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拾遺和補闕是唐代諫官體系中的兩個重要官職。唐代詩人擔任拾遺和補闕之職者甚多，他們接受這一官職時的心態通過詩歌或其他文章表現出來。拾遺、補闕是品級較低但又極有前途的清望之官職，所以，詩人受此官時基本表現為感激；但也有辭而不受的。無論是感激還是辭讓，都生動地體現了唐代詩人的政治心態。

　　關鍵詞：唐代詩人；唐代諫官；拾遺；補闕；詩人心態

　　拾遺和補闕是唐代諫官體系中的兩個重要官職，由于品級較低，所以許多初入仕途者都曾擔任此職。在重文尚諫的歷史背景下，唐代有文學才華的詩人，亦多經此二職。初唐的陳子昂、張說、張九齡，盛唐的王維、杜甫，中唐的白居易、元稹，晚唐的鄭谷、杜牧等人，都是擔任過拾遺或補闕的杰出詩人。唐代詩人的情感和思想是很豐富的，而其初受拾遺和補闕之類諫官時的情感表現尤為特別，從中我們不僅能看到唐代諫官的授受規則，而且更能感受到唐代詩人們的政治心態。

一

　　拾遺和補闕是武則天垂拱（685—688）年間設置的官職，拾遺為從八品，補闕為從七品，“左右補闕各二人，內供奉各一人，左右拾遺亦然。左屬門下，右屬中書”、“掌供奉諷諫”［1］卷21。拾遺、補闕官品雖然不高，但作為諫官，可以隨朝官議政，直接參與朝政，因而很受重視，“開元以來，尤為清選”［1］卷21。武則天時期常以此職作為獎勵士人的手段，一度造成了授官雜濫的現象，當時有人諷刺道：“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保?］卷4不過，這只是短時期的不正?，F象。在正常情形下，授、受拾遺和補闕，都是一件嚴肅而莊重的事。

　　朝廷授拾遺補闕是有其標準的。在現存的授拾遺補闕的制誥和詔束力中，我們不難發現朝廷對授此類官職的具體要求。茲列舉幾個授拾遺和補闕的敕令：

　　《授韋啟左拾遺制》：劍門縣令韋啟，雅有文詞，仍兼政術。諫官近密，必擇正人；忠讜之言，期于無隱?？勺笫斑z。［3］卷366

　　《授郎士元等拾遺制》：束力前渭南縣尉郎士元等，有君子之行，詩人之風。頃尉于畿，亦克用。匪躬之故，無以易焉。進思直言，入告于內。忽使流議，壅于上聞。懋乃所職，其無遺政。可依前件（授右拾遺）。［3］卷410

　　《授恭薛兼適左補闕制》：束力朝請郎前行萬年縣丞薛兼適，兄弟致美，士林推重，詞清行潔，政以干稱。在煩劇而有余，守貞方而不易。文章侍從，朝夕論思，參我諍臣，以箴朝闕?？尚凶笱a闕。［3］卷410

　　顯然，從八品的拾遺和從七品的補闕并不是一個讓人不起眼的小官，而是“承密命”之近臣。從上引之制詔不難看出，授此二職的標準有四：一有文才，所謂“雅有文詞”、“該通詞藝”是也；二有德行，所謂“純孝”、“達禮”是也；三有膽識，所謂“耿介”、“直言”是也；四有政能，所謂“兼政術”、“以干稱”是也。而這四者中，前三者尤為重要，“有君子之行，詩人之風”是最經典的概括。所以，如果沒有意想不到的原因，擔任拾遺和補闕，總能依照循資格的選官程序，自然而然地升入更高層次的官職。所以，此二職“開元以來，尤為清選”，名不虛傳。?

　　從上引的制詔中我們還能看出一點信息，帝王在將拾遺和補闕授于臣子的同時，也在標舉自己納諫用直的為政之道，所謂“廣獻書之路，用開納諫之門”，因此，任用怎樣的人擔任拾遺和補闕，還寄托著皇帝的政治希望。如《盧告除左拾遺制》云：“告是吾賢卿老之令子弟也，以甲科成名，以家行著稱，取自史閣，拔居諫垣。夫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失中，人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此乃漢文帝開諫諍之詔也?！保?］卷748而在唐文宗《答魏諫疏詔》中，更清楚地表達了他要借授諫官而開納諫之風的意圖：“昔在乃祖，貞觀中諫疏十上，指事直言，無所避諱。每覽國史，未嘗不沉吟伸卷，嘉向久之。爾為拾遺，其風不墜，屢獻章疏，必道其所以。至于備灑掃于諸王，非自廣其聲伎也；恤髫之宗女，固無嫌于征取也。雖然，疑似之間，不可家至而戶曉。爾能詞旨深切，是博我之意多也。噫！人能匪躬謇諤，似其先祖，吾豈不能虛懷延納，仰希貞觀之理歟！而居官日淺，未當敘進，吾豈限以常典。以待直臣！可右補闕。”［3］卷72這則制詔的內容的重心顯然有些偏移，其出發點似乎不在授臣以官，而在揚君之德，授官是揚德的陪襯。用授諫官作為揚君德的手段，這在唐代政治中比較常見，這一方面說明了唐代君王喜歡在納諫上做文章，另一方面也體現了諫官在唐代政治生活中的突出位置：拾遺和補闕雖為低品官，但在人們心中的地位并不低。

二

　　在正常情形下，唐代君王授拾遺和補闕是嚴肅的，要遵循一定的原則和標準。那么，唐代文人在接受拾遺和補闕時是什么心態呢？在今存的唐代詩文里，我們能找到許多直接的材料研討這個問題。依照唐朝官場慣例，官員接受官職之后，要上謝表，要么自上，要么請人代上。受拾遺和補闕也不例外。今存有苑咸、呂溫、白居易、柳宗元等人自上或代人上的謝表，以這些謝表為主，再參照唐詩中的相關內容，我們能較清楚地看到唐人受拾遺補闕時的心態。

　　“涕淚受拾遺”［4］《述懷》，感激應該是受拾遺和補闕者的共同心態。唐代選官制度比較煩繁，如果依照循資格的原則，從釋褐到授從八品的拾遺或從七品的補闕，要經歷好幾年。這幾年的磨礪能讓他們感受到官揚的規則，品嘗到入仕的艱難，從而對受拾遺或補闕產生一種珍惜感，感激心。而對未經選官程序，超拔至拾遺或補闕的人來說，這也是一種令人艷羨的殊榮，因而更加充滿感激之心。不過，由于拾遺和補闕是一個相對特殊的官職，皇帝授此官有其既定的標準，而接受此官的人自然應該以這一標準或重新考量自己，或勉勵自己。而對這種感覺的表達形式，則是我們認識他們受拾遺補闕心態的切入點。

　　呂溫在受拾遺之后，有很強烈的驚寵感，在《謝授右拾遺表》中，他描述自己接到詔書時的感受是：“澤濡窮鱗，雷起幽蟄。塵忝近侍，冠軼常倫。震驚失圖，兢罔據?！苯又ㄟ^自述身世，展示自己的人格和情趣，表達其竭誠奉職的忠心：

　　臣嘗學舊史，承訓先臣，皆以奉上自致為榮，附下茍進為恥。臣所以既孤之后，義不因依，賣洛中之薄田，歸闕下之舊宅，退藏其跡，私誓于心，不邀利于權門，不求名于眾口，星霜苦節，夙夜精誠。唯愿投軀盛時，自結明主。愚誠神感，人欲天從，果蒙陛下自記姓名，猥憐孤直，振零丁于絕望，拔曖昧于無階。獨斷皇明，超生至清列。俯降中貴，內賜官告，特建恒例，光寵賤臣。俾其不出戶庭，坐生羽翼，萬乘知己，一鳴驚人。公朝得盡節之方，私室無謝恩之處。顧惟凡陋，叨此殊尤。纏激血誠，銘鏤膚骨。采拔恩重，泥途感深。畢性命以為期，裂肝膽而何述！［3］卷626

　　呂溫是唐德宗時期受王叔文的推薦而為拾遺的，《舊唐書·呂溫傳》載：“順宗時在東宮，侍書王叔文勸太子招納賢時之英俊以自輔，溫與（韋）執誼尤為叔文所，起家再命拜左拾遺?！比温毷斑z是他遠大政治前途的開始，呂溫是一個極有政見而且秉性比較剛烈的人，是王叔文政治集團的主要成員，盡管歷史上對他品性的評價并不高，稱他“性多險詐，好奇近利”［5］《呂溫傳》，但從其政治經歷來看，他應該是一個有政治主見的人，是一個有著極強的功名心的人，這篇謝表中也表現了他這一方面的特征。他相信自己的能力，欣賞自己的品格，珍惜入仕機會，特別是得到拾遺一職后，他更愿“畢性命”、“裂肝膽”，為國盡節，以謝皇恩。

　　與呂溫同時的竇群也是中唐政治中一個敢作敢為的人物，史稱“群性狠戾，頗復恩仇。臨事不顧生死”［5］《竇群傳》。他研習《春秋》，“以節操聞”，韋夏卿為吏部侍郎時，把他由處士舉薦為拾遺。為此，柳宗元特撰《為韋侍郎賀布衣竇群除右拾遺》［5］《竇群傳》。關于竇群與王叔文集團的關系，《新唐書·竇群傳》云：“王叔文黨盛，雅不喜群，群亦悻悻不肯附。”《舊唐書》本傳說得更明白：“王叔文之黨柳宗元、劉禹錫皆慢群，群不附之。”然而竇群與王叔文集團的關系要比史書所記的微妙得多。首先，他與呂溫是情趣相投的好友?！杜f唐書·呂溫傳》：“溫天才俊拔，文彩贍逸……與竇群、羊士諤趣尚相狎。”而呂溫又是王叔文集團的主要成員，與柳宗元、劉禹錫關系甚密，有這樣一層關系，他與王叔文集團也不是“附”與“不附”所能說清的。此外，柳宗元的這篇賀文，雖然是代韋夏卿所寫，但至少亦是出自他心。《舊唐書》卷115《韋夏卿傳》：“夏卿深于儒術，所至招通經之士。時處士竇群寓居于郡界，夏卿以其所著史論薦之于朝，遂為門人?！绷谠嗪萌?，從韋夏卿游，受韋夏卿的影響，對竇群的評價亦極高，其態度體現在這篇賀文里：

　　臣伏見今月日制除布衣竇群右拾遺者，臣聞直道之行，四方向德，逸人是舉，天下歸心。臣伏以竇群肥居貞，包蒙養正，學術精果，操行堅明。贊詠道真，以求其志。臣頃守藩服，特所委知。及歸朝廷，輒有聞焉，庶逃竊位之責，以塞曠官之尤。豈謂天聽曲從，瞽言無廢。況諫諍之職，政化是參。擢于布衣，久無其比。周行慶忭，林藪震驚?；捋E寧慮于遺賢，懷才盡思于展效。［5］卷115

　　“學術精果，操行堅明”，是對竇群的才學和品性的極高評價，一個當年如此推許的對象，幾年后怎會“慢”待他呢？從這篇賀文里我們依然可以看到，無論代表誰的態度，“諫諍之職，政化是參”一語對拾遺的政治期待還是很高的。而竇群任拾遺后不久，即遇到了改任他職之事。據《新唐書》卷175《竇群傳》載：“時張薦持節使吐蕃，乃遷群侍御史，為薦判官。入見帝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茅擢臣為拾遺，何其難也？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為和蕃判官，一何易？’帝壯其言，不遣?！彼J為自己還沒有在拾遺一職上發揮才能，對不起皇帝對自己的倚重和恩典，因此，他不愿充和蕃使。這一段話既體現了竇群的思辯能力，也體現了他對拾遺一職的重視。

　　元和三年，白居易受拾遺之后，滿懷激情地寫下了《初授拾遺》詩和《初授拾遺獻書》。他將《初授拾遺》詩歸諷諭詩類，既表達自己的驚寵之情，又陳述自己對拾遺一職的認識。其詩曰：“奉詔登左掖，束帶參朝議。何言初命卑，且脫風塵吏。杜甫陳子昂，才名括天地。當時非不遇，尚無過斯位。況予蹇薄者，寵至不自意。驚近白日光，慚無青云器。天子方從諫，朝庭無忌諱。豈不思匪躬？適遇時無事。受命已旬月，飽食隨班次。諫紙忽盈箱，對之終自愧。”在這里，他有一種受之有愧的欠疚感，因為在他看來，拾遺能讓他擺脫“風塵吏”的低賤感，感受到“參朝議”、“近白日”的人間殊榮。［6］作為一個詩人，他用比較感性的詩句陳述了自己任拾遺之后的心理。在《初授拾遺獻書》一文中，白居易則以嚴密的邏輯和深邃的理性，表達自己對拾遺一職的真切感受，從參政心理的角度，詳盡地剖析了拾遺一職的獨特功用：

　　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其位則偷合而不言，愛其身則茍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上不忍負恩，下不忍負心也。故位未足惜，恩不忍負；然后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今陛下肇建皇極，初受鴻名，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舉一事，無不合于道，便于時；故天下之心，禺頁禺頁然日有望于太平也。然今后萬一事有不便于時者，陛下豈不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于道者，陛下豈不欲革之乎？候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間，小有遺闕，稍關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在圣心裁斷而已。

　　文中充滿了作為臣子的謙卑和忠誠，這當然是封建禮法的要求。但透過那種謙卑，我們更能感受到一個諫臣強烈的責任心。他對拾遺“選重”和“秩卑”這一不對等特性的分析，準確地把握住了拾遺官的職責和風險，把“不愛身”、“不惜位”作為任拾遺的基本原則，這其實是委婉地表達了自己敢于直諫、不怕犧牲的奉獻精神。白居易深得儒家美刺之術，在強調自己一定盡諫臣之職時，對憲宗皇帝的政治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并說自己只會在皇帝有“萬一”之差誤時，才會“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以申感恩報德之意。這雖然只是謙卑之說，但他不放過皇帝“萬一”這差誤，充分說明了他強烈的責任感和敏銳的是非感，表明自己將是一個非常稱職的諫臣。拾遺這一官職給白居易帶來的是榮耀，是自信，是激進。

　　除了直接向皇帝陳謝或者道賀之外，受拾遺之后，朋友之間也有道賀的，在這些道賀的文字里，我們也能看到時人對拾遺這一微職的敬重態度。晚唐劉蛻的友人自外府協律郎召拜為右拾遺，他熱情洋溢地寫了一篇《賀友人拜右拾遺》文，文中充滿激情地展望了友人遠大的前程：

　　今日街東見詔書，以執事拜右拾遺，朝廷之意將有在擇能言者而使之言哉！雖執事材氣壯健，它日無不乘之，若驟以地遷耶，未嘗有也。故蛻謂朝廷之意將有在也。魯欲用樂正子為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仆不止為執事，且為天下不寐也。丞相致主上，復貞觀之業，自此敢伺察者，必當伺察；敏口舌者，必得口舌。舊所嫌忌出棄者，稍稍引用。蛻幸未老一二年，得見朝廷治平，著歌謠為訓詁也。然人世幾何，時不可遭，伏惟執事飲食起居，無忘丞相意。［3］卷789

　　劉蛻是宣宗大中年間進士。宣宗是晚唐一位有所作為的君主，史稱“小太宗”。史載：“上（宣宗）嘗以太宗所撰《金鏡》授（令狐），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不任忠賢’，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謺敦懹^政要》于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7］卷248劉蛻文中所說的“丞相致主上，復貞觀之業”所言即此。又，晚唐牛李黨爭激烈。唐武宗時期李黨李德裕執政，大貶牛黨；宣宗時，牛黨白敏中執政，“及白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保?］卷248劉蛻文所說的“舊所嫌忌出棄者，稍稍引用”，正指此事。如此看來，劉蛻此文是有所指的，正像他在文中所說的那樣，他“不止為執事，且為天下不寐也”，因為他覺得，朋友自協律郎拜為右拾遺，正好趕上了一個“敢伺察者必當伺察，敏口舌者必得口舌”的時代，他認為朋友任拾遺，是朝廷將要重用他的開始，所以他希望友人“無忘丞相意”，無論是在朝還是在飲食起居方面，都要以諫臣自勉，直言敢諫，以實現“朝廷治平”。在這篇賀文里，我們看到的似乎不是尋常的朋友之情，而是一種關乎國家前途的思索。他從朋友任拾遺中所看到是一種重諫重賢的政治風氣，因而，他對朋友的期許也不僅僅是個人的升遷，而是朝政的清明與否。

三

　　在唐人受拾遺的心態中，除了感激之中的積極向上的功名欲的滿足之外，還有一種情形值得注意，那便是辭謝。雖然他們沒有受官，但朝廷出自政治利益，下召征拜，因而他們的不受，也便構成了唐人受拾遺心態的另一面。從歷史上來看，唐代君王作為獎勵，多以諫議大夫這一官銜賜給隱居的有道之士，拾遺一職給得不多，因為拾遺是一個低品級的官，作為榮譽尚有些不夠體面，所以拾遺一職常用作實職來鼓勵那些隱居者，而大多數隱者也都能接受此職而踏入仕途。不受拾遺的隱者較少，這里我們僅以費冠卿為代表來探討這種現象。

　　費冠卿，字軍青。唐憲宗元和二年（807）進士。母喪廬墓，隱居九華山少微峰。唐穆宗長慶三年（823）刺史李仁修舉孝節，召拜右拾遺，辭不受。今存有《九華山化成寺記》［3］卷694。費冠卿是當時有名的詩人，張為作《詩人主客圖》，以白居易為廣大教化主，以費冠卿為及門。[注:《全唐文》卷817《詩人主客圖序》：“若主人門下處其客者，以法度一則也。以白居易為廣大教化主，上入室楊乘……入門費冠卿、皇甫松。”]這是一位以孝節著稱的隱士詩人，朝廷正以此下詔召征之：

　　前進士費冠卿，常預計偕。以文中第實錄不及于榮養，恨每積于永懷，遂乃屏身邱園，絕跡仕進，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節無虧，清飚自遠。夫旌孝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獎，以儆薄夫。擢參近侍之榮，載亻寧移忠之效?？捎沂斑z。［3］卷65

　　顯然，這則詔書與我們所征引的詔書不一樣，它沒有強調被征召者的文才或吏能，而是僅突出費冠卿的孝行，在傳統的道德原則中，孝行是最高的德行，朝廷以孝行高峻為條件征召費冠卿，以此為榜樣，培養一種以忠孝為主的道德風尚，從而達到“厚風俗而敦名教”的社會效果。因此，征召費冠卿，本意不在于他的參政能力，而在于他任職拾遺所產生的道德感召力。

　　然而，費冠卿對這份詔書卻有著另一篇感受。收到詔書之后，費冠卿寫了《蒙召拜拾遺書懷二首》：

　　拾遺帝側知難得，官緊才微恐不勝。好是中朝絕親友，九華山下詔來征。

　　三千里外一微臣，二十年來任運身。今日忽蒙天子召，自慚驚動國中人。

　　這兩首詩表達了二層意思。其一，拾遺一職難得，而自己雖然朝中“絕親友”，但卻能得到征召，皇帝是因為用賢而下詔書的；其二，自己本已“任運”而隱，入朝為官之志已淡，所以接到詔書時，也不再有近侍帝側的激動和惶恐?！白詰M”在這里是一種托詞，是他已無意為官的另一種表示法。

　　費冠卿有過艱苦求仕的經歷，是失意使他選擇了歸隱。《全唐書》卷495有他一首《久居京師感懷詩》：

　　煢獨不為苦，求名始辛酸。上國無交親，請謁知多難。九月風到面，羞汗成冰片。求名俟公道，名與公道遠。力盡得一名，他喜我且輕。家書十年絕，歸去知誰榮。馬嘶渭橋柳，特地起秋聲。

　　詩中所描述的“久居京師”的“辛酸”，與杜甫的“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悲苦情形非常相似，從詩中所講到的“力盡得一名”來看，此詩可能作于他中第之后，而且為求得此名，他已離家10年，詔書中稱他“絕跡仕進，十有五年”，恐怕有些出入?！皻w去知誰榮”含有二層意思：一來已看淡了功名，失去了做官的興趣；二來母親去世，失去了為官的動力。《全唐詩》卷494“費冠卿”題解云：“母卒，嘆曰：‘干祿養親，得祿而親喪，何以祿為？’遂隱池州九華山?！彼?，他隱居九華山并非尋求入仕的終南捷徑，而是心灰意冷之后的決斷。這種心思在他隱居之后與友的贈答詩中可以看出。與他同時的蕭建有一首《代書問費征君九華山亭》：“見說九華峰上寺，日宮猶在下方開。其中幽境客難到，請為詩中圖畫來?！辟M冠卿作《答蕭建》，詩前部分描繪了九華山的壯美風光以及自己幽靜閑適的住所，結尾曰：“邊鄙籌賢相，黔黎托圣躬。君能棄名利，歲晚一相從。”他不僅自己超出了政治功名，而且還勸友人棄名利，隱自然，足見他是一個真隱士。正是一種真隱的情趣，使他選擇了拒受拾遺。他作了一首《不赴拾遺召》以明心志：

　　君親同是先王道，何如骨肉一處老。也知臣子合佐時，自古榮華誰可保。

　　詩中關于“事君”與“事親”、“佐時”求功與“榮華”難保的思量與取舍，其實正是他內心矛盾的形象體現。從歷史上來看，他的這種矛盾與選擇并不是只發生在他身上，無論在哪個朝代，都會產生這樣的人物。但是作為這種選擇的結果，每一個人卻有其獨特的故事和影響。費冠卿最后決定不赴召，就是他與政治的訣別，是他對現實政治及個人前途失望后的宣言。他不赴拾遺召，突出了一種自然而高傲的人格。

　　有意思的是，正是他不赴拾遺召，為他贏得了更大的名聲，“拾遺”也成了作為征君的費冠卿的另一層光環、另一個標志。此后的詩人們在稱呼他時總要加上“拾遺”一職。如顧熊非有《寄九華山費拾遺》、姚合有《哭費拾遺征君》、李群玉有《經費拾遺所》、羅鄴有《費拾遺書堂》等。不受拾遺的費冠卿成了人們心目中的拾遺，這看起來是唐人稱謂上的習慣，其實也是中國人政治心態中重官意識的另一種表現，費冠卿不是政治上的成功者，卻是人格上的成功者，他以不受拾遺的態度接受拾遺，也許正是他不受拾遺的真實動機和價值寄托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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