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當代學術界，傅璇琮先生的一系列學術論著既開創了文學的歷史文化學研究的良好風氣，又很好地繼承了中國古代“意氣峻爽”的優良文風，體現了“篇體光華”的鮮明特色。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界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我們總結他的學術論著的語言特色，就是為了在當今的學術界能夠倡導一種優良的文風。

　　劉勰《文心雕龍·風骨》篇謂：“《詩》總六義，風冠其首，其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于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而他對文學創作總的要求則是“風清骨峻，篇體光華。”這雖然只是就文學創作而言的，但是，事實上，又何嘗不可以移用于學術論著的評論呢?在劉勰的觀念里，凡為文章，在寫作之始，必須首先考慮到“風教”的問題，因為在“怊悵述情”時，只有包含“風教”（社會教化的作用）的文章，才是理想化的文章。就學術論著而言，則只有學術針對性明確，又證據充分、邏輯嚴密的論著方能經受得住時間的檢驗；只有文氣充沛，理兼情采的論著方能具有清新的文風進而去感染和吸引讀者的心靈。即使是劉勰本人的《文心雕龍》這一體大思精的巨著，也正是針對齊梁時期文學創作中出現的“淫麗而繁濫”的傾向而作的，而且也正是在他那飽含意氣、辭采華茂的論述中使人得到理義才情的陶熔；與其同時的鐘嶸也正是鑒于齊梁時代“庸音雜體”的流行，詩歌批評中“喧議四起，準的無依”（鐘嶸《詩品序》）的混亂局面而明確提出他的“滋味”說的，并試圖以此來辨彰清濁，掎摭利弊，進而建立起客觀公正的批評標準；唐代的陳子昂更是在痛感于六朝以來“采麗競繁，而興寄都絕”這樣一種“文章道弊，五百年矣”的創作局面，振臂高呼要求恢復“風雅興寄”和“漢魏風骨”（陳子昂《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的光輝傳統，千年而下的文人志士無不受到強烈的震撼。

　　而在當代學術界，傅璇琮先生的一系列學術論著可以說就是這一方面的表率，很好地繼承了中國古代“意氣峻爽”的優良文風，體現了“篇體光華”的鮮明特色。首先，他的每部學術著作，都是具有鮮明針對性的。如作為他的第一部學術專著的《唐代詩人叢考》之作，就是有感于當時的學術界里一些“纂輯之書”一如“買舊錢以充鑄”的現象，而想倡導一種“采銅于山”的原創性研究，他是主張治學必須堅持實證的，“他認為從事任何一項學術研究，首要的不是采集既有的成果去編結花環，而是弄清客觀事實的真相。”（陳允吉《唐詩論學叢稿序》）同時，又“從個案考辨通向了整體研究”。《李德裕年譜》則更是“已經超出了一般譜錄編寫的范圍，而是一種歷史的整體研究了”。“至于《唐代科舉與文學》，則純粹是從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文學的范例，它從一個側面非常生動地展示了有唐一代士人的文化心態。”所有這一切，概括起來，就被稱之為“文學的社會歷史學研究”（羅宗強《唐詩論學叢稿序》）。而且，所有這些著述的語言，都是那樣的樸實流暢，文采斐然。就“意氣峻爽”的優良文風而言，我們不妨可以從《李德裕年譜》“新版題記”之“補記”中窺見一斑。其中提到韓愈為柳宗元所作的墓志銘中的話，他說：

　　有些人在交往中，先是“握手出肺肝以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負”，而一旦友人失勢，就“擠之又下石”，而且“自視一位得計”。李德裕也有此遭遇。他在武宗朝任宰相時，特別提拔白居易之從父弟白敏中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白敏中于會昌年間仕途的進升是全得力于李德裕之薦引的。但武宗一死，宣宗即位，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到半個月，李德裕就馬上貶官，連續受到打擊，直至貶于海南島而死。這之中，白敏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怪不得清初王士在《池北偶談》中說：“及德裕之貶，（白敏中）詆之不遺余力。……尤為當世鄙薄。”李德裕在流貶途中所作《窮愁志》四卷，置生死于度外，對世事作了嚴正的評論，其中有《小人論》一文，說小人不僅是因“世態炎涼”而對人漠視，最主要的是“以怨報德”、“背本忘義”，而這二者又恰恰是“不可預防”的。李德裕這樣說，當是有為而發。這對于我們研究當時的世態人心，都有啟發。

　　當傅先生在這里講述唐代這段政治紛爭中的世態人心時，又何嘗不是一種抒發個性的“有為而發”之論呢?在社會發展的任何一個階段中，總不免有著這樣那樣的“世態炎涼之壓”存在。從中我們也不難體會得到傅先生內心里那一份關注社會人生的激情，意氣駿爽，不平則鳴，針貶時弊，不遺余力，這正是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面對世態人生之時應有的態度。

　　其中最為鮮明地體現出“篇體光華”之特色的，則在于一些有感而作的短章佳什，以及一些為學術界友人而作的序跋類文章之中。在《濡沫集》中一篇題為《熱中求冷》的文章里就有這么一段文情并茂的文字：

　　我是住集體宿舍的，住所就在辦公室后面一排較矮的平房，起居十分方便。一下班，有家的人都走了，我就搬出一張藤椅，坐在廊下，面對院中滿栽的牡丹、月季花，就著斜陽余輝，手執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線裝本《越縵堂日記》，一面瀏覽其在京中的行蹤，一面細閱其所讀的包括經史子集各類雜書，并在有關處夾入紙條，預備第二天上班時抄錄。真有陶淵明“時還讀我書”的韻味，差一點忘了自己罪人的身份。

　　傅先生從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留系工作后的第三年，即1957年夏，因為與幾位同事“想搞同人刊物”而被劃為右派，遭貶至商務印書館，這段文字就記述了他在商務印書館工作時的情形。初涉社會的苦難加強了他人生選擇的執著；被排擠出學術主流反而強化了他的理性思考。俄國文藝理論家別林斯基早就說過：“詩的本質在于使無形體的理念具有生動的感性的美的形象。”從這段文字中可以見出，作者不趕熱潮，心無旁鶩而執著于鉆研中國古代文化學術的人生精神境界，透露出他的學術選擇甚至人生選擇之自覺，同時，我們也不能不承認這段文字還蘊含著濃郁的詩情畫意，清新撲面，沁人心脾，極富美感。同樣在《熱中求冷》一文中，作者最后寫道：

　　1969年至1973年我隨文化部到湖北咸寧“五七”干校，最后一二年，人走得差不多了，由熱轉冷，勞動戰地變成了休閑場所，晚飯后我有時找蕭乾、樓適夷諸先生聊天，后即轉入屋內，點起煤油燈看書。咸寧地處楚澤，廣漠的平野常見大湖返照落日的奇彩，晚間我遙望窗外，月光下的遠山平湖仿佛看到這屈子行吟的故土總有一些先行者上下求索而悲苦憔悴的影子，這時心也就漸漸平靜下來，埋首于眼前友人從遠地寄來的舊書中。

　　丹麥批評家勃蘭兌斯就指出：“我們觀察一切事物，有三種方法–實際的、理論的和審美的。一個人若從實際的觀點來看森林，他就要問這森林是否有益于這地區的健康，或是森林主人怎樣計算薪材的價值；一個植物學者從理論的觀點來看，便要進行有關植物生命的科學研究；一個人若是除了森林的外觀沒有別的思想，從審美的或藝術的觀點來看，就要問它作為風景的一部分其效果如何。”反復閱讀上面這段文字的時候，不禁令人想起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報任安書》）的人生目標，同時又會讓人聯想到王國維借宋人詞句即“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而描述的三種學問境界、亦是人生之崇高境界（王國維《人間詞話》），然而，這何嘗不是一種審美的境界?人生的苦難經過醇化，逐漸沉淀為一種寧靜、澄澈而有深度的詩情。經歷了咸寧“五七”干校那樣一段身心都備受折磨的痛苦時期以后，稍稍有所寬松之際，居然能夠讓我們的大學者喚起了對“廣漠的平野”那“常見”的“大湖返照落日的奇彩”一種超常的審美愉悅，并由此而產生出一種思想者的深沉幻覺———“月光下的遠山平湖仿佛看到這屈子行吟的故土總有一些先行者上下求索而悲苦憔悴的影子。”在這種文化審美心理的更深處，又何嘗不是一種特殊歷史條件下時代悲劇意識的深刻揭示！

　　細檢傅先生已經發表的各類著作，像以上描寫個人沉湎于祖國學術，孤獨然而充實之境界的優美文字實在太多，如《唐代科舉與文學·序》描寫參觀敦煌的印象道：

　　車過河西走廊，在晨曦中遠望嘉峪關的雄姿，一種深沉、博大的歷史感使我陷于沉思之中，我似乎朦朧地感覺到，我們偉大民族的根應該就在這片土地上。在通往敦煌的路上，四周是一片沙磧，灼熱的陽光直射于沙石上，使人眼睛也睜不開來。但就在這大片沙礫中間，竟生長著一株株直徑僅有幾毫米的小草，雖然矮小，卻頑強地生長著，經歷了大風、酷熱、嚴寒以及沙漠上可怕的干旱。這也許就是生命的奇跡，同時也象征著一個古老民族的歷史道路吧。

　　作者由晨曦中遠望嘉峪關的雄姿聯想到了偉大民族的文化的根；由沙漠上備受大風、酷熱、嚴寒以及沙漠上可怕的干旱等自然災害蹂躪的小草，聯想到我們古老民族的歷史道路等等，這都符合于陸機《文賦》所謂：“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于一瞬”，劉勰《文心雕龍》所謂的“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云之色”（劉勰《文心雕龍·神思》）這樣一種藝術構思的準則，要言之，即“神與物游”的基本特征。文章的結尾處，他還寫道：

　　到過敦煌的人，會更真切地感到敦煌學以及我們整個人文科學，變化是多么巨大。我又想，敦煌在當時雖被稱為絲綢之路上的一顆明珠，但它終究還處于西陲之地，敦煌的藝術已經是那樣的不可逾越，那么那時的文化中心長安與洛陽，該更是如何的輝煌絢麗！但俯仰之間，已成陳跡。除了極少的文物遺留外，整個文化的活的情景已不可復見了。作為一個偉大民族的后人，我們在努力開辟新的前進道路的同時，盡可能重現我們祖先的燦爛時代的生活圖景，將不至于被認為是無意義的歷史癖吧。

　　在歷史文化遺跡的憑吊中引發出了歷史的滄桑感，而在歷史滄桑感的抒寫中激起的卻是一種強烈的時代使命感！在這里，還是作者的思想感情在藝術構思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如劉勰所強調的，是“志氣統其關鍵”（劉勰《文心雕龍·神思》）的結果。

　　神秘而又厚重的大西北，似乎更能引起知識分子的聯翩浮想。這不，在傅先生的《唐代科舉與文學》“重印題記”中，又再一次地寫到了西北大地之風光及其歷史文化意蘊：

　　這次的河西走廊之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這漢唐時期的中西交通要道，確與自然地理與人文環境有關，這條長達千余里的通道，南北兩邊各是雪山、荒漠，就是這條路上有綠地，特別是幾座名城。另一印象較深的是，西北地區的現代化發展確實很快，武威市的人口已達一百萬張掖示內大廈林立，市內廣場精致，出租車也相當多。敦煌更是發展成旅游熱點，八十年代初我至敦煌，看到的多是農居小舍，倒有古樸之感，現在則是滿街燈火輝耀，商店招牌炫目。

　　如果說，這段的描述是擁有一份現代化建設的自豪情感的話，那么接下來的有關天水、周至的描述則更多一些自然人文環境遭到摧毀、生態平衡被打破的感慨了。尤其是有關戶縣、周至縣的一段，他寫道：

　　在西安時，六月十三日，與幾位友人，坐車西去游戶縣、周至縣。我提出要去看一看戶縣西邊的陂湖，因杜甫于天寶時應岑參兄弟之邀曾去陂一游，寫有名篇《陂行》，寫得很美，我想去觀賞一下杜甫所寫的這一美景。那時的陂，湖面是相當大的，杜甫曾有“波濤萬頃堆琉璃”之句。但沒有想到，我們那天去看，卻是一片干枯。我們后去周至縣。周至縣南有一名寺仙游寺，白居易在任周至縣尉時，曾與友人陳鴻、王質夫同游仙游寺，唱和閑談，其著名的《長恨歌》即由此而作。仙游寺應是文學上的名地勝景。但現在的仙游寺卻已杳然無存，據云因建水庫，已將仙游寺沉于庫底，當地擬在附近新建一仙游寺。白居易如有知，恐不會再有“自嫌戀著未全盡，猶愛云泉多在山”（《游仙游寺》）了。

　　整段文字借助于文學名篇的聯想，深沉地緬懷古代的地理名勝，痛感于人文環境的變遷，斯文雖在，而舊地難尋了。這種深沉的人文關懷，在傅先生的筆墨中是在在有之的。

　　在給蔣長棟先生《王昌齡評傳》撰序而對唐代詩人王昌齡被貶至湘西的追懷中，更是將強烈的生命體驗寓于清新又帶些孤寂的景物描寫之中，請看下面一段文字：

　　一九八六年秋，我因參加韻文學會詩學討論會，在懷化住了幾天，后又應邀去黔陽，游覽相傳為王昌齡所住之所的芙蓉樓。黔陽縣內的青石板路面，街兩旁舊時建筑的店鋪，在在引起我對兒時江南小鎮的親切回憶。在夕陽返照青山、遠望一片黛色的湘西特有景色中，我緬想王昌齡當時不知是怎樣一步步來到這個地區的，后來又是如何安于這山山水水，把自己融化于自然和宇宙。

　　這樣的生活態度、這樣的文字境界，都極富美感，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黑格爾曾經說過：詩人“所突出并且帶著情感去描述的主要適合他內心活動合拍的那些情節，這些情節描述得愈生動，也就愈益在聽眾心中引起同樣的情感。”

　　以上所列舉的文字都出自隨感或序言等散文小品之中，按照通常的理解，這類文體當然可以抒情，可以隨心所欲地展示文采。其實，如果從文采和詩情的角度看，傅先生的有些學術論文又何嘗不是如此?且看：

　　縱觀天寶時期的詩壇，使我們感覺到不少詩人似乎從開元盛世的光圈中走了出來，他們慢慢驅散籠罩著他們的幻想式的霧氣，而逐漸學會用一雙清醒的眼睛來看現實，我們發現他們飽含詩情的眼神中竟如此的憂郁，人們可以感覺到一種深刻的不安。陳寅恪有一種本領，他能夠利用并不很多的常見材料，或者就用前人提供的線索，然后如禪宗那樣地直指本性，一下子把具體材料提到歷史發展普遍性的高度。他的這種提高或引申，當然并不都很準確，但你在沿著他的思路探尋時，撥開史料的叢林，穿過彎曲的溪流，你好像忽然來到一個山口，面對眼前展現的一片平蕪，會有一種豁然開朗的美感。他的著作吸引人的地方就在這里。

　　形象生動，文采飛揚，情韻悠長，卻又深刻獨到！在一般人的眼中，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學術論文與文學作品、抽象理性與詩情畫意似乎是冰炭霄壤的，但是，傅先生的這些文字卻讓我們看到了二者的水乳交融，看到了這位學者的深刻理性與詩人的感悟激情、社會科學的超脫冷峻與人文學科的人間關懷在學術研究中的互相促進、相得益彰，而這在目前唐代文學研究者的文章中還是比較少見的。傅先生學術研究之開拓成就已為眾所矚目，但還少有人注意到其如此詩一般的奇情異彩和獨特魅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在許多學術文章寫得讓人越來越讀不懂的情況下，管見所及，覺得傅璇琮、王元化二位的文章當得起“明白如話”四個字。傅璇琮的學術語言都能做到清楚明白，理論闡釋也絕不晦澀，即使是以考證為主的論述中，也分明地體現了上述這種簡潔省凈且富于文采的語言特色。如他考證王灣生平而涉及其名句“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之受到張說激賞的現象云：

　　先天或開元初，不但初唐四杰和陳子昂早已死去，在武后和中宗時受到寵幸的宮廷詩人，如沈期、宋之問、蘇味道、李嶠等，也都相繼或貶或卒，離開詩壇，而一些盛唐詩人，不但、杜、高、岑都還在童年，較早的如王之渙、王昌齡、崔顥、孟浩然等都還沒有寫出代表的詩作。正是在這樣一種新舊交替而暫時形成空隙之際，王灣唱出了“潮平兩岸闊，風正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那樣風格壯美而富于展望的詩句，一掃武韋時期綺麗不振的詩風，這就不能不使人們一新耳目，預示著盛唐詩歌健康發展的康莊大道。這正是這一詩篇受到當時人們的重視以及它在盛唐詩歌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原因所在。

　　又，考證賈至生平而涉及杜甫詩《送賈閣老出汝州》之解析，云：

　　就在那年春天，賈至由中書舍人出汝州刺史。關于賈至出守汝州，新舊《唐書》賈至本傳一字也沒有提到，僅僅在《新唐書·肅宗紀》于乾元二年三月提到一句汝州刺史賈至云云，那已經是第二年的事了。此事首見于杜甫《送賈閣老出汝州》一詩，云：“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宮殿青門隔，云山紫邏深。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賈至這時為中書舍人，中書省在右，因此，唐人習稱中書為右曹，又稱西掖。杜甫這時任拾遺，屬門下省。而唐時“兩省相呼為閣老”（李肇《國史補》卷下）。賈至由中書省外出，因此詩中說“空留一院陰”。賈至為洛陽人，汝州在南陽，與河南府相鄰，因此也可以說“歸故里”。時在春日，所以說“損春心”。杜甫于同年六月由左拾遺出為華州司空參軍，則本年春尚在長安，時地也均相合。

　　傅先生的學術論著，不論是考據文字，還是詮釋文章，對于文學作品的認識不再是簡單的判斷，而達到了“同情”之“了解”；通過具體歷史文化環境細節的清理，以準確地闡釋詩歌內容；在理性的認識中，包含著一種情感體驗，包含著對于文學作品詩意的確切闡發。這就使我們不能不聯想起陳寅恪先生《元白詩箋證稿》采用以詩證史、以史證詩、詩史互證之學術方法，以設身處地的了解代替脫離歷史的單純判斷這種“通識”的境界。當然，這是就讀者的感受而言的；對于傅先生，這種學術研究、學術發現本身，也許更到了“進乎技”而“游乎藝”、“飲之太和，獨鶴于飛”的境界罷–和詩歌創作過程中的審美體驗完全相通了！然而，如果我們在從知人論世的角度，對傅璇琮先生的寫作生涯作一縱觀的話，我們也就不難發現，他的這種清新活潑的文筆，意氣峻爽，篇體光華的語言特色又是與他少年時期的讀書與寫作訓練分不開的。傅璇琮先生少年時期曾經憑著自己向《開明少年》及《中學生》等雜志投稿所的購書券買到了一部大書，那就是朱東潤先生的《張居正大傳》，作為初中生的他竟然能夠一口氣將這部長達四百多頁的大書通讀了一遍，書中那頗有現代特色的人物對話，那清新優美、情感豐富的敘述文筆，無不給這位少年學子以強大的吸引力。由此，使他對朱東潤先生的學問景仰有加，在此后的歲月里，他把朱東潤先生的所有傳記著作都讀了個遍，并滿懷深情地在《文學遺產》1997年第5期上發表了題為《理性的思索與情感的傾注——讀朱東潤先生史傳文學隨想》的學術性紀念文章。雖然，此文作于他六十余歲之時，但那種植根于少年時期的景仰之情，仍不時地隱隱透露于字里行間，如文章一開頭就說：

　　在老一輩的古典文學研究專家中，朱東潤先生是我幾十年來一直十分敬仰的一位。讀朱先生的著作，總會感到一種人格的力量，又能受到做學問的一種極難得的啟示和陶镕，那就是對中國古代的歷史，既要有理性的思索，又要有情感的傾注，這樣才能使傳統的研究蘊含一種“秋冬之際”、“山陰道上”的眷戀情懷，又能有一種“仲春令月，時和氣清”的舒朗氣息。

　　在這段詩意化的話語中，其本身就不僅具有“仲春令月，時和氣清”的舒朗氣息，人們更不難體會到傅璇琮對朱東潤先生所傾注的深深的懷念之情，尤其是能夠從朱東潤先生的傳記文學創作中得到一種理性思索的啟迪。當然，傅先生之所以能夠獲得這樣一種類似于他評論錢鐘書先生時所說的，這種超然于程式，是他深厚的學養之必然。而上述那些鮮活的意象與充滿詩情畫意的語句，一旦從他的筆尖流出，就足可啟人心智，又涉筆成趣。

　　傅璇琮先生在談到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一文時說到：“通篇用明白如話的文體寫成，沒有艱澀難懂的語句，不堆砌那些生造的、使人看不懂的名詞和術語，真正做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這使我想到，我們的文學創作要有民族風格和民族形式，理論研究也是如此。當然，我們不應排斥引進某些外來的概念、范疇，以及一些自然科學的名詞術語，但運用時應當有精確的科學的含義，讀了要使人更加明白.而不是使人更加糊涂的。”“注意學習和運用新理論、新方法，這都是不成問題的，但我感到，我們還是應當盡可能地采取我們民族文學中喜聞樂見的形式。這樣才能經受得住時間的考驗”，從中看出作者文風的形成，除了固有的語言修養而外，也是他有意識地追求這種明白曉暢文風的結果。胡適在《晚年談話錄》中說：“文章寫得明白清楚，才有力量；有力量的文章，才能叫做美”。言而無文，行之不遠。傅璇琮的論著之所以影響廣泛，同他的文風是有很大關系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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