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維吾爾族（古稱回鶻）約有700萬人，全民信仰伊斯蘭教，但在歷史上卻并非如此。在9—15世紀間，他們的絕大多數都是佛教徒，他們用回鶻語文翻譯佛教經典，創作佛教作品，開鑿佛教石窟，繪制佛教壁畫，使佛教文化在這一時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佛教在回鶻中的長期流行，又反過來直接影響著回鶻的歷史與文化，以致成為回鶻文化史、思想史、文學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一方面從周邊同一信仰的民族(如漢、藏、粟特、吐火羅)及印度諸族那里汲取自己所需要的營養，同時又對周邊諸民族(如藏、西夏、契丹、女真、蒙古)的佛教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回鶻佛教是中國佛教史上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20世紀以前，人們對回鶻佛教文獻茫然無所知曉，學界對回鶻文化的了解僅僅局限于漢文及穆斯林史料中一鱗半爪的記載。　　 人們對回鶻佛教，包括文獻、藝術乃至回鶻佛教歷史的重新認識，可以說都是以西域、敦煌的考古發現為先導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西方列強掀起了一股爭赴新疆、敦煌諸地考古探險的熱潮，發現了大批的寫本、刻本殘卷(包括書寫、刊刻于紙、皮革、棕櫚葉、樺樹皮、木板、竹子、絲綢等凡可用于書寫的材料)和其他文物，如雕塑(包括泥塑、木雕、銅雕)、繪畫(包括壁畫、絹畫、麻布畫、木板畫)、刺繡、陶器、印璽、錢幣等。為數豐富的回鶻文佛教文獻、文物就是這些文化遺產中最引人注目的組成部分。

　　這些文獻剛出土不久即引起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重視，不少人都投身于對這些文獻的釋讀、研究與刊布，涌現出一大批研究專家。最早的如德國的繆勒(F.W. K. Müller)、勒柯克(A. Von Le Coq)、邦格(W. Bang)、葛瑪麗(A.von Gabain)、俄國的拉德洛夫(W.Radloff)、馬洛夫(S.E.Malov)和日本的羽田亨等,繼之又有德國的茨默(P. Zieme)、羅伯恩（K.Rohrborn)、法國的哈密頓(J.Hamilton)、英國的克勞遜(G. Clauson)、匈牙利學者卡拉(G.Kara)、日本的山田信夫、小田壽典、梅村坦、森安孝夫、百濟康義、莊垣內正弘、俄國的土谷舍娃(L.Ju.Tugusheva)、土耳其的阿拉特(R.R.Arat)和提肯(S.Tekin)等一大批回鶻文專家。他們從收集支離破碎的資料入手，整理、釋讀，篳路籃縷，前赴后繼，終于取得令世人注目的成果。

　　我國對回鶻文獻的研究起步較晚,發韌于本世紀50年代。在此期間，馮家昇先生先后發表了《回鶻文與回鶻文〈玄奘傳〉》（載《大公報》1952年3月4日）、《回鶻文寫本〈菩薩大唐三藏法師傳〉研究報告》(考古學專刊丙種一號，北京，1953年)、《刻本回鶻文〈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研究——兼論回鶻人對于〈大藏經〉的貢獻》(載《考古學報》1955年第9冊，第183—192頁)、《1959年哈密新發現的回鶻文佛經》（載《文物》1962年第7-8期合刊，第90-97頁），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重視。

　　《玄奘傳》記述了唐朝高僧玄奘由長安首途西行印度尋求佛法的傳奇經歷，于10世紀左右由著名的回鶻譯經大師勝光法師譯為回鶻文，現存寫本多件，除巴黎、圣彼得堡和柏林所藏外，大部見藏于北京圖書館，凡250葉左右。馮家昇先生在長達35頁的《研究報告》中，分九部分對該文獻的譯者、翻譯時代、紀年方法及回鶻文譯文本身等進行了較詳盡的論述，并整理出“本書殘葉與漢文本卷葉對照表”，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方便。此后，我國回鶻文專家耿世民先生又對該文獻的第七卷進行了研究，發表有《回鶻文〈玄奘傳〉第七卷研究》（一）（載《民族語文》1979年第4期，第249-262頁，德文載《中亞研究》第19卷，1986年，第253—277頁）、《回鶻文〈玄奘傳〉第七卷研究》（二）（載《中央民族學院學術論文》民族語文專刊第3輯，1980年，第267—304頁）。聶鴻音在《回鶻文〈玄奘傳〉中的古音字》（載《民族語文》1998年第6期，第62—70頁）中通過研究寫本中的古音字以探討當時西北漢語音韻；黃盛璋先生則撰文《回鶻譯本〈玄奘傳〉殘卷五玄奘回程之地望與對音研究》（載《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第9—23頁）對該寫本涉及到的中亞、印度地名、民族名稱的對音進行研究。

　　《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是中土高僧所撰的“偽經”，在中原地區并不十分流行，正規的大藏經一般都不予收錄，有趣的是，該經卻是迄今所知回鶻文佛經殘卷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一種經典，其抄本、刻本殘卷在西域、敦煌諸地都有發現。馮家昇先生研究了現存于我國的折疊式刻本，計有三張七面半。其中二張中有“陳寧刊”三字。在馮先生研究之基礎上，張新鷹撰文《陳寧其人及回鶻文〈八陽經〉版刻地——讀馮家昇先生一篇舊作贅言》（載《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1期，第127—131頁），指出陳寧的雕版活動主要在元朝中葉，該文獻的刻版地應在杭州。劉元春又撰文《〈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辨析——兼談高昌回鶻佛教的社會文化意蘊》（載《西域研究》1996年第1期，第50—59頁），認為該經雖“偽”，但因其符合高昌回鶻社會的需求，故而得到廣泛傳播。

　　在馮先生發表的三件文獻中，最受我國學界重視的當推1959年于哈密發現的回鶻文《彌勒會見記》。這件由586葉寫卷組成的文獻，是一部大致寫成于8—9世紀的佛教劇本，由一幕序文和二十五幕正文組成，是現知篇幅最大、數量最多的回鶻文文獻之一。作為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劇本，有其獨特而重要的地位。我國學者對該寫本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涌現出一大批重要的成果。其中耿世民先生貢獻尤著，他單獨或與他人合作先后發表了多篇論文和專著，犖犖大端者有：《唆里迷考》，《歷史研究》1980年第2期，第147—159頁（研究了回鶻文《彌勒會見記》之序言）；《回鶻文〈彌勒會見記〉第二幕研究》（英文），載美國哈佛大學《突厥學報》第4卷，1980年，第101—156頁（漢文載《西北民族研究》試刊號，1986年，第129—157頁）；《古代維吾爾語佛教原始劇本〈彌勒會見記〉(哈密寫本)研究》，載《文史》第12輯，1981年，第211—226頁；《哈密本回鶻文〈彌勒會見記〉第十六幕研究》（英文），載美國哈佛大學《突厥學報》第9卷，1985年，第71—132頁；《哈密本回鶻文〈彌勒會見記〉第十幕研究》（德文），載《古代東方研究》第14卷,1987年,第350—376頁；《哈密本回鶻文〈彌勒會見記〉第十一幕研究》（德文），載同上，第15卷,1988年,第315—386頁；《哈密本回鶻文〈彌勒會見記〉第十三幕研究》（德文），載同上，第18卷,1991年,第264—296頁；《哈密本回鶻文〈彌勒會見記〉第十五幕研究》（德文），載同上，第20卷,1993年,第182—234頁；《哈密本回鶻文〈彌勒會見記〉前五幕研究》（德文），2卷，威斯巴登，1987年。

　　我國回鶻文研究專家李經緯對該寫本的研究也投入了較大的精力，先后發表的研究成果有：《〈如來三十二吉相〉回鶻譯文淺論》，載《喀什師范學院學報》1981年第1期，第47—56、76頁；《哈密本回鶻文〈彌勒三彌底經〉第二卷研究》，載《民族語文研究論文集》，西寧：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673—704頁；《哈密本回鶻文〈彌勒三彌底經〉初探》，載《喀什師范學院學報》1982年第1期，第1—26頁；《佛教“二十七賢圣”回鶻文譯名考釋》，載《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2期，第28—46頁；《哈密本回鶻文〈彌勒三彌底經〉第三卷研究》，載《中亞學刊》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80—211頁；《哈密本回鶻文〈彌勒三彌底經〉第二卷研究續》，載《喀什師范學院學報》1985年第1—2期合刊，第45—68頁；《哈密本回鶻文〈彌勒三彌底經〉首品殘卷研究》，載《民族語文》1985年第4期，第54—62頁。

　　斯拉菲爾·玉素甫、多魯坤·闞白爾、克尤木·霍加對該寫本的研究也頗值得重視。他們在《回鶻文彌勒會見記》第1卷（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整理刊布了序言與前4幕。除了用漢、維吾爾兩種文字的譯文之外，尚有原文轉寫、內容考釋、語法成分與詞綴、照片登記表等，并附有原件照片，體例完備，內容豐富，是回鶻文《彌勒會見記》研究中的一項重要成果。他們還發表了十余篇很有價值的論文，計有《回鶻文〈彌勒會見記〉第三幕研究》，載《新疆大學學報》(維文版)1982年第1期，第56-85頁；《回鶻文〈彌勒會見記〉第三章簡介》，載《新疆社會科學》1982年第4期，第97—112頁；《回鶻文〈彌勒會見記〉第二幕研究》，載《新疆社會科學》(維文版)1982年第4期，第84—150頁；《哈密本回鶻文〈彌勒會見記〉第三品研究》，載《民族語文》1983年第1期，第50—64頁；《回鶻文大型佛教劇本〈彌勒會見記〉》，載《新疆藝術》(維文版)1984年第4期，第56—66頁；1984年第5期，第30—47頁；《回鶻文〈彌勒會見記〉序章研究》，載《新疆文物》(維文版)1985年第1期，第8—96頁；《回鶻文大型佛教劇本〈彌勒會見記〉》，載《新疆藝術》1985年第1期，第30—36頁；《〈彌勒會見記〉成書年代新考及劇本形式新探》，載曲六乙、李肖冰主編《西域戲劇與戲劇的發生》，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19頁。

　　除上述之外，值得重視的論文尚有季羨林《吐火羅文A中的三十二相》，載《民族語文》1982年第4期，第6—19頁；《吐火羅文和回鶻文本〈彌勒會見記〉性質淺議》，載《北京大學學報》1991年第2期，第64—70頁；沈堯《〈彌勒會見記〉形態分析》，載《戲劇藝術》1990年第2期，第4—12頁；張龍群《哈密本回鶻文〈彌勒會見記〉序章研究》，載《新疆藝術》1995年第2期，第44—47頁，等。這些研究，不僅豐富了我們對《彌勒會見記》這一文獻本身及其在維吾爾族與中國文化史中地位的認識。

　　繼馮家昇先生之后，耿世民成為我國研究回鶻文文獻的主將，發表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除上文提到的他對哈密本回鶻文《彌勒會見記》、吐魯番本《玄奘傳》的研究之外，他還研究了敦煌出土的《八十華嚴》（《回鶻文〈八十華嚴〉殘經研究》,載《民族語文》1986年第3期,第59—65頁；《甘肅省博物館藏回鶻文〈八十華嚴〉殘經研究》(一),載《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3期,第68—77頁；《甘肅省博物館藏回鶻文〈八十華嚴〉殘經研究》(二),載《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6年第2期,第86—90頁）、《阿毗達磨俱舍論》（《回鶻文〈阿毗達磨俱舍論〉殘卷研究》(一),載《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4期,第86—90頁；《回鶻文〈阿毗達磨俱舍論〉殘卷研究》(二),載《民族語文》1987年第1期,第56—61頁）、吐魯番發現的《土都木薩里修寺碑》（《回鶻文〈土都木薩里修寺碑〉考釋》,載《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第77—83頁）、酒泉文殊溝發現的《重修文殊寺碑》（《元回鶻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釋》,載《考古學報》1980年第2期,第253-264頁）、酒泉東關發現的《金光明最勝王經》（《回鶻文〈金光明最勝王經〉第六卷四天王護國品研究》,載《中央民族學院學報》(語言文學增刊3),1986年，第95—101、123頁；《回鶻文〈金光明最勝王經〉第九卷長者流水品研究》,載《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第2輯,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7—54頁）和吐魯番出土的《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種禮贊經》（載《回鶻文〈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種禮贊經〉殘卷研究》,載《民族語文》1990年第3期,第26—31頁）等。耿先生所研究的文獻，除《金光明最勝王經》外，都收藏于國內，由他首次譯釋、研究、刊布，極大地促進了世界突厥學界對回鶻文文獻進行全面研究的工作。

　　《金光明最勝王經》是《彌勒會見記》之外的另一部篇幅巨大的回鶻文古文獻，系據義凈譯本轉譯而成。現存寫本六種，刻本一種，計有400多葉，大多見藏于圣彼得堡和柏林，其中的刻本保存完好，字跡清楚，成為我國及國際回鶻文研究中的一個重點。斯拉菲爾·玉素甫與克由木·霍加合著有《回鶻文〈金光明最勝王經〉片斷》（載《源泉》(維文)1980年第2期,第359—372頁）；卡哈爾·巴拉特與迪麗達爾·買買提敏合著《回鶻文〈金光明最勝王經〉序品》（載《新疆社會科學》（維文）1984年第1期，第71—114頁）、李經緯發表《回鶻文〈金光明最勝王經〉序品(片斷)譯釋》（載《喀什師范學院學報》1987年第4期，第48—60頁）；1988年至1990年間，張鐵山分別發表了他對回鶻文《金光明最勝王經》第四卷第六、七、八品的研究(分別載《喀什師范學院學報》1990年第1期，第68—76頁；1988年第5期，第55—65、48頁；《新疆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第97—109頁)；周北川發表該經第七卷第十四品(載《新疆大學學報》1995年第2期，第85—90頁)。最近，艾爾肯·伊明尼牙孜·庫吐魯克又發表了《回鶻文與〈金光明經〉》（載《中國少數民族古籍論》，成都：巴蜀書社，1997年，第185—193頁）。

　　《阿毗達磨俱舍論》現存寫本僅一件，但散藏于瑞典、日本和國內各收藏單位。甘肅省博物館所藏已由耿世民在前揭論文中發表。敦煌研究院藏的一葉似與之同屬一寫本的文獻，已由楊富學、牛汝極在《敦煌研究院藏的一頁回鶻文殘卷》（載《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第33—36頁）一文中發表。北京圖書館藏有一葉，見刊于張鐵山、王梅堂《北京圖書館藏回鶻文〈阿毗達磨俱舍論〉殘卷》（載《民族語文》1994年第2期，第63—70、7頁）一文。

　　此外，北京圖書館所藏的《雜阿含經》、《增壹阿含經》也都由張鐵山研究刊布（分別載《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紀念文集》，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96年，第348—355頁；《民族語文》1997年第2期，第28—33頁）。

　　除了上述研究成果較為集中的文獻外，分散研究其他回鶻文佛典的成果還有很多，茲不一一列舉。

　　在9-13世紀回鶻佛教興盛的時代，信徒們大興土木，修建寺院，開鑿洞窟，妝鑾佛像，彩繪壁畫，蔚為大觀。作為高昌回鶻王國的首都，吐魯番一帶佛教非常興盛，伯孜克里克千佛洞至今還留存著相當豐富的回鶻壁畫，其藝術特色，在賈應逸《高昌回鶻壁畫藝術特色》（載《新疆藝術》1989年第1期，第43—48頁）和任道斌《關于高昌回鶻的繪畫及其特點》（載《新美術》1991年第3期，第31—40頁）二文中有著精辟的論述。楊富學、趙崇民則撰文探討了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內容最為豐富的第20窟的壁畫與榜題（載《新疆藝術》1992年第6期，第51—56頁）。

　　吐魯番以北的北庭是高昌回鶻王國的夏都，這里的回鶻佛寺遺址中也存留有與伯孜克里克藝術風格一致的佛教壁畫。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的《北庭高昌回鶻佛寺遺址》（沈陽：遼寧美術出版社，1990年）、《北庭高昌回鶻佛寺壁畫》（遼寧美術出版社，1990年）、《新疆吉木薩爾高昌回鶻佛寺遺址》（載《考古》1987年第7期，第618—623頁）以及古麗比亞、柴劍虹所著《北庭高昌回鶻佛寺爭分舍利圖試析》（《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紀念文集》，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96年，第167—172頁）從佛寺考古、藝術風格和壁畫內容諸方面對該遺址的回鶻佛畫進行了論述。

　　敦煌的回鶻佛畫近來也引起了國內外學界的重視，劉玉權發表了《關于沙州回鶻洞窟的劃分》（載《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國際討論會文集·石窟考古編》，遼寧美術出版社，1990年，第1-29頁）和《沙州回鶻洞窟的藝術》（載《中國石窟·安西榆林窟》，東京：平凡社，1990年，第240—253頁）二文。前者將沙州回鶻洞窟劃分為前后二期，楊富學在《論沙州回鶻王國》（英文）（載《中亞雜志》，1994年第38卷第1期，第80—107頁）中提出了不同的見解。牛汝極、楊富學還曾撰文《敦煌回鶻文書法藝術》（載《敦煌吐魯番研究論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517—531頁）探討回鶻書法與佛教的密切關系。

　　由于漢文史籍對回鶻佛教的記載甚為零散，故學界對回鶻佛教史的研究著力不多。耿世民在《古代新疆和突厥、回鶻人的佛教》（載《世界宗教研究》1980年第2期，第78—81頁）、劉元春在《古代維吾爾族佛教信仰的歷史概況》（載《佛學研究》創刊號，1992年，第120—124頁）中對佛教在回鶻中的流播情況作了簡要論述。孟凡人之《略論高昌回鶻的佛教》（載《新疆社會科學》1982年第1期，第58—74頁）分析了回鶻佛教的文化遺跡、經典留存情況、基本體系與特色。楊富學《佛教在回鶻中的傳播》（《慶祝潘石禪先生九秩華誕敦煌學特刊》，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325—351頁）則全面敘述了佛教與回鶻的最初接觸、盛行直到衰亡的歷史。佛教的流行，造就了回鶻譯經大師的出現。10世紀左右的回鶻勝光法師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耿世民曾撰文《古代維吾爾族翻譯家僧古薩里》（載《圖書評介》1978年第2期，第29—34頁）講述該法師的重要貢獻。后來他又撰成《回鶻文〈玄奘傳〉及其譯者勝光法師》（載《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0年第6期，第66—70頁）對以前的研究作了補正。近期，張羽新又撰《元代的維吾爾族喇嘛僧》（載《中國藏學》1996年第2期，第50—59頁），以漢文史料的記載為依據，研究了元代回鶻佛教高僧與蒙古宮廷和西藏佛教界間的密切關系。

　　最后，應予提及的是近期出版的幾部專門研究回鶻佛教或與之密切相關的專著。其一是耿世民撰寫的《敦煌突厥回鶻文書導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年），該書分突厥回鶻歷史概述、新疆和敦煌古代語文的發現和研究、古代突厥文、回鶻文四個章節對古代回鶻文文書作了全面介紹，佛教文獻更是其中的重點。接著，楊富學、牛汝極出版《沙州回鶻及其文獻》（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年），將敦煌出土的包括佛教典籍在內的早期回鶻文文獻全部譯為漢語，并對沙州回鶻的佛教進行鉤沉。兩年后，楊富學又出版《西域敦煌宗教論稿》（甘肅文化出版社，1998年）一書，在收錄的21篇論文中，近三分之一都與回鶻佛教有關。楊富學還于同年出版了系統研究回鶻佛教的專門著作《回鶻之佛教》（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該書分為六章，對回鶻佛教的傳播歷史及其與周邊民族之關系、譯經情況、功德思想、寺院的興建、寺院經濟及佛教對回鶻文明的影響等問題作了比較全面和系統的探索，同時也是對一個世紀來回鶻佛教研究成果的一次總結。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我國對回鶻佛教的研究盡管起步較晚，但成就卻是很大的，尤其是近20年間涌現出來的成果更是目不暇接，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重視，其前景令人振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