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和時期兩浙、宣歙三道的戶口升降

　　本文所說的長江下游，主要是指唐后期政府財賦倚重地東南八道中的浙西、浙東、淮南、宣歙4道23州之地。天寶十四年（755年）是唐代人口增長的極點，《通典》卷7載當年國家所控制的編戶為8914709，口為529193091。安史之亂打斷了唐前期人口持續增長的勢頭，國家所控制的戶口數直線下降。肅宗乾元三年（760年），天下有戶1933174，有口169903862[1]。此后歷朝雖不斷有所增加，但最多時也只達到了天寶十四年戶數的一半。唐后期州郡戶數見于記載的僅見于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圖志》（以下簡稱《元和志》）一書。是書成于元和八年（813年），所記元和戶當為元和前期的戶數。不過元和一朝政府所掌握的在籍戶大約都在240萬左右，因而元和戶實際上可代表元和一朝的戶數。茲據《元和志》所記的元和戶與《新唐書·地理志》所記的天寶元年戶[2]制成下表：

元和時期長江下游戶口升降表

道名	州名	天寶元年戶	元和戶	升降比例
浙西道	潤州	102023	55400	－46.70%
	常州	102633	54767	－47.64%
	蘇州	76421	100808	＋31.91%
	湖州	73306	43467	－41.70%
	杭州	86258	51276	－40.56%
	睦州	54961	9054	－84.53%
	合計	495602	314772	－36.49%
浙東道	越州	90279	20685	－77.09%
	明州	42207	4083	－90.33%
	衢州	68472	17426	－74.55%
	處州	42936	19726	－54.05%
	婺州	144086	48036	－66.66%
	溫州	42814	8484	－80.18%
	臺州	83868	缺
	合計	514659	100640	－72.51%
宣歙道	宣州	121204	57353	－52.68%
	歙州	38320	16754	－56.28%
	池州		17581
	合計	159524	91688	－42.53%
淮南道	濠州	21864	20702	－5.32%
	揚、楚、和、滁\和、廬、舒	268704	缺

　　由于《元和志》淮南道缺佚，故淮南七州戶數的具體情況不可得知，所以這里我們首先來討論兩浙、宣歙三道的戶數升降情況。從上表可知，天寶元年居于本區戶口之首的浙東道（缺臺州）下降幅度最大，平均下降率為72.51%[3]。其次為宣歙道，較天寶元年戶下降了42.53%。浙西六州下降速度相對緩慢，但仍下降了36.49%。對于《元和志》所記本區元和戶數大幅度下跌，確有許多可疑之處：

　　其一，在安史之亂中，由于張巡、許遠死守睢陽，“使賊鋒挫衄，不至江、淮”[4]，因而戰亂對長江下游地區并無直接影響。在安史之亂中，本區雖然發生過永王璘、劉展之亂，但規模不大，時間較短，對長江下游區的社會經濟也未造成大的破壞。在這樣一個相對安定的環境里，人口卻大幅度的下跌，確實有些讓人難以相信。

　　其二，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使北方經濟遭到了空前絕后的破壞，為逃避戰亂，北方人民紛紛向相對安定的南方遷徙。史稱“兩京蹂于胡騎，士君子多以家渡江東”[5]，“天下衣冠士庶，避地東吳，永嘉南遷，未盛于此”、[6]。長江下游地區遠離戰事中心，又加上北人南徙，按理說應使本區人口較前有所增長。退一步講，即使不能使本區人口上升，但也可彌補其戶口損耗，使戶口保持先前水平，或者說大大延緩下降的速度。但《元和志》所載本區戶口情況卻恰好相反。以浙東越州為例，安史亂中北人多“避地于越”，賢士大夫“登會稽者如鱗介之集淵藪”[7]，但是越州元和戶較天寶元年戶非但沒有上升，反而下降了近4倍，平均下降率為77.09%。

　　其三，更為重要的是，長江下游區自安史之亂后至元和時期，增戶的記載不絕于書。先看浙西道。《舊唐書》卷185下《蕭定傳》載：“大歷中，有司條天下牧守課績，唯定（潤州刺史）與常州刺史蕭復、濠州刺史張鎰為理行第一。其勤農桑，均賦稅，逋亡歸復，戶口增加，定又冠焉。”這說明大歷時浙西潤州、常州，徐泗節度使下轄的濠州戶口皆有增長，而其中又以潤州的增長速度為最快。據李華《潤州丹陽縣復練塘頌》載，永泰初（765年）潤州丹陽、延陵、金壇3縣“環地三百里，數合五萬室”。當時潤州共有6縣，3縣即達五萬室，已達到了《元和志》所載的元和戶數。建中二年（781年）韓滉為潤州刺史，“安輯百姓，均其租稅，未及逾年，境內稱理”[8]。可見在代宗、德宗時，潤州的戶口大致呈增長之勢。上引《舊唐書·蕭定傳》可知，大歷中蕭復任常州刺史時，常州戶口有增長的記錄。貞元前期韋夏卿出鎮常州，據其《東山記》載：“貞元八年，余出守是邦，迨今四載，政成訟簡，民用小康”（《全唐文》卷438）。安史之亂后，“刺史以戶口增減為其殿最”。韋夏卿典常州時既然“政成訟簡，民用小康”，這里的戶口想必定有增長。貞元初獨孤汜任睦州刺史，“下車數載，田疇始辟，桑柘初拱，人識廉恥，邑無逋亡”[9]。顯然德宗貞元時，位于新安江流域的睦州人口在安史之亂后也有所恢復。浙東衢州、越州也有增戶的記載。寶應元年（762年）殷日用出典衢州，招撫流亡，“凡增萬余室而不為眾”[10]。大歷中，王士寬治理余姚，“營邑室，創器用，復流庸，辟菑畬，凡江南列邑之政，公冠其首”[11]。貞元時趙郡人李汲治理余姚，使境內“戶口增倍”[12]。顧況《晉國公贈太傅韓公行狀》載，建中二年韓滉為鎮海軍節度使充浙江東西觀察使，“管郡十五，戶百萬”（《全唐文》卷530）。當時韓滉所管15州為浙西潤常蘇湖杭睦6州、浙東越明處溫臺婺衢7州，另加江西的饒、江二州。據《新唐書·地理志》天寶元年戶數統計，兩浙13州戶數為1010261，饒（40899）、江（19025）二州戶數為59924，共計1070185戶。據此可知建中時浙東、浙西戶數已基本上恢復到了天寶元年的水平。然而據《元和志》載，較天寶元年，浙西戶數由原來的495602戶下降到314772戶，平均下降率為36.49%。而浙東的戶數下降更快，由430794戶下降到100640戶，平均下降率為72.51%，這確實不能不令人生疑。

　　再來看宣歙道。代宗大歷時，柳均治理宣州溧陽，“奸豪屏氣，煢婺蘇息。流民復，曠土辟”[13]。貞元十二年（796年）崔衍為宣歙觀察使，“居宣州十年，頗勤儉，府庫盈溢。及穆贊代衍（永貞元年），宣州歲饉，遂以錢四十二萬貫代百姓稅，故宣州人不至流散”。[14]可見在德宗、順宗時，宣州戶口不至大降是可能的。據中唐人顧況《宛陵公署記》載：“夫宣戶五十萬，一戶二丁，不待募于旁郡，而宣男之半，已五十萬矣”（《全唐文》卷529）。宣州有戶50萬當系作者的夸大之辭，但天寶之亂后宣州保持了相當數量的人口，則是可以肯定的。其實稱譽中唐后宣州人口之多并非顧況一人。白居易稱“陵陽（宣州）奧壤，土廣人庶”[15]，杜牧亦稱宣州“賦多口眾，最于江南”。可見唐后期宣州戶口之多在當時人的眼中，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對《元和志》所載宣州戶數較天寶元年下降一倍，確可存疑。池州在中唐也有辟田增戶的記錄。李冉在《舉前池州刺史張嚴自代狀》中稱：“自軍興以來，職役繁重，江淮百姓，多有流亡。張嚴在任三年，辟田加戶”（《全唐文》卷622）。從如上記載看來，安史亂后到元和時期，宣歙池三州戶口不會直線下降。

　　其四，唐代州分輔、雄、望、緊、上、中、下七級，縣分赤、畿、望、緊、上、中、下七等。除輔州、赤縣、畿縣外，其余州縣主要是依據戶口多寡而定。高祖武德年間規定三萬戶以上為上州，五千戶以上為上縣，二千戶以上為中縣，一千戶以上為中下縣。玄宗開元十八年（730年）因“太平時久，戶口日殷”，又提高了升等標準，規定“四萬戶以上為上州，二萬五千戶為中州，不滿二萬戶為下州。……以六千戶以上為上縣，三千戶以上為中縣，不滿三千戶為中下縣。”[16]這里茲據《唐會要》卷70《州縣分望道》的記載，把本區兩浙、宣歙大歷、元和時期州縣升置情況列表如下：

州縣等級名稱	州縣名稱	升等時間
雄州	蘇州	大歷十三年二月十一日升
望縣	潤州丹徒縣	大歷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升
	常州武進、無錫縣	大歷十二年二月二日升
	蘇州長洲縣 嘉興縣	大歷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升 大歷六年二月升
	宣州南陵縣	大歷五年三月升
	越州諸暨縣、剡縣	大歷十二年二月九日升
	婺州東陽縣、永康縣	大歷十二年正月一日升
	湖州烏程縣	大歷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升
	衢州信安縣	大歷十二年正月七日升
緊縣	越州蕭山縣	大歷十二年正月升
	衢州龍邱縣	大歷十二年正月十九日升
	婺州蘭溪縣	大歷十二年正月十九日升
上縣	杭州新城縣	元和六年九月升
	睦州分水縣	大歷六年六月升
	歙州婺源縣、黟縣	元和六年九月升

　　據上表統計，德宗大歷時和憲宗元和時兩浙、宣歙三道升雄州1，升望縣12，緊縣3，上縣4。如前所述，唐代州縣升置的標準是“以戶口多少，資地美惡為差”[17]。既然大歷、元和時本區有這么多的州縣升級，那么這些州縣戶口的增殖也是必然的。按《元和志》所載，浙東道戶數下降幅度最大。但從上表可知，浙東升級的縣數最多，新升望縣為6縣，占三道的一半，新升緊縣（3縣）全在浙東。韓愈在《代張籍與李浙東書》中稱：“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全唐文》卷552）。文中的李浙東即指李遜。李遜元和五年出任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九年離任。在任期間，“以均一貧富，扶弱抑強為己任，故所至稱理”[18]。元和九年孟簡繼任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承李遜抑遏士族、恣縱編戶之后，及簡為政，一皆反之，而農估多受其弊”[19]。顯然李遜在浙東“扶弱抑強”實以“抑遏士族”，優容編戶為內容，因此他在任期間浙東戶口的增加應是不成問題的，韓愈在文中稱浙東“戶不下數十萬”當有一定根據。在兩浙、宣歙三道中，浙東元和戶數下降幅度最大，確實是最令人懷疑的。

　　綜合如上記載不難看出，《元和志》所載本區戶數，僅僅是當時政府所掌握的在冊戶，而且這些戶口統計數與當時人的記載也有矛盾處，并不那么可靠、真實。同時由于本區還存在著大量的隱漏戶（浮寄戶、逃戶），而這一批逃避稅役的人口并不包括在內。因此《元和志》所載的本區戶數，事實上是大大低于當時的實際戶口數。關于長江下游地區存在著大量的浮寄戶、逃戶以及對本區實有人口的估算，下面還要專門論及，這里我們仍來討論本區元和戶的情況。

　　據梁方仲先生《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甲表27統計，元和前期全國共有2368775戶，長江下游地區所屬的兩浙、宣歙三道戶口總數為524900戶，占全國總戶數的22.16%，占東南八道144萬戶中的36.45%。天寶元年本區占全國總戶數16.27%，到元和時本區僅兩浙、宣歙三道的戶數即占全國總戶數的22.16%，如果淮南道的戶數不缺，本區在全國戶數中所占的比例還將會上升許多。可見在唐后期，長江下游地區仍是全國名列前茅的重點人口區。

　　唐后期全國的戶數普遍呈下降趨勢，本區的情況也不例外。不過相比較而言，本區戶數的下降程度比北方為低。北方兩河地區的洛州（河南府）、汴州、宋州、魏州、冀州、滄州在天寶時都是10萬戶以上的大州，但元和時的戶數較天寶時下降了90%以上。長江下游區戶數下降90%以上的州只有浙東明州一州，其余各州下降幅度不盡相同，但下降程度比北方為低，確是事實。據王育民先生《唐代南北方戶口分布比重的消長》一文統計[20]，元和時全國共有2373435戶，天寶元年相當于元和時的府州戶數為6854276，據此可知元和時全國的戶數平均下降率為65.37%。長江下游的兩浙、宣歙三道元和時有戶524900，天寶元年的戶數為1085920，其平均下降率為51.66%，顯然低于全國的平均下降水平。可見，在唐后期全國人口普遍大幅度下降之時，長江下游地區憑借其較強的經濟實力使其境內的戶口下降速度大為減緩。

二、對淮南道戶口的考察

　　由于《元和志》淮南道缺佚，故元和時期淮南七州的戶口升降情況不可得知。這里我們試根據其它文獻材料對該道的戶口情況作一個大致考察。

　　《嘉慶揚州府志》卷20《賦役志》載有唐代揚州開元、天寶、貞元、元和四個時期的戶口數，茲引述如下：

　　揚州：開元戶61417，丁口缺
　　　　　 天寶戶77105，丁口467850
　　　　　 貞元戶73000，丁口469594
　　　　　 元和戶87647，丁口缺

　　如上的開元戶出于《元和志》，天寶戶出自兩唐書《地理志》，只是口數較兩志少5口。貞元戶取于《通典·州郡典》，戶數少《通典》381戶。《通典》是貞元十七年杜佑派人獻于朝廷的，所以《揚州府志》的撰者把《通典》揚州戶定于貞元，以貞元戶名之。惟元和戶，不知所據何書?如果是書所載的揚州元和戶可信，那么元和時揚州的領戶較盛唐天寶元年戶，非但沒有下降，反而還上升了13.67%。所以在引用《揚州府志》所載的揚州元和戶時，還有必要首先對這一數字的可信性進行一番考察。

　　晚唐詩人許渾《送沈卓少府任江都》詩稱揚州“十萬人家如洞天”[21]。中唐后的揚州城雖然號稱“天下繁侈之地”，但城內有戶10萬，則系詩人的夸張之辭。揚州城有戶10萬雖不大可能，但中唐后揚州7縣保持了相當數量的人口則是確定無疑的。白居易有詩稱蘇州“人稠過揚府，坊鬧半長安”。是詩雖然說的是蘇州城區人口密度超過了揚州，事實上有唐一代蘇州全境的人口一直都在揚州之上。蘇州元和時有戶10萬余，且在大歷十三年（788年）就因戶口眾多而升為雄州，而“富甲天下”的揚州卻不在升置之列，可見元和時揚州的戶數當在蘇州之下，即在10萬戶以下。那么揚州元和戶較天寶時的77000戶是否有增長呢?回答是肯定的。在安史之亂中，由于揚州遠離戰區，故未受到戰亂的直接影響。雖然在肅宗乾元二年（759年）發生了劉展之亂，以及翌年田神功率平盧軍進駐揚州平叛大掠居民財產之事，但劉展之亂很快平定，平盧軍在亂平后也迅速撤出了揚州，故對揚州并未造成大的破壞。唐人賈至稱“兵興十年，九州殘弊，生人凋喪，植物耗竭，……獨揚州一隅，人尚完聚”[22]。杜牧亦稱揚州“倚海塹江淮，深津橫岡，備守堅險，自艱難以來，未嘗受兵”[23]。由于安史之亂，“亂兵不及江淮”，揚州也成為北人南遷的重要之地。比如扶風平陵人竇常“百口漂寓，……卜居廣陵之柳揚西偏”[24]。興元元年（784年）淮南節度使杜亞稱揚州，“僑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擁弊”，足見僑居在揚州的流寓人口之多。綜合唐后期揚州繁盛的情況來推測，元和時揚州戶數要達到《嘉慶揚州府志》所載的87647戶，應當說是完全可能的。

　　和州在安史亂后有增戶的記載。大歷七年（772年）穆寧為和州刺史，“理有善政”，“居一閏，人忘其傷；又一閏，人忘其化”，結果和州“增戶數倍”[25]。劉禹錫在《和州刺史廳壁記》中說：“初開元詔書以口算第郡縣為三品，是為下州。元和中，復命有司參校之，遂進品第一。按見戶萬八千有奇，輸緡錢六十萬。”[26]劉禹錫的記載表明，元和時和州的在籍戶不少，該州也正是在元和六年九月升為上州的。再來看舒州的戶口情況。大歷五年（770年）獨孤及任舒州刺史，當時舒州“屬歲饑旱”，“百姓流窳，十不一存”。獨孤及到任后，與民休息，“勞來鰥寡，薄其徭賦，是以招攜亡者，撫柔存者。庶經秋之后，賴或安集”[27]。楚州“提兵五千，籍戶數萬，其事雄富，同于方伯”[28]，也保持了相當數量的人口。廬州是在安史之亂中（乾元元年）由中州升為上州的[29]，升級的原因不知是該州的戰略位置重要，還是戶口較多之故，不過可以肯定在安史亂中和亂后該州的戶口下降幅度不會太大。貞元中羅珦為廬州刺史，在此勸民耕織，“興利除害”，“考課第一”。前述中唐后刺史“以戶口增減為其殿最”，羅珦典廬州時既然“考課第一”，其治理廬州的業績自然也應包括戶口增長在內，不難想象大歷時廬州的領戶也不會較天寶盛時相差太遠。晚唐時廬州的戶口也有發展，故杜牧在《盧搏除廬州刺史制》中稱“廬州五城，環地千里，口眾賦重”（《樊川文集》卷18）。大歷六年李幼卿“以右庶子領滁州，而滁人之饑者粒，流者占，乃至無訟”[30]。既然流民咸歸故里，滁州戶口不會大降甚至上升也不是沒有可能的，元和六年九月滁州正是因為人口較多而被升為上州的。

　　如上我們采用了一些描敘性材料對唐后期淮南道戶口發展情況作了一個大致的勾勒，如下我們擬對淮南道元和戶數作具體考察。《資治通鑒》卷237元和二年條載：“是歲，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于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據此可知，元和二年唐政府財賦倚重地東南八道共有戶144萬戶。《元和志》成書于元和八年，李吉甫在書序中稱：“前上《元和國計簿》，審戶口之豐耗；續撰《元和郡縣圖志》，辨州域之疆理。”學術界一般認為《元和志》所載的元和戶主要采用的是《國計簿》元和二年的在冊戶。《唐會要》卷84載元和二年全國有戶2440254，《舊唐書·穆宗紀》載元和十五年全國總戶數為2375400，可見元和一朝政府所掌握的在籍戶大約在240萬左右。據此我們認為元和二年至元和八年間，東南八道的戶數大約也保持在144萬戶左右。換言之，《元和志》所載東南八道的戶數即使不缺淮南和浙東臺州八州戶數，其戶數總和也不會較元和二年144萬戶高出許多。東南八道共49州，其戶數見于《元和志》記載的有41州，茲據是書將這41州戶數統計如下：

浙西	浙東	宣歙	江西	鄂岳	湖南	福建	合計
314772	118400	91688	293179	73750	95230	74467	1061486

　　由上可知，《元和志》現存東南七道41州戶數之和為1061486戶，用144萬戶減去此數，余下者即為《元和志》所缺的8州戶數，故可知這8州戶數為378514。從《元和志》所載浙東6州戶數來看，該道人口下降幅度甚大，元和時6州的戶數較天寶時平均下降率為72.51%。臺州天寶時有戶83868，若元和時下降率以50%計，該州戶數約有4萬余戶。即便是臺州元和戶不下降，仍以天寶戶計，那么淮南7州之戶也有294646。據《新唐書·地理志》統計，天寶時這7州戶數總和為268704戶，可知元和時淮南7州戶數較天寶時有所上升。

　　如上所推算的淮南元和戶，是一個大致而非精確的數據，在材料極為缺乏的情況下，采用這種推論大致是可以成立的。以濠州元和戶為例。濠州“本屬淮南，與壽陽阻淮帶山，為淮南之險”[31]。安史之亂后，濠州劃歸河南道徐泗節度使管轄，故該州的元和戶得以保存。濠州元和戶數為20702戶，較開元戶20522略有上升，較天寶戶21864戶有所下降，但下降率僅為5.32%。前考《嘉慶揚州府志》所載揚州元和戶大致可信，揚州元和戶較天寶戶非但沒有下降，反而還上升了13.67%。再據《唐會要》卷70《州縣分望道》載，滁、和、舒、濠四州，元和六年九月并升為上州；揚州揚子縣大歷八年五月升為望縣；楚州山陽、盱眙二縣，貞元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升為上縣；舒州太湖、宿松二縣、壽州霍邱縣、楚州鹽城縣并于元和六年九月升為上縣。綜合如上材料，我們認為淮南道元和戶數較天寶時有所上升，是極有可能的。

　　中唐后，在全國人口普遍下降的情況下，個別地區或州府的人口因種種原因較先前有所上升，不是沒有例證可尋的。以東南八道之一的江西道為例，元和時江西觀察使所轄的洪、饒、虔、吉、江、袁、信、撫8州戶數由天寶時的258549戶增至293179戶，平均上升了13.39%。上推淮南7州的元和戶數較天寶時略有上升，即使不上升，也大致與天寶時的戶數相當。我們認為元和時淮南道戶數的上升，主要與如下幾個方面的原因有關。

　　其一，與北人南遷有關。

　　安史之亂起，中原淪為戰場，北方人民為避戰亂，紛紛南遷。從現有的文獻記載來看，從安史之亂開始的這次北人南遷主要以遷往長江中游地區為主，是可以肯定的。就遷往長江下游地區的人口言，文獻記載得較多的是兩浙的蘇州、越州，遷往淮南的，揚州記載稍多，其它州郡的記載甚少。不過根據我們的考察，遷往長江下游地區的北人并不以兩浙為主，而是以淮南為多。就遷往的路線而言，主要是通過淮潁道南下的。淮潁道即指由潁水入淮河的水道，早在秦漢時就為重要運道。杜佑稱秦漢運路“出浚儀（開封）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32]。自隋開汴河，“利涉揚楚，故官漕不復由此道”[33]，淮潁道遂變為驛路交通。“開元時，江淮人走崤函，合肥、壽春為中路”[34]，可見盛唐時由廬壽取道淮潁而赴京洛的人為數不少。安史之亂，兩河淪為戰場，特別是東都洛陽所在的河南道，官軍與叛軍長期對峙，造成的破壞尤為嚴重。史載“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豹狼所嗥，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于徐方，北自覃懷，經于相土，人煙斷絕，千里蕭條。”[35]因此洛陽周圍地區的人民為避戰亂，一部分由襄州經漢水南下荊、鄂，一部分則由淮潁道經壽州南下廬州，或沿淮河東進，再經邗溝（山陽瀆）南下揚州，因而遷往淮南道的北人當有一定的數量。特別是張巡、許遠死守睢陽，“使賊不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36]。經過淮潁道南下的北人，除一部分繼續渡江南下外，絕大部分當停留在淮南，因為這里離他們北返的家園最近。從現有的記載來看，遷往淮南揚州的北人較多，前已敘述，這里再舉幾例：　　

　　《唐故李府君墓志銘》：李舉，字幼遷，魏郡元城人。……頃因中華草擾，避地江淮。……大歷十三年臘月廿一日，卒于維揚瑞芝私第。（《唐代墓志匯編》，第1953頁）

　　《唐故劉府君夫人杜氏墓志銘》：夫人姓杜，……自魏晉以來，冠冕相繼。中原盜賊奔突，避地東土，……貞元十一年七月十八日終于江陽道仁坊之第。（同上，第1851頁）

　　《唐故南陽張夫人墓志銘》：夫人張氏，其先陳留郡開封縣人。令標時望，移家淮楚，今遂揚州江陽縣人矣。（同上，第1884頁）

　　遷往揚州的北人，有一部分就是通過淮潁道進入壽州，然后沿淮水東進達到楚州，再通過運河（山陽瀆）南下進入揚州的。如上所謂“移家淮楚”，大概走的就是這條路線。《唐朝散大夫……崔公夫人隴西縣君李氏墓志銘》載：“夫人諱金，字如地，隴西成紀人也。……自洛入魏，久之盜起北方，憑陵中土，先公時為麟游縣令，夫人提攜孤弱，南奔依于二叔，自周達蔡，逾淮泝江，寓于洪州”（同上，第1881頁）。從這條記載可以看出，李氏避亂南遷的路線就是通過淮潁道南下，再逆江而行達于洪州的。綜合如上材料考察，我們認為唐后期遷往長江下游地區的北人，當以淮南道人數為多。元和時淮南道人口較盛唐天寶時有所上升，當與此有關。

　　其二，與淮潁道重開有關。

　　安史之亂，汴運受阻，淮潁道遂重新受到朝廷重視。肅宗上元時，廬、壽二州刺史張萬福送租賦入京師，就是通過淮潁道北運的[37]。代宗大歷末，陳州刺史李芃重開淮潁運路，“以通漕挽”。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爆發了“四鎮之亂”，汴運阻斷，“由是東南轉輸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而上”[38]。建中三年，江淮轉運使杜佑提出了一個新的溝通黃淮長江的運道計劃：疏通廬壽間的雞鳴岡以通舟，然后陸行40里入肥水，經肥水入巢湖，再由巢湖經濡須水入長江，“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由白沙趨東關，歷潁、蔡，涉汴抵東都，無濁河泝淮之阻，減故道二千余里”[39]。杜佑的計劃雖因藩鎮之亂很快平定，汴運重開而未能施行，但從中也透露出時人對淮潁水道的高度重視。元和十一年（816年）憲宗置淮潁水運使，“揚子院米，自淮陰溯淮入潁，至項城入溵，輸于堰城，以饋討淮西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余緡”[40]。元和十二年（817年）淮蔡平，淮潁道更趨活躍。陳鴻《廬州同食館記》載：

　　合肥郡城南門東上曰同食館，……東南自會稽、朱方、宣城、揚州，西達蔡汝，陸行抵京師。江淮牧守，三臺郎吏，出入多游郡道。是館成，大賓小賓，皆有次舍。開元中，江淮人走崤函，合肥壽春為中路。大歷末，蔡人為賊，中道中廢。元和中，蔡州平，二京路復出于廬。西江自白沙瓜步，至于大梁，斗門堰埭，鹽鐵稅緡，諸侯榷利，駢指于河。故衣冠商旅，率皆直蔡會洛，道路不茀。

　　在唐代，大運河固然是政府轉輸東南財富的主要運道。但是當東南運河道在受驕藩威脅不能通漕時，具有臨時性、替代性特點的淮潁道就顯得十分活躍了。特別是唐后期，運河關卡林立，商旅由廬壽取道陳蔡而赴兩京的更多，淮潁道的地位也就日趨重要。所以淮潁水道的重新通漕，對于運道周圍的廬、壽、楚、濠等州的經濟發展，特別是工商業的發展當有較大的促進作用。大歷時廬州“隘關溢廛，萬商俱來”[41]，位于淮河與運河交匯處的楚州“彌越走蜀，會閩驛吳”，“商旅接艫”[42]，“其事雄富，同于方伯”。壽州亦為“地雄人富”之區，工商業也極為發達。經濟的發展必然會引起人口的增多，安史之亂后淮南道戶口的增長主要當與此有關。

　　其三，與良吏的治理有關。

　　大歷時穆寧為和州刺史，“理有善政”，“增戶數倍”。獨孤及治理舒州，“斷獄歲減，流庸日歸”[43]。李幼卿典滁州，“滁人之饑者粒，流者占”，張建封對廬、壽等州百姓“悉心綏撫，遠近悅附”[44]。可見良吏的治理，對于淮南道戶口的增長也有較大的作用。

三、元和以后長江下游人口的發展

　　《元和志》所載的元和戶僅僅反映了元和一朝國家直接控制的在籍戶，這一組統計數字顯然無法把唐后期100多年的人口變動反映無遺。而且這一組數據事實上也大大低于當時的實際戶口數。同時，元和以后全國的戶口仍有增長，長慶、寶歷、大和、開成、會昌年間國家所控制的編戶都超過了元和時期的戶數，文宗開成四年和武宗會昌年間國家所控制的戶數均在490萬以上，較元和戶翻了一倍有余。特別是長江下游地區，元和時戶數的下降速度就明顯低于全國下降的平均數，元和以后其戶口的增長速度較全國其他地區更為迅速。雖然元和以后各州郡的領戶因無具體記載而無可詳考，不過從其它文獻材料中亦可窺見本區部分州郡戶口的發展情況。下面試略作考察。

　　有唐一代，蘇州的戶口一直呈增長之勢。元和時蘇州領戶由天寶元年的76421戶增至100808戶，上升了31.91%。敬宗寶歷元年（825年）白居易任蘇州刺史，常對轄區戶口之多稱頌不已。“閶門四望郁蒼蒼，始覺州雄土俗強。十萬夫家供課稅，五千子弟守封疆。”[45]象這類歌詠蘇州地廣人眾的詩在白詩中不乏其例。元和以后，蘇州戶口仍處在持續增長之中。到唐末僖宗時，蘇州戶數增至143361戶，較元和戶上升了42.11%，較天寶戶上升了87.46%。當時蘇州共有7縣，其中吳、長洲、嘉興、昆山四縣皆為望縣，海鹽、常熟為緊縣。孫奭稱“天下之劇邑無若昆山者”。[46]歐陽詹在《送常熟許少府之任序》中稱常熟縣為“緊中之美者”（《全唐文》卷596）。在歐陽詹看來，常熟縣實為緊縣之首，其戶口之多亦可想見。在蘇州7縣中，惟華亭為上縣，不過其戶數也不少。據陸廣微《吳地記》載，唐末該縣有12780戶，比當時一般州郡的戶數還要多。由于經濟發達，人口頗眾，早在德宗大歷時蘇州就升為了雄州。有唐一代，長江下游地區升雄州者，僅此一州，這足以反映蘇州人口之多和經濟實力的雄厚。所以《吳地記》稱蘇州“名標十望，地號六雄”，“地廣人繁，民多殷富”，決非虛言。入宋后，出現了“蘇杭熟，天下足”，“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應當說不是偶然的。

　　元和后湖州的人口增長較快。大中年間杜牧在《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啟》中稱：“十萬戶州，天下根本之地，曰吏部員外郎不可為其刺史，即是本末重輕，顛到乖戾，莫過于此”（《樊川文集》卷16）。杜牧在文中雖然沒有直接說出湖州有戶10萬，但從他想要表達的意思來推測，宣宗大中年間湖州戶數已達10萬，這即是說當時的湖州領戶較元和時增加了一倍有余，并超過了天寶盛時的戶數。杭州的戶數在元和以后也有較快增長。杜牧在《上宰相求杭州啟》中明確指出：“今天下以江淮為國命，杭州戶十萬，稅錢五十萬，刺史之重，可以殺生”（同上）。可見在武宗、宣宗時，杭州戶數較元和時已增加了一倍。元和以后，睦州由于賦重吏貪，百姓流亡甚眾。會昌二年（842年），孫公乂為睦州刺史，整頓吏治，減輕賦稅，招撫流亡，“旬月之間，復離散之戶萬計”，“畢公之政，無有流亡他道者”[47]。既然流民回歸以萬戶計，會昌時睦州的戶口較元和時的9054戶，肯定會有大幅度的增長。元和后潤州戶數無具體記載，不過唐末詩人羅虬的《比紅兒詩》可給我們提供一個推證。是詩云：“京口喧喧百萬人，競傳河鼓謝星津”（《全唐詩》卷666）。若以天寶元年潤州每戶平均口數6.50人計算，唐末潤州當有153846戶。詩人言潤州唐末有口百萬確有夸大之處，但中唐以后潤州長期為浙西觀察使的治所，又是兩浙漕糧轉運的中心，其戶口較其它州郡相對多些，也是可以理解的。杜牧稱“京口繁重，游客所聚”，韋莊《觀浙西府相畋游》詩亦有“十萬旌旗十萬兵，等閑游獵出軍城”（《全唐詩》卷697）之句，可視為唐末潤州人口較多之一證。唐末潤州戶數雖達不到前推的153846戶，但較盛唐天寶時的領戶似應有所增長。換言之，元和以后潤州的戶數亦應在10萬戶以上。

　　壽州在晚唐時亦為“地雄人富”之地，武宗會昌四年（844年）該州就因戶口較多而升為緊州。滁州早在元和六年就升為上州，文宗大和八年（834年）滁州發生洪災，所轄3縣漂溺戶“即達一萬三千八百”[48]。可見晚唐時滁州也保持了相當可觀的人口。揚州元和以后人口也有增長。揚州海陵、天長二縣，會昌四年升為望縣，六合縣亦在同年升為緊縣。文宗《罷海陵監牧勅》云：“海陵是揚州大縣，土田饒沃，人戶眾多”（《全唐文》卷74）。僖宗光啟三年（887年），楊行密懼怕孫儒攻取海陵，遂令部將高霸把海陵縣數萬戶百姓遷往揚州城內[49]。一次就遷徙數萬戶入城，晚唐時揚州的人口之多，于此不難窺見一斑。我們估計晚唐時揚州全境的戶口至少在10萬戶以上。

　　在唐代，宣州戶數之多，一直為時人所稱道。元和以后宣州人口較前也有發展。杜牧在《唐故宣州觀察使御史大夫韋公墓志銘》中稱宣州“賦多口眾，最于江南”（《樊川文集》卷8）。文中的韋公即韋溫，會昌四年（844年）出任宣歙觀察使，可知在武宗會昌年間宣州的戶口當有增長。前引韓愈《代張籍與李浙東書》可知，元和五年～九年李遜任浙東觀察使時浙東道人口增長較快，元和以后這里的人口亦當有所發展。《唐會要》卷70《州縣分望道》載有會昌年間全國州縣升級情況，茲將本區情況列表如下：

州縣等級名稱	州縣名稱	升等時間
望州	潤州、宣州、越州、常州	會昌五年四月升
緊州	壽州	會昌四年五月升
上州	池州	會昌四年五月升
望縣	潤州句容縣 常州江陰縣 蘇州昆山縣 杭州錢唐縣 湖州長城縣 臺州臨海縣 揚州海陵縣、天長縣	會昌四年十一月升
緊縣	揚州六合縣 楚州盱眙縣 舒州桐城縣 滁州全椒縣 湖州安吉縣 杭州鹽官縣 宣州寧國縣 蘇州海鹽縣 歙州歙縣 池州秋浦縣 濠州定遠縣、鐘離縣 廬州合肥縣、廬江縣、慎縣 壽州安豐縣、盛唐縣、霍丘縣	會昌四年十二月升

　　從上表可知，會昌年間本區升緊州1，望州4，上州1，望縣8，緊縣18。前述唐代州縣升等標準是“以戶口多少，資地美惡為差”。會昌年間本區有這么多州縣升等，其戶口的增殖亦不難想象。

四、唐后期長江下游的浮寄戶與逃戶

　　唐后期國家所掌握的在籍戶遠遠低于當時的實際人口數，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當時存在著大量的逃避國家賦役的隱漏戶口。其實唐代存在著大量的隱漏戶口并非自中唐始，唐前期這種現象就很嚴重。杜佑曾指出：“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漢室，而人戶才比于隋氏，蓋有司不以經國馭遠為意，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甚也。”并估計當時“天下人戶，少猶可有千三四百萬矣”[50]，這即是說盛唐天寶時期的隱漏戶就達四五百萬之多（天寶14年國家控制的編戶為8914709戶）。安史亂后“天下殘瘁，蕩為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51]，戶口的隱漏現象更為嚴重。唐后期長江下游地區的戶口隱漏，首先表現在地方州縣控制大量的浮寄客戶。大歷時舒州刺史獨孤及在《答楊賁處士書》中指出：　　

　　昨者據保簿數，百姓并浮寄戶，共有三萬三千。比來應差科者，唯有三千五百，其余二萬九千五百戶，蠶而衣，耕而食，不持一錢，以助王賦。……每歲三十一萬貫之稅，悉鐘于三千五百人之家。（《毗陵集》卷18）

　　從獨孤及的記載我們不難看出，當時州縣地方政府所掌握的戶口與州縣呈報中央的戶口，實際上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在舒州地方政府所掌握的“保簿”中，登記在冊的戶數有33000戶。其中不納賦稅的浮寄戶（即隱戶）有29500戶，占“保簿”總數人口的89.39%，足見當時浮寄戶之多。而這些眾多的浮寄戶并不包括在州縣上報中央的戶口數中。據天寶元年舒州有編戶35353戶，大歷時舒州上報的戶數為3500戶，較天寶元年驟降了10倍。實際上大歷時舒州所掌握的戶數為33000，與天寶時相差無幾。再以浙東區的越州為例，貞元十年（794年），越州“進綾縠一千七百匹，至汴州，值兵逆叛，物皆散失”，后越州刺史皇甫政上奏“請新來客戶，續補前數”[52]。這里的所謂“新來客戶”，即是越州地方政府新招來的浮寄戶。這些新來的浮寄客戶，既然有能力將越州進奉的1700匹綾縠補足，其數量當不少于納稅戶。貞元時，湖州刺史李詞“開拓東郭門，置閶門，以門內空閑，招輯浮客，人多依之”[53]，可見湖州的浮寄戶數量不少。本區受庇于豪家的隱漏戶口甚多，齊抗任蘇州刺史時，境內“浮徭冒役，吏禁或弛，占著名數，戶版不均。公乃閱其生齒，書其比要，強家大猾，不得蓋藏”。[54]會昌初，池州刺史李方玄在境內“復定戶稅，得與豪猾沉浮者，凡七千戶，袞人貧弱，不加其數”[55]。其實中唐后地方州縣控制著大量的浮寄戶，在當時是一個極為普遍的現象，并非本區獨有。元和六年（811年）衡州刺史呂溫在《簡獲隱戶奏》中稱：“當州舊額戶一萬八千四百七，……臣到后團定戶稅，次檢責出所由隱藏不輸稅戶一萬六千七百。”[56]呂溫檢責出被官吏隱瞞的戶數16700戶，與該州的在籍戶數相當，足見衡州的浮寄戶之多。實際上中央政府對地方州縣所控制的大量浮寄客戶也是心中有數的。長慶二年（822年）鹽鐵度支張平叔鑒于“今所在戶口，都不申明實數”要求朝廷派人赴州縣簡責戶口，中書舍人韋處厚反對說：　　

　　自兵興以來，垂二十載，百姓粗能支濟，免至流離者，實賴所存浮戶相倚，兩稅得充。縱遇水旱蟲霜，亦得相全相補。若搜索悉盡，立至流亡。（《全唐文》卷715韋處厚《駁張平叔糶鹽法議》）

　　顯然州縣地方政府所掌握的戶口（納稅與不納稅的浮寄戶）遠遠超過了上報中央的戶口，在唐后期已不是個別現象。從舒州、越州所存在的浮寄戶數量來推測，長江下游的浮寄戶估計不少于當時的在籍戶口。

　　逃戶是我國歷代封建王朝經常出現的一種社會現象。唐前期逃戶問題就十分嚴重。武則天時就有“天下戶口，亡逃過半”[57]的記載。即便是玄宗開元盛世，逃戶仍然不少。玄宗在《禁逃亡詔》中稱“四海清晏，百年于此。雖戶口至多，而逃亡未息”（《全唐文》卷35）。安史之亂后，逃戶數量激增，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中唐后，長江下游地區的戶口逃亡與本區賦稅繁重有較大關系。早在安史之亂中，唐政府就加強了對江淮地區的盤剝、搜刮，所謂“上元官吏務剝削，江淮之人皆白著”的民謠，正是這種情況的反映。安史之亂后，唐政府的賦稅收入仰給江淮，進一步加重了對這一地區的盤剝重壓。所以江淮稅重，屢見記載。“當今國用，多出江南。江南諸州，蘇最為大。兵數不少，稅額至多”[58]；“江南列郡，余杭為大，征賦猶重，疲人未康”[59]。“淮海之郡，廬為大，封略闊而土田瘠，人產寒薄井賦尤重”[60]。人民不堪忍受繁重的賦稅，紛紛逃往他鄉。州縣官吏“懼在官之時，破失人戶”，往往不敢如實上報逃亡的戶口數，以致“戶部版籍，虛系姓名”。為了向政府交納賦稅，遂把逃亡農民的負擔轉嫁到鄰近未逃戶身上。宣宗在《賑恤江淮百姓德音》中稱：“近者江淮數道，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疾癘，流亡轉徙，十室九空。……揚、潤、廬、壽、滁、和、宣、楚、濠、泗、光、宿等州，其間或貞元以來舊欠，逃移后闕額錢物，均攤見在人戶”（《全唐文》卷81）。這種“于見在戶中，分外攤配”之法，又迫使在籍戶“流亡轉多”，可見攤逃已成為本區農民逃亡的主要原因。

　　本區逃戶的流向，大約有如下幾種形式：

　　其一，流入地主田莊。中唐后本區的地主田莊遍及各地，需要大量的勞動人手，那些在土地兼并中喪失了份地的均田農民紛紛進入地主田莊，成為他們的契約佃農。他們“依托豪強，以為私屬，貨其種食，賃其田廬”[61]，成為了地主田莊中的主要勞動力。這一批“避公稅依強豪作佃家”的農民在當時逃戶中占了相當的數量。

　　其二，流入寺觀。在唐代，江淮地區的寺觀甚多，因而有不少逃戶依附于寺院道觀，或度為僧，或淪為佃客、奴婢。會昌五年（845年）中書門下奏：“天下諸寺奴婢，江淮人數至多。”[62]武宗會昌法難時，“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萬五百，其奴婢十五萬，良人枝附為使令者，倍笄冠之數，良田數千萬頃”[63]。這里的“良人枝附”即指寺院的各類依附人口，其數既然“倍笄冠之數”，當在50萬以上。再加上奴婢、僧尼41萬，共達90萬以上。長江下游地區是唐代寺院分布最為密集的地區之一，在這90萬人口中，本區當占有一定比例。

　　其三，流入城市。在唐代，特別是中唐后，長江下游地區城市經濟發展較快，因而吸納了不少流動性人口。流入城市的農民，或成為手工業作坊的雇工，或浮為商販。另外隨著本區運河沿岸運輸業的發展，也吸收了一些流民加入運輸隊伍，成為水手、船夫[64]。

　　其四，亡命山澤。如安史之亂后期，唐政府在江淮行“白著”之法，人們“相聚山澤為‘群盜’，州縣不能制”[65]。寶應元年（公元762年）袁晁起兵浙東，“民疲于賦斂者爭歸之”。方清起兵前也曾“誘流殍為‘盜’，積數萬，依黟歙間，阻山自防”[66]。可見亡命山澤的逃戶也占有一定數量。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唐后期長江下游地區的實際戶數遠遠高于政府所掌握的在籍戶，元和時官方統計戶數的下降，并不意味著本區實際人口真正地減少。加藤繁先生指出：“唐肅宗以后的戶數，在統計中減少得非常多，這大都是因為人民頻繁地流亡，而且朝廷的威令不行，地方行政廢弛的緣故。所以并不是象數字表現的那樣，有真正戶數的減耗，而大約是把很多象莊園的佃農等人漏掉了，沒有列在這個統計里。事實上，就是在唐代的后半期，恐怕戶口也在慢慢地趨向增加。”[67]通過如上的考察，這一結論是符合實際的。

注釋：

[1]《通典》卷7《食貨七·歷代盛衰戶口》。

[2]關于《新唐書·地理志》戶口數系年問題，學術界存在著開元二十八年說、天寶十一載說和天寶元年三種看法，本文從天寶元年說。

[3]由于臺州元和戶缺，故浙東天寶元年戶相應應除去臺州戶數，據此我們計算出浙東元和戶（118440）較天寶元年戶（430794）平均下降率為72.51%。

[4]《元和郡縣圖志》卷7《河南道四·宋州》。

[5]《舊唐書》卷148《權德輿傳》。

[6]《李太白全集》卷26《為宋中丞請都金陵表》。

[7]《全唐文》卷783穆員《鮑防碑》。

[8]《舊唐書》卷129《韓滉傳》。

[9]《全唐文》卷533李觀《與睦州獨孤使君論朱利見書》。

[10]《全唐文》卷316李華《衢州刺史廳壁記》。

[11]《白居易集》卷42《唐揚州倉曹參軍王府君墓志銘》。

[12]《唐故越州大都督府余姚縣令李府君（汲）墓志銘》，周紹良主編《唐代墓志匯編》，第1889頁。

[13]《唐故朝散大夫……柳府君靈表》，《唐代墓志匯編》，第1922頁。

[14]《舊唐書》卷188《崔衍傳》。

[15]《白居易集》卷54《除范傳正宣歙觀察使制》。

[16]《唐會要》卷70《量戶口定州縣等第例》。

[17]《通典》卷33《職官十五》。

[18]《舊唐書》卷155《李遜傳》。

[19]《舊唐書》卷163《孟簡傳》。

[20]《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2年第4期。

[21]《丁卯集》卷上，又見《全唐詩》卷535。一作薛逢詩《送沈單作尉江都》，《全唐詩》卷548；又作趙嘏詩，見《全唐詩》卷549。

[22]《全唐文》卷368賈至《送蔣十九丈奏事畢正拜殿中歸淮南幕府序》。

[23]《樊川文集》卷10《淮南監軍使院廳壁記》。

[24]《全唐文》卷761褚藏言《竇常傳》。

[25]《新唐書》卷163《穆寧傳》。

[26]《劉禹錫集》卷8；《全唐文》卷606。

[27]《毗陵集》卷5《謝舒州刺史兼加朝散大夫表》。

[28]《全唐文》卷716呂讓《楚州刺史廳記》。

[29]《舊唐書》卷40《地理志三》。

[30]《毗陵集》卷17《瑯琊溪述并序》。

[31]《元和郡縣圖志》卷9《河南道五·濠州》。

[32]《新唐書》卷53《食貨志三》。

[33]《資治通鑒》卷227德宗三年。

[34]《全唐文》卷612陳鴻《廬州同食館記》。

[35]《舊唐書》卷120《郭子儀傳》。

[36]《樊川文集》卷12《上宣州高大夫書》。

[37]《冊府元龜》卷694《牧守部·武功二》。

[38]《資治通鑒》卷229。

[39]《新唐書》卷53《食貨志三》。

[40]《資治通鑒》卷239。

[41]《全唐文》卷478楊憑《唐廬州刺史羅珦德政碑》。

[42]《全唐文》卷263李邕《楚州淮陰縣婆羅樹碑》。

[43]《全唐文》卷522梁肅《金魚袋獨孤公行狀》。

[44]《冊府元龜》卷692《牧守部·招輯》。

[45]《白居易集》卷24《登閶門閑望》。

[46]孫奭：《蘇州昆山縣令樂安孫公府君墓志銘并序》，載《唐代墓志匯編》，第2419頁。

[47]馮牢：《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孫府君墓志銘》，載《唐代墓志匯編》，第2290頁。

[48]《唐會要》卷44《水災下》。

[49]《資治通鑒》卷257僖宗光啟三年十一月條。

[50]《通典》卷7《食貨七·歷代盛衰戶口》。

[51]《舊唐書》卷118《楊炎傳》。

[52]《唐會要》卷85《逃戶》。

[53]《嘉泰吳興志》卷19。

[54]《權載之文集》卷14《唐故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齊成公（抗）神道碑銘》。

[55]《樊川文集》卷8《唐故處州刺史李君墓志銘》。

[56]《全唐文》卷627。《唐會要》卷85《定戶等第》作“不輸稅戶一萬六千七”。

[57]《舊唐書》卷88《韋嗣立傳》。

[58]《白居易集》卷68《蘇州刺史謝上表》

[59]《白居易集》卷55《盧元輔杭州刺史制》。

[60]《全唐文》卷478楊憑《唐廬州刺史羅珦德政碑》。

[61]《全唐文》卷465陸贄《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

[62]《唐會要》卷86《奴婢》。

[63]《樊川文集》卷10《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64]陳子昂《上軍國機要事》：“江南、淮南諸州租船數千艘，已至鞏洛，計有百余萬斛。……其船夫多是客戶、游手、惰業、無賴、雜色人”（《全唐文》卷221）。可見在本區運河沿岸充當船夫、水手的流民不少。

[65]《資治通鑒》卷222。

[66]《新唐書》卷146《李棲筠傳》。

[67]加藤繁著、吳杰譯：《中國經濟史考證》第1卷，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207頁。　

原載《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