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的高等學校和文學研究機構里，對古典文學進行分段研究和教學，是我們最熟悉的一種方式。有的分成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四段，有的分成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五段，等等。分段研究和教學的最大好處，是推動斷代的古典文學研究越來越細，越來越深入，一本本大部頭的斷代文學史愈出愈多，一冊冊關于某一作家作品的專題論著也越寫越厚，近百年來的古典文學研究，沒有比目前更繁榮的局面了，這無疑是令我們歡欣鼓舞的。

　　但分段過細也給古典文學研究帶來一些重大弊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使當前的大多數古典文學研究者或者缺少某些連貫的古典文學知識，或者缺乏貫通古今的學術眼光。這里可借用唐代詩人陳子昂的兩句詩來概括，那就是“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在面向21世紀的社會文化大轉型之際，這一現象如不及時引起注意，必將影響古典文學研究在未來的發展。

　　我們這里所說的“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首先是指由于過細的分段，使許多研究者把自己的教學和研究長時期地集中到某一小的文學史斷代上，因而對前后代的文學史現象和研究現狀不聞不問，甚至連一些基本的了解也沒有。例如研究明清的學者有的不了解宋元，更不了解隋唐五代和漢魏六朝，當然不用說先秦了；研究其它朝代文學的人也是如此。當然，面對浩如煙海的古典文學作品，我們不能要求學者們對每一時代的文學都要精通，這在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但是，關于其它時代的基本研究動態，我們總應該知道一些，起碼要知道與自己的研究內容相關的一些前后代文學研究狀況，要有一些探本溯源的工夫。可是，由于人為的朝代分割，有些學者對于前后代的研究狀況卻缺乏必要的了解，許多本來在前代文學中早已出現的現象，早已有人研究過的問題，他還認為是在自己所研究的斷代文學中發現的新現象，解決的新問題。還有些學者由于過于鐘愛自己的研究對象，總認為自己研究的這一時期的某一文學現象最為重要，在文學史上有開創意義，于是就在有意無意間忽視了它與前后代文學與文化的傳承關系。舉例來講，在近年來古典文學研究中，關于市民文化與市民意識的問題，是一個很時髦的話題。可是，中國市民文化與市民意識究竟源自何時？研究明代文學的學者們常說，自晚明資本主義經濟萌芽之后才有了中國人的市民意識。可是研究宋代說唱文學的學者則認為宋代已經是市民文化與市民意識抬頭的時期。再往上追溯，研究漢代文學的學者們則從《史記》《漢書》中勾勒出許多屬于中國市民經濟和文化相關的東西。當然，明代的市民文化與漢代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這二者不可等量齊觀。但是，研究中國古代的市民文化與市民意識，如果不從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出現了城市商業經濟和市民文化萌芽的漢代說起，不充分注意宋元時期的市民文化狀況，僅從明代社會說起，無論如何也是不全面的。但是反過來說，如果研究漢代文學的人過于強調漢代的市民文化與市民意識的重要性，而看不到它與宋明時代的重大區別，同樣是一種不符合歷史實際的說法。

　　另一個比較明顯的例子是關于魏晉以來的“文學自覺”，這一說法自從魯迅提出之后，就被許多人接受。新時期以來，李澤厚張揚其說，這一說法更有影響。可是，接受這一說法的大多是研究魏晉以后文學的學者，而研究先秦兩漢文學的學者卻大都不這樣認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所謂魏晉以后中國文學才走向“自覺”這一說法，是以否定先秦兩漢早已存在的大量的自覺的文學創作實踐為代價換來的，而這是不符合事實的。試問，如果魏晉以后的中國文學才算走向“自覺”，那么，在這之前的中國文學，包括《詩經》、楚辭和漢代的辭賦、樂府詩和文人詩，它們所達到的那么高的藝術成就，難道都是在一種“不自覺”、都是在不知文學為何物的狀態中創作出來的嗎？顯然不是。對此，龔克昌早在1988年發表的關于漢賦的論文就做出了很好的回答。我認為這篇文章講的非常有道理。但可惜的是，由于分段過細，研究魏晉以后文學的人，對于這篇在龔克昌看來“不僅關涉到對整個漢賦的評價，而且牽涉到對中國文學史的重新編寫問題”的重要文章卻并沒有引起重視，在一些新編的文學史中甚至根本就沒有采納或提及。不過，這一問題反過來也要引起研究先秦兩漢的學者們的思考，因為就本人所看到的一些有關此類的論述文章，研究先秦兩漢的學者與研究魏晉以后文學的學者，在對什么是“文學的自覺”這一概念的理解上可能存在著一些不同，研究魏晉以后文學的學者固然對于先秦兩漢那些帶有“自覺性”的創作實踐認識不足，研究先秦兩漢文學的學者們對于魏晉六朝以后更為“自覺”的創作現象也應該多一些了解，他們之間在這個問題上需要的是互相溝通而不是互相排斥。諸如此類的“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的現象，不但大大影響了對于整個中國古代文學發展史的認識，影響了對于文學發展規律的科學探討，而且也大大影響了學術研究的質量。

　　如果說，我們上面所談的“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主要指研究者在古代文學各朝代研究的范圍內缺乏學術貫通，那么，由于古代文學研究與現代社會的割裂所造成的“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則主要指當前的一些古代文學研究者畫地為牢，沉緬于古代，既看不見自己所研究的對象存在的歷史局限，也看不清自己的學術研究在當代社會的作用和意義。

　　本來，中國文學是一個連續不斷的發展過程，結合現實的文化現象來研究古代文學的歷史，應該是我們的重要目的。可是，由于在當前的教學和科研中，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分成了兩個學科，各自占領一塊陣地而互不往來，結果在古代文學研究中，漸漸地養成了一種脫離現實、為學問而學問的學術傾向。久而久之，一些研究古典文學的學者們就這樣禁錮了自己，把自己關進了一小塊狹隘的領地而不能解脫，心目中只有古人而沒有今人，結果離現實越來越遠，不要說自己研究的學問越來越少有人問津，漸漸地連同他本人都要被這個社會遺忘了。

　　當然，我們不是極端的現實功利主義者，也不企望古典文學研究在現實中創造出多少物質財富，產生哪些直接的經濟效益。國家和人民也并沒有要求我們所做的研究必須產生物質實用價值和商品價值，這道理不言自明。但是，如果我們研究古典文學不是為了弘揚優秀的民族文化遺產，不是為了直接或間接地為當代社會提供豐富的歷史文化營養，不是為了面向未來，那這種學問又有什么用呢？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所研究的東西對當代人沒有任何用處，只是研究者自己的孤芳自賞，那么它的價值何在呢？隨著時代的變遷，古典文學距離現實正在越來越遠，當代人對于古典文學的熟悉程度比之幾十年之前不知要陌生了多少。而作為古典文學研究者，他的研究成果對現實社會的直接影響也越來越少了。用比較時髦的話說，古典文學現在已經遠離了現代文化中心，關于它的研究也正在遠離當代學術研究的話語中心。作為一個古典文學研究者，如果我們不能意識到這一點，不能把自己的古代文學研究和現實相溝通，那么這種學問終究要失去它的存在價值，總有一天要成為僵死的東西。

　　我們感嘆在當前的古典文學研究中存在著“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的弊端，既是要探討古典文學研究在當代社會的價值實現問題，也是在尋找它的成功之路。一時代有一時代之學術，縱觀歷史，無論是在漢學、宋學、清代樸學中，所有的大學者，無一不是站在該時代學術文化發展前沿的人，無一不是從現實出發來闡釋古典學術，從而才開創了一個新學派或一代新學風的。一個在學術研究中“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的學者，是不會有什么成就的。司馬遷寫《史記》時有“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偉大抱負，王夫之研究學問有“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的烈士之心。古人如此，今人亦然。看一看本世紀以來那些取得了輝煌成就的學術大師，哪一個不是既精通前代歷史，又有現代眼光的人。他們所做的學問，哪一個不是既繼承了前代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同時又以自己的時代智慧開啟著無數后學。王國維之所以寫《宋元戲曲史》、魯迅之所以寫《中國小說史略》，都不是為了發思古之幽情，而是站在時代前沿，敏感地捕捉到了時代學術動向之后才開創的新領地。胡適的《白話文學史》更是“五四”文學革命的直接產物。聞一多的《神話與詩》、任二北的《唐聲詩》、錢鐘書的《管錐篇》等學術著作，或者是運用了當代西方的新理論、或者是采用了新時代下形成的價值評判體系，或者是立足于與西方文化的比較。總之，這些在當代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成就卓著的學者，哪一個也不是單純的古典看守者，而是新文化的領路人或新學問的開創者。

　　現代社會的學術研究要求一個成功的學者一定要有深厚的歷史和文獻功底，同時要有廣博的貫通古今的學識。表面看來，這種對于研究者自身素質的高要求主要靠個人的努力才能達到。但不可否認的是，如今學科的過細分類，是造成研究者自身素質下降，以致于在學術研究中“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在高校和研究機構里，文學和歷史、哲學研究早就分開了，搞文學研究的人不通歷史和哲學已是司空見慣。在文學研究內部，不但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早就是兩家，就是中國文學自身，現當代文學和古代文學分開了，文學作品研究和文學理論研究分開了，甚至古代文學批評與古代文學作品研究也分開了，古代文學又分成若干斷代，這種人為的條塊分割的初衷，也許是因為學科的分化使然，是因為研究的問題太多而不得不有所側重，是為了把某一方面的問題搞深搞透，是為了造就一大批真正的“專家”，客觀上也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是，這種過細的學科分工，久而久之卻成為一種學術發展的牢籠，把許多人禁錮于其中，一生也沒有離開那方寸之地，正所謂“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在學問上卻“老死不相往來”，這是很可怕的事。更可怕的是由于長時期的禁錮，許多人已經把它視為正常。他們心甘情愿地呆在這一牢籠里，把這方寸之地視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不敢離開半步。這里也有一些比較開放的人，他們已經意識到了這種畫地為牢的弊病，羨慕那些博通古今、勇于開創進取的大家，認識到了自己在學術創造和貢獻上與那些大家的巨大差距，可是卻沒有王國維、魯迅、聞一多、錢鐘書等大家的學術風范，沒有沖破牢籠的學術勇氣。

　　當代學術的發展特點一方面是學科分類越來越細，一方面是各學科之間的相互貫通越來越強。如果說，20世紀的學術研究總的趨向是以學科的高度分化為主導，那么21世紀的的學術研究則將會越來越強調學科間的高度融合。我們目前正處于世紀之交的偉大時代，現代化的大潮正在把中國和世界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文化上的古今貫通與中西融合正在成為一個新的歷史發展趨勢。在這種新的時代潮流下，如果我們只局限于自己狹小的學科領地，不盡快地打通各種自造的牢籠，不要說難以在弘揚優秀的中國文化傳統、建設新文化方面做出較大的貢獻，恐怕將很快被時代拋棄。愿我們的古典文學研究盡快走出“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的被動局面，以一個嶄新的面貌迎接新世紀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