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種族（民族）與文化”，陳寅恪發凡創見，論之頗多；而這恰恰也是眾多陳寅恪學術觀點中為研究者們所援引最多者之一。約略而言，陳寅恪“種族（民族）與文化”觀的要義在于，“種族（民族）與文化”是研究中國歷史（中古史）與文化的最要關鍵，而判別“種族（民族）”的標準是“文化”而不是“血統”。

　　在作于1939年冬至1940年[1]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陳寅恪是這樣說的，“全部北朝史中凡關于胡漢之問題，實一胡化漢化之問題，而非胡種漢種之問題。當時之所謂胡人漢人，大抵以胡化漢化而不以胡種漢種為分別，即文化之關系較重，種族之關系較輕，所謂有教無類者也”[2]。1941年，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陳寅恪對其“種族（民族）與文化”觀又加以進一步闡述，“漢人與胡人之分別，在北朝時代文化較血統尤為重要。凡漢化之人即目為漢人，凡胡化之人即目為胡人，其血統如何，在所不論”，“此為北朝漢人、胡人之分別，不論其血統，只視其所受教化為漢抑為胡而定之確證，誠可謂‘有教無類’矣”[3]。同年，在具體考證《魏書》中的江東民族時，他又一次申述此論，“寅恪嘗于拙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詳論北朝漢人與胡人之分別在文化，而不在種族。茲論南朝民族問題，猶斯旨也”[4]。1944年，他又在《元白詩箋證稿》附論《白樂天之先祖及后嗣》中重加申述：“種族之分，多系于其人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人所承之血統”[5]。以上所引，雖然都是就事論事式的論斷，但仍可視為通觀之論。陳寅恪多次說明，“種族與文化”是“治吾國中古史最要關鍵”，“種族及文化二問題”，“實李唐一代史事關鍵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視者也”，比如在研究唐代的藩鎮問題時，“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6]。

　　陳寅恪將“種族與文化”的要義揭橥而出，并身體力行，一一踐履，其開創意義與利用價值，早已是不遑具說，但有兩點是必須指出并加以細微辨別的。

　　其一，陳寅恪論著中所用的“種族”與“民族”，并非嚴格意義上的用法；如果按照嚴格的學術規范來要求，它們在一定程度上都應該換為“民族”。

　　就現代的生物學、民族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成果而言，“種族”（race）屬于生物學、體質人類學上的術語，并且首先是生物學概念[7]，它主要考慮生物學因素而不考慮文化因素，“種族所涉及的是人類種群（human population）對于自然生態環境的適應關系，它主要是自然科學，特別是生物科學研究的對象”[8]，它指的是“基于共同血緣的人們的地域群體，這種血緣關系表現在身體外表上有著許多類似的特征”[9]，或“一群在他人看來具有共同的生理特征并在遺傳上截然不同他人的人”[10]，即在體質形態上具有某些共同遺傳特征的人群。而“民族”（ethnicity）屬于文化人類學上的術語，它主要考慮文化因素而不考慮生物學因素，民族“所涉及的則是人類的社會文化群體（ethnicgroup）與生態環境（包括自然生態和文化生態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它主要是社會科學，特別是行為科學研究的對象”[11]。斯大林曾經給民族下過一個經典的定義，“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12]；新近的研究認為，“凡是居住在一定地域內、相互有切實的經濟聯系，操同一種彼此能理解的語言，通常在其整個歷史進程中保留著一定的文化特點，意識到自己屬于一個獨立社會群體的人們所組成的共同體，就叫作民族共同體”[13]，加入了一個民族認同意識。顯然，二者的差別是涇渭分明的，純粹科學上的區分也是頗為嚴格的；所以，二者是不可混淆的，也是不可混用的。

　　因此，更確切地說，陳寅恪所用的“種族”實際上相當于“民族”，即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民族。如在《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杰”》（1951年）一文中，他用的是“敕勒種族”[14]，而此處的“敕勒種族”實際上指的只是“敕勒民族”；因為敕勒并不能構成一個“種族”，它只是中國北方的一個“民族”，北方稱之為“敕勒”，諸夏稱之為“高車”[15]。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1932年）中，陳寅恪用的是“華夏民族”[16]，“故二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云云；在作于1942年的《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續稿序》里，陳寅恪用的也是“華夏民族”，“使弘宣我華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師太學”[17]；在作于解放后（1954年至1964年）的《柳如是別傳》里，陳寅恪用的也是“民族”，如“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8]。這才是科學意義上的用法。

　　遺憾的是，研究者在引用陳寅恪的這些論斷時，并沒有對此稍加注意，也沒有加以細致辨別，往往是單純的“拿來主義”。

　　話也說回來，陳寅恪混用“種族”和“民族”，是受其時代環境所局限的。在中國古代漢語里，并沒有“民族”一詞，而用“民族”來表示穩定的民族共同體，已經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事，當時從日文中引進了“民族”一詞。因為當時的民族學、人類學尚屬草創階段，故而“民族”一詞的用法極為混亂，在很多場合，“民族”一詞都是與“種族”一詞混用的（直到目前，各家在使用這個詞的時候，含義也不盡相同）[19]。以上所引陳寅恪的論述，其時代為本世紀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誠如潘光旦所言，在本世紀的上半葉，有三個名詞是很容易混淆的，一是國家，二是種族，三是民族。“國家”和“民族”，西文里都或作nation；而“民族”之所以容易和“種族”相混淆，是“因為一個民族總有它的種族的成分，一個民族大抵由多個種族結合而成”[20]。混用的例證可以說是舉不勝舉，如柳詒徵在其名作《中國文化史》中即誤用“種族”和“民族”，“第二，則種族之復雜，至可驚異也。今之中國，號稱五族共和，其實尚有苗、徭、僮、蠻諸種，不止五族。其族之最大者，世稱漢族。稽之史策，其血統之混雜，決非一單純種族”[21]。柳詒徵在這里所列舉的，其實都是一個又一個的民族，在種族上都是蒙古人種或黃色人種，何來“種族之復雜”一說，何來“決非一單純種族”一說？甚至在堂堂正正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里，也誤用“種族”，如第五條，“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22]。

　　其二，至于民族的判別標準，根據學者們的研究，可以根據一個民族的語言、形成和分布地域、內部經濟聯系、文化特點等來判別民族；而文化特點在進行民族判別和研究時尤其重要，“特別是文化特點，對于分析每個民族都十分重要”，“文化特點可以毫無例外地作為任何民族區別于其他民族的主要標志”[23]。一個民族的文化特點，應該被“看作是歷史上形成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傳統生活特點的總和”[24]，“即每個民族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并能代代相傳的文化特點。這些相互聯系的文化特點的總和便構成民族學中所說的‘民族傳統’”，而“民族傳統一經形成便具有很大的穩定性”[25]。費孝通進而將民族認同意識作為民族這個人們共同體的主要的心理特征[26]，而民族認同意識是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由此可見，陳寅恪所提出的以文化來判別民族，與現代人類學、民族學的研究是相吻合的，二者不謀而合，也因此而說明陳寅恪在研究歷史時是深具遠見卓識的。

　　文化，它直接關涉到一個民族的存亡，“如果一個民族喪失其文化特點，它就不可能作為一個單獨民族而存在”[27]。正因民族與文化的關系是如此之深，所以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不可不認同中華文化，不可不研究中華文化，不可不弘揚中華文化。陳寅恪一生，孜孜以求的都在于中華文化的賡續與弘揚，一如他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1934年）中所說，希冀“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他一生殷勤著書立說，無非冀此“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28]。論者于此闡述與發揮的很多，且因其不在本文論述的范圍之內，故而行文到此為止。

注釋：

[1]凡本文所列陳寅恪論著的撰寫時間，均采自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以下不再單獨說明。

[2]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0頁。

[3]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6、17頁。

[4]陳寅恪：《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06頁。

[5]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一版，第308頁。

[6]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第1、26頁。

[7]（美）H·J·德伯里著，王民等譯：《人文地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115頁。

[8]林耀華主編：《民族學通論》，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0年，第56頁。

[9]（蘇）尼·切博克薩羅夫、伊·切博克薩羅娃著，趙俊智、金天明譯：《民族·種族·文化》，東方出版社，1989年，第110頁。

[10]（美）戴維·波普諾著，劉云德、王戈譯：《社會學》，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5頁。

[11]林耀華主編：《民族學通論》，第56頁。

[12]《斯大林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4頁。

[13]《民族·種族·文化》，第31頁。

[14]陳寅恪：《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杰”》，《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2頁。

[15]段連勤：《丁零、高車與鐵勒》，上海人出版社，1988年，第24頁。

[16]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51頁。

[17]陳寅恪：《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續稿序》，《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30～231頁。

[18]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頁。

[19]《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民族”條，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第302頁。

[20]潘光旦：《中國人的特性》，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45頁。

[21]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上卷，“緒論”，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88年，第3頁。據此書《弁言》記載，《中國文化史》作于1947年以前。

[22]轉引自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下卷，第827頁。

[23]《民族·種族·文化》，第24～25頁。

[24]《民族·種族·文化》，第22頁。

[25]《民族·種族·文化》，第22頁。

[26]費孝通：《我的民族研究經歷和思考》，《新華文摘》1997年第6期（原載《北京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

[27]《民族·種族·文化》，第23頁。

[28]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19頁。

1998．10．26～27于上海

原載《歷史研究》（北京）2000年第1期，第186—188頁。