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對20世紀的中國文化發展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在以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為代表的一批先進知識分子的領導下，傳統的古典文學研究也開始有了一個劃時代的進步。在這一學術發展的歷史過程中，方法論的變革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從20世紀初年樸學與西學相結合的實證主義研究方法的興起，到“五四”文學革命中考據學和進化論相結合的新方法成為主流，再到“五四”前后古典文學研究方法中的分析主義的初步成功，這一切都說明，方法本身似乎是研究的途徑和工具，但是它的背后隱藏的卻是不同的思想理論和認識哲學。所以，對”五四”前后古典文學研究方法論的考察，既是我們認識“五四”文化精神的重要方面，同時對于促進21世紀的古典文學研究，也具有重要意義。

一、20世紀以前古典文學研究方法的簡單回顧

　　要對“五四”前后古典文學研究方法論的問題進行論述，首先就要回顧一下在此以前，尤其是有清一代的治學方法。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中，開篇就先指出了這一時代的兩大學術主潮，一是“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于客觀的考察”，二是“排斥理論提倡實踐”。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又主要有四種原因，一是“王學自身的反動”，二是“自然界探索的反動”，三是“明末有一場大公案，為中國學術史上應該大筆特書者，曰歐洲歷算學之輸入”，四是“藏書及刻書的風氣漸盛”。而在這四個原因當中，又以“王學的反動”最為重要，因為它不但是學術自身的變革，而且還直接關涉著政治。所以，在明朝滅亡之后，如顧炎武等愛國志士們痛定思痛，都對王學作了嚴厲的批判。而有清一代的學術風氣，也從此有了劃時代的改變。對此，梁啟超有一段深刻的論述：

　　這些學者，雖生長在陽明學派空氣之下，因為時勢突變，他們的思想也像蠶蛾一般，經蛻化而得一新生命。他們對于明朝之亡，認為是學者社會的大恥辱大罪責，于是拋棄明心見性的空談，專講經世致用的實務。他們不是為學問而做學問，是為政治而做學問。他們許多人都是把半生涯送在悲慘困苦的政治活動中。所做學問，原想用來做新政治建設的準備，到政治完全絕望，不得已才做學者生活。他們里頭，因政治活動而死去的人很多，剩下生存的也斷斷不肯和滿洲人合作，寧可把夢想的“經世致用之學”依舊托諸空言，但求改變學風以收將來的效果。黃梨州、顧亭林、王船山、朱舜水，便是這時候代表人物。他們的學風，都在這種環境中間發生出來。

　　的確，生當明末清初的愛國志士顧炎武等人，就是走了這樣一條治學之路。他們的學術研究，是從反對宋明理學的空談心性而起的；在清初的高壓之下，他們的政治夢想，也只有依托于識字讀經。這其中無可奈何的良苦用心，梁啟超已說得很透，但是具體到分析清人的治學思想和方法的關系，也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體會出來，對此，楊公驥先生的一段話足資我們參考。他說：“所謂宋儒，其學乃是憑借《四書》中的性、心、知、德、情、仁、義等字樣，暗中羼以禪學，再發揮引申。他們大多‘不識字’，以字的今義解釋古義。因此，清初興起的所謂‘樸學’，首先是從文字的訓詁開端，考證‘經’文的古音、古義，如顧炎武自言：這是為了‘復三代之舊’。這名義甚堂皇，不可加罪。然而，如果用古字音以定古字義，用古字義以定經旨，用經旨以斷‘夫子之心’，這就使程朱的‘性理之學’失去憑倚，變成‘誣及圣人’的一派胡言。可見這一著是很厲害的。所謂‘明道在于讀經，讀經始于識字，字皆不識，講甚學?明甚道?’–是樸學大師的名言。進而，由訓詁文字擴延到探討‘經義’、‘考證’六籍。為了撼動唐宋之后居于統治地位的‘古文經學’，于是援引漢儒‘今文’經說，‘公羊派’學說從而盛行。但這是有選擇的，只是為了借漢儒之口駁宋儒之妄斷，并非為了復活‘公羊學’。因此公羊學的最主要觀點，如‘五行五德’、‘天人感應’、‘災異’、‘符命’、‘讖緯’等，乾嘉諸老對之并無興趣?！甲C學’逐漸‘深化’，便考出了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成為其‘變法’的理論根據之一。”

　　由此看來，有清一代的學術風氣，和當時的政治是緊密相關的。由此而形成的考據學的方法，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其實是由于里面包含著歷史的發展與學術的進步這一重要原因的。

　　清人的治學方法較之前代是一個進步。這種進步放在世界文化發展史上來看，似乎也有一些不謀而合之處。那就是，在西方，由中世紀的神學到文藝復興，歐洲人也曾有過一段考證《圣經》的階段，最后把《圣經》變成了人間的著作。對此，楊公驥先生還有一段很深刻的話：

　　我國所謂的“五經四書”，除了欠缺神的靈光以外，其性質與作用與歐洲中世紀的《圣經》同?！拔褰浰臅焙汀妒ソ洝?，在封建時代乃是迫使人們必須信仰、遵從的“誡條”，并不是可以任意探討、考證、研究的對象。但到文藝復興前后，歐洲的一些神父或學者開始把《圣經》當作一門“學問”，考證起《圣經》來，用考據的方法查對《圣經》的來源和真偽、編寫經過、成書年代、異文比較，而且進而考證起耶穌的家世、生年、生平經歷。這樣一來，“圣書”便變成了人間的著作，“圣子”便變成了人之子。最后，終于由新教神父創造出一個主張“平等、博愛”的耶穌。中國的“樸學”“考據學派”也與此相近似，他們把“經”作為一門學問，考辨其真偽、作者、成書年代，同時，考證孔子的家世、生卒年、生平、游歷。這樣一來，“經”便變成了雜湊起來的各家著作，“圣人”便變成了先秦諸子之一。最后終于創造出一個主張“變法”的孔子。如果說，新教神父把不合意的《圣經》中的觀點，歸之于保羅的偽造，同樣，中國考據家儒生，也把不合意的觀點或文學歸之于子貢、劉歆的偽造。顯然這在意識形態中是收繳統治宗教手中“武器”的一種戰斗方法。

　　資產階級處于萌芽或初生階段時，其進步思想不是表現在正面反對“宗教教義”上，而是表現在爭奪“解釋權”上：反對“教皇”(或道學)的解釋權，爭取自己的解釋權。其手段則是使用整理、考證、比較、辨偽的方法。當然，14世紀的神父最初“研究”《圣經》，顧炎武、戴震、惠棟最初考據古文字，都不是自覺地有意識的行為，他們不能預見其后果。但是從歷史發展的實踐后果看，他們是在給“封建統治思想”預備棺材板。

　　我們在這里之所以引用梁啟超和楊公驥的話，就是首先要讀者明了有清一代的治學方法的發生及其意義。清人的方法不但具有歷史的進步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開啟著后學。當然，我們在這里主要指出的是顧炎武、戴震以至康有為等清代有代表性的大學問家、大思想家的主導傾向，而不包括乾嘉學派的末流與那些不通時變的腐儒，因為他們的考據到后來已經變成了鉆牛角尖的僵死的學問。但是從這里已經看出，一個時代的學風和研究方法的改變，并不僅僅是單純的對前代學術的批判與繼承，同時也與時代的變革和政治思想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拔逅摹鼻昂蠊诺湮膶W研究方法的進步，也正是在對清人學術方法的總結和時代變革的雙重作用下形成的。

二、20世紀初年樸學與西學相結合的實證主義研究方法的興起

　　 20世紀初年古典文學研究方法的變革，同清代一樣，首先也是和時代的變革密切相關的。自1840年鴉片戰爭后，中國的民族危機日益加重，尤其是19世紀末葉中國所遭受的帝國主義的凌辱，對于當時和20世紀初的中國進步學人，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們開始思索中國之所以落后的原因，進一步看清了封建社會的腐朽。于是，變法圖存就成為康有為等進步知識分子所奮斗的目標。而康有為的學術研究，也正是繼承了顧炎武等人的精神和乾嘉傳統。他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與其說是考據的學問，不如說是變法的理論，或者說是以考據的學問為變法而服務的一個典范。這的確是20世紀初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學風轉變的一個重要標志，也預示著方法論將要發生變革–即把考據的學問用于政治的維新和改良。同時，也正是在這個時候，隨著對西方文化的介紹，以培根以來的歸納實證為代表的西方19世紀研究方法和中國清代以來的考據學融而為一，使實證主義在20世紀初所興起的新學中得到了發展。如王國維關于宋元戲曲的研究，關于甲骨文與殷周文化的研究，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績。

　　在這里，我們就王國維的宋元戲曲研究略作分析，以見其治學方法在當時的代表意義。王國維集中對戲曲進行研究，從1908年開始，到1912年寫成《宋元戲曲考》，前后近5年時間。他之所以研究戲曲，有兩個原因。按他自己的話說，一是“因詞之成功，而有志于戲曲，……余所以有志于戲曲者，又自有故。吾中國文學之最不振者，莫若戲曲。”二是由崇拜西洋名劇起，“元之雜劇，明之傳奇，存于今日者尚以百數。其中之文字雖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結構，雖欲不謂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國朝之作者，雖略有進步，然比西洋之名劇，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計。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獨有志乎是也?！?王國維《三十自序·二》，見《靜庵文集續編》。)由此看來，王國維有志于研究戲曲的兩個原因，其實也是他個人對于中國戲曲存在的兩個偏見：一是和中國其它朝代的文學樣式比，他認為戲曲的成就最低；二是和外國的同類藝術比，他認為中國不如西洋。顯然，他的這一先入為主的成見是錯誤的。但是，王國維的可貴之處就在于，他在研究宋元戲曲時，并沒有因為自己的主觀偏見而影響了客觀的研究，而是首先從事實出發去全面地占有材料、分析材料，最終在事實面前修正了自己的觀點。為了搞好戲曲史的研究，他從1908年開始撰寫《曲錄》，以李斗《揚州畫舫錄》所載的清代乾隆年間黃文暘的《曲?！放c焦循的《曲考》為底本，在原有兩書僅有1081種雜劇傳奇的基礎上多方搜集，共得金元明清曲本3178種，并對每個朝代的作者數量及其地域分布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在此基礎上，他又從不同側面搜集戲曲資料，相繼寫成了《戲曲考源》、《唐宋大曲考》、《優語錄》、《錄曲余談》、《曲調源流表》、《古劇角色考》等著作，對有關戲曲的產生、戲曲的定義、戲曲的發展、戲曲的角色、戲曲作家等莫不進行認真的考證。最終不但寫出了《宋元戲曲考》這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古典文學研究著作，而且也改變了他自己原先對于中國戲曲的主觀偏見，由“吾中國文學之最不振者，莫若戲曲”這樣的低估，變成了“古今之大文學，無不以自然勝，而莫著于元曲”這樣的贊譽。

　　關于王國維在戲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今人多有論述，如陳鴻祥在《王國維與文學》一書中，就專列一章談“《宋元戲曲考》的開創性貢獻”。他在談及本書特色時，先對這本書的結構作了分析。他把此書正文十五章按內容分為四個單元，指出王國維分別所做的四個方面的考證：首考戲劇之源起，次考中國戲劇形成于宋，三考元劇之崛起及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位置，四考“南戲”與元雜劇的關系。他最后得出結論說：“從以上概略中，也可以看出王國維關于戲劇的概念及元雜劇之‘文章’的論說里，都有著‘參證’西洋近代美學、文學與戲劇理論的明顯特色；而在對戲曲之史的發展的探索中，則又運用了清代‘樸學’家的‘考證’方法，探賾索隱，鉤沉故實，做到有所發現，有所發明?！薄耙?，運用考證的方法治戲曲史，貫串近代西方資產階級的美學、文學觀論述中國戲曲之藝術性，應該要算是王國維這部專著的最明顯的兩大特色?！?見陳鴻祥《王國維與文學》，陜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284頁。)其實這不僅是王國維這部著作的兩大特色，也可以看作是20世紀初的古典文學研究在方法論上不同于上一世紀的重要特色。它說明，20世紀的學者雖然在考據學的方法上繼承了前代，但是在如何進行考證的指導思想上卻超越了前代，他們已經具有了現代世界文化的眼光，開始把傳統的方法和西方的科學理論結合起來。因此我們認為，王國維的這部著作，不但是中國現代人研究古典戲曲的開山之作，也是本世紀初古典文學研究中具有方法論意義的代表性著作，它對當時乃至以后的學術研究方法論，都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三、“五四”文學革命中考據學和進化論相結合的新方法

　　考據學和進化論相結合的方法，是本世紀初古典文學研究中的主要方法之一。如果說，王國維把樸學和西學相結合的方法應用于宋元戲曲的研究，是20世紀古典文學研究方法論進步的一個開端的話，那么，胡適則是推動考據學和進化論相結合這一新方法向前發展的又一重要人物。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王國維雖然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先進性，他對宋元戲曲的重視也代表了20世紀文學觀念更新的趨向，但由于王國維在政治思想上是一個守舊派，他還不能把在文學研究中得出的進化論觀念提到文學革命的高度來認識。而胡適恰恰在這方面超越了王國維，他不但用這種方法研究古典文學，而且還把他用這種方法考證出來的文學進化論的結論，用于鼓吹他的文學革命學說。因此，胡適在當時所進行的古典文學研究，不但具有學術性，而且具有現實性，他在當時所造成的社會影響也遠遠超出了王國維。從此，進化的文學史觀不但是一種方法論，而且也成了指導人們加強對中國幾千年的白話文學、特別是對于戲曲小說研究和評價的一種思想武器。這對““五四””以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發展有著重大的影響。

　　胡適在“五四”運動初期倡導文學革命，他的社會影響超出了他的學術影響，但我們也不能低估了他在學術上的成就，實際上這二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相輔相成的。胡適很早就確立了自己的一套研究方法，那就是“歸納的理論、歷史的眼光和進化的觀念”，并把它應用于自己的研究實踐。他花費了很大力氣寫作《白話文學史》，他把白話文學看成是中國文學的正宗，把一部中國文學的歷史看成是白話文學的進化史，在今天看來，這顯然是以偏概全，并帶有嚴重的形式主義傾向的。但是，是他第一次把白話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和意義提到了這樣的高度，并由此提出了“一切新文學的來源都在民間”的論題，指出中國古代的許多著名作家都從民間文學中吸收了豐富的營養這一重要現象，這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另外他還對王梵志、寒山子、拾得等歷來不被人重視的白話詩人及其詩歌進行考證和評價，這在學術上也有重要意義；而且，也正是這些論述，才使得他的“白話文學正宗論”有了理論根據。他對《紅樓夢》作者問題的考證，頭一次弄清楚了這部偉大的作品的作者是曹雪芹，推翻了索引派的胡言亂語，至今有功于紅學研究；雖然他把《紅樓夢》當成是作者的自傳，這種說法顯然不對，但是他能從作者的生活經驗等方面去看作家和作品的關系，這對后人深入研究這部書也有著相當大的啟示作用。這些都說明，進化論的觀念和考據學的方法在當時的古典文學研究中是取得了成功的，是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

　　在“五四”之后用進化論的觀念和考據學的方法研究古典文學研究中，魯迅也是一個代表人物。他的著作主要有《漢文學史綱要》和《中國小說史略》?！稘h文學史綱要》原為作者在1926年任教廈門大學時的講義，1941年“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魯迅三十年集》時，書名改作《漢文學史綱要》。相比較而言，他的《中國小說史略》更被學界推重。受時代的影響，魯迅先生很早對中國傳統文學就有很深刻的論述。早在1907年所寫的《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文章中，就提倡文學革命，要求個性解放，打破舊的傳統，已具有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文學觀。經過““五四””運動暴風雨的洗禮，魯迅先生反帝反封建的態度更加堅決、鮮明，受著進化論思想的影響也相當明顯，他說：“許多歷史家說，人類的歷史是進化的，那么中國當然不會在例外。……文藝，文藝之一的小說，自然也如此?！?/p>

　　《中國小說史略》是我國研究古典小說的第一部重要著作。雖不能說魯迅就是中國第一個撰寫中國小說史的人，但具備基本的文學史規格的中國小說史著作，還是從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開始的。胡適在《白話文學史·序》中贊揚說：“在小說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頗有一點點貢獻。但最大的成績自然是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這是一部開山的創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斷制也甚謹嚴，可以替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人節省無數精力?！?/p>

　　魯迅先生《中國小說史略》的體例是自創的，也是謹嚴的，這種謹嚴的體例正是建立在他的進化論觀點上的。但他并非像胡適那樣，把民間文學說得絕對的好，把文人作品說得絕對的糟，而是用進化的眼光，把文學看做是一個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動態過程。他說：“許多作品里面，唐、宋的，甚而至于原始人民的思想手段的糟粕都還在。今天所講，就想不理會這些糟粕–雖然它還很受社會歡迎–而從倒行的雜亂的作品里尋出一條進行的線索來?！边@條線索就是進化的線索，不僅是中國文學發展的線索，中國小說發展的線索，而且是《中國小說史略》中邏輯思維的線索。

　　在本書中魯迅認為文學起源于社會生活，如詩歌起源于勞動和宗教，小說則起源于勞動休息時的“談論故事”。所談論的故事的內容，是以主宰萬物的神靈來解釋天地間自然現象的，便劃之為神話，所談論的故事的內容，主要是敘述半神化的祖先英雄事跡，則劃之為傳說。后來鬼神奇異之談與人事史實逐漸分清畛域，產生了六朝的“志怪小說”與“志人小說”，而代的傳奇，其源便出于六朝志怪。“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雖尚不離于搜奇記逸，然敘述宛轉，文辭華艷，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跡甚明，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濒斞赶壬J為從唐人開始有意為小說，然唐代傳奇則是由以往傳統文學，尤其是六朝志怪小說演進而來，同時它又影響著后世各種小說的生成，有著承上啟下的作用。

　　依據這種歷史的演化，魯迅先生將中國小說的發展大致按歷史時期劃分為六個階段：六朝以前以神話、傳說為主要特征的小說階段；六朝志怪、志人階段；唐朝傳奇階段；宋元話本、講史階段；明朝演義、神魔、人情小說階段；清朝擬古、諷刺、人情、俠義小說階段。清理出這六個發展階段，既等于理清了中國小說演化的脈絡，又等于搭成了《中國小說史略》的結構框架。

　　魯迅先生這樣總結中國小說演化歷程，并不意味著他遺忘掉了中國小說發展中的復雜現象，恰恰相反，他認為中國小說的演進如同中國社會歷史的進化一樣，其發展軌跡并不是想象中的單線直上，“但看中國進化的情形，卻有兩種特別的現象：一種是新的來了好久之后而舊的又回復過來，即是反復；一種是新的來了好久之后而舊的并不廢去，即是羼雜?！敝袊≌f發展亦如此，或具有各個舊階段特色的舊式小說的“回復”，或具有不同階段特色的新舊式小說的“羼雜”，這些都是中國小說發展史上客觀存在的現象。魯迅先生在這復雜的文學現象中把握住了中國小說發展總趨勢，這就是不斷進化的趨向，標志就是各個歷史時期都有較前代又進一步發展了的小說形式及其代表性作品。從《山海經》、《穆天子傳》、《搜神記》、《世說新語》、《鶯鶯傳》、《南柯太守傳》、《五代史平話》、《三國演義》、《西游記》、《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鏡花緣》等作品，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國小說從雛形到演進、到發達乃至蛻變的軌跡。

　　魯迅先生對文學史料收集頗勤，在編寫《中國小說史略》的過程中，始終保持著求真務實的學術態度，尤其是1930年時他得知日人鹽谷節山教授發見了元刊《全相平話》殘本及“三言”，認為這是中國小說史上一件大事，根據新發見改訂了自己出版了六七個年頭的《中國小說史略》的第十四、十五、二十一篇，即《元明傳來之講史》的上下兩篇和《明之擬宋市人小說及后來選本》一篇，這種嚴肅認真的治學態度堪稱學術界的楷模，這種一絲不茍、精益求精的精神至今為人所稱道。

　　以進化論的觀點和考據學的方法來研究古典文學，在此處我們不能不提以顧頡剛為首的《古史辨》派。他們所進行的雖然主要是歷史研究，但在中國的古代傳統中，文史本來就是不分家的，特別對先秦來說更是如此；即便是在今天，研究文學史也照樣離不開歷史。因此，《古史辨》派的研究，無論在內容還是在方法上，都關涉到了當時的文學研究并對其產生了重大影響。本來，對中國的古史產生懷疑，也不是從“五四”才開始的，中國早就有疑古的傳統，宋人鄭樵、清人姚際恒、崔述都是著名的疑古派學者，為此他們也曾作過大量的古史考證工作。但是無論他們如何疑古，都沒能從封建文化的圈子中跳出來。而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在繼承了我國歷代疑古辨偽的優良傳統基礎上，吸收了現代的科學知識，接受了以進化論為代表的現代思想，并運用了考證學等研究方法，把我國古代、特別是先秦兩漢的古書上有關古史的記載，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從而向世人揭示了“經書”的真象，指出那些千百年來曾經被絕大多數人所相信的中國的上古的歷史原來是后人用“層累的方式”造出的，這不但是對中國上古歷史記載進行的一次最大的史料分析與考證，具有重要的科學研究意義，更重要的是它以科學研究的事實沉重地打擊了封建主義，成為“五四”反封建文化思潮的一個重要方面。

　　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之所以取得了那么大的成績，一是因為他們生當“五四”時期，受當時反封建文化思潮的影響；再就是他們把傳統的考據學方法和進化論等現代理論結合起來用于古史的研究。對此，顧頡剛曾說過這樣一段話：

　　我的《古史辨》工作則是對于封建主義的徹底破壞。我要使古書僅為古書而不為現代的知識，要使古史僅為古史而不為現代的政治與倫理，要使古人僅為古人而不為現代思想的權威者。換句話說，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經典–“經”整理好了，送進了封建博物院，剝除它的尊嚴，然后舊思想不能再在新時代里延續下去。……同樣，我們當時為什么會疑，也就是因為得到一些社會學和考古學的知識，知道社會進化有一定的階段，而戰國、秦、漢以來所講的古史和這標準不合，所以我們敢疑。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以進化論為主與考據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一旦和時代的革命運動與進步思潮結合起來，會產生多么大的成績，并會使書本上的研究產生多么大的社會作用。

　　以實證主義的方法進行考據式的研究，另一個有重要影響的人物是陳寅恪。陳寅恪是現代著名歷史家和文學史家，對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以及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和佛教經典，均有精湛研究，為國內外學者所推崇。在文學史研究方面，他的主要著作有《元白詩箋證稿》、《桃花源記旁證》、《韋莊秦婦吟校箋》、《讀哀江南賦》、《論再生緣》、《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等。陳寅恪在文學研究上的主要方法還是從前清那里繼承來的實證主義的考據法，但作為一個有著現代學術思想的學者，他的實證研究比起清人來顯然更有深度。陳氏學問淵博，思路開闊，最善長的是以史證詩，以詩證史之法。文史不分向來是中國古代治學的傳統之一，以史事來解釋甚或比附文學的方法早自漢人解詩時就已使用，但是至到清代學人研究文學，充其量不過是通過考證說明某詩某人和某事有關而已。而陳寅恪的以史證詩，決不僅限于一般的考證，實際上他的考證一直是在歷史進化論等現代思想的指導下進行的，所以他能從浩繁的史料中鉤稽出與作家作品相關的復雜歷史背景，從而得出新見迭出的結論。例如他在研究陶淵明的思想之前，用了相當大的精力專門研究了魏晉以來的清談問題，并就陶淵明的血統問題作了一篇專文，最后得出結論，說陶淵明之思想為承襲魏晉清談演變之結果及依據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說而創改之新自然說，因而他實為吾國中古時代之大思想家。他的《論韓愈》一文，則從六個方面的考證敘述確定韓愈在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啟后的地位。他的《元白詩箋證稿》一書，主要從文體關系和文人關系的角度，對白居易和元稹的《長恨歌》、《琵琶引》、《連昌宮詞》、艷詩、悼亡詩、新樂府和古樂府等進行多方考證，最后不但指出了這些作品間“文學演化之跡象”和“文人才學之高下”，而且也對新樂府運動的產生因果及其意義等作出了自己的評價。陳氏的這些學術成果，到今仍能給人以方法論上的極大啟示。

　　以進化論的觀點和考據學的方法來研究古典文學，在二三十年代乃至40年代中一直是頗有地位的。當時的一大批學人，在沒有很好地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方法之前，大都相信這種理論的有效性。如鄭振鐸1927年在《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一文中就把“歸納的考察”和“進化的觀念”作為自己研究中國文學的方法，并且說這樣就好比“執了一把鐮刀，一柄犁耙，有了他們，便可以下手去墾種了”。而當時的一些古典文學研究者運用這種方法，也的確取得了較突出的成績。舉例來說，如游國恩研究楚辭、馮沅君研究古優、羅根澤論中國文學的起源、中國詩歌的起源、樂府及五七言詩的起源等，都受這種方法的影響。當然，除了進化論的文學觀之外，這些人也受其它理論、如社會學理論、歷史學理論、心理學理論、美學理論等的影響。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當時的學者們在接受這些新理論的時候，都保留著從清代以來就已經形成的考據的傳統，在一定程度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是對這種傳統的發揚光大。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近代西方科學思潮中，實證主義也一直是他們的優良傳統。和清人不同的是，近代的實證主義不僅重視事實的歸納，而且也加強了分析。作為20世紀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者也是如此。和清人比起來，他們的思路更開闊，考證的范圍更廣，分析的更為深入，因此得出的結論也就更有說服力。無論是王國維、胡適、顧頡剛、陳寅恪，還是馮沅君、游國恩、羅根澤，舉凡自20世紀初到三四十年代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卓有成就的學者，莫不如此。換句話說，考據學作為一種自清代就已大大發展的實證主義方法論，若不是和20世紀初的先進學術思想相聯系，它就不可能取得那么大的成績。它說明，方法本身不過是一種工具，它只有和一定的思想相結合，才能成之為一種有效的方法論。

　　說起來，考證的方法雖然是清人治學的根本方法之一，但是這種方法也并不是中國人的首創。在古人治學的過程中，大概只要遇到需要以事實來說話的時候，就必然要有或多或少的考證，這不獨中國如此，外國亦然。在西方，自文藝復興以后，隨著中世紀神學的沒落和近代科學的發展，以實證和歸納為主的研究方法也相繼取代了自亞里斯多德以來的三段論式的演繹法而成為西方近代科學研究中的主要方法。實證主義在19世紀、甚至在20世紀初的西方也是最受人重視的方法之一，這不獨在自然科學中，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也是如此。如英國著名的人類學家弗雷澤在他1913年出版的《金枝》第3版第9卷中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我確信，一切理論都是暫時的，唯有事實的總匯才具有永久的價值，因此，在我的種種理論由于喪失了用處，而和那些習俗及信仰一樣承受廢止的命運的時候，我的書，作為一部古代習俗和信仰的集錄，會依然保留其效益。”(此文轉引自弗雷澤《金枝》中譯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頁。)這話表明了弗雷澤對他這部名著價值的自信，同時也說明了他對自己為本書所做的大量考證工作的自賞和對考證方法的高度肯定。其實他這話在不同程度代表了至今我們的一些人的心理。

四、“五四”前后古典文學研究方法中的分析主義

　　在“五四”前后的古典文學研究方法中，分析主義也是一個重要方面。說起來，分析作為進行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古已有之。我們要認識一個問題，就要對這個問題進行分析，沒有分析就沒有結論，古今都是如此。所以，即便是在實證主義盛行的時候，分析也有不可取代的作用。但是，把分析方法看得比實證方法更重要，并成為一種世界性的科學方法論趨向，還是自20世紀以來才更為突出。美國人M·懷特在評述20世紀的哲學家時所寫的一本書名就叫《分析的時代》，并且在前言中說用這一標題是為了“簡要地記載這樣一個事實，即20世紀表明為把分析作為當務之急”，“抓住本世紀一個最強有力的趨向來標志這個世紀”。

　　分析主義之所以成為20世紀世界科學研究方法論的主流，顯然是有著十分深刻的歷史背景的。從自然科學方面講，從牛頓的經典力學發展到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這不但是物理學上的一場巨大革命，而且也促使人們在思維方式上發生了由絕對思維、線性思維轉到了相對思維和網狀思維的巨大變革；從哲學方面講，從黑格爾龐大的絕對理念體系中分化而來的20世紀西方哲學流派紛呈，更體現了對世界文化多極思考的理論趨勢；從世界政治和社會發展方面講，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日益尖銳化和被壓迫被剝削國家與民族的日益覺醒，也促使人們以更為清楚的眼光去看這個復雜的世界。因此，對于生于20世紀初年的中國學人來說，無論他們是從對于本民族文化反省的角度，還是從對西方文化借鑒的角度出發，他們的思維方式都要發生巨大的變革，都會把分析主義放在重要位置上。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五四”前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方法論的進步，與其說是對實證主義的完善，不如說是分析主義的初步成功。

　　分析主義的成功首先表現為研究者具有宏觀的學術識力和深刻的理論見解。它要求研究者不但是學問家，更應該是一個思想家和理論家。在20世紀初，梁啟超就是這樣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以學術來鼓吹變法，很早就在史學觀和史學方法論上為20世紀的學術研究作出了貢獻。早在1901年，他就發表了《中國史敘論》，1902年刊出了《新史學》，提出“史界革命”的口號，把歷史看成是“以過去之進化，導未來之進化者也”，(梁啟超《新史學·史學之界說》)號召人們從舊史學中解放出來，開辟史學的“新領土”。1921年他在南開大學關于《中國歷史研究法》的演講更把這種理論系統化。在歷史研究的實踐上，他所寫的《清代學術概論》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更是站在社會政治的變革與學術思潮關系的角度，以綜合與分析的方法，來縱論300年來的學術發展，因而被人譽為20世紀初文史學界影響最大、價值最高的學術著作之一。而王國維雖然沒有提什么“新史學”的口號，但是他卻被人們公認為“新史學的開山”，是一代“史學大師”。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為他在考證古史時使用了“紙上之史料與地下之材料相互釋證的二重證據法”，那地下材料的出土只不過是給他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方便而已，更重要的還是王國維也有深刻的史學理論作為研究的指導。對此，陳鴻祥曾分析說：

　　在梁啟超的“新史學”觀點中，貫注著一個近代的基本精神，即所謂“歷史的進化的主張”，自謂此乃他“多年來”堅持，“現在并不肯撤消”的，亦即他的“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是一以貫之地維系在這個基本精神上。王國維則不僅在詞曲史研究中，明確地提出了“活文學”必將取代“死文學”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歷史的進化的主張”，而且還在梁啟超撰寫《新史學》之前，就在他的《詠史二十首》中寫有“憯憯生存起競爭，流傳神話使人驚”(第三首)的詩句，試圖以“物競天擇”的“進化論”來探索古代部族爭戰及社會變化發展之跡；又在他的關于“屈子文學”精神的專論中，提出用“此種競爭之產物”的“歐穆亞(Humour)之人生觀”，實際上便是“生存競爭”說來考察從《小雅》到《離騷》，從《詩經》到《楚辭》的文學發展變化之跡。由于他的這些主張不是像梁啟超那樣通過提“口號”發表出來，乃是貫注于其實際研究中，故迄今并未受到研究者的注意。

　　由此可見，王國維在“五四”之前的學術研究上之所以取得了那么突出的成就，與他有著深刻的思想理論是直接相關的?？疾焱鯂S的學術生平我們知道，他在35歲以前，是特別喜歡西方新學、尤其是哲學的，他的思想深受西方哲學的影響。他在文學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與此直接相關。如他在關于宋元戲曲史的研究中表現了明顯的進化論觀念，而他的《紅樓夢評論》一文，以叔本華哲學來對《紅樓夢》的思想內容進行分析，從中去體悟宇宙和人生的真諦，無疑是最早的開20世紀學術風氣之先的著作。

　　和梁啟超、王國維一樣，胡適之所以在“五四”前期領導了新文化潮流，也因為他有一套進化論的理論。他用這一套理論來看文學的歷史，就有了和別人不一樣的眼光，因而才能提出別人所不能提出的問題，理論分析在他那里仍然具有著最為重要的意義。同樣，古史辨派的考古與疑古，之所以和前人的考古與疑古不同，也是因為他們有了一個進化論的眼光，由此才發現古史的記載與進化的理論不合，進而在考證中才證明了古人對于歷史的“作假”，從而得出了“中國的古史是用層累的方式造出來的”這樣一個石破天驚的結論，為“五四”以來的反封建運動提供了強有力的歷史學支持。此外，如當代的史學大家陳寅恪、陳垣等人，他們的文史研究之所以不同于前代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也是因為他們有著比較鮮明的史學理論，他們同樣是用理論的眼光和理論的分析來帶動考證，統攝考證的。

　　分析主義作為“五四”前后古典文學研究方法論的重要方面并取得成功，另一個重要的方面是由此而帶來的學術研究體系的建立。

　　如我們在前面所述，在20世紀之前，中國人并沒有一個明確的文學界說，自然也不可能建立起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文學理論體系。他們的古典文學研究，從內容上附麗于經史子集，從形式上表現為史料考證和體悟式評點。因為沒有理論統攝，所以他們的考證帶有很強的隨意性，他們的評論也流于瑣屑和零散。換句話說，他們的文學研究還缺乏現代人的理性自覺。而20世紀在古典文學研究方法論上分析主義之所以興起，就因為在它的背后支持它的是現代人的科學主義的理性自覺，是現代人建立起來的各種各樣的理論體系。在這種科學主義的理性自覺指導下，他們研究文學，不再滿足于以往的自發形態下的考證和評點，而首先要弄清楚文學是什么，要確定文學的本質，要探討它的發生發展規律，要建立起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文學理論體系，要把文學當成一門現代科學來研究。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分析主義不但是20世紀古典文學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方法論，而且也是和19世紀古典文學研究之所以不同的最重要的時代標志。在這方面，“五四”學人做出了最重要的貢獻。是他們首先站在現代文化的立場上，對幾千年的傳統文學進行新的價值評估；同時，也正是他們在這種評估中破除了傳統的過于寬泛和模糊的文學觀念，以西方文學理論為參照給文學下了一個新的定義，使文學獲得了獨立的學科地位。

　　“五四”前后學術方法論的更新促進了本世紀古典文學研究的長足發展，其歷史進步意義自不待言。但是在今天看來，也存在著嚴重的不足。因為考證的方法需要和一定的思想理論相聯系才有意義，所以，那種視考證學為萬能而缺乏思想理論的人，或者為錯誤理論所支配而進行考證的人，就往往失去了學術目的性而使考證失去意義或者使其誤入歧途。這種狀況，在“五四”前后的古典文學研究中也存在。首先，考證只是一種研究方法而不是研究目的；其次，考證或實證主義作為一種方法，也要和正確的思想理論結合起來，而且也有一定的適用范圍。沒有正確的理論指導或超越了一定的范圍，有時候就會使考證誤入歧途甚至出現一些笑談。即便是有時我們對某一問題的研究考證出了一大批材料，也需要對材料作出正確的分析。實證有時只給我們研究問題提出參考點，但如果沒有對它的正確分析，結論也可能是不準確的。舉例來說，如在“五四”以后的一段時間里，一些學者對漢代文人五言詩的創作問題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討論，特別是對傳說中的枚乘、李陵、蘇武、班婕妤等人詩作的真偽問題進行了大量的考證。這本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樁公案，過去人們雖然對它都有懷疑，但是由于材料的缺乏，在沒有充分的反證之前，學術界基本上持慎重的態度，或表示存疑，或尊重傳統說法給予肯定。可是，由于受疑古思潮的影響，當時有一些學者卻敢于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輕下否定性的斷語，至今在這個問題上仍產生著不良影響。由此來看，實證主義如果不和一定的理論相結合，不和分析的方法相結合，就不會取得更大的成果。但是在本世紀的古典文學研究史上，“五四”前后至今仍是最為活躍、成果最為突出的年代之一。而這些成果的取得，與這一時期方法論的進步有巨大的關系。同時，正是“五四”時期方法論的更新，為其后古典文學研究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原刊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