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句話出自陳寅恪先生三十年代寫的詩。題為閱報戲作二絕，恐怕早為大家所熟悉，并得以深刻體會。陳先生以罕有的史識，發乎詩筆，道出千古真諦。自然引發出時代與歷史有的共鳴。大家知道，陳先生所論大都公允當，而戲作之詞，卻又似為偏論，其中深意，只有備嘗艱苦，閱盡春秋方可得知。

　　然而，要真正理解陳先生這句簡單明白的詩句涵意，卻并非易事。因為陳先生所指的文人，并非知文知學之人，自由也不是指衣食足、行動備的自由，均具有另一種標格，那么陳先生所指的文人又是什么？我們只有從他的詩中去素解。

　　我認為，久負盛名的《王觀堂先生挽詞》序，正是這一概念的具體闡述：“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 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為文化所化，尤其為民族文化所化，亦可謂文人，文人應該是文化精神的寄托和延伸。王國維，正是陳先生心目中的文人，因為王國維不僅有著繼絕學的天資，而且沉思于中國文化的繼承與發展，世界的巨變與文化 的走勢，最終以絕望之心，走上沉湖之路。

　　“為文化所化之人”為什么在文化值衰落之時，必感苦痛？這正是陳先生認定為文人的標準，亦即不苦痛之人必非真正的文人。有思想便有苦痛，有理想更有痛苦，有文化上之理想而不能實現，或不可實現，實為文化所化者之最大苦痛。一個劇變的時代，繼絕學、存絕世乃是文人之責，以一人或數人之身，卻肩負文化興衰之命，其苦痛難以堅持，故不得不以一死驚天下，讓天下有學之人，紹而述之，念而學之。此陳先生所道之王國維死因。幾十年來，論王先生死因甚多，獨以陳先生此論為學界所接受，這正是他挽詞中所說相符“神州文化喪一身”。

　　陳先生自己雖未道為文人，而實際上同以文人自居，并身體力行，雖以 目臏腿之苦，而發為詩史，寄托比興，期待解人。陳先生以絕學之姿，再一次充實了“文人”的真正涵義，他以他的學術和人格，塑造了二十世紀的真正的“文人之魂”。

　　真正的文人之不出世，真正的文人難以入世，他觀古今之變，知中外之情，只有托諸著作，在渾然天地間尋找對話與知音，在現實與未來中尋找認同。然而，這種遺世而獨立之姿，又何從落地生根？“真信人間不自由”（戊寅蒙自七夕）這種不自由的呼喊，正是上文作為文人的不自由，兩處合觀，即可得出世界上最不自由的是現世的文人。這種吶喊，恐怕是二十世紀文人最堅強、最有力的吶喊，也是最明白、最深厚的表白。這便是陳先生作為文人的最直接表述。他的這一表述是具有如此的概括力和歷史感。似乎是在為千古文人而吶喊，為中外文人而呼號。然而，文人真的能自由嗎？期待自由的文人能不痛苦嗎？

　　那么文人之義諦何在？試以王國維、陳寅恪解之，我認為，文人之義有三層：

　　第一層，為有學有識之人，亦可謂之學人。他們本以求真為目的，講學為手段。他們所學多關乎文史，唯文史一途，素號博大精神，學人必先通文史，必先識義理。且有卓? 之識，洞明之見，條貫古今，成一家之言者。亦可謂學人之始在知，知之對象或范圍在史。識史之目的在辨真。

　　然此可謂學人，不可為文人，文人之第二層次有真性情，人既以求學為生，又以講學著述為務，然要證成文人，不可無真性情、真信仰，這種信賴既發乎天意，又關乎后修。如果沒有學識，二有真性情，自不可謂之文人，明學識而 無真性情，亦不可謂之學人，更不可謂之文人。歸依文化，信仰真理，矢志不回，不謀私利，不取小名，可謂有性情。

　　文人之出世，必謂有學識之士，秉世之情為文化所化，肩負神州之真諦，抉擇華夏之途數。然而思有以為之，并圖以應有之方式，教而化之，斯可謂之真文人。

　　辨文人之術有亦有三：其一不順從，不依違，不以不世之才學去依違世事，順從安排，“獨立之精神”是其立志之根本。于真正之文人，世本不可從，亦無可從。雖有學之士從之，則必非文人。其二，以小見大，立論高遠。如前所言，文人本擅言學，學識超群，非游說無根之輩，然發言立行，借學以明之，或史學、或佛學、或哲學，無不成其立論之外框，談學之所資。如陳先生，談學至廣至寬，為文至樸至實，而吟詩至婉至美，是固知學以明事，文以道言。然此，或目真文人為史學家、學問家，實買櫝而還珠，得象而忘言也。

　　識其為文人者，其切要在于以文化為一生之大計。而時時切切倡之導之，此所謂化之于人身，所以發乎外必以文化倡之，其取其舍，歷一時之艱苦而不改，遭一生困苦而不棄。與逢時吶喊，口出即忘之徒不可道理計。

　　以此觀之，則文人之難為，亦知文人之不出世，更知“文人”之非浪稱。不然，何來最不自由乎？文人之不自由，固其然也。常人之稱文人，固當有所諱乎？稱學人則可，稱文人亦匪易，而得其實者，則非自封可知。

　　文人不出世，所以前世之已逝者，必成后世文人之“魂”，讀其書，見其為人，知其言，冀圖有以用之。王國維、陳寅恪之于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成文人之楷模，學術之精魂也。后之繼起者，非止學邁前賢，其知世之深，言學之精，論道之遠，無不高遠，此陳先生以文人而道文人，固謂王先生之逝，乃神州文化喪一身，王先生之亡，乃苦痛之愈甚。

　　而比觀陳先生之苦痛，較之王國維亦更有甚：雖? 目病軀，而草擬《柳如是別傳》達百余萬言。借女學以言古學，而 之一生撰述亦可貫以女學為中心，世固言陳先生拘于女學，何其偏也。

　　陳先生曾有一首詩《題贈冼玉清教授修史圖》，其上半闋是這樣的：

?????? 流輩爭推續史功，文章羞與俗雷同。
?????? 若將女學方禪學，此是曹溪嶺外宗。

　　曹溪一宗，世為所知，嶺外廣大，禪化神州，固有已也。 女學之稱，此獨見于陳先生者，“著書唯剩頌紅裝”

　　陳先生之“文人觀”，是不是古代儒家所倡之“圣人”有一同之處。這其實不用索解。從他深嘆“不自由”既可獲得的解？

　　為什么陳先生會深嘆“最是文人不自由”？再嘆“真信人間不自由”？而陳先生期待的“文人自由”又是什么？

　　眾人皆知，陳先生一生，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王國維紀念碑銘）為圭皋，而“讀書不肯為人忙???? ”并自奉為“平生所學寧堪贈 ，獨此區區是秘方”（《1929年北大學院己巳級史學系畢業贈言》）

　　這種“不肯為人忙”，說來輕巧，實踐卻太難、太難。這不僅是他能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最好辦法。也是他吸取古今中外于一體的有效途徑。值得注意的是，陳先生向則畢業的史學系學生特贈“讀書不肯為人忙”的秘方，正表達了他對后世文人成長的期待。然而，在陳門諸弟子中，能得其文人之思，不肯為人忙得又有幾人？能不為人所忙的又有怎人能為？

　　最近，我們讀到了陳先生的弟子之一周一良先生的回憶錄——《畢竟是書生》，這位可以說直接出自陳門，而且又得自陳學許多的學者，從其一生的 行蹤看，幾乎都是為人忙了。以周先生之資，他有足夠的能力知道并了解陳先生的學問與精神，但卻未能履行陳先生的贈言。這是為什么？我想不用我來作答。

　　周先生是我素以欽佩的學者，他的著作可以說是精神與條理十分難得的 作品，說實在的，十多年來，北大教授中，周先生是我心儀最久的一位。但我也知道，周先生一生則頗費周折，他的幾次順從，給他帶來的不僅是個人學問上的損失，更主要的是生命與精神的損耗 。然而，一切的順從所帶給他的還有一直到今天才有機會辨白敘明的委屈，但當人們明白了這一些，而寶貴的年華又向誰追討？

　　更仔細一想，周先生固然兩次“服從”都沒有體現出“獨立之精神”，然而，在那個時代，又有誰能真正獨立？這也是周先生之所以只能成為學人而無法歸為陳先生所期待的“文人”。然好在歷史就象潮漲潮落一樣，喧鬧并不是永遠的場景， 周先生總算有緣于八十年代歸隊治學了。但這一切，與陳先生所期待的，周先生所臻達的相差又何止道理計？

　　當然，我們也不能把周先生等學人沒能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視為這些學人的自瀆，這正是陳先生所感嘆的“最是文人不自由”的注腳。

　　這里，更反射出一個對“文人”的認同。作為學人，尤其象陳先生這樣的一代學人，他們把“文人”這頂帽子看得很高、很重，而恰恰相反，在一些沒有文化品位的人的眼里，則把文人這個圈子劃得很大很寬。為什么？因為他們知道，文人是不可駕御的一類，而被駕御了的人則不可能真正成為“文人”。因此，象周先生這一代學人，就被“時代”“歷史”所駕御了，甚至于沒有愿與不愿的選擇，也沒有行與不行的討論。一切服從了不僅是沒有獨立，而且沒有價值，相反只是作為工具與喇叭的奴隸，并最終承受著歷史的煎熬！

　　其實，周先生又何嘗不想成為能“以獨立之精神”、去發揮“自由之思想 ”的文人學者？但這種自由的獲得又是何其艱，沒有極大的勇氣，深厚的積累，又何從去面對來自一個時代、一種制度、一個社會的壓力？更何況當歷史的表象并未呈現出其本身，而作為學人的自我也未能真正參透社會的主機，那么，這種獨立的可能與需要又是那么的難以實現！

　　所以王國維先生最終失敗了，他不得不“文化神州喪一身”，他無法直面他所承受的巨大苦痛，他要塵封他的精神，喚醒那些渾渾噩噩的學人，激發那些滿懷壯志的少年。周先生他們失敗了，他們還沒有進入這種歷史的門口，就再也沒有機緣去“化成天下”，因為他們的“自由之思想”幾乎從來就沒有得以激發出現。因此，獨立之精神也就無從產生。

　　但陳先生是成功的，盡管他再抗爭，他再苦嘆，這與魯迅的孤獨又何嘗不出一轍？他終生賤履著學術與文化的“圣條”，并得以化而成之，以他博大的學術，塑造了一座莊嚴的學術圣殿——一座永遠充滿了啟發與創新、貫穿著文化史核心的學術殿堂和文化靈魂。

　　當然，陳先生對“文人”自由的吶喊，并不止是對現實的批判，更是對文明社會與現代學術的一種期待。他奉思想之自由為真諦，以文化之探討為宗教，對今天、對未來同樣是富于啟發，而且是必須堅持的。但冷觀之下，我們今天的文人又在哪里，而我們又給了他自由嗎？中國現代學術的歷程還很短，但傳統學術的命脈依然是傳承的，然而更確切的講，我們需要真正意義上的文人，沒有文人在進行我們的文化探討，我們就無從回答歷史與現實的要求，而文人的思索如果受到現實的羈絆，那他會重新回歸到歷史的車輪之中。

　　對中華文明的迷蒙，對世界文明的抉擇，我們已思考了近百年，但我們的探索依然不是讓人釋懷。文化的承傳也日漸式微。而這，顯非我們明天所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