經》、《楚辭》各占一項外，其他六項全是唐詩，它們是：

　　《全唐詩校勘記》：校正原書的誤字。

　　《全唐詩外編》：收羅《全唐詩》所漏收的唐詩。明已得詩一百余首，殘句不計其數。

　　《全唐詩小傳補訂》：《全唐詩》作家小傳最了解。擬訂其誤，補其缺略。

　　《全唐詩人生卒年考》。

　　《杜詩新注》。

　　《杜甫》（傳記）。

　　從這個項目來看，他的研究格局也如同《楚辭校補》，先做文字校訂和字義訓釋的工作，然后再進行綜合的研究。過去一些研究者強調聞先生繼承清代樸學家訓詁學的傳統，這是對的，但僅僅講這一點不夠的，應當說聞先生是多方面地承受了前代學者的優良學風。譬如清初思想家黃宗羲說“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顧炎武主張“博學以文”，聞先生每做一項研究，都盡可能搜羅有關材料，以求徹底解決，都與這些大學者的學術思想有關。至于他的大膽懷疑的精神，敢于立異的新穎之說，更是受清代學風中積極因素的影響。這些，在他的唐詩研究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唐詩雜論》中的《少陵先生年譜會箋》發表于一九三○年，這是他一系列唐詩研究中所作出的最早的業績。從這一篇較側重于資料編排的文章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出其眼光的非同一般。譬如他注意輯入音樂、繪畫、文獻典籍等資料，如開元二年杜甫三歲時，根據《唐會要》、《雍錄》等書，記設置教坊于蓬萊宮側，玄宗親自教以法曲，稱為“梨園弟子”。開元四年、五年，連續記載于洛陽設置乾元院（后改麗正書院），加集群書。開元十五年，記徐堅纂修文藝性類書《初學記》成。開元二十年，吳道玄作“地獄變相圖”。開元二十九年，崇玄學，以《老子》、《莊子》、《文子》、《列子》為“四子”，并作為科舉考試明經舉的依據。天寶三年，芮挺章選開元初以來的當時人詩為《國秀集》。年譜中又以較多的篇幅記載佛教的活動，如開元七年《華嚴論》成，八年印度金剛智、不空金剛來結（合善元畏稱“開元三大師）、開元十八年僧人智升撰《開元釋教錄》（此書為我國唐以前佛教經錄之總匯），開元二十四年五月名僧義福卒，賜號大智國師，七月葬于洛陽龍門北。送葬有數萬人，大臣嚴挺之為作碑。宋代以來，為杜甫作年譜者不下幾十家，但都沒有像聞先生那樣，把眼光注射于當時的多種文化形態，這種提挈全局、突出文化背景的作法，是我國年譜學的一種創新，也為歷史人物研究作出新的開拓。

　　在這以后，聞先生繼續沿著這一治學方向發展，他的方法運用得更加自如，創獲也更加顯著。他從不孤立地論一個個作家，更不是死守住一二篇作品。他是從整個文化研究著眼，因此對唐詩的發展就能把握大的方面，著力探討唐詩與唐代社會及整個思想文化的關系，探究唐詩是在什么樣的社會環境中發展的，詩人創作的缺點怎樣與其生活環境與文化氛圍發生密切的聯系，等等。總之，他是站在一個新的高度，以歷史的眼光，觀察和分析唐詩的發展變化，沖破了傳統學術方法的某種狹隘性和封閉性。這是聞先生唐詩研究的極可寶貴的思想遺產，是值得我們很好吸取的。

　　《唐詩雜論》中的《類書與詩》、《宮體詩的自贖》、《四杰》三篇屬于初唐詩的研究。不必諱言，聞先生對初唐詩的具體論述有不夠確切、不夠全面之處。他對于初唐詩的消極面看得多了些，對初唐詩為盛唐詩歌的發展準備思想和藝術方面的條件估計不夠充分。對于唐太宗李世民作用的評價也不恰當，他單以某種欣賞趣味的高低來把唐太宗與隋煬帝作類比，認為唐太宗鑒別詩歌的眼力大大低于隋煬帝，在《類書與詩》的末尾還得出這樣結論性的意見：“太宗畢竟是一個重實際的事業中人；詩的真諦，他并沒有，恐怕也不能參透。他對于詩的了解，畢竟是個實際的人的了解。他所追求的只是文藻，是浮華，不，是一種文辭上的浮腫，也就是文學的一種皮膚病?！苯陙硖拼膶W有研究，已經糾正了長期以來對唐太宗評價過低的偏向。

　　我覺得，時過幾十年，再來具體討論某一人物、某一作品評價的得失，并不能對我們的思考有多大的意義。對我們有總義的，是聞先生研究初唐詩的角度，以及他對這一階段文學變遷審視的眼光，在這里，我們就會發現聞一多先生所特有的氣度生魄力。

　　聞先生始終把文學看作為一種歷史運動，他把文學發展作為動態來把握。他并不把詩的初唐看作一個籠統的概念，而把它分成兩個階段，即唐政權建立（618）到高宗武后交割政權（660），這是前五十年；在這之后到開元初（712），是另一階段。聞先生這樣描寫兩個階段交接的情況：

　　“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儀伏誅，算是強制的把“江左余風”收束了，同時新時代的先驅，四杰及杜審言，剛剛走進創作的年華，沈宋與陳子昂也先后誕生了，唐代文學這才扯開六朝的罩紗，露出自家的面目。（《類書與詩》）這就是文學發展的動態敘述，正好像前面引述過的《風詩類鈔?序例提綱》所說的“帶讀者到《詩經》的時代”那樣，作者也是力求給今天的讀者看到那個活的時代?！?/p>

　　文章接著說：“所以我們要談的五十年，說是唐的頭，倒不如說是六朝的尾。”這又是把文學放在它自身的歷史運動中來考察，而不拘牽于封建王朝的興替。──要知道，在聞先生的年代，談中國歷史要打破王朝體系真不知道有多少困難。據朱自清先生介紹，聞一多先生抗戰時期講授中國文學史時，曾有一份《四千年文學大勢鳥瞰》提綱，將四千年的中國文學分為八大期，其中第五期名為“詩的黃金時期”，系自東漢獻帝建安元年至唐玄宗天寶十四載（196－755），五百五十九年。由此可見，初唐第一階段的五十年，只不過是這一大期的一個極為短小的過渡期。

　　接著，聞先生就展開了他那特有的歷史文化的綜合研究。對初唐詩，他提出三個動向，一是詩的學術化，以詞藻的堆砌作詩，于是發展了類書；二是宮體詩的衍變，詩的情趣怎樣由褻瀆走向凈化；三是由于作家身分的變異，一批新人走上文學舞臺，詩的題材也得到了解放，即由宮廷走到市井，從臺閣移至江山與塞漠。而前兩點，也正是從那“說是唐的頭，倒不如說是六朝的尾”而著名論斷出發的，指出它們都與六朝詩風緊相關連。他說：“尋常我們提起六朝，只記得它的文學，不知道那時期對于學術的興趣更加濃厚。唐初五十年所以像六朝，也正在這一點。這時期如果在文學史上占有任何位置，不是因為它在文學本身上有多少價值，而是因為它對于文學的研究特別熱心，”然后他舉出從太宗時期到開元時所編修的數量眾多。篇幅浩繁的類書；寫道：

　　“《文選》注《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初唐某家的詩集。我們便看出一首初唐詩在構成程序中的幾個階段?！?/p>

　　這幾句話真是所謂“立一篇之警策”！要這之前，有誰論述初唐詩，會把它與六朝及唐初的學術風氣相聯系，在誰會想到唐代前期，大量編修類書是出于一種文學風格的需要。讀聞先生的這些著作，確實會有一種啟人思考的展新和開拓之感。

　　《春江花月夜》算不算宮體詩，學術界還有爭論。聞和多先生在《宮體詩的自贖》中，主要并不在于討論這首詩是否屬于宮體詩的范圍，而是從歷史變遷的角度，著重探討了唐初將近一百年的時期，詩人們怎樣以自己的努力，來掃除齊梁以來彌漫于計壇的這種惡濁空氣。那種“人人眼角里是淫蕩，人人心中懷著鬼胎”，“在一種偽裝下的無恥中求滿足”的宮廷艷情詩，實際上只不過是“一種文字的裎裸狂”。但這種詩風盛行已久，隋末的政治風暴并沒有把它們驅散，在唐初又適應宮廷的需要而得以繼續存在，而且“詞藻來得更細致，聲調更流利，整個的外表顯得更乖巧，更酥軟”。聞先生在這里揭示了文學上的一條規律，那就是文風的轉變有時的相當艱巨的，它不能單靠政治的力量，而是更靠作家們長時期的創作實踐中，經過自我的斗爭和提高，才得以逐步完成。沖破齊梁以來詩壇中萎靡不振的那種“虛偽的存在”，開始是盧照鄰的《長安古意》，它通過歌唱長安的繁華，教給人們“如何回到健全的欲望”。但這首詩的形式上還不夠成熟，感情又過于狂放，好似狂風暴雨，雖有氣勢，不能持久，不易為許多人所接受。于是接著出現了劉希夷的《代悲白頭翁》：“洛陽女兒好顏色，坐見落花長嘆息。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認在？……年年歲風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聞先生指出這首詩里潛藏著一種“宇宙意識”，這就是從美的暫促性中認識到“永恒”。這已經超過了《長安古意》“從宿倡家桃李蹊”的狂放，一躍而進到對青春年華的圣潔般的贊嘆。接著就到了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

　　“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p>

　　這就是“更敻絕的宇宙意識！不個更深沉，更寥廓更寧靜的境界！”因為在這里，已經把宮體詩所散發的一切潮污濁從詩境中完全排除出去，把男女間刻骨的相思之情，真正用莊嚴的詩筆表達出來，而且賦予這種真情以哲理的光輝。詩的最后四句：“斜月沉沉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聞先生贊嘆道：

　　“這里一番神秘而又親切的，如夢境的晤談，有的是強烈的宇宙意識，被宇宙意識升華過的純潔的愛情，又由愛情輻射出來的同情心，這是詩中的詩，頂峰上的頂峰?！?br /> 　　
　　這里我們可以看到聞先生怎樣把審美活動與哲理研究融匯在一起，怎樣把文風的改革放在歷史文化的宏大背景下加以觀照?？梢韵胍?，這在當時國民黨統治區的惡濁環境中，在小市民庸俗情調的包圍中，對提高人們的藝術鑒賞水平，培養純真的審美情趣，會有什么樣的意義。

　　另外，從對賈島的評論中，我們又可看到聞一多先生對傳統批判的特點。賈島是中晚唐之際有獨特成就的詩人，明代著名的詩評家胡應麟曾說：“曲江之清遠，浩然之簡淡，蘇州之閑婉，浪仙之幽奇，雖初盛中晚，調迥不同，然皆五律獨造。”（《詩藪》）這種幽奇的計風，大行于晚唐五代：“唐末五代，……大抵皆宗賈島輩，謂之賈島格。”（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可能有人覺得聞一多先生對賈島詩評價得太低了。應當說，對賈島詩的評價，是學術上的百家爭嗚問題，可以各抒己見，而且以后還會出現新的爭論。值得注意的是，聞先生在《賈島》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富有啟發性的問題：“你甚至說晚唐五代之際崇拜賈島是他們那一個時代的偏見和沖動，但為什么幾乎每個朝代末葉都有回向賈島的趨勢？宋末的鐘譚，以至清末的同光派，都是如此。”這就把問題一下子提高了。作者接著犀利地提出：

　　“可見每個在動亂中毀滅的前夕都需要休息，也都要全部的接受賈島。”

　　這里把賈島對后世詩人的影響提到某種規律性的高度。聞先生是環繞詩歌與生活的關系這一文學的根本問題來展開的。他把賈島生活的中晚唐之際，形象地比喻為“一個走上了末路的，荒涼、寂寞、空虛，一切罩在一層灰色的時代”。賈島早年又曾出家為僧，出世超塵的早期經歷，養成了“屬于人生背面的，消極的，與常情背道而馳的趣味”。中年后還俗，屢考不中，仕途無望。時代還是那個時代，一個以自我得失為中心的詩人只能背對著生活，那種荒涼得幾乎獰惡的“時代相”也激發不起他的任何詩情，禪宗與老莊思想又乘虛而入。這就使他愛靜、愛瘦、愛冷，愛這些情調的象征──鶴、石、冰雪。賈島的詩正是使那種遠離生活而又陷于苦悶、無所作為的人們得到某種虛幻的滿足。在年齡上，比起白居易、孟郊、韓愈以及張籍、王建來，賈島是晚輩，是青年，然而在詩的情調上，他比起這些前輩詩人來，又是那么陰霾、冷漠，而且顯得如此的疲乏。這種評論是否太苛刻了呢？不，要知道，聞一多先生并不單為賈島而發，而是超越賈島把批判的鋒芒指向社會老年中年人忙著挽救人心、改良社會，青年人反不聞不問，只顧躲在幽靜的角落里做詩，這現象現在看來不免新奇，其實正是舊中國傳統社會制度下的正常狀態?！边@是一種畸形，卻又是舊制度（包括聞先生所處的國民黨統治區）的正常產物。聞一多先生這里把古代研究與現實批判有機地結合起來。

　　在抗戰后期，聞一多先生一方面看到國統區某些文藝作品因脫離生活而顯得蒼白無力，另一方面又接觸到抗日根據地剛健質樸、有豐富生活內容的新作。由此出發，他特別強調生活對文學的重大作用。他稱贊田間的詩是時代的鼓手，說“它所成就的那一點，卻是詩的先決條件──那便是生活欲，積極的、絕對的生活欲又說：“你說這不是詩，因為你的耳朵太熟習于‘弦外之音’……那一套，你的耳阿朵太細了?！保ā稌r代的鼓手》）他強調詩要有骨格，“這骨格便是人類生活的經驗”。（《鄧以蜇〈詩與歷史〉題記》）正是從這點出發，他批判了賈島，又高度評價了孟郊。他認為孟郊雖沒有像在易那樣寫過成套的“新樂府”，但是他有窮苦的生活作基礎，并不追求閑情逸致，“他的態度，沉著面明鋒”（《〈烙印〉序》）。他說，蘇軾詆毀孟郊的詩，那是出于蘇軾的標準，“我們只要生活，生活磨出的力，像孟郊所給我們的，是‘空螯’也好，是‘蜇吻澀齒’或‘如嚼木瓜，齒缺舌敝，不知味所存’也好，我們還是要吃，因為那才可以磨煉我們的力“（同上）。無論對于賈島或孟郊，我們現在看來，聞先生的評價或許還有不夠全面的地方，但他直探本源，抓住要害，并聯系廣闊的社會環境，對傳統的弊病和現實的癥結作犀利的批判，那種眼光與手力，到現在還能給我們以啟示。

四

　　在前面一節中，主要是聯系聞一多先生的整個古代研究，就注意于文化史的總體探討和對傳統的批判兩點，來探索聞先生在唐詩研究上所作出的貢獻，目的在于從大的方面把握他的研究體系和研究格局。我想，這可能比討論一個個具體問題，對我們今天的研究來說要有意義一些。當然，聞先生唐詩研究的建樹還不止這些，還可以舉出一問題來談，如《岑嘉州系年考證》對于盛唐邊塞詩人岑參的生平考證，工力深厚，直到現在還可作為依據；又比如《唐詩大系》所選的詩，既能照顧到各種時期，各流派的作家，又能選擇其中的藝術珍品，是很有特色的唐詩選本。聞先生所作的《全唐詩》的文字?？焙妥髌份嬝?，以及作家小傳訂補，其手稿有待整理，一定還有不少富有成果的學術遺產可借探究。以上這些，本文就不再詳細論述了。這里擬簡單補充一點的，是聞先生學術文章的藝術差。

　　聞先生詩人的素養和優美的文筆使得他的學術文章有一種難以企及的詩的境界。關于這一點，朱自清先生曾經談到過：“他創造自己的詩的語言，并且創造自己的散文的語言。詩大家都知道，不必細說；散文如《唐詩雜論》，可惜只有五篇，那經濟的字句，那完密而短小的篇幅，簡直是詩?！薄短圃婋s論》的這幾篇文章，對學術論著如何做到既富有理致，又能給人以藝術享受，很能給人以思考。當然，要做到這一點，須要具備多各條件，要有生活閱歷，要像聞先生那樣有對傳統文化廣博的學識，還要有很高的藝術素養，能夠品味出藝術美的細致精妙之處。譬如他的《英譯李太白》一文，談到李白詩的翻譯成英語問題，說：“形式上的秾麗許是可以譯的，氣勢上的渾璞可沒法子譯了。但是去掉了氣勢，又等于去掉了李太白。”又如論孟浩然的清逸淡遠的風格，說：“孟浩然不是將詩緊緊的筑在一聯或一句里，而是將它沖淡了，平均的分散在全篇中?！保ā睹虾迫弧罚┻@些都不是一般的鑒賞水平所能說出的。又譬如他講到莊子時，說莊子“是一個抒情的天才”，然后舉出《莊子》中這樣的文句：“送君者皆自厓而返，君自此遠矣！”說“果然是讀了‘令人蕭蓼有貴世之意’”。把學術文章當作美文來寫，這方面，聞先生也給后來者豎立一個不太容易達到的標準。限于篇幅，這個問題只能提一提，其實這是很值得寫一篇文來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