訓諸子（告誡勿恃傲慢，勿尚奢華）

　　余家托賴祖宗積德，始能子孫世代居官，唯我秩祿最高（1）。自問學業無進，天爵未修（2），竟得位居宗伯（3），只恐累代積福，至余發泄盡矣（4）！所以居下位時（5），放浪形骸，不修邊幅（6）。官階日益進，心憂日益深。古語不云乎：“路愈高者陷愈深”。居恒用是兢兢（7），自奉日守節儉：非宴客不食海味，非祭祀不許殺生（8）。余年過知命（9），位列尚書（10），祿壽亦云厚矣！不必再事戒殺修善，蓋為子孫留些余地耳（11）。

　　嘗見世祿之家，其盛焉位高勢重，生殺予奪（12），率意妄行，固一世之雄也。及其衰焉，其子若孫，始則任賭濫嫖，終則臥草乞丐（13）。乃父之尊榮安在哉！此非余故作危言聳聽，吾昔年所購錢氏舊宅，今已改作吾宗祠者，近聞錢氏子孫已淪為叫花（14），其父不是曾為顯宦者乎！爾輩睹之，宜作前車之鑒。后來只能睡在亂草中以乞討為生，勿恃傲謾，勿尚奢華（15）。遇貧苦者宜赒恤之（16）。并宜服勞（17）。吾特購良田百畝，雇工種植。欲使爾等隨時學稼，將來得為安分農民，便是余之肖子。紀氏之鬼，未不餒矣（18）！爾等勿謂春耕夏苗，胼手胝足，（19）乃屬賤丈夫之事。可知農居四民之首，士為四民之末（20）。農夫披星戴月，竭盡全力以養天下之人。世無農夫，人皆餓死，烏可賤視之乎！

　　戒之！戒之！
 
　　【注釋】

　　（1）余家托賴祖宗積德，始能子孫世代居官，唯我秩祿最高：我家由于祖宗積德，因此子孫們能世代為官，其中唯有我的官階最高，俸祿最多。按：紀昀曾祖父紀鈺，監生，刑部江蘇司郎中；祖父紀天澄，監生，考職縣丞；父親紀容舒，恩科舉人，歷任戶部四川、山東二司郎中，云南姚安知府，都察院左都御史。所以紀昀在信中說“子孫世代居官”。紀昀一生五次出掌都察院，三次出任禮部尚書。寫此信時也已擔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所以說家族中“唯我秩祿最高”。

　　（2）天爵未修：也沒有修煉得到高尚的道德修養。天爵：天然的爵位，指高尚的道德修養。因德高則受人尊敬﹐勝于有爵位﹐故稱。語出《孟子》：“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3）宗伯：官職名，是西周時期設置的官職。位次三公，為六卿之一。后世以大宗伯代稱禮部尚書，以小宗伯代稱禮部侍郎。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庫全書》完成，擔任總纂官遷禮部尚書，充經筵講官。所以紀昀在家信中說“竟得位居宗伯”。

　　（4）只恐累代積福，至余發泄盡矣：恐怕是列祖列宗數代積下的福澤，在我這里用光了。

　　（5）居下位時：官位低的時候。

　　（6）放浪形骸，不修邊幅：指行動不受世俗禮節的束縛，衣著隨便，不拘小節。前者出自王羲之《蘭亭集序》：“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邊幅：布帛的邊緣，比喻人的衣著、儀表。

　　（7）古語不云乎：“路愈高者陷愈深”，居恒用是兢兢：古人不是說：爬得越高風險就越大。所以我日常家居總是兢兢業業。

　　（8）自奉日守節儉，非宴客不食海味，非祭祀不許殺生：每天都奉行節約儉樸的原則：不是宴請客人就不吃海味，如果沒有祭祀就不隨便殺雞宰鴨。

　　（9）余年過知命：我年齡已超過五十歲。《論語》：“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10）位列尚書：官職已是尚書。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庫全書》完成，擔任總纂官遷禮部尚書，充經筵講官。

　　（11）祿壽亦云厚矣！不必再事戒殺修善，蓋為子孫留些余地耳：我的官職已經很高，也算長壽了，按說不必再沒有祭祀就不隨便殺雞宰鴨和做善事修行。之所以仍舊如此，只是為子孫多積一些德罷了。

　　（12）生殺予奪：掌握生死、賞罰大權。唐代杜牧《上宣州崔大夫書》：“今藩鎮之貴；土地兵甲；生殺予奪；在一出口。”

　　（13）終則臥草乞丐：后來只能睡在亂草中以乞討為生。

　　（14）叫花：乞丐的俗稱。

　　（15）勿恃傲謾，勿尚奢華：不要仗恃家庭高位對人傲慢無禮，也不要追求奢華。傲謾：同“傲慢”。

　　（16）赒恤（zhōuxù），亦作“周恤”，周濟救助。

　　（17）并宜服勞：并且應該參加勞動。

　　（18）紀氏之鬼，未不餒矣：紀家變為鬼魂的列祖列宗，就不會餓飯了。這句話的含義是：紀家后人若能做安分農民，就不會淪為臥草乞丐，祖宗就有人定時祭祀，就不會餓飯。

　　（19）胼（pián）手胝（zhī）足：長期從事體力勞動，手腳生繭。語出《荀子·子道》：“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胼（pián）胝（zhī）：皆指辛勤勞動而產生的老繭。

　　（20）農居四民之首，士為四民之末：四民指“士、農、工、商”這四種小農經濟社會的主要社會成分出自《春秋谷梁傳·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一般的順序是“士、農、工、商”，如《漢書·食貨志上》：“士、農、工、商，四民有業”。紀昀為了強調農夫重要，比讀書人重要，特意顛倒為“農居四民之首，士為四民之末”。
 
　　【翻譯】

　　我們家由于祖宗積德，因此子孫們能世代為官，其中唯有我的官階最高，俸祿最多。可是我知道自己沒有多大的學問，也沒有修煉得到高尚的道德修養修，現在居然是小宗伯禮部侍郎了，只怕是幾代人所積下的福分到我這兒已用盡了啊。所以我做小官的時候，行動不受世俗禮節的束縛，衣著隨便，不拘小節。隨著官位一天天上升，我心中的擔憂也一天天地加深。古人不是說：爬得越高風險就越大。所以我日常家居總是兢兢業業。每天都奉行節約儉樸的原則：不是宴請客人就不吃海味，如果沒有祭祀就不隨便殺雞宰鴨。我已經過年過五十，官居尚書，俸祿很多，也算長壽了，按說不必再沒有祭祀就不隨便殺雞宰鴨和做善事修行。之所以仍舊如此，只是為子孫多積一些德罷了。有些世代吃俸祿的人家，在官運亨通的時候位高勢重，掌握生死、賞罰大權。一意孤行不加考慮，成為一個時期引人注目的人物。等家道衰落的時候，他的子孫們，開始時狂賭濫嫖，后來只能睡在亂草中以乞討為生，此時他們父輩們的尊榮又在哪里呢？這并不是我故意在危言聳聽。我以前所買的錢氏的舊宅院，現在已改成了紀氏家廟。近來聽說錢家的兒子已淪落為叫花子，那他的父親曾經不也是很顯貴的官宦嗎？孩子們看到這個例子，應該把它們作為前車之鑒才對呀，不要傲慢無禮，也不要追求奢華，遇到貧苦的人應當周濟救助他們，并且你們應當參加勞動。我專門買了幾百畝的田地，雇別人耕種，也是打算你們隨時能學習種田，將來能成為安分的農民，這就是我的好兒子了，我們家的祖先也可以永遠得到祭祀，不至于受餓。你們不要認為春耕夏苗，手腳上長繭子，這只是地位低下的人做的事兒。你們可曾知道，農民地位是社會各類人的首位，讀書人卻是末位。農民們披星戴月，竭盡全力勞動，才養活了天下的人。如果世界上沒有農夫，人們都會餓死，怎么能看不起他們呢？一定要警戒自己啊。
 
　　【簡評】

　　紀曉嵐一共有四子。長子紀汝佶（1743—1768），字御調，又字俠如。十分聰明，乾隆三十年（1765）在河北鄉試中奪魁。但紀曉嵐被發配新疆后，紀汝佶變得精神頹廢，25歲郁郁而亡。次子紀汝傳（1747—1777年），字緒承。當過江西南昌、九江等府通判。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月，汝傳在九江府通判任上因瀆職拖欠賦稅而犯法，紀昀受牽連，吏部決定將其降職調任。乾隆知道后改判為降三級留任。嘉慶八年（1803）紀昀拜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銜，兼國子監事。父貴子榮，汝傳也提升為滇南知府。三子紀汝似（1766—卒年不詳），字象庭。曾捐廣東候補東莞縣丞。四子紀汝億，生卒年不詳，字萬斯。事跡亦不可考。

　　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庫全書》完成，擔任總纂官遷禮部尚書，充經筵講官。在這封家信中，紀昀說他“年過知命，位列尚書”。由此看來，紀昀寫此信應在乾隆四十七年之后不久。時年八十歲。此時大兒紀汝佶早已去世，二兒紀汝傳三十五歲，三兒紀汝似十六歲，四兒紀汝億年歲不可考。

　　這封家信雖是訓誡諸子，實際上反映了紀昀的幾乎全部人生觀，包括看待對待自己的成功，如何對待自己的的地位，如何居家節儉，如何教育子女，如何看待農民和體力勞動。

　　這也是幾乎所有成功者共同的觀念和處理家庭關系、訓誡子女的共同原則，如他認為自己能身居高位，完全是“托賴祖宗積德”，自己是“自問學業無進，天爵未修，竟得位居宗伯”，并且有種危機感：“只恐累代積福，至余發泄盡矣”。至于如何看待自己的權勢，他認為要接受“世祿之家”的教訓，不能因為“位高勢重，生殺予奪”就“率意妄行”，告誡自己要“居恒用是兢兢自奉日守節儉”，“戒殺修善，蓋為子孫留些余地”。對于諸子，更是告誡他們要接受“前車之鑒”，“勿恃傲謾，勿尚奢華”，周濟貧苦，并宜服勞。不要輕視農民：“勿謂春耕夏苗，胼手胝足，乃屬賤丈夫之事”，而且將農民尊至“四民之首”，認為“世無農夫，人皆餓死，烏可賤視之乎”！

　　必須強調的是：這些觀點主張，不僅表現了紀昀做人的品格和進步的社會觀，也是值得今天高官顯宦及其子弟們引為楷模的，這也是幾乎所有成功者獲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所在，也幾乎是這些名人家信中都一致強調的，如：左宗棠特別注意教育兒子做人低調，莫以家庭地位驕人，莫學流俗紈绔之氣。他在給長子孝威的信中說：“爾曹學業未成，遽忝科目，人以世家子弟相待，規益之言少入于耳，易長矜夸之氣，懼流俗紈绔之氣，將自此而開也。”要求三子孝勛“爾勿以此妄自矜寵，使人輕爾”他要求兒子勤勉節儉，審言慎行：“爾年輕學淺無閱歷，凡事以少開口莫高興為主。記之！記之！”張之洞《與兒子書（訓誡用功）》勿自以為貴介子弟，而漫不經心，此則非余之所望于爾。曾國藩在《治家》中則強調節儉和勤勞：“若農夫織婦，終歲勤動，以成數石之粟、數尺之布，而富貴之家，終歲逸樂，不營一業，而食必珍饈，衣必錦繡，酣豢高眠，一呼百諾，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許也，其能久乎？”“子侄除讀書外，教之掃屋、抹桌凳、收糞、鋤草，是極好之事，切不可以為有損架子而不為也。家中養魚、養狗、種竹、種蔬四事。皆不可忽”；“家門太盛，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人人須記此二語也”；“居家之道，惟崇儉可以長久，處亂世也憂以奢侈為要義。”

　　左宗棠和林則徐在家信中都特別強調耕讀務本，同樣尊農民為“四民之首”，像紀昀一樣，置田買地，要諸子學稼穡：“吾平生志在務本，耕讀而外別無所尚。“子孫能學吾之耕讀為業，務本為懷，吾心慰矣”；“隨工人以學習耕作，黎明即起，終日勤動而不知倦，便是田園之好弟子。”（左宗棠《庚辰與孝寬同諸子（諭宜以耕讀為本）》）；“蓋農居四民之首，為世間第一等高貴之人。所以余在江蘇時，即囑爾母購置北郭隙地，建筑別墅，并收買四圍糧田四十畝，自行雇工耕種，即為爾與拱兒預為學稼之謀”。（林則徐《訓次兒聰彝》）

　　鄭板橋和李鴻章則強調感恩報德、濟老扶貧：鄭板橋《范縣署中寄舒弟墨》也像紀昀在信中所說的那樣：自己為官作宦，是將“眾人之富貴福澤，我一人奪之也。于心安乎？不安乎？可憐我東門人取魚撈蝦，撐船結網，破屋中吃秕糠啜麥粥，搴取荇葉蘊頭蔣角煮之，旁貼蕎麥鍋餅，便是美食，幼兒女爭吵，每一念及，真食淚欲落也”他告訴弟弟：“汝持俸錢南歸，可挨家比戶，逐一散給，南門六家，竹橫港十八家，下佃一家，派雖遠，亦是一脈，皆當有所分惠”。李鴻章在《致鶴章弟（關于周濟親族事）》中亦交代弟弟：“今周姻太伯之后，亦如吾祖父之窮困，亟應籌款接濟，以報昔日之功。今特命使者攜銀五十兩送去暫濟涸轍。至吾祖父所欠未償者，兄至年終當更籌百兩。吾弟景況亦非昔比，當可分任其勞。至大哥處，兄已去信也。五兄弟四人，將來能集資十萬，仿范文正之例，開辦義莊，庶族中貧有養孤有教也”。感恩，是宗教的本源，也是做人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